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体制(日语原文 55年体制 假名 ごじゅうごねんたいせい 罗马字Gojūgonen Taisei)指的是日本政坛自1955年出现的一种体制，即政党格局长期维持执政党自由民主党与在野党日本社会党的两党政治格局。一般认为该体制结束于1993年。55年体制一词最早见于政治学者升味准之辅于1964年发表的论文“1955年の政治体制”（《思想》1964年4月号）。1955年，日本保守势力的各党派和革新势力的各派各自进行了联合，形成了代表保守势力的自由民主党和代表革新势力的社会党保革对立为特征的体制，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55年体制。在法治上虽然是两党制，实际上是两党制表层下的自民党一党执政的体制。 55年体制是战后日本政治中一个重要环节，在55年体制下，自民党长期处于执政党地位，牢牢控制了日本的政治经济，从而引导日本走上了一条经济优先的道路，创造了日本奇迹，但是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势下，日本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发展最后都走进了一个瓶颈。

日本55 年体制是在战后民主化改革背景下，政党政治恢复后，在纷繁复杂的政党政治斗争中，保守政党和革新政党各自整合统一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其形成过程中，保守政党的整合统一是关键，同时，工人运动的高涨和社会党势力的增强及其首先统一，推动了保守政党的合流，从而加速了55 年体制的诞生。 1945 年战败是日本政党政治恢复的起点。战败的日本在美国这一外力的推动下，实行了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促进了日本政党政治的复活。1945 年11 月2 日，日本社会党首先成立，其后自由党、进步党、协同党纷纷成立， 同年12 月初日本共产党也重建。在这些政党中，自由党、进步党、协同党为保守政党，社会党和共产党属于革新政党。政党政治恢复后，保守政党内部十分混乱。1946 年1 月的解除公职令对保守党内部纷争影响很大，引发了保守政党之间剧烈的聚散离合, 在整肃帮与非整肃帮、党人派与官僚派以及因个人原因而不和的人们中间产生了裂痕，为后来自民党内部的派阀分立埋下伏笔。1946 年4 月的大选, 保守党虽取得优势(自由党、进步党、协同党共获243 席, 社会党和共产党获98 席) , 组成第一届吉田内阁, 但保守阵营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1948 年后, 美国对日政策发生变化, 取消了对军国主义分子的整肃, 战前旧政治势力重返政坛, 形成了强大的反吉田势力。1952 年, 被撤销整肃的鸠山一郎回到自由党后, 与吉田茂围绕总裁、首相职位及自由党干事长人选问题展开了激烈争夺, 在自由党内部结成了以鸠山为中心的“民主化同盟”，公然形成“党内在野党”。与此同时，1952 年2 月组建的以重光葵为首的改进党也具有明显的反吉田色彩。1953 年3 月民同派从自民党中分离出来， 成立以鸠山 一郎为首的同名自由党， 12 月鸠山自由党又以在自由党内设置宪法问题调查会为条件重新加入自由党，继续从事反吉田活动。1954 年11 月，自由党鸠山派再次从自由党中分离出来，与改进党及其他保守系小党派组建民主党。接着民主党与社会党联合提出对内阁的不信任案，迫使吉田内阁辞职。50 年代前半期，保守政党之间尽管斗争连绵不断， 反复聚散离合， 但这些斗争也只是实施政策的手段、步骤上的对立，保守各政党在维护旧金山媾和体制、日美间协调、反对共产主义、亲近财阀等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是保守政治势力合流的政治基础。他们之间矛盾斗争的核心是“再军备”问题。吉田自由党重视经济发展，主张维护宪法, 渐进增强防卫力量，即经济优先主义。鸠山自由党和改进党则提出重整军备，修改宪法，实行自主外交，即政治优先主义。由于美国出于武装日本、遏制共产主义的目的，对吉田内阁施加压力，要求其重整军备。财界面对革新势力的不断壮大，对保守势力相互恶讦大为不满，为了稳定政局，也对吉田派施加压力，并先后促成了吉田茂与重光葵和鸠山一郎的会谈。在美国和财界的压力下，吉田派与鸠山派及改进党在重整军备，修改宪法问题上达成一致，为保守势力以这个目标为政治认同、实现统一奠定了基础。 战后日本最著名的首相吉田茂社会党势力的发展是促使保守政治势力合流的最大压力。占领初期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大众民主运动和工会组织的发展，到1946 年底成立了两个全国性工会组织, 即社会党影响下的“日本工会总同盟”和共产党影响下的“日本行业工会会议”。民主运动及工会成为社会党强大的后盾，在1947 年4 月的大选中，得到工会支持的社会党获胜，在众参两院均成为第一大党, 组成了由社会党委员长片山哲为首的社会党、由进步党演变而来的民主党、国民协同党三党联合政权, 这反映了革新势力在战后初期的发展。1951 年10 月，围绕媾和、保安两条约，社会党在其第八次临时党大会上分裂为左右两派，左派社会党对两个条约均持反对立场，右派社会党赞成媾和条约，反对保安条约。社会党虽然产生了分裂, 但50 年代上半期，左右两派社会党在议会中的势力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在经历了1952、1953、1955 年的三次大选后, 左右社会党在众议院的席位增加到156 个，比1947 年执政还多12 席， 这主要和“总评”(1950 年7 月成立的全国性工会组织“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加上50 年代前半期因产业合理化引发的劳资纠纷及工人运动，大大推动了社会党势力的增长。 在社会党势力增强的同时，保守政党内部则纷争不断，政权不稳， 这大大鼓舞了左右社会党人，为了利用保守政党之间的矛盾早日上台，两派社会党在尚存严重分歧的情况下，于1955 年10 月实现了合并。统一后的社会党在467 个众议院席位中占有156 个， 达到了修改宪法所需的三分之一议席。这迫使保守政治势力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与之抗衡。因此，同年11 月，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 ，在众议院拥有299 个席位，在参议院拥有118 个议席。从此，日本政坛上形成了保守与革新两大政党对立体制,即55 年体制。

