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1952年2月13日生于中国台湾省高雄市大寮区眷村，当代作家、政治人物。

1952年，出生于中国台湾高雄大寮乡眷村，自小在苗栗苑里长大。

1974年，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国求学。

1982年，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后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梅西学院、德国海德堡大学等。

1983年，回到中国台湾，先在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后去淡江大学外国文学所任研究员。

1984年，为《中国时报》撰写“野火集”专栏，反响强烈。

1985年，在中国台湾出版书评《龙应台评小说》，引起关注。

1988年，迁居德国，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授，兼《中国时报》驻法国、瑞士特派员，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讲授台湾文学课程，并为学生导演戏剧；同年，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龙应台评小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野火集》；年底，作为第一个中国台湾女记者，应苏联政府邀请，赴莫斯科访问十天。

1994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著作《人在欧洲》。

1995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孩子，你慢慢来》；同年起，在上海《文汇报》“笔会”副刊写“龙应台专栏”，与大陆读者及文化人的接触，开始更认真地关心中国大陆的文化发展。

199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龙应台自选集》5种；同年起，不断在欧洲报刊上发表作品。

199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魂牵》。

1998年，著作《啊，上海男人》《这个动荡的世界》《故乡异乡》分别在上海、汕头、陕西出版。

1999—2003年，任台北市的文化局局长，任期内推动本土文化及保护树木等政策措施。

2003年2月，辞官开始写作；8月，赴中国香港，在香港城市大学、香港大学任访问教授。

2005年7月，成立龙应台文化基金会；同年，出版文集《孩子，你慢慢来》。

2008年，在香港大学教授任上获评为“孔梁巧玲杰出人文学者”。

2007年，出版书信文集《亲爱的安德烈》。

2008年，出版散文集《目送》，以温柔婉转的文字讲述亲情故事。

2010年8月1日，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发表题为《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的演说，阐述她的“中国梦”；11月15日，以260万人民币的版税收入，登上第五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16名，引发广泛关注；同年，获得第八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

2012年1月31日，接任中国台湾“文建会主委”；5月20日，“文建会”将转型为“文化部”，成为第一任中国台湾地区“文化部长”。

2013年1月29日，宣布启动“台湾文化光点计划”；2月17日，展开为期10天的欧洲文化访问，并出席相关颁奖典礼；同年，获得第二届“散文世界”杯全国散文奖。

2014年12月1日，发表辞职声明，确定辞去中国台湾地区“文化部长”；12月5日，正式卸任中国台湾地区“文化部长”。

2017年9月22日，应香港中文大学博群大讲堂之邀，于新亚书院圆形广场演讲，题为《青春迷惘后发现的十三件事》。

2018年，出版文集《天长地久：给美君的信》，有19封写给母亲的家信，并还原母亲的一生。

龙应台祖籍湖南衡山，父亲是龙槐生；母亲应美君；大哥是龙应扬，解放战争后，她的父母随战败的国民党军队来到中国台湾，生下了龙应台。

龙应台前夫为德国人，是一个外交官，育有两子，长子为安德烈，次子为菲利普。

1986—1988年，因家庭因素旅居瑞士两年，专心育儿。

女性主义

龙应台认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所揭露的理性、公正平等原则，但她也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理论忽略了性别社会角色的差异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以男性为参照物的观念的不足。她在接受中选取取舍，综合多种女性主义理论观点，博采众长，并从自身的体验出发，吸收与借鉴弗里丹的观点和文化女性主义的观点，对此进行了平衡，从而超越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龙应台还对激进女性主义中“个人问题即政治问题”的观点进行了改造，将激进女性主义所提出的“个人问题”从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和男性对女性在性这一领域的控制扩展到母性领域，主张母性问题也是社会公共问题，将母性职能扩大到社会层面，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女性在全职母亲与职业女性之间的两难境地。与此同时，对文化女性主义的理论改造体现龙应台对父权制和男女两性关系的一些论点的衍发。

公民意识

龙应台提倡现代女性应该适应公民社会的发生和发展，以当代公民的眼光观照社会问题和自身问题，以公民的责任和利益来约束自己、要求自己。之所以看重这种责任和利益并重的公民意识，不仅是因为它可以自动规范每一个人有着极强的约束力，从而对实现更加合理的社会制度或氛围具有重大作用。尊重人人平等的权利、自尊自律、情操高尚、好学多识、创新进取、国家民族责任感强、关心他人和集体等，既不是极端个人主义者，也不是极端集体主义者，而是精妙而完美的社会制度的主动选择者，自由而合理的人际关系追求者。

儒家思想

龙应台的救弱济贫的仁爱之心，感时忧国的忧患意识，以及敢作敢为的批判精神等方面，体现她另一个思想根基：中国传统儒家的影响。龙应台的一切做人做事的姿态和方式，都能从儒家思想中找到相应的坐标。儒家思想的影响，使她的文章充满“侠”气，道家思想又使她的“侠”气中带有一丝轻灵与洒脱。这才使得她言思细密之时却也飞转流动、不粘不滞。

结构艺术

在龙应台的小说评论中，文章大多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先道出文本中的优点，然后再对文章进行评论，最后在结尾处附上对作者的意见。

