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书》为道家黄老学派典籍的总称，
黄老学派为道家黄帝之言与老学的合称。在春秋战国与汉朝初年，人们一般都说“黄老之学”，到了汉末魏晋这才有了老庄并称，进入了庄子之名最显的魏晋玄学时代。
作品名录
概观
先秦时期经过稷下道家的发展，黄老学著作甚多，仅据各种典籍记载的黄帝书就有：
《
黄帝四经》，包含《经法》《十大经》《称》《道原》，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
《
黄帝问玄女兵法》，此书相传为黄帝或玄女所著，由清人
洪颐煊编辑整理。
《
黄帝阴符经》，据说是唐朝著名道士
李筌在河南省境内的登封嵩山少室虎口岩石壁中发现的，此后才传抄流行于世。
还有《坟》《归藏》《黄帝君臣》《杂黄帝》《力牧》《黄帝泰素》《黄帝说》《黄帝十六篇》《鬼容区》《盘盂篇》《黄帝杂子气》《黄帝五家历》《黄帝阴阳》《黄帝诸子论阴阳》《黄帝长柳占梦》《外经》《脉经》《泰始黄帝扁鹊俞木付方》《神农黄帝食禁》《天老杂子阴阳》《黄帝三王养阳方》《黄帝杂子步引》《黄帝岐伯按摩》《黄帝杂子19家方》《黄帝杂子芝菌》《难经》等等。
稷下道家把黄老思想发展到涉及当时诸多学科领域。然而在汉朝独尊儒术时期的班固并不喜欢，但又绕不过那个在汉初与儒家争雄占统治地位的“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黄老道家，在《汉书·艺文志》中他把黄帝书分散在了各家中，并把黄老之学从诸家学派第一，降到“可观者九家”中最后一名，仅在小说家之上，并把道家的另一支列在儒家之后位列第二。虽然黄老道家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所以呈现出了一种斑驳芜杂的特点被称为杂家，但事实上，黄老道家对诸子百家思想，无一不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干的。
其他史料记载
《六韬·文韬·兵道》：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几于神。”
《文子·符言》：道曰：“芒芒昧昧，从天之威，与天同气。”
《文子·上仁》：道之言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天同炁。”
《吕氏春秋·应同》：黄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
《淮南子·缪称训》：黄帝曰：“芒芒昧昧，从天之道，与元同气。”
《吕氏春秋·去私》：黄帝言曰：“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
《吕氏春秋·圜道》：黄帝曰：“帝无常处也，有处者乃无处也。”
《吕氏春秋·遇合》：故嫫母执乎黄帝，黄帝曰：“厉女德而弗忘，与女正而弗衰，虽恶奚伤？”
《吕氏春秋·审时》：黄帝曰：“四时之不正也，正五谷而已矣。”
《新书·修政语》：黄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无已，其行无止。”
《韩非子·扬权》：黄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战。下匿其私，用试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
《路史》：天下已治，百令具举，犹且恤然。神花橤形，茹用作戒，于丹书曰：“施舍在心平，不幸乃弗闻过。祸福在所密，存亡在所用。下匿其私，用试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上下一日百战。”
《吕氏春秋·序意》：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
《艺文类聚》卷九十九引《春秋考异邮》：黄帝将起，有黄雀，赤头，立日旁，帝占曰：“黄者土精，赤者火荧，雀者赏萌，余当立。”
《汉书·胡建传》：《黄帝李法》曰：“壁垒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
《五行大义》：《黄帝兵决》云：“甲子从北斗魁第一星起，顺数至庚午，在第七刚星。至辛未，还从第六星逆数至丙子，又从第一星顺数，尽六甲。”
