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文化，作者：汪曾祺

作者：汪曾祺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

胡同原是蒙古语，据说原意是水井，未知确否。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惜薪司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老娘是接生婆）胡同。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巴。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像其形状的。高义伯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义，如大绿纱帽胡同。

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布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

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约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串，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

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

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婚丧嫁娶，都得“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杀”一盘；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规成圆形的厚板以代酒桌）喝两“个”（大酒缸二两一杯，叫做“一个”）；或是鸟友，不约而同，各晃着鸟笼，到天坛城根、玉渊潭去“会鸟”（会鸟是把鸟笼挂在一处，既可让鸟互相学叫，也互相比赛），此外，“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陆润庠、王垿等祭酒的老人，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仍考查不出来。但是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的。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

北京人爱瞧热闹，但是不爱管闲事。他们总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北京是民主运动的策源地，“民国”以来，常有学生运动。北京人管学生运动叫做“闹学生”。学生示威游行，叫做“过学生”。与他们无关。

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己、逆来顺受。老舍《茶馆》里的王利发说“我当了一辈子的顺民”，是大部分北京市民的心态。

我的小说《八月骄阳》里写到“文化大革命”，有这样一段对话：

“还有个章法没有？我可是当了一辈子安善良民，从来奉公守法。这会儿，全乱了。我这眼面前就跟‘下黄土’似的，简直的，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您多余操这份儿心。粮店还卖不卖棒子面？”

“卖！”

“还是的。有棒子面就行。……”

我们楼里有个小伙子，为一点事，打了开电梯的小姑娘一个嘴巴。我们都很生气，怎么可以打一个女孩子呢！我跟两个上了岁数的老北京（他们是“搬迁户”，原来是住在胡同里的）说，大家应该主持正义，让小伙子当众向小姑娘认错，这二位同志说：“叫他认错？门儿也没有！忍着吧！——‘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睡不着眯着”这话实在太精彩了！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

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柱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

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也许像西安的虾蟆陵，南京的乌衣巷，还会保留一两个名目，使人怅望低徊。

再见吧，胡同。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五日（完）

这篇文章，是作者给摄影艺术集《胡同之没》写的序。作者久居北京，非常熟悉北京人的生活，对现代文明进步大潮中北京胡同的没落，充满复杂难言的感情。

什么是文化？众说纷纭。比较公认的文化定义，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1832—1917）的看法：“文化，就其在民族志中的广义而言，是个复合的整体，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和习惯。”简单地说，文化是人们生活意识、习惯、观念等的集合。说起文化，许多人可能觉得高深莫测。探讨文化问题，必定是学者专家的“专利”。而本文作者说起胡同文化，并没有很严肃地讨论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从琐碎的日常生活、风俗民情娓娓道出。北京的胡同方方正正、胡同内的四合院规规矩矩。胡同、四合院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反过来也可以说北京人的文化造就了胡同和四合院。读了这篇文章，许多读者也许会感觉到，文化这样贴近我们的生活，文化也可以这样探究。

书名是“胡同之没”，序言自然围绕“没”字下功夫。文章分三个部分，先谈胡同的起源、发展，再谈胡同文化的特征，最后谈胡同文化在时代大潮中的衰落。看似悠闲散漫，但其中的内在联系却是非常紧密的。

作者一生对传统文化都怀有深厚的感情，这可以从作者许多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某种传统文化的没落，作者的感情态度，首先是豁达，不保守、不顽固，与时俱进，能够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对于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作者是相当留恋的，对于北京胡同文化的许多方面，作者也是很推崇、并融合其中的。但他并没有因为胡同文化日趋没落而痛心疾首，相反以一种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样的时世交替。其次，作者对胡同的没落，是深怀叹惋之情的，毕竟对多年生活的胡同、四合院有很深的感情，受过胡同文化许多的熏染。作者的人生信念和价值观，许多和胡同文化水乳交融，比如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安分守己等，正合作者清心淡泊的性格。所以作者经过那么多政治风波和人生挫折，还能保持平和的自我，不浮躁、不功利、不媚俗。其三，作者对胡同文化有所反思、有所批判。作者很清醒地认识到“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在现代信息化社会，国家、民族之间的交流日趋扩大，人为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封闭”意味着思想保守、意味着行动落后。而“易于满足”“安分守己”等，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汪曾祺作品的语言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是很有特色的。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本文语言平白、朴素，口语性强，富于表现力。比如开头：“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这几句话完全是平直的描述，没有什么文辞的修饰，即使打比方，也充满生活气息，“像一块大豆腐”，没有半点矫揉造作，但是说出来却让人感到不枯燥，有滋有味；“四方四正”“正南正北”“正东正西”，把事物的特点描摹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言简字约，但是准确、生动；“城里有大街，有胡同”这样的短句，表达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和上下句子连贯起来，让人觉得像北京艺人说书一样，充满韵味。这样的语言特点在本文中到处可以感受到，不必一一列举。汪曾祺作品的语言，还有很深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底蕴，如“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四字四句，语如连珠，既雅致，又通畅，毫无生硬滞涩之感，将古典语言与现代语言巧妙地融合贯通，给人一种别致的感受。

