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光1984年毕业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原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后留校任教。1986年获得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在华的奖学金赴荷兰读MBA，1988年返沪任教。后离职先后去美资庄臣公司做品牌策划与管理、在外滩筹建荷兰银行上海分行、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工作，到了九十年代中期，荷兰银行被评为最佳在华外资银行。1998年夏天，黄晓光回到上海，负责花旗银行上海分行的企业银行业务。2008年黄晓光以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身份获得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年度金融家”荣誉

黄晓光1984年毕业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原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后留校任教。1986年获得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在华的奖学金赴荷兰读MBA，1988年返沪任教。后离职先后去美资庄臣公司做品牌策划与管理、在外滩筹建荷兰银行上海分行、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工作，到了九十年代中期，荷兰银行被评为最佳在华外资银行。1998年夏天，黄晓光回到上海，负责花旗银行上海分行的企业银行业务。2008年黄晓光以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身份获得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年度金融家”荣誉。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花旗中国行长黄晓光是首批外资法人银行总行中的第一个本地行长。2007年4月2日，花旗中国的开业仪式上，花旗中国企业银行业务负责人黄晓光被任命担任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一职。

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对60多家驻沪外资银行的排名中，花旗名列十四。在1999年底，花旗的排名已经跃居第一了。

之后外资银行在中国格局有所变化，但花旗一直处于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绝对第一梯队中。

有传言称，黄晓光职业生涯的下一站可能是摩根大通（中国），但具体职位仍不得而知。时任花旗（中国）行长黄晓光曾在3月中旬对本报记者表示：“当外资银行不可能像中资银行那样在全国各地开设分行的前提下，我们的生存之道是走复杂和创新产品的道路，产生比较高的收益，所以本地企业，尤其是要国际化发展的企业和对其自身财务要求比较高的企业，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这将是今后五年我们在中国的策略和目标客户群。渐渐会形成这样的分工，就是中资银行愿意提供钱，外资银行愿意提供更具有含金量的咨询和顾问服务。” 显然，他更看好外资在中国的投资银行、财务顾问等业务的发展前景。

筚路蓝缕时有鲜花

――花旗银行上海分行黄晓光行长自述教育背景和职业发展之路

“不论在好的时候还是坏的时候，坚持做，有一天，冷不丁你发现自己已经在别人前面了。“

我是在1980年参加高考的，此前在一家生产外贸商品的工厂里做工，制作裘皮大衣上的皮草毛。我中学毕业的时代，还没有考大学的机会。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但是规定必须拿着单位的介绍信去报名。我是厂里的先进工作者，领导不肯放人。捱到1980年春，我再次恳求领导：“就给我一次机会吧，如果考不上我就不考了。”适逢厂里正要给表现好的前1%的工人加工资，领导明确地告诉我：“如果你去考大学，这个机会就轮不到你了。” “那我还是得去试试，”我说。领导最终答应了我的请求，但附加条件是：一不能请假，二要保证完成生产任务。因此，我的整个高考复习基本是在公共汽车上完成的。由于我所在的单位是一家外贸系统的工厂，加上有规定只能报考系统内的大学，于是，上海外贸学院便成了我的选择。1980年7月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取了上海外贸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6年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在华设立奖学金，我有幸考取了这一奖学金，去荷兰商业大学读MBA。1988年年底返回上海外贸学院任教。

作为新毕业的MBA，总是跃跃欲试地想在真实的商业领域里验证自己所学到的技能。不久，我辞职去了美资庄臣公司。八十年代末外商投资很少，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鎔基亲自带团招商引资，庄臣投资了6000万美元，是当时金额最大的一笔外资引入。

加入庄臣后，我被安排到每个部门都实践一段时间，就像管理助理一样。先在市场部，学习做品牌管理，内容包括怎样做广告，做计划，以及做市场推广、定位和研究。之后转到销售部，在那里我学会了怎样做渠道和分销。最后一站是到计划财务部，学习做财务预测。在这些部门实践过后，我开始负责做商业整体运作资料，内容涉及营销预测，市场分析，销售业绩，生产计划和资金安排，以备总经理开月度例会之用。后来工厂越做越大；而我，已经熟悉了公司的整体运作，开始渴求更大的挑战。