第一，形式上的自民、社会“两大政党制”，实质上是自民党占绝对优势的“一党制”、“一党独裁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自民党与社会党的力量过于悬殊，在众议院自民党始终占有三分之二左右的议席，而社会党不足三分之一，无法取代自民党；二是社会党标榜“要变革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党作为“反体制”政党不能成为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第二,55 年体制虽然是在保守政党和革新政党各自整合统一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无论是自民党内部，还是社会党内部都没有达到完全统一各自内部的分歧斗争仍然长期不断。因此, 党中有党、党中有派的派阀制格局是55 年体制的又一特点。

第三，政府权力的更换由战后初期的多党轮流执政转变为自民党内不同派系之间的相互更替。日本国宪法规定，内阁首相由众议院确定。1955 年以后，自民党一直是众议院第一大党，自民党总裁理所当然地被确定为首相。而自民党内有很多派系，总裁一般由党内不同派系领袖中产生。

第四, 由于促使保守政党和革新政党整合统一的核心问题是日美安保体制和再军备问题，因此安保问题是保守势力与革新势力对立的“中轴线”，以自民党为首的保守势力和以社会党为首的革新势力在该问题上的长期斗争是日本政治生活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第五，政府决策过程被自民党、政府和四大经济团体为中心的高级官僚与大财团所控制，即所谓“政、官、财” 三位一体的决策机制。战后，不同财团和企业曾经根据自己的不同需要向不同保守党进行政治捐款。保守党在财界的强烈要求下实现联合，成立自民党后，财界通过“经济再建恳谈会”把政治资金统一交给自民党。与此同时，财界以多种形式和途径向自民党及其政府施加影响，从而形成了一个以财界意志为基础，以自民党为政治代表，通过立法、行政等措施，由政府机构付诸实施的“政官财”三位一体的政治体制。