《开元占经》：《黄帝用兵要法》曰：“沈阴，日月俱无光，昼不见日，夜不见月，星皆有云障之而不雨，此为君臣俱有阴谋，两敌相图谋也。若昼阴夜月出，君谋臣；夜阴昼日出，臣谋群，下逆上。”又曰：“日濛濛无光，士卒内乱。”
《开元占经》：《黄帝占用兵要诀》曰：“沉阴，日月俱无光，昼不见日，夜不见月，星皆有云障之而不雨。此为君臣俱有阴谋，两敌相当，阴相图议也。若昼阴夜月出，君谋臣；夜阴昼日出，臣谋君，下逆上也。”
《开元占经》：《黄帝兵法》曰：“日月晕，仰视之，须臾忽有云气从傍入者，急随云以攻之，大胜。”
《开元占经》：《黄帝兵法》曰：“荧惑出太白之阴，若不有分军，必有他急，分大军也。”
《开元占经》：《黄帝兵法》曰：“太白与辰星俱出东方，西方国大败；俱出西方，东方国大败。若客、主人俱出，军在东方，东方军败；在西方，西方军败；言其表面军也，在表者，不善不获，已军坚守可也。”
《太平御览》卷三百三十八：《黄帝出军决》曰：“牙旗者，将军之精；金鼓者，将军之气，一军之形候也。”
《列子·天瑞》：《黄帝书》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列子·天瑞》：《黄帝书》曰：“形动不生形而生影，声动不生声而生响，无动不生无而生有。”
《列子·天瑞》：黄帝曰：“精神入其门，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列子·力命》：《黄帝之书》云：“至人居若死，动若械。”
《风俗通义·声音》：《黄帝书》：“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
《风俗通义·祀典》：谨按《黄帝书》：“上古之时，有神荼与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有桃树，二人于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害，神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
《晋书·天文志上》：故《黄帝书》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
图书介绍
先秦是道家大发展的时期，它人物众多，流派纷呈，蔚为大观，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过楚国与齐国的大力发展，以至于在战国末期形成了
蒙文通先生所说的“黄老独盛压倒百家”的局面。黄老学在汉代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统治者集团信奉黄老之学，由是黄老思想全面运用于汉初政治，达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从学术角度看，《淮南子》、河上公《老子章句》的许多观点都反映出黄老思潮的影响；受现实影响，西汉道家多以老子思想为依据批评政治，讨论国是。影响所及，如《史记·外戚世家》载汉景帝之母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汉景帝则“以《黄子》、《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敕令朝野，悉讽诵之”。黄老之书升格为经在汉武帝尊六经之前。这些都为其后在民间继续发展奠定了根基。值得注意的是黄老之学黄与老不是联合使用的，典籍皆以黄帝命名。作为一种哲学思想，黄老之术形成于战国时代。但是，作为一种广为流传的社会思潮，则是在齐国稷下时期，这一派的代表们尊崇黄帝和老子的思想，以道家思想为主并且采纳了阴阳、
儒、法、墨等学派的观点。黄老学派思想发展主要分为两大主题：技术发明和政治思想。以形而上本体的道作为依据，结合形而下的养生、方技、数术、兵法、谋略等等，具有极高目的性、操作性。在西方，黄老道家常被称为“目的性的道家”（purposive Taoism）或“工具性的道家”（instrumental Taoism） 。