散文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顺应人情，重视常识，讲究中庸之道，体现了一种现世的精神，因而亲亲、仁民、爱物是儒家思想的怀抱。这种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产物，恰恰是西方文化最缺乏的东西。它不必像西方基督教超人文的精神，必须从另一个世界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汪曾祺在不少文章中屡次谈及自己与儒家思想的精神联系。他在《自报家门》中分析道：“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孔夫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并且是个诗人。他可以发脾气，赌咒发誓。”“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可见，汪曾祺亲近儒家，乃是看到儒家在人伦道德的践履中，表现出对俗世生活的执着与肯定，这构成了汪曾祺精神世界的现世品格。我以为这一现世品格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生活的广泛乐趣，一是对人的生老病死的通达态度。

汪曾祺对生活的热爱，有两个明显的兴趣点，即各地的风味吃食和风俗民情。先谈他的第一兴趣点。汪曾祺笔下的烹饪文化之精妙，让人大开眼界，饱尝“口”福。简直可以与梁实秋的《雅舍》《谈吃》相提并论。如《故乡的食物》列举的食物，多得令人咋舌。从家中的“炒米和焦屑”“端午的鸭蛋”到河里的“虎头鲨、昂嗤鱼、砗螯、螺蛳、蚬子”、野禽类的“野鸭、鹌鹑、斑鸠”和野菜类的“蒌蒿、枸杞、荠菜、马齿苋”，无不一往情深，款款道来。

……

汪曾祺小时候读汉乐府《十五从军征》，很为诗中的“真情”而感动，但他始终没搞懂“采葵持作羹”的意思。各地植物称做“葵”的，如向日葵、秋葵、蜀葵，但这些植物叶都不能吃。那么古人“持作羹”的“葵”是什么？汪曾祺直到后来读到清朝吴其睿的《植物名实图考》，才知道吴氏把“葵”列为蔬类的第一品。吴氏经过考证，激动地说：“葵”便是南方几省还有种植的“冬苋菜”。可见“葵”到清朝已经沦为无人知晓的地步，但是“葵”早在《诗经》中就有记载，后魏《齐民要术》，元代王祯的《农书》都把它列为主要蔬菜。汪曾祺由此猜测可能是后来全国遍植大白菜，大白菜取代了葵的位置。可见，“蔬菜的命运，也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有其兴盛和衰微，提起来也可叫人生一点感慨。”从平常的“吃食”中寄寓着人事的兴衰慨叹，这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表现方式和精深之处。汪曾祺说：“草木虫鱼，多是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对于草木虫鱼有兴趣，说明对人也有广泛的兴趣。”此言不差，也可看做他的夫子自道。

各地的风俗民情，也是汪曾祺笔下乐意表现的另一个话题。汪曾祺认为：“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包含一定的人为成分（如自上而下的推行），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汪曾祺从小就生活在风情名物所弥漫的民间，后来在北京工作，他还曾编过几种“民间文学”的刊物。因而，他对各地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对民间故事丰富的想像力和农民式的幽默诙谐，颇为着迷，并写进自己的作品中。

……

在此，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次来看，存在于广大农村的“活着”的民间文化，其实是传统文化的渗透、融合和转化的生动形式。《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就孔子的立场，鬼神之灵的实际存在与否，根本就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重要的乃是祭祀本身的意义。因此，冯友兰指出：“儒家对于祭祀之理论，亦全就主观情感方面立言，祭祀之本意，依儒家之眼光观之，亦只求情感之慰安。”以上所述，可以得知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感情虽抽象，但它通过风俗形式而得以丰富的再现。汪曾祺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写风俗，有点怀旧，但那是故国神游，给人是慰藉，不是悲苦。