在故事逻辑结构上，龙应台评施叔青的小说《愫细怨》时，觉得她笔下的人物命运似乎有着某种相似性，故事内容的模式大致相似，只是内里的发展不一；在评陈映真小说集《山路》的文章中，虽有对其语言文字运用、场景描摹之成功的肯定，但也对《山路》中人物命运的把握提出了一些问题与思考，人物命运于此，是否符合故事发展的逻辑性，还有待思考；龙应台特别提到的是萧丽红的《千江有水千江月》，但小说中对故事发展逻辑的处理不够恰当，龙应台是用“盲目的怀旧”来整体概括这本书，但就这样一部小说；在《龙应台评小说》中，并非所有的都被批判的体无完肤的，也有被龙应台看好的小说，如李永平的《吉陵春秋》，这是少数几部被称赞的小说之一。

语言艺术

龙应台言他人所不敢言，语言犀利简朴，说理透彻，直击要害，没有专业拗口的术语，多的是有理有据的剖析。在批判当代社会时，从社会细微处入手，写人们所熟知的生活日常，一语中的，对社会的阴暗肮脏直言无忌，她的批判辛辣、耿直、憨胆、率真，呈现在了她的文章之中。龙应台没有背负太多的压力，而是直接写出了所思所想，每句话都切中肯綮，畅快淋漓。

在小说语言技巧上，龙应台运用了新批评的理论对文本的语言做了精细的分析。所谓细读，就是指对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和结构要素作尽可能详尽的分析和解释。龙应台精选了一些小说，熟练地运用新批评的方法对其中的语言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她主张文字的张力和意向的契合，语言的精准丰富与文字的连贯。在王祯和的《玫瑰玫瑰我爱你》里，她对王祯和的小说评价是“走错了路”。她并不是全盘否定王祯和的成就，而是就这部小说而言，一洗王祯和以前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她不太苟同姚一苇和萧绵绵两位先生评价的“中国最难得的喜剧”的看法，她觉得《玫瑰玫瑰我爱你》中情节安排的过分夸大，王氏滑稽语言下的“喜剧”近乎一种猥琐的粗制滥造，这种有点下流的言语反而拉低了王祯和写《嫁妆一牛车》时给人留下的美好印象；在评李昂时，龙应台选取了《暗夜》一文，其中的情节在她看来就是两个女人和四个男人的故事，龙应台并未对这部小说多加赞赏，而是直接披露其瑕疵即语言文字，以李昂的艺术功底和成就而言，这篇文章的语言表达略显粗糙，行文构造，情节安排上落入了俗套。龙应台对于李昂的《杀夫》极为赞赏，但认为《暗夜》则是一种退步；龙应台夸赞萧丽红和施叔青在小说中的语言运用，但施叔青语言的细腻中又显得有些琐碎，让人难以在枝繁叶茂中找到主干，小说的主题被琐碎的细节给遮掩了；龙应台在评黄凡的《反对者》中，对他的啰嗦而导致的结构松散和逻辑矛盾进行了详细的评述；龙应台比较赞赏的是对陈映真的小说，虽然篇幅不大，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她对陈映真短篇小说集《山路》的细细品鉴，对《山路》《玲珰花》中轻描淡写的手法的较高评价，越是可怖的场景写得越是平常，无形中增加了阴森的气氛。

人物塑造

在龙应台对人物塑造的评价上，对施叔青小说中人物评价较为典型，施叔青的才情在龙应台笔下似乎被一眼看穿。龙应台提出“茧里的女人”，这既是评论施叔青小说的标题，同时也是对施叔青的创作以及她笔下人物的概括，精炼而准确。施叔青笔下人物尤其是女性，有着类似的遭遇，共同的特点，永远无法跳出“女人”的禁锢，她们虽各个个性鲜明，但最终的结局却是相近的。龙应台对在小说中运用戏剧表达的方式给予了很高的赞赏。龙应台评无名氏的爱情小说时，就像评施叔青一样，似乎作者的写作套路一眼就被看穿了，人物塑造、故事情节都充满了“浓得化不开”的热情，给予了青少年情感想象的空间。

（参考资料：）

2019年9月4日，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文章《为何只见鸡蛋不见燃烧弹？》，批龙应台涉港言论。文章指出，龙应台在社交媒体上写了一段长文，以“花园的地上有一颗鸡蛋”形容香港，形容香港年轻人，试图营造出一种“以卵击石”的悲情，然而对于这样的言论，网友显然不买账，有人直接反驳：只见鸡蛋，不见炸弹。四处叫喊带有“港独”色彩的口号，疯狂堵塞机场破坏地铁设施，在街头纵火，这哪里是鸡蛋？这是铁锤。如果任凭骚乱迁延，香港才有巢倾卵覆之虞。号称文化人的龙应台，她的逻辑其实早被大陆网民看穿，那就是思维上的狡猾：当你和她谈止暴制乱，她却和你谈情怀；当你和她谈家国情怀，她却要和你说民主法治；但当你真的和她谈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就是基于宪法和基本法，她却强调你为何要干涉香港自由；而当你尊重特区政府高度自治权、尊重修例或停止修例、给香港足够的空间，她却怪你为什么“不去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