在庄臣工作了一年多后的一天，我在从青岛回来的机场遇见了一位叫陈桂花的朋友，她在荷兰银行工作。适逢荷兰银行要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经她推荐，我进入了荷兰银行。尽管当时我对银行知识毫无了解，但是敢于尝试新的东西。进入荷兰银行后，老板把在外滩筹建上海分行的任务交给了我。从选址、装修，到招聘、培训新员工，所有的基础工作我全部承担下来。渐渐在银行工作中得到乐趣。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小高潮，上海的两座跨江大桥南浦、杨浦相继起建，其他大型基础设施如电厂也开始动工。荷兰银行积极投身了这股经济建设大潮。有我参与的由荷兰银行和浦发银行共同发放的外高桥电厂贷款，是“解放后第一个由外资银行牵头的银团贷款”，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徐匡迪参加了签字仪式。在以后的几年里，我陆续参与了一些有影响力的项目的谈判，例如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签字仪式的西太平洋炼油厂项目。到了九十年代中期，荷兰银行被评为最佳在华外资银行。

完成了诸多项目后，荷兰银行给了我去香港培训的机会，我第一次亲身体会到，上海和香港的金融市场存在着较大差距。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但怎么着手呢？受惠于我先前做过老师的经历，我很快就找到了合适途径。那时，香港银行工会学校课程设置齐全，在香港银行界享有很高声誉，以致参加过培训的人都会在名片上特别注明一条：“通过香港银行工会培训”。我买齐了所有科目的培训教材，那套书非常昂贵，几乎相当于我在香港的七、八个月的津贴。买下书后，常常彻夜啃读，周末节假日都不肯休息。遇上有问题时就请教别人，然后在工作中体会消化，不知不觉中就长进了。受训结束返回上海亲友都嘲笑我：“从香港公派回来的人都会带上几大件，而你怎么买了一捆书？”事实上，在那一个时间段，我积累了比别人更多的知识，在专业知识方面猛长一截，工作中也感觉比过去自信很多。

在荷兰银行工作了四年多后，我得到了一个去阿姆斯特丹做银团贷款的机会。但是在我已经填好了所有的表格后，新换来一个老板，了解到分行的运营状况后，他说：“黄，你不能走，你走了分行的业务就怕难维持，你得再留一年，帮我建立起一支队伍。”于是，我又留下来，帮上海分行做好人员的配备和培训工作，建立起一支业务团队。一年后，也就是1996年，我获得了去新加坡分行工作的机会。

人生总是充满了机缘巧合。1988年，在新加坡的一个餐厅里，我偶然遇见了在上海分行工作时的顶头上司，荷兰银行的中国区总裁Bob McCormack先生。他来自于花旗，那时又回到花旗担任新加坡区域总裁。分手时，他叮嘱我给他打电话。我没打，可能那只是一句客套话。没想到，两星期后他让秘书打来电话，在电话里他质问我为什么没打电话给他，然后要我马上到他办公室。放下电话，赶到他的办公室。他说：“我们先不谈。桌上是两张去上海的来回机票，你周六去上海，礼拜天再回来。到上海见花旗中国区总裁John .Beeman先生。回来后我们再谈！”这样，我来到了上海，在花旗故办公地联谊大厦里，见到了已经在花旗工作了三十多年的John.Beeman老先生，他是一个有经验的银行家。他花了三个小时与我谈花旗在中国的计划。那时候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已经开始。听完后，我问了一个问题：“您认为在当前，在亚洲已陷入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这些宏图大略还能实现么？”老先生看着我，很真诚地说：“银行的战略，贵在坚持。花旗的战略是基于经济的现实情况和发展趋势制定的，是早已定好的。中国是个很重要的新兴市场，很多事情是要从小处着手一点一滴做起来。不论在好的时候还是坏的时候，坚持做，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已经在别人前面了。”他接着说：“我现在需要有一个人来帮我做！”老先生的真诚打动了我。事实上，当时我已决定加盟花旗，不过我还是很有礼貌地回答：“让我考虑考虑。”

回到新加坡，我马上打电话告诉给Bob，他约我第二天吃午饭。我们去了Raffles Hotel,新加坡最早的一个饭店，古色古香。可是，人生中发生的事情总像是电影情节。就在我们坐定后，我当时的上司，荷兰银行新加坡区域总裁也来用餐，就坐在我旁边的餐桌。他看到我很惊异，我说我以前的上司请我吃饭。同是新加坡银行界的名人，他们此前也见过面。于是打过招呼，各自用餐。

