黄克缵（1550年-1634年），字绍夫，号钟梅，明朝大臣。民间称“黄五部”。福建晋江梅林（石狮市永宁镇梅林村）人。

黄克缵（1550年—1634年），字绍夫，号钟梅，明朝大臣。民间称其为“黄五部”。福建晋江梅林（今石狮市永宁镇梅林村）人。自小聪明机智，胆识过人。万历八年进士，曾两度出任兵部尚书。初任寿州知州，后入为刑部员外郎。累官山东左布政使，就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请停矿税，论劾税使陈增、马堂，惠政甚著。屡以平盗功，加至兵部尚书。四十年以故官参赞南京机务，为御史李若星、魏云中所劾，还家候命。居三年，始履任。四十四年冬宫中隆德殿遭火灾，克缵抓住时机，上疏力陈弊政。四十七年理京营戎政，后改刑部尚书。四十八年受神宗顾命，褒为“安邦固本大臣”。天启元年冬加太子太保，越年再次出任兵部尚书。天启四年十二月为工部尚书。时与东林党人不和，被魏忠贤看成同党，但后来与魏也不和，辞职回家。崇祯七年（1634）于家中去世，谥襄惠。著有《数马集》、《疏治黄河全书》等。

黄克缵生于明嘉靖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550年）。自小聪明机智，胆识过人。嘉靖四十年，倭寇入侵永宁，兄被逮，克缵时十余岁，“慷慨对贼，愿请代兄死，贼奇而释之”。

万历四年（1576年），克缵乡试中举，万历八年成进士。初任寿州知州，后擢刑部员外郎，出知赣州府，累官山东左布政使。

万历二十九年，升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日本攻陷朝鲜时，山东守臣议增兵，令六郡百姓捐军饷45万两，罢兵后仍年征26万两，百姓不堪重负，克缵奏请罢之。境内济宁、金乡沿河15州县发生水灾，克缵请折漕栗粟救济灾民。由于黄河堤决，河道北徙，济宁及鱼台、单县民田淹没无数，年赋十万两银无法缴交。克缵曲加谋划，用其他财赋充填，减轻百姓负担。明神宗为修建遭火焚毁的乾清、坤宁二宫及皇极三殿，加紧向地方派款。其中尤以矿税为最，大批内监四出坐索收税，搜刮盘剥，搅得民不卿生。克缵明察暗访，掌握确凿罪证，上疏论劾山东税使陈增贪赃枉法，其爪牙杀人劫财，奸污妇女，以及临清税使马堂每年课征16万两白银，实际上缴内廷不及半数，余者中饱私囊等贪赃枉法罪行，请求给予惩办。同时建议将所没收的赃款，用以修理黄河堤岸。疏上，不报。灾后，山东连年歉收，税收却依旧催科。克缵力为调剂，与民裁阔狭，蠲烦苛，惠政甚著。后因多次平盗，功擢升兵部尚书。

万历四十年，诏以故官参赞南京机务。因遭御史李若星、魏云中无端弹劾，遂归家候命，居3年，才正式上任。

万历四十四年冬，宫中隆德殿遭火灾。克缵抓住时机，上疏力陈弊政，痛述20年来，税使四出，搜刮民财，百姓为缴纳捐税，卖妻鬻儿，而宫中大兴土木，奢华挥霍，耗尽民间膏血；守卫边疆的战士，却饿着肚子上阵，月粮积欠数百万。同时陈诉由于连年灾荒，有的地方已经到了父食其子，妻食其夫的惨境，切望神宗皇帝“大悔前愆，一更旧辙，收罗人才，以济时艰，罢税停织（捐），与民休息，大涣居积，以安边疆”。疏上，又不报。

万历四十七年，召克缵理京营戎政，后改刑部尚书。

万历四十八年，受神宗顾命，褒为“安邦固本大臣”。不久，复受光宗顾命。

天启元年（1621年）冬，加太子太保，越年，再次出任兵部尚书。其时，朝廷正为“三案”（万历四十三年谋杀太子的“梃击案”、光宗致死的“红丸案”和光宗死的“移宫案”）纷争，两派每每为各自利益，互相攻讦。克缵则执意持平居中，两不依附，常常弄得两头挨骂。有时甚至连卷入派系斗争的熹宗亦感不悦，但他认为“受职自有定分，名节千古不磨”，还是坚持自己的见解。后以病请归，诏加太子太傅。

天启四年十二月，召克缵为工部尚书。其时宦官魏忠贤权倾朝野，炙手可热，又值朝中重建3殿。克缵裁魏珰紫阶石费30万两，珰又取南畿旧殿废铜。克缵曰：“留都定鼎之所，谁敢萌不臣之心迁其重器者？”声色俱厉。魏珰益怒，遂引疾归。3殿建成后，加封太子太师，克缵不受。

崇祯元年（1628年），魏党垮台后，起南京吏部尚书，不就，复遣官存问。

崇祯七年（1634年）于家中去世，谥襄惠。墓葬南安二十三都上坝山。

黄克缵当时造炮，还是有相当影响的。例如，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户科给事中应震就上疏说过：“戎政尚书黄克缵业捐多金，购闽人之善造者十数人辈至京，同泰宁侯造炮于京营，已造成大炮一位，铜重三千斤。”（程开佑:《筹辽硕画》卷三十八）