55年体制1955年形成到1993 年崩溃，持续了38 年之久，究其原因主要有：

首先，在战后冷战体制下，美国为了对付苏联，在日本积极支持亲美的自民党政权，以防日本出现亲苏的社会主义政权。这是55年体制所以持续38 年之久的重要国际原因。

其次，社会党虽是在野党中第一大党，但是，其力量无法与自民党匹敌。由于政策上的分岐与各党的切身利益所在，社会党与其他在野党难以实现联合，亦难以形成对自民党政权的强大威胁。因此，自民党政权得以数度摆脱困境，摇而不坠。这是55年体制得以长期维持的政治基础。

再次，自民党的经济政策促进了经济发展，使日本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使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的日本人过上中等程度的生活，形成了所谓“中间阶层”。“中间阶层”的既得利益，决定了他们安于维持现状，不希望变革的心理，成为自民党长期执政、社会党长期在野的社会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多元民主政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野党的力量不断加强。1992年，原自民党成员细川护熙退党并另立门户，成立了日本新党。这是自民党最终分裂的前兆。1993年6月，日本国会围绕政治改革法案展开激烈争论。宫泽喜一首相虽曾表示要“实现政治改革”，但因党内外各种意见难以协调而被迫于6月16 日决定放弃在本届国会通过政治改革法案。6 月17日，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3个在野党以政治改革法案在本届国会搁浅，是宫泽首相的重大失职为由，正式向众议院院长樱内提出对宫泽内阁的不信任案，并得到共产党的支持。18日在国会对该案表决的关键时刻，作为自民党党员的羽田派议员35人也投了赞成票，致使不信任案获得通过。18日宫泽内阁宣布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 宫泽内阁没有实现政治改革，不仅遭到在野党的抨击，也引起党内主张政治改革议员的强烈不满。1993年6月21日，以武村正义为首的10 名年轻议员宣布退党，并在当日组成“先驱新党”，亦称“新党魁党”。他们大多数来自各主要派系的年轻骨干议员。接着，自民党羽田孜、小泽一郎派的44 名国会议员宣布集体退党，于6月23 日组成“新生党”，自民党宣告分裂。1993年7 月19日，日本第40 届众议院选举揭晓：自民党获223席，未达到过半数的256席；社会党获70席，比选举前的134 席减少64席；新生党获55 席，比选 举前增加19席； 自民党代表大会（1994年）公明党获51 席，比选举前增加6 席；首次参加大选的日本新党获35 席；日本共产党获15 席，比选举前减少1席；民社党获15 席，比选举前增加2 席；先驱新党获13 席，比选举前增加3席；社民联获4席（1994年5月解散）；无党派议员获30席，比选举前增加17席。选举结果表明：自民党在选举中，利用原有选举地盘的优势，仍保持了第一大党地位，但其议席不到众议院 511 席的半数，因而失去单独组阁执政的机会。而社会党议席锐减，虽仍为第二大党，但实际地位下降，从而导致日本政党政治格局发生变化，55年体制宣告结束。 这次大选以后，日本朝野政党群起争夺政权。早在大选前，新生党、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社民联达成5党联合夺权协议，形成自民党与5党集团对阵的格局，而以细川为首的日本新党和以武村为首的先驱新党自称为“第三势力”，居中立地位。大选后，自民党与日本新党进行谈判，由于推举首相候选人问题谈判破裂，细川和武村倒向非自民党一边，使原来的5 党联合变成7 党派联合，使自民党下野终成定局。 8 月6 日，由社会党、新生党、公明党、日本新党、民社党、先驱新党、社民联以及参议院民主改革联盟7党1派共同推荐的首相候选人细川护熙分别在众参两院的首相选举投票中获得262 的过半数票，击败了自民党推荐的首相候选人河野洋平（224 票），当选为日本第79届内阁总理大臣，组成了非自民党的& 党派联合政府。至此，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下野，为多党联合政府所取代。

