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叔青，中国台湾著名现代派女作家，中国台湾彰化人，1945年10月出生于鹿港。十七岁以处女作《壁虎》登上文坛。1978年移居香港，香港艺术中心亚洲表演节目策划主任五年，现任亚洲节目策划顾问。

施叔青出生于台湾漳化鹿港小镇、20世纪六十年代的高中生施叔青以短篇小说《壁虎》出道时，台湾文坛正劲吹现代主义风。她接受的文学启蒙和影响，让她一起步就踏在西方文学新思潮的跑道上，从此沿着现代主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存在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数十年奔波不息，硕果累累，几乎每部作品都与奖项有缘，堪称获奖专业户。

20世纪八十年代的施叔青长住香港，每年都往大陆跑，大江南北几乎印满了她的足迹。那时她的系列小说“香港的故事”正在两岸三地叫好叫座，头顶上的文学光环熠熠生辉。之后，她开始了自己文学创作上的第一次长征——— 书写为香港百年立传的小说“香港三部曲”。完成了《她的名叫蝴蝶》和《遍山洋紫荆》第一、二部后，带着第三部《寂寞云园》的构思，离开住了17年的香港，迁居到台北。2000年底又把家搬到纽约曼哈顿。

施叔青在定居曼哈顿后，开始了文学创作上的第二次长征———为原乡台湾立传，撰写台湾三部曲。第一部《行过洛津》，已经在2012年出版。台北著名文化、文学评论家南方朔称该书“走出‘迁移文学’的第一步”，还说，“以施叔青来写‘台湾三部曲’，几乎是当代作家的唯一人选。”按计划，反映台湾日据时期的第二部在2013年完成。

早期作品受超现实主义影响，后期风格发生重大变化，趋向现实主义。有小说《约伯的末裔》《牛铃声响》《倒放的天梯》《愫细怨》《完美的丈夫》《夹缝之间》《情探》《颠倒的世界》《香港的故事》及戏剧评论集《西方人看中国戏剧》等多种。《施叔青文选》：《壁虎》《回首·蓦然》《困》《后街》《愫细怨》《冤》《票房》《窑变》《一夜游》《遍山洋紫荆》。 施叔青曾经写过台湾，那是她童年经验中被打上精神分裂症现代病的一个传统的乡土世俗社会；施叔青也曾经写过美国，那是在两种文化夹缝中的海外中国人眼里，交织着希望的神秘感和失望的现实感的一个无法植根的异邦；当然，在这部“三部曲”之前，施叔青还写过香港，那是一个华洋杂处，最靠近大陆却又不同于大陆的杂驳的世界。

她最初目光集中在因本世纪中叶一场巨大的政治变革而被迫栖落到香江岸上的那群绝处逢生的离雁。这是一个和白先勇的《台北人》相似，却又相异其志，在落寞与怀旧中仍然存有期待和自信的群落。在这从台湾、美国、再到香港的一系列创作中，施叔青显示了她多样的，各不相同却又充满了张力的艺术禀赋。一方面，她是十分感性的。她以一个女性的敏锐感觉着世界，丰满地流贯于自己笔下的人物。

另一方面，她又是相当理性的。在从事小说创作的同时，她也做理论研究，关于东方和西方戏剧的比较，关于梨园戏、歌仔戏、南音的艺术探原，关于自己家乡鹿港古城的田野调查……这种理性，使她稔熟西方的各种时时翻新招数的文化分析理论，有意或者无意地凝合在自己的创作中，从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到时下当令的后殖民主义。以致有论者以为她的创作“有部分意图是写来给学术理论分析的”，“已具有教科书的意义”。这种艺术理性使本就广受西方文化濡染的施叔青的艺术观念显得现代和前卫；但从施叔青整个创作的精神底蕴分析，她又是很写实和趋近传统的。对于浸淫着地域文化的民情、习俗和风物，她有一种极具女性禀赋的细微观察；对于落寞于时代变迁的社会心灵，她有一种真诚的特殊敏感。她虽并不刻意去叙写社会问题，但她总是能从自己人物的精神底蕴中，不露声色地触及到或大或小的种种社会问题。这些都会让我们想起《红楼梦》，想起张爱玲甚或白先勇。这是一颗关注民瘼人生的文学心灵，是中国文学传统中最可宝贵的人文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很现代很新潮的施叔青，又是很传统很具写实精神的。 作为一名女作家，施叔青对待笔下男性人物的态度无疑是同时期的女性作家中较为宽容的。她一直在注意避免女性写作中常会出现的男性人物脸谱化的倾向，尽管有个别时期的作品中态度有些激烈，但她对男性人物心灵世界的钻探上，的确是越做越好。从她对人物性格和生存形态的关注和思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她前进的步伐。

施叔青自觉到“将人单面化，那是十分危险的”，更具体地解释说：“至于好与坏，我是学戏剧的，最忌讳中国戏剧人物的二分法，我不相信完美。每个人都像一团揉皱了的纸团，有太多的面。”所以她笔下，即使最卑劣不堪的人物身上，也能捕捉到微小的真实无奈。自私冷漠如《后街》里的萧对情人朱勤，仍有体贴温柔的一面，他述说的在家庭生活中的落寞和孤寂，固然有其主观取舍后的原因隐瞒，但也有片面的真实。一般而言，男作家刻画女性或女作家刻绘男性角色，除了表面上明显可以观察的明显行为动作以外，若要勾勒更深的想法或反应，都会受到局限。因为他们很难易地而处，化身为异性替他们思考，想象中的人物所遭遇的限制。而与性别权力关系纠缠在一起的人物塑造，往往又容易受社会期待的左右，成为性别权利斗争的传声筒。