道家典籍中， 有一类以黄帝故事为形式的书， “ 黄帝书和《 老子》 不同， 它不是一种书， 而是一类书。这类书的共同点是以黄帝故事为形式。它对後世的医学、 道教内外丹术影响很大。当时的人为什麼这麼注重养生？这和他们的信仰有关， 也和当时的知识背景有关。我们常常谈到《 老子》 中的养生之说、 杨朱学说、 稷下道家的精气说、 《 庄子》 、 黄帝书， 它们彼此之间的纵向联系， 对它们的历时关系做出说明。其实它们横向之间的联系， 也不能忽视。横向之间， 存在著共同的知识背景， 那就是数术方技之下的人道观念， 对自己身体的注意。首先是天、 地、 人是个同心圆， 有著共同的圆心， 它们之间是平行的比拟关系。《 淮南子·精神》 把对人的物理特徵的描述与天地的存在特点联系起来 ① ，很好地说明了天、 地、 人之间的存在关系。所以治身与治国是一致的。如《 庄子·在宥》 中包含的依托於广成子和黄帝的对话， 就是有关养生的类似记载，又如《 庄子·刻意》 载： “ 吹呴呼吸， 吐故纳新， 熊经鸟申， 为寿而已矣； 此道引之士， 养性之人， 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⑤ ； 《 淮南子·精神》 载： “ 若吹呴呼吸， 吐故内新， 熊经鸟申， 凫浴蝯躩， 鸱视虎顾， 是养形之人也。 ”⑥ 後者当是本前者而言， 讲的是导引在养生中的作用。
在先秦秦汉， 《 老子》的传授有两套传授系统， 即“ 刑名法术系统和养生神仙系统”③ 。之所以有这两种系统， 一是当时作者创作时候的知识背景如此， 二是接受者的知识背景与之相同， 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它也是我们已经论述的黄帝书两大主题— — —政治思想和技术发明的具体细化的体现。这两种系统的具体代表， 前者是《 韩非子》 的《 解老》 、 《 喻老》 ， 以及黄帝书中的刑名法术之说； 後者的代表是河上公、 严遵、 张陵一派的解释系统。王明曾认为， 自汉初到三国， 老学凡有三变：西汉初年主治国经世， 东汉中至东汉末主治身养性， 三国流行虚无自然之玄论 ① 。这是对老学线性发展过程的评论， 李零认为“ 其实我们倒不如把这三变看作老学固有内涵的展开过程， 只不过各个时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② 。这个评价从老学的最初背景入手， 讨论它内涵的变化问题， 角度与王明不同。
从黄帝书的主体性质而言，它仍然是道家的文献， 但它代表了道家学说思想的下行方向， 侧重於对现实生活（ 治国用兵） 的思考， 从而与刑名法术之学有了结合， 体现了道家学说发展过程中， 兼收并蓄的开放心态。《 老子》 一书本身也有这样的与刑名法术学说结合的内容。比如它强调权术的重要性， 以正治国， 以奇用兵等等， 这些都为刑名法术之学者所喜。因此对《 老子》 的解读， 仅仅从哲理角度来讲还是不够的， 还要从它内容本身带给其他子书的影响入手， 看看它当时现实实际价值指向。
其次， 养生神仙系统中的黄老思想是先秦当时的知识背景的反映， 这也是黄帝之学与老子之学结合的一个点。古人著书立说的一种方式— — —依托， 又加上古人书名往往以人名代替， 所以即便真有黄帝这个人， 但也不必依黄帝所处年代， 固定认为《 汉志》 中的黄帝书一定在《 老子》 之前。
“ 黄老” 并称， 一部分原因在於二者的知识背景的相同。我们如今谈论“ 黄老” 思想， 要注意把数术方技之“ 黄” 中的内容， 与《 老子》 中的相关内容联系起来。《 初学记》卷二二引《 黄帝出军诀》 讲到立五色牙旗之说， “ 有所攻伐， 作五采牙幢， 青牙旗引往东， 赤牙旗引往南， 白牙旗引往西， 黑牙旗引往北， 黄牙旗引往中， 此其义也” ； 又曰：“ 始立牙之日， 喜气来应， 旗幡指敌， 或从风来， 此大胜之徵。 ”② 《 太平御览》 卷三三九引《 兵书》 载“ 牙旗者， 将军之精， 金鼓者， 将军之气， 一军之形侯也” ， “ 攻伐作五彩牙旗，青引东， 赤南， 白西， 黑北， 中黄是也”③ 。这个是五色配五位的例子。《 老子》 一书中，也有与此相似的记载， 如《 老子》 五十章载： “ 盖闻善摄生者， 陆行不遇兕虎， 入军不被甲兵， 兕无所投其角， 虎无所用其爪， 兵无所容其刃。 ” 五十五章载： “ 含德之厚， 比於赤子。蜂虿虺蛇不蛰， 猛兽不据， 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 ”④ 何炳棣认为这是滥觞於古代巫术、 方技、 新兴的养生、 神仙之术的“ 避兵术” 了 ⑤ ， 另外， 比如《 老子》 六十一章载： “ 大国者下流， 天下之牝， 天下之交。