首先，冷战已经结束，美国希望日本结束自民党一党统治的局面。在美苏对立的冷战格局下，美国竭力利用自民党亲美政权作为其亚太战略的基石，对日政策往往是战略优先于经贸。60年代中期以后，日美矛盾虽日益加剧，但是，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考虑，在处理日美矛盾时，对自民党政权仍作出让步和妥协。在美国看来，如果向自民党政权施加压力太大，则可能使其垮台，为社会党上台执政提供可乘之机。然而，随着冷战结束，美国不再担心日本出现社会党政权，继续支持自民党一党执政的体制对美国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特别是在日美关系上长期存在的贸易摩擦、经济纠纷使美国的国家利益受到了极大损害，继续支持自民党意味着美国将损失更大的经济利益。为此从1990年代以来，美国从自身利益考虑，希望日本进行政治改革，由实际的一党制变为实际的多党制，从而使日本政府的政策具有多样可变性。因此，在美国看来，自民党一党统治局面的结束是“合情合理”的。其次，55年体制”的社会结构已发生变化。自民党的强大社会基础是农村广大的小农，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大批农民进入城市。1960年至1991 年，日本第一产业人口占就业人口总数的比率从百分之三十降至百分之七 ，而第二产业则从百分之二十八增至百分之三十四 ，第三产业从百分之四十二增至百分之五十九由于进城的农民脱离了原来的选区，不再给自民党议员投票，自民党的得票率因此下降（自民党在众议院的绝对得票率从1958 年的百分之四十六点七五下降到1983 年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八）。1980年代，自民党迫于美国的压力，部分开放农产品市场，使农民蒙受重大损失，致使自民党在农村的统治基础发生动摇。

再次，社会党的支持力量是原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简称“总评”）。从1952年起，均由“总评”推荐候选人，支持社会党竞选，因而社会党的国会议员中“总评”出身的工会干部逐年增加，1989 年，日本工会实现联合，组成了新的工会组织———日本工会总联合会。工会改组，“总评”解散，使得社会党失去了固定的支持力量。

第四，政、官、财结合的体制摇摇欲坠55年体制建立后，以执政的自民党政府为权力中心，形成了以自民党党内各派系首领、自民党执政内阁主要成员与财界巨头相互联结的权力关系网络。财界向自民党提供的政治资金，其数额逐年递增。他们通过金权政治控制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全过程，包括选举、组阁、立法、政府决策、行政管理、社会舆论、意识形态等，甚至把这套政、官、财三位一体的体制扩大到国家对社会经济管理和国民社会生活管理中，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无处不在的社会管理形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官、财结合体制出现了日益严重的问题。其一，自民党政治腐败日甚一日，贪污受贿、个人专断严重腐蚀、损害了自民党的机体。其二，财界操纵政治的能力在下降。第一，修改《禁止垄断法》和《政治资金规正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企业对政党的影响力。第二，经团联的领导体制已不能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第三，财界对解决经济问题苦无良策。总之，至1980 年代，由于自民党政治腐败、财界操纵政治能力下降，政、官、财结合体制已难以为继。最后，自民党缺乏自我制约机制，政治改革屡挫。早在1960、1970年代，自民党高官、政府要员与财界、企业界相互勾结，进行权钱交易的丑闻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暴露出来，作为自民党的首脑、内阁的总理大臣也一再向国民表示谢罪，甚至就此辞职者也为数不少。但是，几乎没有一届自民党内阁不为自己继续当选而到处筹集政治资金，公开的且不用说，大量秘密政治资金的筹集、甚至其中一部分流入私人口袋之事，在日本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自民党政治腐败，引起日本国民强烈的不满。国民要求政治改革，惩治腐败。为此，自民党于1980年5月提出《政治改革大纲》。然而其重点不是解决政治腐败，而是解决选举制度问题，大纲主张将中选举区制改为小选举区制。自民党认为，中选举区制是万恶之源，在中选举区制下大选时，各政党在同一选区确立两名以上候选人，为了当选，候选人之间开展有偿竞争，于是产生金权政治。改革中选举区

制，就可以铲除政治腐败。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日本的政治改革变成了选举制度改革。1990 年8月，海部内阁在《政治改革大纲》的基础上，又吸收了第8次选举制度审议会的建议，在国会提出了在众议院实行小选举区与比例代表并立制法案，后遭否决。1993年3月，自民党向国会提出单纯小选举区法案，法案不仅没有通过，反而导致宫泽内阁垮台。这是自民党未能下决心推行全面政治改革而带来的必然结果。