施叔青能在小说里直接挖进角色的心灵深处，较为全面妥当地呈现异性角色，展示艺术人物本身的魅力，足可见她人物刻画技巧上的深厚功底。 施叔青创作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就在于她发掘了用女性特质、用女人眼光所看到的完整的两性世界。而她在题材选择上，也开拓了新的书写空间，不一定写什么重大的社会事件，而去关注家庭与男女关系的日常琐事，但又不曾拘泥其中跳不出来，她的作品展现的是整个现代社会的大背景。通过两性关系反映人的本质，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本质，是她的最终目标。有评论家说过，“性别不是创作的障碍。当女作家拥有较好的创作环境，又能从狭隘的性别主义中突围出来的时候，她将获得全范围的创作视角，而自由地运用多种话语。”从施叔青对笔下男性人物的刻画上，我们可以看出，她的确在努力拓宽自己的视野，并且已经开辟出了一条更宽广的创作道路。这在她90年代以后的小说创作中，还会得到更充分的体现。在谈到自己创作得失时说过：“如果我的小说有优点的话，也许比较擅长描写复杂的人际关系，而且一些场面的描绘比较有带入感、真实感，对一般习见的现象给予新的诠释。”的确如此，从她的创作历程中可以发现，她总是不停地在认真观察着身边的人和事，描写的故事都脱不开她自己的生活圈子，因而常可见她现实生活经验的影子。作家的创作固然都是源于生活，但也肯定会有人认为她的题材意识过于狭窄。对此，她自己是这样看待的：“作家的创作一定要写自己熟悉的人与事”，“我自觉是个在东西文化摆荡的边缘人，因此下笔时很自然地塑造一些背景与我类似的人物。”其实这恰恰就是她的优势所在。施叔青在错综复杂的现实关系的网中，永远都是抓住了自己最熟悉的、最适合自己才能发挥的那一部分，虽然没有像白先勇作品中那种包罗一个时代万象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但是她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依据的艺术构思，正发掘出了代表着平凡人的现代男女在现实社会中的真实处境，从而具有了普遍的意义。白先勇也曾评价她的小说是在“研究人类存在困境”。

落实到她笔下男性人物的生存处境，施叔青同样是以近乎全知的熟悉态度来审视他们的。但是熟悉并不意味着没有把握的距离分寸，施叔青仍然保持着一种冷静的间离态度，静静地旁观凡尘中的普通人，决不轻易直接流露出自己的评价。她始终是扮演着一个现实社会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角色。无论作为女性还是作家的身份，施叔青都在关注着凡尘中的世俗男女，留意男女间的生活琐事。撇开自身的写作兴趣不谈，这种观察角度对她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女性自我认识和自我实现的道路，每一步都是与如何认识男性，如何处理与男性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而作家要想认识世态人情，首先就要弄清楚社会最基本也是最复杂的关系层面——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情爱纠葛。她作品中的人物都为男女间的关系所困，逃避不了，不尴不尬，不能自拔，确实是现代人的真实生活。透过表面的浮华喧闹，男男女女，每个人心底里都有一分无法排遣的寂寞苦闷，都有对温情的渴求。这就是她对人生境况既清醒又迷惘的认识。施叔青写家庭的生活的琐事，竟可以写到和人生如此深刻的契合。

白先勇将她早期小说的梦魇鬼气与李贺的诗相比，谓其“有一种奇异、疯狂、丑怪的美”。自称“岛民”的她，1970年入美国修习戏剧，从曼哈顿获纽约市立大学戏剧硕士后回台，在政治大学讲授西方戏剧，并从事传统京剧、地方歌仔戏之研究；同时也写小说，以婚姻为题材，站在女性立场探讨两性间的情爱纠葛。

不愿意被称为“女”作家，这是她的一贯坚持和固执。在台湾文坛，“施家三姐妹”是个声名响亮的品牌。她家女孩的名字原本都有一个“淑”字。以文学评论著称的大姐“施淑”，本名施淑女，以“李昂”之名蜚声的妹妹，名曰“施淑端”，施叔青一登文坛，就有意将女性味十足的“淑”简化为“叔”。她认为，作家就是作家，不应有性别之分，将女性作家特别冠上“女”字，貌似尊重，实际含有性别歧视和暧昧，好像女作家为人称道的不是作品本身，而在一个“女”字上。她还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的好作家都是中性的。

后中年的施叔青，身上流露着浓厚的中国文人情采和风韵，完全得之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深长熏陶。很难想象，一个曾经叛逆、前卫并长期与西方打交道的现代女性，会变得如此中国。我突然想到了她曾对台北的一位访者说过的话：“我姐姐说我是很中国的。我因为常和先生在白人圈中应酬，常感觉自己代表中国，不知不觉就把中国扛在自己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