天启元年（1621年）四月黄克缵的奏折就叙述过相关情况：“臣任协理戎政时，曾募能铸吕宋大铜炮匠人来京，铸完大炮二十八位，遣援辽宁备黄调焕，同壮士陈有功、顾应泰等三十人，解去辽阳七位。其一位重三千余斤，为李秉诚请去，奉集一发，击毙建夷七百余人，将官二人。此道臣高出之所目击。其余重二千余斤，及一千斤者，分守辽阳山东，闻再发击毙建夷二千余人。此袁经略之所面赏。今三炮一埋地中，其二击破，惟有四号者三位，为建夷所得，然彼亦不能用也。所遣三十人，初以为尽于辽矣，今尚存二十六人在宁前，真壮士也。戎政府中尚有大炮十七位，大佛郎机十二位，若募百人演习而善用，当可当浙川兵一二万人。此则神器所当急演者也”（《明熹宗实录》卷9，天启元年四月）

按奏折所说，黄克缵铸了大炮28门，参加辽阳之战7门，包括一门最重的3000斤的大炮。其余重2000斤和1000斤的分守辽阳山东。辽阳之战中3门大炮被敌人缴获，但敌人不会用。黄调焕率领的30位炮手，尚存26人。比照墓志铭，略有差异，这是正常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只说击毙“将官二人”，墓志铭则多告诉了我们这两位将官的名字：“火狐狸与哈赤侄。”

黄克缵制造的吕宋大铜炮，其质量还不大可靠，经常炸膛。台湾学者黄一农先生认为：“惟在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的辽沈之役中，在辽阳之战中，明军凭借这些火器仍无法与金军抗衡，即使是新型的‘吕宋大铜炮’也因铸造不精，导致连发过热，无法再装药发射，敌兵因此蜂拥过濠而陷城，并掳获3门四号炮（应为千斤以下）。”（黄一农《红夷大炮与皇太极创立的八旗汉军》）

2004年，石狮市博物馆从民间收集到一块明代兵部尚书黄克缵为其堂兄黄克立撰写的墓志铭。其中关键的是这一段：

“余（指黄克缵）为戎政兵部尚书，值建贼（指努尔哈赤）攻辽阳，京师大震，余命兄（指黄克立）孙（黄）调焕募同安（指泉州府同安县）善铸吕宋炮（即红夷大炮）者十四人，携之入京。铸三十门而上疏解其六于辽，令焕（指黄调焕）为守备，将南京所携工用炮者三十人与之偕。内一炮重三千斤，为参将李秉诚取守奉集堡。夷将火狐狸将二万人来攻城，炮一发击死贼八百人，歼其二将，乃火狐狸与哈赤侄也……”

根据墓志铭记载：1621年，也就是努尔哈赤攻辽阳的时候，时任兵部尚书的黄克缵委托侄孙黄调焕，从泉州同安招募善铸吕宋炮的14名匠人入京，铸炮30门，其中6门参加了辽阳战役。黄调焕并率南京30名炮手一起参战。其中一门3000斤重的大炮，被李秉诚拿去守奉集堡。夷将火狐狸率领二万人来攻城，大炮每发都要击死800人，并击毙火狐狸和努尔哈赤的侄儿两名敌将。

克缵留下的著述有《数马集》、《杞忧疏稿》、《性理集解》、《百氏绳愆》、《春秋辑要》和《古今疏治黄河全书》4卷。

闽南特殊的地理位置、丰厚的人文背景和闽南人坎坷的人生遭遇，从而造就了学习西人长技的智慧。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的“吕宋惨案”发生之后（西班牙人占领马尼拉后，用大炮杀害四万名马尼拉的闽南人），死里逃生的马尼拉闽南人亲眼目睹了西方先进的大炮与技术比中国的大刀、长矛更占优势。他们已经深深懂得只有学西人之长技，才能有效阻止这种惨绝人寰的悲剧再次发生！这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派生出来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

相较于中国其他地区，闽南与菲律宾的往来既多且早。早在万历二年（1574年）追剿海贼林凤的事件中，双方官府即有所接触。其时，西班牙人初占菲岛，物资供应颇赖每年来航的中国商船，而所载去的货物当中，除生活用品外，还包括火药和铁弹等军备物资，以及制造铜炮和弹药的原料。

万历年间，马尼拉的闽南人也一直维持在数千至三四万之多，此一频繁的交往提供了“吕宋大铜炮”铸法传华的绝佳条件。吕宋岛惨案之后，马尼拉的闽南人惊魂甫定，决意“卧薪尝胆”，“学西人之长技以制夷。”勤奋好学而又智慧的闽南人不仅学习西班牙人铸造火炮的工艺流程，而且还研究、发明将中国先进的熔铁工艺与西人的铸铜技术相融合。巧妙地铸造出数千斤重铜铁炮管的新式红夷大炮。不仅如此，这些闽南人还利用铸炮以后的试炮机会，偷偷学得西班牙人使用火炮的技术，从大炮的测距、瞄准、调整仰角，装填火药乃至最后的发射要领。这种新式红夷大炮告别了中国传统火炮的“受药不多，放弹不远，不迅不直”等缺陷，成为“无敌天下之神物！”并用此技术为国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