一，自民党一党优位制政治格局的利弊得失

自民党一党优位制是日本“政府主导型”模式的政党政治基础。“所谓政府主导型是指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政府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 不仅在宏观层面上而且在微观层面上积极诱导经济朝某一方向发展”。“政府主导型”模式曾经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动力源, 而一党优位制则为“政府主导型”模式奠定了政党政治基础。因为自民党的长期执政，增强了其对国会及政府的控制和运营能力, 使自民党运用国会立法及有效的行政手段干预经济、表达国家意志的能力极强，从而奠定了“政府主导型模式”强有力的政党基础。

另外, 自民党一党优位制也有利于国家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从战后日本的历史发展进程看, 吉田内阁制定的经济优先发展战略成为保守政治的主流路线, 为池田、佐藤、田中内阁所继承, 池田内阁的“国民经济倍增计划”, 佐藤内阁的繁荣“均衡、持续增长”, 田中内阁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等都是吉田经济优先发展战略的继续。甚至主张政治优先主义的鸠山一郎、岸信介, 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中曾根康弘, 为了稳固政权, 也不得不注重经济的恢复和增长。鸠山内阁的《综合经济六年计划》、《经济自立五年计划》, 岸内阁的《综合紧急对策纲要》、《新长期经济计划》, 中曾根内阁的国营企业民营化, 缓和金融政策、扩大内需的“前川报告”, 实施大规模公共投资的《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等无不带有吉田内阁经济优先发展战略的影子。国家政策的连贯性是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有力保障。但自民党一党优位制也是民主扭曲和金权政治的根源。一党优位使自民党在国会立法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 表现为内阁提议案在国会立法中数量多、成立率高。与内阁提议案相对, 议员提议案则偏少、成立率低, 这主要是由于议员的法案提出权受到明确的限制。根据《国会法》规定, 议员若要提出法案, 在众议院需要议员20 人以上的赞成，在参议院需要议员10 人以上的赞成, 而若要提出附带预

算的法案, 在众、参两院分别需要50 人以上和20 人以上赞成。这种对议员提案权的限制，从反映民意的观点来看，对于少数党及无所属议员来说，过于苛刻，甚至具有剥夺他们提案权之功效， 这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是极大的讽刺。此外，由于自民党的长期执政，使得自民党所属议员的职位相当稳定， 甚至在他们引退后，其职位往往由其亲属继承。世袭议员作为一个特权阶层已经成为自民党国会议员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实际上阻碍了非“政治世家”出身的候选人的从政道路， 违背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所标榜的国民参政权平等的原则。同时, 自民党的长期执政， 使自民党与官界、财界之间形成了一种密切的利益互换关系，即“政官财三位一体”的统治结构。在这种统治结构下, 财界统一向自民党提供政治资金是法律所允许的。但由于自民党内派阀斗争激烈, 议员个人与地方选民之间有特殊的利益互换关系, 使得各行业团体或大企业等利益集团在向自民党各派阀及其议员个人提供政治献金时, 透明度很低且多半附带某种特定要求, 这往往容易造成政治腐败, 导致“金权政治”产生。

二，自民党社会党对垒政治格局的作用

社会党与自民党的对垒在某种程度上对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首先，体现在社会党的挑战以及社会党领导下的国民运动迫使执政的自民党从“政治优先主义”转向“经济优先主义”，如岸信介政权和鸠山一郎政权的注重修改宪法、重整军备转向池田勇人政权和佐藤荣作政权的强调经济高速增长；其次，在社会党及广大国民的压力下，自民党注意借鉴社会党的主张，完善社会基本制度和福利制度，这既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又侵蚀了社会党的社会基础。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政策是自民党政权在60 年代初实现了全体国民均参加健康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的目标；再次， 针对来自社会党及其支持团体“总评”工会的压力，自民党政权不断采取有关措施，尽可能将工人运动纳入体制内斗争。1954 年开始的“春季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春斗) ”，实际上是工会组织从反体制运动向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提高生活水平的目标转换。池田内阁时政府出面与工会组织谈判，逐渐将“春斗”演变成协商体制； 第四，社会党的战斗性姿态及其对执政党的监督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合理化,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防止政治腐败泛滥的作用。三，自民党派阀制政治格局的影响