牝常以静胜牡， 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 小国以下大国， 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 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 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所欲， 大者宜为下。 ”⑥ 这是借用方技知识中的男女交合的房中术来谈大国、 小国之间的关系， 强调处於下、 守静的牝的重要性。张家山汉简《 引书》 载： “ 治身欲与天地相求， 犹橐籥也， 虚而不屈， 动而愈出。 ”⑦ 此处所言， 借用《 老子》 五章“ 天地之间， 其犹橐籥与？虚而不屈， 动而愈出” 的说法 ⑧ 。前已说到， 行气导引代表的方技知识是黄帝书的一个关注点， 正是此点上， 它与《 老子》 有了“ 接驳” 。此外， 《 黄帝内经》 一书中也多有方技养生的思想， 它在养生术语的描述上、 表达内容上与《 老子》 也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亦可参看。
黄帝书就知识系统而言， 与《 老子》 的结合紧密一些， 著眼於自己身体思考的时候更多， 侧重於自身内部世界。而後世的河上公《 章句》 、 严遵《 指归》 和张陵《 想尔注》 就是从这个知识系统对《 老子》 进行的解读。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黄帝书在道家文献中的位置。谈这个问题， 其实也和前面的那个问题分不开。黄帝书的两大层面上的内容， 使得它在道家文献中成为联系其他子书的中介。这种表现有以下特点：
第一， 就知识结构上而言， 反映了当时知识系统的分类。如果套用前面所言的大传统和小传统的知识分层而言， 刑名法术系统代表的是大传统， 养生神仙代表的是小传统。黄帝书通过当时知识分层中的大传统， 与其他子书有一定的联系， 扩大了自身的知识边界； 通过小传统， 把当时的知识背景凸显出来， 也联系了其他知识门派， 或以此也让我们注意到其他子书背後这个背景的存在。所以共时时空下的黄帝书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它在道家文献中的存在， 突破了传统以来道家文献的单一认识。
第二， 就其目的指向上而言， 黄老思想也体现出丰富的内涵。刑名法术系统关注的是社会秩序， 道为刑名法术势产生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据， 它们彼此之间的往复， 又使得人主通过刑名法术的把握， 完成了向道的回归。养生神仙系统关注的则是个人存在， 它的理想存在状态， 以道存在状态— — —因循无为、 守静冲虚为标准。在这两点上， 它与儒家要求的社会秩序、 个人存在状态不一样， 儒家是以礼乐伦理作为实现社会秩序统治的手段， 强调个人道德操守基础之上的完善人格培养。因此， 在这两点上， 两家实现的目的和手段， 差别很大。
当今就道家这两个承传系统的差异来看， 二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体现了先秦秦汉共时时空中， 知识结构中的不同分层而已。甚至可以这样说， 它们是一个同心圆结构。治身与治国背後的逻辑是一致的， 《 淮南子·泰族》 载： “ 故不言而信， 不施而仁，不怒而威， 是以天心动化者也； 施而仁， 言而信， 怒而威， 是以精诚感之者也； 施而不仁， 言而不信， 怒而不威， 是以外貌为之者也。故有道以统之， 法虽少， 足以化矣； 无道以行之， 法虽众， 足以乱矣。治身， 太上养神， 其次养形； 治国， 太上养化， 其次正法。 ”①养神、 养化为上， 养形、 正法为下。其上都以道的表现特点为宗旨， 清静无为， 克己去智， 逻辑的起点一致。刑名法术系统与养生神仙系统， 就目的指向上而言， 一治国， 一治身， 二者呈现的最高境界就是向道的回归， 所以本质上没有任何冲突。
