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1995年9月8日），原名张煐，笔名梁京，祖籍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生于上海，中国现代女作家。

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张爱玲的美国永久居民卡、美国结婚证、死亡证上写的出生日期均为9月30日，香港大学学生纪录的出生日期为1920年9月19日，学校注册文件可能有误）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一幢没落的贵族府邸。张爱玲家世显赫，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藕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女儿。父亲张志沂（张廷重）属于遗少型的少爷，母亲黄逸梵（黄素琼）是新式女性。

1923年，父亲在津浦铁路局谋得一英文秘书职位，父母和姑姑张茂渊由上海搬到天津。

1924年，开始私塾教育。母亲与姑姑奔赴欧洲游学，张爱玲由姨奶奶看管。

1927年，在私塾读诗背经的同时，开始写小说。第一部小说写一个家庭悲剧，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女郎失恋自杀的故事，还写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快乐村》。

1928年，父亲带着张爱玲姐弟由天津回到上海。开始学习绘画、英文和钢琴，并开始读《三国演义》《西游记》《七侠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

1930年，在母亲的坚持下进美国教会办的黄氏小学插班读六年级，同时改名为张爱玲（改自其英文名：Eileen）。同年父母协议离婚，张爱玲随父亲生活。

1931年，在小学写了第一部具有完整情节的小说，在同学中传阅。同年秋，进入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就读。

1932年，首次发布短篇小说《不幸的她》刊载于圣玛利亚女校校刊《凤藻》总第12期，并不时有读书评论等文章见于校外的《国光》等报纸杂志。

1933年，在圣玛利亚女校校刊《凤藻》上发表第一篇散文《迟暮》，并开始与父亲学写旧诗。随后陆续发表了《秋雨》《牛》《霸王别姬》《论卡通画之前途》等文章。

1937年夏，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毕业。

1938年，年底参加英国伦敦大学远东地区入学考试。

1939年，张爱玲考上伦敦大学，却因为战事激烈无法成行，改入香港大学文学系。不久，在《西风》月刊上发表她的处女作《天才梦》。

1942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大学停办，张爱玲未能毕业。随后与好友炎樱返回上海，报考上海圣约翰大学，却因“国文不及格”而未被录取。于是，开始为《泰晤士报》和《20世纪》等英文杂志撰稿。

1943年，张爱玲在《紫罗兰》上发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该小说使张爱玲在上海文坛一炮打响，崭露头角。此后，张爱玲一发不可收，陆续发表了《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到底是上海人》《心经》《倾城之恋》等一系列小说、散文。

1944年初春，张爱玲因小说《封锁》与胡兰成相识、相知、相恋。不久后，便与其结婚。然而，这次婚姻只维持了两年。这段没有结果的婚恋是张爱玲人生中一段不寻常的经历，也是让她饱受非议的一段经历。同年，张爱玲不仅创作了《花凋》《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还出版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小说集《传奇》以及散文集《流言》，并且在《苦竹》上发表《自己的文章》以回应傅雷的批评，张爱玲也因此在上海文坛大放异彩。

1947年，张爱玲应邀创作了电影剧本《太太万岁》和《不了情》。

1951年，张爱玲以“梁京”为笔名发表小说《十八春》。

1952年，张爱玲赴香港，供职于美国新闻署的驻港办事机构。

1954年，张爱玲两部带有政治倾向的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先后在《今日世界》连载，后者张爱玲本人也承认是在美国驻香港新闻处的“授权下”写的，连“故事大纲”都被拟定，写作时还有他人参与。

1955年秋，张爱玲以中国专才难民资格去美国，落地即时拿到“绿卡”。

1956年2月，搬到纽英伦州，遇见了美国剧作家赖雅；8月与赖雅相识半年后结婚，两人共同生活到1967年赖雅逝世。

1958年，获加州韩廷敦哈特福基金会资助半年，在加州专门从事写作，发表小说《五四遗事》，为香港电懋电影公司编写《情场如战场》《桃花运》《人财两得》等剧本。

1960年，张爱玲正式入籍成为美国公民。

1961年，应香港电懋影业公司的邀请，张爱玲去台湾收集资料后赴香港创作电影剧本《红楼梦》《南北和》及其续集《南北一家亲》《小儿女》《一曲难忘》，回美国后还创作了《南北喜相逢》。