一回到办公室，我的上司就推开门进来，问：“晓光，你是不是要走？”我很诧异于他的直觉，他接着说：“刚才和你吃饭的是谁？那个人很忙，不会在没用的事情上花时间的。”我解释说只是叙叙旧，他瞪着眼睛，扔下了一句“I don't believe that!”就走了。

显然，我必须马上作决定，事实上我要做的只是如何说服我太太，她那时在新加坡有不错的工作。经过商量，我们达成了一致：中国是个新兴的市场，尽管有很大的风险，但是强大的经济发展势头已经有所显现。人生就是这样，要敢于承担风险，看准了就做。

不过要离开工作了七年的荷兰银行，于情感上并不好受。得知我辞职的消息，荷兰银行中国区总裁从香港打来电话，约我谈谈。事实上，在他到达新加坡的当天，我已经不是荷兰银行的人了。他说：“没关系，我们还是可以谈谈。”回到荷兰银行，见到他，他说：“我调你去香港，那里的消费金融部正好缺一个负责人。”我知道那是一个很重要的部门，“请不要离开荷兰银行。John Beeman 我也认识，我会和他打电话说明的。”我真的非常感激他专程从香港飞到新加坡，但是太晚了，我已经签字了，我告诉他我要有信誉，希望他能理解。大概谈了一个多小时，尽管不舍，可是总是要伸手说再见的。

就这样，在1998年夏天，我回到了上海，负责起花旗银行上海分行的企业银行业务。后来的一切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中国在金融危机的时候顶住了。经过了困难的1999年，2000年一开始，中国的经济又开始腾飞了。

1998 年，我来的那一年，看到在中国人民银行对60多家驻沪外资银行的排名中，花旗名列十四。在John Beeman老先生的带领下，我们很扎实地做了很多基础工作，花旗银行广受欢迎的产品，比如复杂的企业银行业务，电子银行业务，和个人理财业务都是从那个时候打下基础。在还没有人看好中国市场，在大家都认为太早的时候，花旗已经开始勤勤恳恳地工作了。事实上，在1999年底，花旗的排名已经跃居第一了。

究其原因，我想是有两个：首先，银行的发展离不开经济，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对中资和外资银行都创造了很好的机会。其次，机会不是给所有人的，机会是给时刻准备着的人的。花旗在John Beeman的年代，在最困难的年代，已经在辛勤地耕耘了，已经把种子播了下去，当气候，土壤条件一适合，它就长出来了。

如果说从1998年到2000年是花旗奠定基础的阶段，那么从2000年开始，就是花旗的发展阶段。在2000年，中国经济开始走上一条快车道，花旗集团中国区的领导也相应地做出调整，年轻的施瑞德先生(Richard Stanley)调来任中国区行长。新总裁的到任充分发挥了中国区总部在上海的优势，他高瞻远瞩，适时地调整了花旗集团在中国区的发展战略，决定了我们必须要做什么样的银行，要在什么领域走得更快，及时提出了我们要做中国最有实力的外资银行。这个战略的提出使得我们的产品投放和资源配置也发生了变化，花旗开始大张旗鼓走上了快车道。而我，则领导了整个上海分行，分管了中国区的企业银行业务。

花旗银行上海分行的业务量在所有外资银行的分行中占据首位，除软件公司之外，我们现有员工超过500人。并且我们在重大复杂的项目处理上也有相当大的突破。在过去的五年里，中国共有五个投资超过十亿美元的大项目：上海通用汽车，上海BP工厂，漕河泾的巴士孚，南海油田，和南京扬子石化，花旗担当了其中三大项目的财务顾问。2004年4月，我们对中国联通做了金额为7亿美元的银团贷款。这个项目是中国本土规模最大的外资银团贷款，被IFR（International Finance Review）评为“亚洲年度交易”。2005年3月，我们刚刚签定合同向上海港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提供10亿元人民币的银团贷款，这是外资银行被允许开展人民币业务之后的第一个有影响力的外资银团贷款。在企业银行领域，花旗可说是领头羊。不仅如此，花旗还开启了诸多新领域。在中国市场上，花旗是第一家开展电子银行业务，第一家获得衍生产品经营许可证，第一家开办零售银行，第一家开通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

应该说施瑞德先生在2000年初制定的战略对于花旗能在最近的五年里在如此广泛的业务领域内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起到了很大作用。在2005年，施瑞德先生升任为花旗集团中国区的首席执政官，在他的领导下，花旗集团正在迅速整合，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中调适自己，锐意进取。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相信花旗的业务也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