黄帝书的出现以及它的意义如下：第一， 是道家学说发展的自我调整的结果， 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对道术在现实中运用的关心。而就道家文献自身体系中， 黄帝书的存在而言， 它为我们探讨与老子的关系， 提供了不同於从哲理角度探讨《 老子》 的其他思路； 第二， 这种道家学说的自我调整， 与先秦整个学术背景是相应的。《 庄子·天下》 载： “ 古之所谓道术者， 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 旧法世传之史， 尚多有之。其在於《 诗》 、 《 书》 、 《 礼》 、 《 乐》 者， 邹、 鲁之士， 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於天下而设於中国者， 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① 《 庄子》 这裏点明了春秋战国时期史、 经、 子的产生问题。就存在的层次而言， 是早期的王官之学到後期的诸子之学的变迁。而就诸子之学自身而言， 儒墨是显学， 然後是其他诸子的渐次兴起和发展。黄帝书的存在反映了战国晚期诸子之间的互动， 它是先秦诸子学说交流过程中， 兼收并蓄的结果。反映了先秦诸子在游学风气中， 学术交流过程中， 学说不专主一端， 而是兼收并蓄， 为我所用。另外， 即便是黄帝书的兼收并蓄， 但由於相同知识背景不同的层面上的知识存在， 它与其他诸子结合的层面也不一样， 黄帝书与兵家的联系， 与黄帝书与法家、 名家的联系就不同。第三， 又由於不同学说各自存在的独立性， 尽管是频繁的交流， 但不以抹杀一定学说的主体性为界限， 所以又都有鲜明的学说特徵。金受申在《 稷下派之研究》 一书中认为稷下学派固然有“ 名法” 、 “ 道法转关” 的趋势， 但他们仍然应属於道家 ② 。这种定性的原因就在於， 它虽然在方法上撮名法而行， 像儒墨那样积极用世， 但要达到的目的效果， 仍以道家的要求为标准。
从以上道及黄帝书的出现及意义的论述来看， 基本上也就是司马谈《 论六家要旨》 所谈有关内容； 同时， 他的这个结论也大致反映了那个时代黄老思想内容。他认为道家： “ 采儒墨之善， 撮名法之要， 与时迁移， 应物变化， 立俗施事， 无所不宜， 指约而易操， 事少而功多。……至於大道之要， 去健羡， 绌聪明， 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 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 欲与天地长久， 非所闻也。 ”③ 就用世目的上， 受儒墨积极用世的影响； 在用世的方法上， 受名法影响很大， 强调君臣关系， 刑名之重要； 在用世的效果上， 则又体现了对道存在状态及运行规律的自觉靠近。以上是对黄老思想中的政治思想的说明。而“ 大道之要” 云云， 则可以说是从养生神仙系统对黄老思想的另一层面上的内容的思考。另外， 东汉王充《 论衡·自然》 篇载： “ 黄老之操， 身中恬澹， 其治无为， 正身共己， 而阴阳自和， 无心於为而物自化， 无意於生而物自成。 ”① 则更多的是从养生神仙系统对黄老学说性质的界定。
历史记载
《
战国策》卷22《魏策一》：“苏子引《周书》曰：‘绵绵不绝，缦缦奈何？毫毛不拔，将成斧柯。前虑不定，后有大患，将奈之何？’”苏子即
苏秦，这里的《周书》指的就是《太公金匮》或《太公阴谋》。《开元占经》卷6、卷11引《尚书金匮》，据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太公金匮》引
严可均曰：“疑即《太公金匮》异名。”《战国策》卷3《秦策》：“（苏秦）得
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太公阴符之谋”，《史记·苏秦列传》作“
周书阴符”。《庄子·徐无鬼》释文引
司马彪、
崔撰曰：“《金版》、《六弢》皆《周书》篇名。”《
银雀山汉墓竹简》也认为：“太公之书，古亦称周书”，并举证曰：“敦煌写本《六韬》残卷中有《周志廿八国》一篇，文字与《周书·史记》略同。古书所引《周书》之文，亦颇有与太公之《六韬》、《阴谋》、《金匮》诸书相出入者（参看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卷七）。《吕氏春秋》所谓‘周书’也即指太公之书。”案，《阴符》谓阴符之谋。《战国策》“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史记》作“周书《阴符》”，盖即《汉志》之《太公谋》八十一篇矣。云“周书”者，周时史官纪述，犹《六韬》称周史。诸引周书《阴符》，或但称“周书”，验知非《
逸周书》。录附太公之末，与《六韬》、《阴谋》、《金匮》互出入，不嫌复见也。
《太公金匮》，《