1962年，在英文《记者》杂志发表访台记事《重回前方》。

1966年，把中篇旧作《金锁记》改写为长篇小说《怨女》在香港《星岛晚报》连载。

1967年，任纽约雷德克里芙女子学院驻校作家，并开始英译《海上花列传》。

1969年，将旧作《十八春》略做改动后，易名为《半生缘》在台湾出版。同年，得陈世骧教授之识，任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继续《红楼梦未完》之研究，两年后离职。

1972年，张爱玲移居洛杉矶，开始了幽居生活。

1973年，在《皇冠》发表《初评红楼梦》，张爱玲的一些散文、小说也由台湾重刊。

1974年，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谈看书》与《谈看书后记》，在皇冠发表《二详红楼梦》，完成英译《海上花列传》（未出版，后来因为搬家遗失译稿）。

1976年，出版第二部散文集《张看》，同时发表《三详红楼梦》。1977—1993年，张爱玲陆续完成了《色，戒》《惘然记》《对照记》的创作，并出版了《红楼梦》评论文集《红楼梦魇》。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在洛杉矶西木区家中寓所死后一星期才被发现，享年74岁。生前指定林式同为遗嘱执行人。9月19日，遗体在洛杉矶惠泽尔市玫瑰岗墓园火化。9月30日，骨灰由林式同、张错、高全之、张绍迁、许媛翔等人携带出海，撒于太平洋。

张爱玲的曾祖父名张印塘(1797-1854)，字雨，在同治年间出任过安徽按察史一职，祖父张佩纶23岁时应试中举，第二年再登进士，青年时代的张佩纶为人耿直自负，“饱经世略,忧天下之将危”，是晚清士大夫中“清流党”的代表人物。张爱玲的祖母李菊耦是张佩纶的第三任妻子。在嫁与张佩纶之前，她是张印塘旧交、当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女儿。张爱玲的母亲一系也同样属于晚清大族之家。她的母亲黄素琼，是南京黄军门(军门相当于今日省军区司令员)的女儿，黄军门的父亲黄冀升(1818-1894)，是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宿将，曾经与李鸿章一起，同在曾国落幕下领军作战。

1944年8月，胡兰成与张爱玲结为夫妇，此时，他38岁，她 24岁。“我为顾到目后时局变动不致连累她，没有举行仪式，只写婚书为定，文曰：“‘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上两句是爱玲撰的，后两句我撰，旁写炎樱为媒证。”时局变化，胡兰成为自保逃走，并与范秀美结为夫妻，并被赶往温州寻夫的张爱玲发现，1947年11月，胡兰成与张爱玲在上海见了最后一面后，张爱玲一封诀别信断绝了二人的关系。

张爱玲移居美国后，1956年3月13日，在麦克道威尔艺术营与赖雅相遇，第二天，有了几分钟的小叙。赖雅了解到这个东方女子来美国的经历，并在当天的日记中称赞起 Ms Eileen Zhang的庄重大方、和蔼可亲的东方美德了。二人相见恨晚，两个月的相处后，二人坠入爱河。这一年赖雅六十五岁，张爱玲三十六岁。婚后两个月赖雅便出现中风症状，张爱玲一直照顾他直至1967年赖雅去世。

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古典与现代交织的艺术质地，她以娴熟的笔力和敏锐的感触捕捉旧式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沉沦与倾颓，展现了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变革与蜕化过程，将中国独到的现代化经验融人日常化诗性叙事中。她的小说具有浓厚的空间意识，以带有古典意味的意象建构和现代主义的感官叙事织构了独特的美学景观。

