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00年为庚子年，大德四年。云南行省左丞刘深倡议攻八百媳妇（土司名，在今缅甸掸邦东部），因命领兵往攻。

王祯著《农书》

王祯字伯善，东平（今山东东平）人。成宗元贞元年（1295），任宜州旌德（今安徽旌德）县尹。大德四年（1300），调任信州永丰（今江西广丰）县尹。为政颇有治绩，致力推广先进农具。在任旌德县尹时，王祯即开始编著《农书》，到了仁宗皇庆二年（1313）最后定稿。《农书》共二十二卷，分三大部分。《农桑通诀》是农业通论，包括农业历史、耕垦、耙劳、播种、锄治，粪壤、灌溉、收获等；《百谷谱》分别叙述各种农作物、菜蔬、瓜果、行木等的种植法：《农器图谱》包括各种农具和农业机械图三百零六幅，每一幅图后有文字说明该农器的构造、用法等，这是全书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农书》是中国第一部全国范围内对整个农业作系统研究的专著。书末还附有王祯用自己创造的木活字排印《旌德县志》的资料及转轮排字盘。

欧洲大约在公元1300年以后出现了商业革命，而中国的商业革命却出现在此前两个世纪的北宋王朝。

美国汉学巨头费正清（ John K.Fairbank）与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合作撰写的名著《中国：传统与变革》，在写到宋朝经济时，所用的标题就是“商业革命”四个字。他们写道：“中国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一迅速的发展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然高于以前，并产生出直至19世纪在许多方面保持不变的经济和社会模式。”另一本权威著作，被誉为可以和汤因比《历史研究》相媲美的《全球通史》，其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在“宋朝的黄金时代”的标题下写道：“除了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

这些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当然不会信口开河，他们是在比较了欧洲的商业革命之后，才确信这种商业革命在宋朝已经出现了。那么，何以中国历史学家竟然熟视无睹、视而不见呢？这里面有理念问题，也有视角问题，正如苏东坡的诗句所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吾丘衍（公元1272—1311年），浙江开化人，元代印学大家，字子行，号贞白，又号竹房、竹素，别署真白居士、布衣道士，世称贞白先生，寓居杭州，以教书为生。吾丘衍投身金石学，作了大量的编撰、考证和整理工作，在推动印学发展方面做了很多实事，他力矫唐宋六文八体失真之弊，以玉筋篆入印，并撰写了关于印章和古文字学的著述。

他比赵孟頫小18岁，两人是密友。他古书读得多，通晓经史百家，熟懂音律，写得一手好篆书和隶书，能篆印，时人称其有“小篆精妙，当代独步，不止秦唐二李（指李斯、李阳冰———编者）间”之美誉。尤其是他关于印学的研究，对后世影响很大。他提倡用汉代铜器、碑额上的文字入印，于大德庚子年（公元1300年）写成《学古篇》一书，卷一为《三十五举》，次载《合用文籍品目》，尾系附录。《三十五举》为此书主体，叙列汉印篆体与印式的纲要，阐述篆隶演变及篆刻知识，对古印的篆法、格式等作了论述，是中国最早出现的研究印学的理论指导书，被后世推崇备至。

吾丘衍提倡“学古”，崇尚汉印的“平正”、“浑厚”的印风，是元代最早站在印学高峰上倡导汉印印风的大家之一。元人治印沿袭宋时“随俗”、“浮华”的陋习，印面不仅粗俗，而且被屈曲盘绕的九叠文充斥；不讲篆法，不合六书，任笔为体，随意肢解的文字被用于制印；不讲章法结构的自然和谐、疏密得宜，非平板闷塞，即浅陋怪诞。总之，秦汉印章那种纯朴自然的高格调已荡然无存。对于这种状况，吾丘衍在《三十五举》中批评说：“汉有摹印篆，其法只是在篆法，与隶相通。后人不识古印，妄意盘曲，且以为法，大可笑也。”

在人类历史有记载以来的大部分时间，中国是地球上科技最发达的地方。和通常的情况一样，技术革新创造了财富。哥罗宁根大学的经济历史学家奥格斯·麦迪逊认为，直到公元1300年前后，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还要比一个普通的西欧人富裕。

朱世杰（公元1300年前后），字汉卿，号松庭，寓居燕山（今北京附近），“以数学名家周游湖海二十余年”，“踵门而学者云集”（莫若、祖颐：《四元玉鉴》后序）。朱世杰数学代表作有《算学启蒙》（1299）和《四元玉鉴》（1303）。《算术启蒙》是一部通俗数学名著，曾流传海外，影响了朝鲜、日本数学的发展。《四元玉鉴》则是中国宋元数学高峰的又一个标志，其中最杰出的数学创造有“四元术”（多元高次方程列式与消元解法）、“垛积术”（高阶等差数列求和）与“招差术”（高次内插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