自民党派阀制格局， 一方面， 导致了日本政界混乱、政府更迭频繁、政局不稳的政治局面。尤其是“三角大福中”时代，在1972 年7 月到1980 年6 月短短8 年时间内，自民党政权从田中、三木、福田至大平内阁，平均两年更换一届内阁。自民党各派阀间激烈的争权夺利斗争，使得各在野党试图联合起来夺取自民党政权，虽然没有成功，但造成了70 年代“朝野伯仲”局面的出现，削弱了自民党的国会运营能力，对自民党的执政地位构成了巨大威胁。另一方面，自民党的派阀斗争如前所述属于“人事派阀”斗争，这种政权争夺性的派阀斗争使“政权由一个派阀转到另一个派阀，可以起到‘拟似政权交替’的作用”,“通过派阀间的对立和抗争， 间接地反映舆论动向，派阀的‘拟似政权交替’也容易完成自民党的政策转变。所以，自民党能够比较灵活地应付国民的意见和要求， 甚至可以采纳在野党的政策。”如自民党政权实施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中就含有社会党的政策主张。因此，派阀制运用得当，有利于自民党的民主运营，但运用不当，也会成为各派阀争夺官职和利益的工具，给国家政局带来负面影响。

55年体制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它的形成代表了日本战后的政局进入了一个稳定时期。在自民党一党执政的38年里，自民党在经济方面做出了巨大成就。其坚持的经济优先战略使得日本在冷战的风云岁月里始终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使日本经济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就得到了恢复，并且有了更大的发展，塑造出了日本奇迹。另外，虽然是实际的一党执政，但是在相当的范围内也实现了政党政治的意图。再有这相当实力的社会党的存在下，自民党的许多执政措施都要考虑各方面的利益，从而能够较大范围的考虑到各个方面的需求。

但是，由于在野党始终不能依靠议会选举夺取政权，这就使得两党制的存在成为空谈。而在自民党一档长期执政的三十八年里，自民党由于缺少势均力敌的对手，从而滋生出了许多问题和矛盾，使得整个执政结构和政策趋于僵化，从而导致了这一体制的最终解体。

从1955年到1993年，55年体制下的日本首相如下：

1955年（昭和30年）5月，《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签订。12月，《原子力基本法》公布。神武经济景气。

1960年（昭和35年）1月，《日美新安保条约》签订。9月，政府发表所得倍增、高度增长政策。

1964年（昭和39年）2月，《日苏贸易协定》签订。10月，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东京举行。

1970年（昭和45年）2月，签订《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6月，声明《日美安保条约》自动延长。日本万国博览会举行。

1972年（昭和47年）9月，田中首相访问中国，发表中日共同声明。田中首相发表《日本列岛改造论》。

1973年（昭和48年）10月，爆发石油危机。

1974年（昭和49年）1月，签订《中日贸易协定》。佐藤荣作获诺贝尔和平奖。

1978年（昭和53年）8月，在北京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1982年（昭和57年）7月，中国政府认为日本历史教科书的记述违反中日共同声明而提出抗议。

1984年（昭和59年）1月，作为现职首相二战后中曾根首相最初参拜靖国神社。

1987年（昭和62年）3月，国铁民营化。11月，日本航空完全民营化。

1989年（平成元年）1月，裕仁天皇逝世。明仁皇太子继位。改年号为“平成”。4月，联合国军缩会议在京都举行。

1992年（平成4年）1月，宫泽首相访韩，就从军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5月，外国人入境法改正案成立。

1993年（平成5年）3月，第一次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8月，非自民党8派联合，细川护熙内阁成立。

（当时自民党和社会党还未各自统一）

（所列项目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