张爱玲小说的空间形式受到创作主体个人经验的影响，经常带有密闭性乃至封闭性特征，幽深寂静的偌大公馆、炮火轰击下沦为孤岛的城市甚至拥挤憋闷的车厢，使密闭的空间成为展览个体潜意识流动的场域，或是戏剧性冲突密集爆发的舞台。同时，张爱玲也擅于以空间的蒙太奇手法铺陈叙事，打开私密或公共场域中隐匿的折叠空间，用剪接和拼贴的手法制造时间的乱流，捕捉人在非理性状态下的变化无常的思想流变。

张爱玲小说中的意象建构既具有古典文学的余脉遗风，又带有现代主义象征派的先锋底色，呈现出古典与现代交织的独到风格。张爱玲的创作受到《红楼梦》《金瓶梅》《海上花列传》等古典文学经验的影响，因而她小说中的意象建构总携带些古典的苍凉意味，使旧时代的古物承载现代进化过程中产生的新质，从而实现古典意象的现代转化。同时，张爱玲擅于运用具体的物象隐喻人物的命运，使小说中的具体事物因创作主体倾注的情思而具有含蓄的表意功能，由此形成充满象征性的含蓄之美。《茉莉香片》中聂传庆以古典意象“鸟”来形容母亲冯碧落，然而这只被华美的丝线绣在屏风上的“鸟”却并不具灵动可爱的风姿，相反，因固定在日渐泛黄的屏风上而变得死气沉沉。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显然受到印象主义美学的影响，她擅于捕捉叙事场景中的光与色，以光线和色彩为质料织构具有冲击性的视觉画面，从而使平面化的文字形成立体感的叙事效果，使接受者在审美阅读的过程中藉由自己的想象形成对文本的整体印象。

中国古代散文崇尚简洁，推重惜墨如金。张爱玲散文的运笔，似乎是反传统的。她的许多文章都写得很长，《谈看书后记》20000多字，《谈看书》近30000字，这种超长篇幅在现代散文中是极为罕见的。不过，张爱玲也有极短的作品，《雨伞下》《秘密》只有100余字，而《吉利》则仅仅80余字。总体上看，张爱玲散文的篇幅给人以“走极端”的印象，长文是破记录式的长，如万里行军，短文也是破记录式的短，如闲庭信步。与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不同，在描写生活的无奈场景的有趣、形象的可笑时，张爱玲的语言是幽默风趣的。另外，在修饰语搭配上，张爱玲也不免超出常规，比如“狭窄地一笑”、“钝钝的恨毒”、“怯怯的荒寒”、“潇潇的笑”之类，这些在语法书上肯定找不到同类的语句，表现力也是常规搭配不能比的。张爱玲的散文语言，在现代散文家中堪称“异类”，“异”就“异”在极端的自由上，越轨的创造上。

走进张爱玲的散文世界，首先感受到的就是别具一格的独语式的个体语境。初版于1944年的散文集《流言》,所呈示的便是一个沦陷区的孤独女性“嘁嘁切切絮絮叨叨”的“私语”。作者从一个女性的真实体验和内心感受出发，在主流话语之外，津津乐道地谈音乐、谈绘画、谈戏剧、谈跳舞、谈创作、谈吃穿、谈周围的人和事……从而形成了当时文坛上另一种非意识形态的边缘性话语，开拓了文学领域私人生活的空间。

张爱玲散文文体的第二个特色，是浓重的孤独感和苍凉感的渗透。张爱玲笔下的苍凉感、孤独感，不是人们常说的“看透人生”，而是四十年代“一个孤独的女性对生存其中的艰难岁月的深刻感受”和“对时代特征的总体领悟”。

张爱玲散文文体的第三个特色，就是走向世俗的现实精神。《流言》中的大部分散文，都是从日常的世俗生活中采撷琐碎平凡的题材，而不是从重大的时代命题中获取灵感，一场撼动了整个民族的战争，几乎没有走进《流言》中，便是一个明证。