隋书·经籍志》、《意林》、《旧唐书·经籍志》、《通志略》均载2卷。
《太公阴谋》，《隋书·经籍志》：“《太公阴谋》一卷（梁六卷。梁又有《太公阴谋》三卷，魏武帝解）。”《旧唐书·经籍志》、《
新唐书·艺文志》3卷，《
通志·艺文略》：“《太公阴谋》一卷，又三卷（魏武帝注）。”
明确著录《太公金匮》、《太公阴谋》虽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但实际上《七略》、《
汉书·艺文志》中就有。《汉书·艺文志》之“兵书略·兵权谋”：“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小注曰：“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
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出《司马法》入礼也。”西汉国家藏书目录《汉书·艺文志》之“诸子略·道家”：“《太公》二百三十七篇。（
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清沈钦韩说：《谋》者即太公之《阴谋》，《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兵》者即《太公兵法》。
《汉书·艺文志》之“兵权谋”下注“省《太公》”，则“兵权谋”中部分内容出自《七略》所录之《太公》殆无疑问。
顾实曰：“如本志《太公谋》八十一篇，《兵》八十五篇，今本《管子·兵法》、《参患》，《荀子·议兵》、《淮南·兵略》等篇之类，皆当在此二百五十九篇中。”前贤已经证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谋》就是《阴谋》，也就是《太公阴谋》，《言》就是《太公金匮》，《兵》就是《太公兵法》或称《六韬》、《太公六韬》。
钱大昭曰：“《谋》、《言》、《兵》，就二百三七十篇而言，《太公》其总名也。”沉钦韩曰：“《谋》者即太公之《阴谋》，《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凡善言书诸金版。《大戴记·践祚篇》、《吕览》、《新书》、《淮南》、《说苑》所称皆是。《兵》者即《太公兵法》，《说苑·指武篇》引《太公兵法》。”
顾实曰：“《隋》、《唐志》、《通志》著录《太公书》多种，《通考》仅馀《六韬》而已，《庄子》称《金版六弢》，《淮南子》亦言《金縢豹韬》。”
《汉书·艺文志》之“诸子略·儒家”中另有“《周史六弢》六篇”，小注：“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
颜师古以为“即今之《六韬》也。”《四库》馆臣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两种书。清沈涛《铜熨斗斋随笔》证明《汉志》“六弢”当是“大弢”，《庄子·则阳》中仲尼问于太史大弢即是此人，“今之《六韬》当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内。”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以为“此证极精覈。”
可见，《太公金匮》、《太公阴谋》、《太公兵法》或是《六韬》都出自道家的《太公》。
《史记·齐太公世家》：“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
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困学记闻》卷11并引叶梦得说曰：“其说盖出《六韬》。”宋戴埴《鼠璞》卷下：“至谓文王与
太公阴谋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奇计，然《汉书·艺文志》注谓：‘吕望为周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以太公术者所增加。’汉时已尝疑之，今反使右科习为正经可耶？”宋何薳《春渚纪闻》卷5《古书托名》：“先君言《六韬》非太公所作，内有考证处。”明胡应麟《四部正讹》中：“考《汉志》有《六弢》，初不云出太公，盖其书亡于东汉之末，魏晋下谈兵之士，掇拾剩馀为此，即《隋志》《六韬》也。”
《史记·留侯世家》述张良得