汪曾祺另一个现世品格就是对生老病死的通脱旷达态度。在儒家先哲看来，只有懂得生，才能懂得死，才能在死的自觉中感受到存在。孔子拒绝讨论怪力乱神，他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讲的即是死的自觉，更是生的自觉。正因为“生”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对死亡的可以无所为甚至不屑一顾。汪曾祺写的《对口》《疟疾》《牙疼》等“旧病杂忆”系列散文，都是表明他早年对待疾病的通脱态度。他在小时候，颈上长了一个“对口”，有“莲子盅”大，医生施行手术，他父亲给他嘴里“衔”一颗蜜枣，惹得医生对他父亲直夸：“令郎真行，哼都不哼一声!”他每年都发一次疟疾，“从小学到高中，一年不落，而且有准季节。每年桃子一上市的时候，就快来了，等着吧。”这种病甚为厉害，但汪曾祺却引杜牧诗云：“忍过事则喜”，倡导对疟疾只有忍之一法。对患牙病，他也是抱着这样通脱的态度。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可他泰然置之。他去看牙医，恰巧不在，乐得“乘兴而去，兴尽而归”，拿着这笔钱上牛肉馆，美美吃它一顿，从他描述这些对待疾病的经验看，他的确是一个苦乐随缘、安时处顺的人。他说：“凡事都是这样，要能适应、习惯、凑合。”（《牙疼》）真是个没治的乐天派。

《七十书怀》《自得其乐》《祈难老》《无事此静坐》，这些文章都流露着汪曾祺随缘自适、乐天知命的晚境心态。《祈难老》，汪曾祺从太原晋祠的“难老泉”说起，认为“难老”之名取得甚好。不说“不老”，而说“难老”。所谓难老，乃是希望老得缓慢一点，从容一点，不是“焉得不速老”的速老，不是“人命危浅，朝不虑夕”那样的衰老。他指出：“老死是自然规律，谁也逃不脱的。唐宪宗时的宰相裴度云：‘鸡猪鱼蒜，逢着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则行’”，这样的态度很可取法。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这说明人之所以能够知得“天命”，乃是对世间人事有了更深的理解。汪曾祺对于人生能看得通脱和深入，这正是他知心所性，心境益臻于中正和平使然矣。

（选自《江淮论坛》1998年第5期。有删节）

为文作序，历来都有既成的章法。或以记叙为主，或以议论为主，或以说明为主。汪曾祺先生的《胡同文化》，总体说来，是篇以说明为主的序言。但读后你会感到，在平实的说明文字中，似乎飘忽着一缕情思，沉淀着某种哲理。

《胡同文化》是作家为摄影艺术集《胡同之没》所写的序言。但作家并未从摄影艺术的角度落笔。作家既不说明光与影的交汇和谐，也不论及构思、线条、色彩的运用。行文的思路是由影集表现的对象──胡同入手，再由胡同引出胡同文化，最后直扑全文主旨：“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

胡同，大概应该算是老北京民居建筑的主要形态。作家以敏锐而细致的观察，介绍着胡同的诸多特性：建筑方位上的方正感，名字由来的市井味儿，胡同的小而多，离闹市区的近又似乎远，胡同与四合院的连成一体……总之，与胡同相关的方方面面、种种情景，都说明得绘声绘色，饶有兴味。这不但给人以知识，而且为阐释由胡同形成的胡同文化作了铺垫。

胡同是物质的，死的。而胡同文化则是精神的，活的。于是，作家的文思愈加敏捷飞动，文字也随之活灵活现。北京胡同文化的种种表象便跃然纸上。安土重迁，舍不得“挪窝儿”，这是因循守旧观念在居住上的表现；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是独门独院生存环境之使然；有窝头，就知足了，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这是自满自足的心态……作家从北京人接人待物的细微之处，找寻着胡同文化的表象特征。并由这表象掘进内里，对深藏于胡同文化的实质作出了理性的概括判断：“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己，逆来顺受。”

“忍”──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作为一种传统的心理定势和道德规范，中国百姓信守此道的恐怕不在少数，而北京人尤为突出。因为北京这地方，是几代封建王朝的首都，封建正统思想自然更为浓重，以至于使北京城像块大豆腐，四方四正，见棱见角。这种方正观念，不但影响着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着北京人的思想，形成了封闭的胡同文化。

毫无疑问，北京胡同文化是一种传统，传统的东西自有其生存、发展的理由。然而，生活又告诉我们，并非所有传统的东西都会一成不变地存在，都会永远发展。鲁迅先生早在八十多年前就曾说过这样的话：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随感录·三十五》）