张爱玲的主要成就和影响在于文学创作，另外在学术与翻译外国作品上也有一定成就。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具魅力的作家，她一生的创作涉及小说、散文、剧本评论，其中以小说成就最高。张爱玲小说超越了她所处的时代。她的小说无论是选材、立意，还是人物塑造、叙事结构和语言技巧无不显现出个人的特色，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她的小说无论是超越雅俗，还是对边缘化小人物的深入描写，都是20世纪40年代的其他任何作家无法比拟的。因此她的小说不能归于任何一个小说流派，而是个独特的存在，为中国小说史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张爱玲贡献了一批文学精品，创造了写实小说的新高，在中国小说史具有坐标的价值。其小说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视野和女性文学的新天地

张爱玲的小说，与丁玲、冰心等女性作家的作品相比，具有更为鲜明的女性主义特征。20世纪40年代的张爱玲远离抗日救国的主流话语，把眼光投向了“婚姻、爱情、家庭、女人的挫折、女人的处境——一个充满女性气息的世界”。其小说集《传奇》刻画了一大群真实地生存于男权文化之下的女性群像。在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像张爱玲一样，从女性本体出发，怀着对经济和精神上缺乏独立自主女性的深切同情和关注，孜孜于女性悲惨命运的写作，通过对一系列女性殊途同归的可悲命运的描写，既揭示了男权社会制度、传统文化及习俗对女性的摧残，更将笔触深入到女性精神世界，从女人原罪意识出发，对女性自身的人格弱点进行了思索与批判，开启女性批判立场。

张爱玲小说摒弃了“五四”作品中女性对男权社会单一的控诉，而是“让女性在自己的位置上自演自绎，呈现其矛盾、压抑、自我冲突以致丑怪畸形的深层面貌”。小说叙事的主要聚焦者都是女性，其小说中的女人居住在上海或香港，有知识的女性如白流苏、敦凤等，无知识的如曹七巧、霓喜等。她们考虑的只是自己的生存状态和喜怒哀乐，几乎都把婚姻当作了自己的职业和获取金钱、物质的筹码，全然没有女性的自我尊严和独立人格，甚至不自觉地替代男性在家庭中扮演着施害于人的角色。张爱玲认为，外在的社会因素对女性的禁锢固然是造成女性生存状态和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女性心灵深处的自私、软弱和奴性意识。人的悲剧性命运不仅存在于外界的威胁，更存在于人的本性中，人类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这就使张爱玲小说由对女性悲剧命运成因的剖析，而上升到了对更具普遍意义的人性、人生、命运、历史的感悟与思考。张爱玲对女性内心阴暗面进行了极其深刻的批判，但其批判又留有情面。正如她自己所说：“女人纵有千般不是，女人的精神里面却有一点‘地母’的根芽。”“女人地母般根芽”的伟大使她能够宽恕女人的一切。这就避免了对女性进行一般化的描写，而进入到更高层次的理性思考层面，使女性心理批判创作达到一个新高峰，从而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视野。张爱玲还能站在凡俗女性的角度来审视女性问题，这一独特观察视角的选取，使女性写作文本空间中的文化意蕴得以彰显，为中国女性文学打开了一方新的天地，并对后来的女性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迪意义。

创造了写实小说的新高度

张爱玲的创作巅峰期主要是20世纪的40年代，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个特定的时代，形成了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并存的局面。在“孤岛”上海，作家们面临着“言”与“不言”的双重压力，于是在政治和风月之外，将目光转向写普通人的日常世俗生活。张爱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突兀而出，她摆脱主流文学的影响，用自己的传奇故事营造出一个政治之外的生活天地，把关怀的焦点放在普通人身上。于是，张爱玲非常重视继承写实小说的传统，摒弃了写实小说中常见的因果报应和教化宣传对小说形式的禁锢，以平淡、自然、真实的笔触摹画生活。