圯上老父赠书，“视其书乃《太公兵法》。”前引《战国策·秦策》，则更记苏秦得“
太公阴符之谋”。把《太公》看成是楚汉之际乃至汉代的著作似乎保守了些，历史上就有学者根据《六韬》内容判定它是战国著作。
宋叶适《习学记言》卷46《六韬》：“其言避正殿，乃战国后事，固当后于孙子。”《困学纪闻》卷5：“古以车战。春秋时郑晋有徒兵，而骑兵盖始于战国之初，
曲礼前有车骑，《六韬》言骑战，其书当出于周末。”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中出土竹简有部分内容与今本《六韬》基本一致的太公书竹简，被认为就是《六韬》。银雀山《六韬》共14组，可分3类。1－7组为第1类，见于传本《六韬》者，《文韬》4组，《武韬》3组。8－13组为第2类，均为《群书治要》、《通典》、《太平御览》等书曾加称引而为传本所无的佚文。14组为第3类，是一些零散残简,其简式、字体与第1、第2类相似，简文又提及文王或太公望，据此当属简本《六韬》。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西汉墓中，也发现部分竹简上许多有文王、武王问，太公曰的字样，或与今《六韬》内容相同或近似，尤其是简文的字体和其他简文不同，书体逊于
同出的其他几种简文，易于区别。这些简早期被
称名为《太公》，后定名为《六韬》。《文物》2001年第5期公布了这批简的释文。定州
汉简中根据汉简的简型、内容和字体等被确认为属《六韬》的竹简共有144枚，计1402个字，简文《六韬》共发现篇题十三个。
银雀山两座汉墓，从出土的钱币和2号墓中出土的《元光元年历谱》推定，1号墓的下葬年代在西元前140～前118年之间，2号墓下葬年代在前134～前118年之间。银雀山汉墓竹简的抄写年代应早于墓葬年代。银雀山竹简字体属早期隶书，当是西汉文、景至武帝初期书写成的。定州八角廊40号汉墓，墓主人为中山怀王刘修，刘修死于西元前55年，则定州简《六韬》的成书年代肯定早于此时。银雀山和定州简还表明，《六韬》在西汉初年就广泛传播，其成书时间当然更早。银雀山《六韬》文字不避汉帝之讳，如汉高祖刘邦的“邦”字，汉文帝刘恒的“恒”字，等，定州简《六韬》也不避汉文帝刘恒的“恒”字，也证明《六韬》成书时代在汉之前。
定州简《六韬》中提到了御者“王良”，王良是春秋时晋国之善御马者，在《孟子·滕文公下》、《荀子·王霸》中均有提及，应在春秋前期以前。
陶宪曾评《汉书·艺文志》曰：“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篇重者，盖《七略》中《伊尹》以下九篇，其书全收入儒、道、纵横、杂各家，又择其中之言兵权谋者，重入于此，共得二百五十九篇。”笔者昔有一说曰：先秦无兵家。战国时期，战争是各种国家政治思想学说的主题内容，儒、道、墨等家都各有兵书，《六韬》或《太公兵法》无疑就是道家《太公》的兵书部分。《太公》著作托文王、武王与太公问答，太公
吕望是周人灭商战争的军事指挥者，封于齐国，故《太公》著作出于齐国。《太公》是战国时期齐国的道家著作。
《太公金匮》本《金人铭》中太公
吕望还引了
黄帝说，李零先生以为黄帝书“分布范围主要是集中于
数术、方技类的实用书，以及数术之学在兵学中的分支即兵阴阳；见于诸子，则主要是阴阳、道两家及其小说杂记。”黄帝书中有“
黄帝战蚩尤”之类数术书、“黄帝素女问”之类方技书，《太公阴谋》、《太公金匮》则是名贤讲治国用兵的阴谋书，是道家黄老著作。
总之，《太公金匮》、《太公阴谋》、《太公兵法》或《六韬》都是《太公》的内容，《太公》是战国中后期齐国的道家黄老著作。
近代出土书籍
《黄帝四经》，为中国战国时代的哲理典籍，文体押韵，久已失佚，1973年在
长沙马王堆出土，共有4篇：〈十六经〉、〈经法〉、〈道原〉和〈称〉，内容互异，并非成于一手。《黄帝四经》讲述人君治国之道，记述了战国时的一些格言和
黄帝传说，哲理思想以
道家为主，融合了
墨家和
法家，采纳
天人感应之说，强调统治者要依循大自然之道，否则招致灾祸，书中亦有道家以弱胜强的理论。《黄帝四经》今有多个英语、法语或日语的译本，广受学术界研究。而《黄帝四经》、《黄帝内经》仅仅是其中之一二，怎么能仅仅根据她们就可轻易判定“黄老学派”的性质呢? 在没有发现“黄老学派”的全部著作，至少是其主要著作之前，也不宜对“黄老学派”加以全面评价，不可以因为《黄帝四经》、《黄帝内经》就把整个黄老学派的内涵定为道法、道医一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