封闭保守的胡同文化，显然已不适应开放进取的现今的时代，它的消亡是历史的必然。怀旧也好，伤感也好，无奈也好，都不能阻挡这一趋势。惟有开放的意识，锐意进取的精神，才能使古老的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之林。还是鲁迅说得好：

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随感录·六十一·不满》）

汪曾祺先生祖籍江苏高邮，但久居北京，也算是个老北京了。这篇序文便显示出地道的京味儿。老北京人特有的慢条斯理，不火不愠的劲头和情致，在行文中得到了恰切的表现。在语言运用上，则俗白相间，韵味十足。如“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这一句，情感内涵之丰富，表情达意之到位，真是妙不可言。

（选自《中学语文教学》2000年第7期）

1．概括各段的要点

教师明确：第1自然段，“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第2自然段“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第3自然段“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数不清”；第4自然段“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第5自然段“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第6自然段“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第7自然段“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第8自然段“北京人易于满足”；第9自然段“北京人爱瞧热闹，但是不爱管闲事”；第10~12自然段“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第13自然段“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第14自然段“这是无可奈何的事”；第15自然段“再见吧，胡同”。

2．作者是如何安排“北京胡同”和“胡同文化”这两部分内容的？

教师明确：作者在第5自然段指出：“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本文的枢纽，它连接着“北京胡同”和“胡同文化”两部分。先说胡同，再说文化，最后扣住“没”字，写如今胡同衰败的现状、必然消失的前途，层层深入，步步推进，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也符合人们的认识心理。

3．作者是如何向我们展现“胡同文化”的？

教师明确：先写人们的生活习惯，再写他们的人际交往，然后写到处世哲学及精神面貌。在这种封闭的文化氛围中，汪曾祺先生剖析了人们的心态：一是说北京人平常日子过往不多，更多的时候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是四合院、胡同文化的生动投影。二是易于满足，饮食都相当平民化。这是小生产者在小圈子里产生的不求高质量，只求过得去的自我满足的心态。三是爱凑热闹，不爱管闲事。只要不直接关涉到自己的切身利益，那就算与己无关，权当看戏，图个热闹。这是围墙所体现出的戒备、防范心理，凡事都不愿出头、不敢出头。所以，作者用一个字准确地抓住了这种封闭文化的核心──“忍”。林语堂在30年代就指出：“遇事忍耐为中国人的崇高品德，凡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人都不否认这一点，然而这种品德走得太远，以致成了中国人的恶习。”作者举了两个例子来证明老北京的“忍”劲。“睡不着眯着”这话形象地活画出一个“忍者”的形象。“眯着”，就是本来睡不着但又非得把眼微微闭上装睡。“忍者”对社会上一些丑陋现象本也看不惯，但非把眼微微闭上假装看不见，求的只是自家门前干净而已。胡同以及胡同文化也在渐渐消失，总有一天会消失干净的。所以作者结尾时在“胡同”之前加了“再见吧”三个字，幽默地表达了一种乐观超脱的态度。

作者是江苏高邮人，他以外乡人的眼光来看北京人，感受特别深。他长期生活在北京，对北京的掌故，对北京人的思想行为了如指掌。我们可以从文中词语的感情色彩上去体会他对胡同文化的复杂的感情。对北京人，他是有感情的，对于北京市民文化性格，他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同情的。他们的自扫门前雪、容易满足、不管闲事、逆来顺受等等从较高的文明程度来说，是值得怜悯的，这种缺乏进取心反抗性、随遇而安的生活品质是封建制度长期对其进行压迫和钳制造成的结果，也是历史进程中的障碍。作者理解、尊重但并不赞赏北京市民的这种文化性格，所以，随着胡同、四合院的拆迁，作者随北京人而怀旧、伤感。尽管如此，作者还用近乎调侃的语言如“‘睡不着眯着’这话实在太精彩了”“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等委婉而含蓄地批评了北京人那种疏于交往、逆来顺受、明哲保身的消极处世哲学，所以作者在文章最后用“再见吧，胡同”来表达迎接时代大潮的一种庆幸而欣喜的感情。

汪曾祺作品的语言，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朴实、口语化、民族化和蕴藉、形象、意境化相结合。