张爱玲早期的小说集《传奇》皆有所本，后来的小说更是尊重真人实事。其小说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写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以反映大都市的民间习俗为特色，以对两性关系、婚恋关系和日常生活的讲述为叙事重点，并注重传达出苍凉的生命体验，展示了一幅幅鲜明生动的上海普通市民阶层的风俗画。小说所表现的人物突出为两类市民形象：一类是生活在大宅院里，在赌博、玩歌女的生活中静待历史淘汰的遗老遗少；另一类是生长在街头里巷，在繁琐的世俗生活中寻求安稳却屡遭磨难的小奸小坏的小市民。他们是软弱的凡人，不是英雄，但却是这个时代最广大的负荷者，在他们日常平庸的生活中，才能把握人生的“生趣”，建立文学真实可信的基础。张爱玲认为，真实是一切艺术创造的生命。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在张爱玲看来，作者并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来任意支配和塑造人物，应该按照人物本身的性格逻辑和心理轨迹去创造人物。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都不能脱离、违背生活的真实。香港之战虽然使白流苏和范柳原多少有了些变化，但如果硬要给他们戴上“革命”的帽子，恐怕就成了艺术创作上的败笔。

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

一位批评家说过：“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风格的卓尔不群的存在是其作品生命力的最有力的说明。而以作者的名字名其风格，更是一种难得的殊荣。张爱玲拥有这样的荣誉，她的作品被人们称为‘张爱玲体’。”的确，张爱玲的成功，不仅在于她笔下独特的“传奇”故事，还在于她独特的小说艺术。

张爱玲是人物刻画的巧匠，她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变态人物形象和各色人物，尤其是对两性心理刻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她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由此反映出人物心理的进展，体现了作者对人物丰富复杂内心的深切理解，揭示出某种社会根源，使小说具有一定的社会深度。小说的叙事方式采用传统的全知视角，并利用反讽和参差对照的写法构成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在时空设置、故事情节、人物活动等方面的结构安排上独具匠心，使小说呈现出色彩纷繁的面目和悲悯苍凉的美学基调，将读者一步步引进作者营造的苍凉世界里去。小说意象的营造丰富而传神，她善于将声音、气味、色彩等感官调动起来，具有鲜明的视角性和立体感。小说的语言风格也别具一格，词语既典雅又通俗，既艳丽又灵透，造语新奇，“通感”手法运用得当，艺术感觉异常敏锐精微。张爱玲用古典小说的外壳表现现代的主题，能把现代派小说与传统的民族形式相结合，做到了融通雅俗，沟通中外，既提高了现代通俗文学的品位，又缩短了现代小说与世界文学的距离。种种创作技巧使张爱玲的小说深受读者欢迎。

对中国文学史的独特贡献

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以其《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小说，在那个“低气压的时代”的上海文坛引起一片哗然。可以不把她称之为文学大师，但谁也不能否认张爱玲小说继承传统又能超越传统，在小说表现技巧的运用上大胆创新，取得了一定意义上的突破，形成了“说书人的构思、冷静的叙述心态、参差对照的写实手法、感觉外化的心理描写、突出的个性化的直觉意象以及苍凉的美学意境共同组成了独一无二的张爱玲文体”。这一文体对人们的创作起着一定的文本示范作用，这是她对现代小说的最大贡献。

张爱玲信奉经典作家的“文学是人学”的创作理念，并不断实践。当对人的本性和命运的关注被很多人忽略的时候，张爱玲的小说却充分展现了日常生活中人的欲望和生存困境。也许正因如此，张爱玲的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

张爱玲的散文成就也很突出。在张爱玲的散文里，她成功地将感性与理性，具体的当下的人生体验与深刻的哲理思考融于一体。一方面，她的散文讲究世俗情趣，实实在在而又心怀憧憬地透视现实人生，谈自己的经历，所见所闻，如童年生活、都市生活、男女饮食、生活起居等等；另一方面，张爱玲并不过多地迷醉在生活的浅表层面，而是对生活做更深一层的挖掘，对上述的生活现象、文化现象进行细致的感悟、思考，进而阐释自己对人生的深刻见解，从而使她的散文在情趣之中又带上了理性思辨色彩。事实上，张爱玲如此不厌其烦地描写人间生活的琐琐碎碎的人生体验，点点滴滴的人间快乐，正是因为这一切具体的物质生活才是“安稳的人生”的本质，它使生活显得更为真实。张爱玲清醒地悟到了人生的真谛，因而她把世俗的生活写得情趣盎然。

剖析战乱中的人性是张爱玲散文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张爱玲对人性的看法是偏向于恶的，她更多地描写了现世生活中鲜活的人性世界和人性体验，并毫不隐瞒地坦露了自己的冷漠无情。对张爱玲而言，她生于乱世，长于乱世，从小失去了正常的家庭与温暖，所以她总有无家可归之感。她把这种感觉以理性观念的方式直接注入到自己的散文文本之中，然而张爱玲并没有大肆的直接描写这种精神上的荒凉之感，而是更多地或热情或冷峻地描写了她所体的种种感性的家，借此给读者意味深长的启示。在张爱玲看似随意的散文艺术世界里，不断地有她对那个时代的人生、人性、文明的真知灼见闪现出来，于是，情、趣、理三者的水乳交融构成了张爱玲散文的艺术境界。

张爱玲散文所体现出的情、趣、理水乳交融的艺术境界，同她在散文中所运用的独特艺术手段分不开。首先，在文体上，她采用了议论小品文的文体。其次，在语言的运用上，她采用的是形象的叙事语言和精警的议论语言交替的使用。在散文中，她常用的一个艺术手段就是采用一些物化的意象将人物、景物或心情传达得精致、细腻、形象可爱，充满着艺术的韵味和精致。

作家白先勇：张爱玲当然是不世出的天才，她的文字风格很有趣，像是绕过了五四时期的文学，直接从《红楼梦》《金瓶梅》那一脉下来的，张爱玲的小说语言更纯粹，是正宗的中文，她的中国传统文化造诣其实很深。

作家李欧梵：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像神话一般，经过一代代的海峡两岸作者和读者的爱戴、诠释、模仿、批评和再发现而永垂不朽。

作家余秋雨：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个远年的上海风韵永存。

作家贾平凹：与张爱玲同生在一个世上也是幸运，有她的书读，这就够了。

作家王小波：张爱玲的小说有种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她对女人的生活理解得很深刻。

作家王安忆：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所以，认识的结果就是，将张爱玲从小说中攫出来，然后再还给小说。

作家叶兆言：张爱玲的一生，就是一个苍凉的手势，一声重重的叹息。

作家于青：张爱玲将女性意识的探索深入于历史深处，深入于民族文化的深层去透视女性自身的心理上屏障，相对于五四呐喊时期便显得更深刻和有力。

作家陈克华：世界上有华人华文的地方，就有人谈论张爱玲。

张爱玲故居常德公寓位于上海常德路和南京西路交汇处，在静安寺附近。这幢装饰艺术派风格的公寓，原名为爱丁顿公寓，又名爱林登公寓，建成于1936年。张爱玲和姑姑在此居住了许多年，在这里完成了她一生中最主要的几部小说创作。

《张爱玲》是为纪念张爱玲诞辰九十周年而创作的音乐剧。2010年10月21日至10月31日登陆北京朝阳9个剧场。2013年5月14日至23日，受邀第二届国际女性戏剧节，在北京大隐剧院连演10场。该剧由闫月导演、作曲，是中国第一部人物传记音乐剧，也是第一部以张爱玲为主角的张爱玲相关题材的作品。

2010年12月6日，纪念张爱玲诞辰90周年暨逝世15周年“2010北京张爱玲纪念研讨会”11月29日在北大百年讲堂举行。陈建华、陈子善、符立中、格非、宋以朗、苏伟贞、杨联芬、止庵等来自两岸三地的12位学者在北大齐聚，就张爱玲的“文学视野”、“张爱玲与视觉艺术”、“张爱玲的晚期风格”等议题展开研讨。

2018年1月21日，天津民国物语博物馆开馆，是天津首家以民国社会历史故事为主题的独立艺术展览空间，包含爱玲说、名媛录、喜福会、风尚集、风物志等五个展区，“爱玲说”展区，将张爱玲生平事迹与作品书稿结合装置艺术形成展示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