写胡同文化却从北京城的方正起笔，举拉洋车“东去”“西去”的高叫声，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她的埋怨声的例子，意在表明“方正”是一种传统的习惯和思想。文章每表达一个意思，总选用一些日常琐事，用明白如话的京味很浓的语言加以表述。如“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意在说明北京人的生活要求不高、易于满足的特点；“还有个章法没有”，“我当了一辈子安善良民”，“有棒子面就行”等语言写出了北京人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不管闲事的心态；还有“睡不着眯着”等生动而形象的语言道出了北京人“忍”的心态，课文最后用“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再见吧，胡同”等语言，形象地说明了北京人的思想观念随着商品大潮的到来正发生巨大的转变。

惟其群体庞大，历史悠久，致使北京坊巷胡同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这些内涵可从三个方面来领略。

一、坊巷胡同格局的肇建与变迁：格局是时代精神与价值取向的体现，因此从其规划产生或自发形成之日起，便具有明确的文化内容。而其在不同时代所经历的变迁、异动、更迭，也会印上不同时代思想观念乃至社会伦理的烙痕。如元代的中央衙署散布全城，是基于传统的五行及形胜观念，明之集中衙署于皇城前，体现了皇权的集中，民国之辟皇城垣又反映了皇权的覆没。由此可见，一些街巷格局的变迁，并非偶然，而是随着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市民文化乃至早期个性解放观念、城市管理制度及其指导原则而转移的。

二、街巷胡同名称的起源与嬗替：名称的拟定，固然有多种途径，但无不铭刻着时代色彩，体现着时代的文化风貌。总铺胡同后虽讹作总部胡同、总捕胡同、总布胡同，但实源起于元、明的铺、甲制度，此制后废，其名因而讹传；沙剌市之沙剌，和胡同一样皆属蒙语，而牛录胡同、昂邦章京胡同，则又系满语，无不记录着这两个兄弟民族的统治者曾经以北京为其都城，至于牛巴巴胡同、王老师傅胡同等，则又是长期生息于此土的回族在北京街巷胡同名中留下的铭记。从海波寺街、海北寺街的同异中，可以知道“北”之古音为“伯”。从南深沟、北深沟等名的联系中，可以印证其地为古之水道。从岗、坡、洼等名，可以窥见数百年前该处之地形地貌。从以椿树、柳树、槐树为名的街巷胡同甚多这个事实中，可知其为北京地区的乡土树种。总之，举凡文化的层层面面，多可于坊巷胡同名中，得其征象，获其答案。

三、街巷胡同所经历的人事沧桑：街巷胡同就是一座历史舞台，多少震撼人心的事件，多少历史人物的活动，乃至衙署机构的兴革，坛庙祠宇的盛衰，市肆厂作的演变，府邸宅第的起落，皆以此为依托，而不停地上演。平凡者的奉献，伟大者的奋斗，权势者的所为，贫弱者的疾苦，白丁发迹，王孙没落，善行，劣迹，嘉言，遗泽，奇闻，异事，吟咏，著述，风俗，民情，恩恩怨怨，风风雨雨，真可谓洋洋大观。庄王府之毁，赵家楼之火，铁狮子胡同的枪声，……言之痛切，闻之兴感。非仅为掌故，也是珍贵的世事记录。

由此三条途径，大致可以获得北京历史文化的基本轮廓。想要了解北京，无妨自北京的坊巷胡同始。

若综合北京街巷胡同之历史变迁，仅其前后名称，即可列举七八千个。本卷旨在对北京街巷胡同的文化表现作概括介绍，既非名录，也非大全，只能择要略述以勾画轮廓，难作详叙。因以原城垣内为范围，城门外者不计。北京街巷胡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大举更改，因本书重点在介绍传统文化，故对此期间的更名，多从略。

（选自陈文良主编《北京传统文化便览》，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

汪曾祺，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1920年出生于江苏高邮，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和艺术熏陶。1939年就读西南联大中文系，师从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等，文学之路由此起步。1949年出版短篇小说集《邂逅集》，在文坛崭露头角。新中国成立前当过中学教员、历史博物馆职员等。1950年起先后任《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编辑，接受了民间文学的诸多滋养。1962年到北京京剧团任编剧，直至离休，是现代京剧《沙家浜》剧本的主要改编者。1963年小说集《羊舍的夜晚》出版。新时期创作了《异秉》《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等一批风格独特的小说，出版有小说集《晚饭花集》《菰蒲深处》《矮纸集》，散文集《蒲桥集》《晚翠文谈》《塔上随笔》《独坐小品》《旅食集》《逝水》等。1997年5月16日因病抢救无效去世，享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