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条江水汇聚在宁波，三江交汇的地方就形成了三江口。宁波域区的三个行政区就是按三江口江岸而分，东面是鄞州区，西南面是海曙区，北面是江北区。

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条江水汇聚在宁波，三江交汇的地方就形成了三江口，那里的景色十分美丽。宁波域区的三个行政区就是按三江口江岸而分，东面是江东区，西南面是海曙区，北面是江北区。

三江口是宁波最早的“宁波港”港埠，就是从灵桥脚下到江北的下白沙一带，到了70年代，宁波已经建有港务客运码头，但这一带仍然百舟靠泊，非常繁荣。

自古以来明州（宁波）始终是一个极其优良的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港口，特别是到唐朝，“海外杂国、贾船交至”，宁波成为全国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并与扬州、广州一起列为中国对外开埠的三大港口；宋代，又与广州、泉州并列为我国三大主要贸易港；鸦片战争以后，宁波被定为“五口通商”口岸的其中之一。

2021年，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浙江宁波将迎来三江口城址落成1200周年。作为中国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交汇点，宁波三江口城址不仅是宁波、浙东区域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座城市，其之于古代王朝东南经略，对千余年来东亚乃至更大范围世界秩序的整合，以及对于中国海洋文明的生成生长均影响深远。

公元821年，在甬江、余姚江、奉化江交汇处，这座以日月为名的“明州”城厚积薄发，听运河船橹，扬海舶丛帆，兴四明文脉，荣膺“东南邹鲁”，得誉“天下港城”。

宁波地区有确证可考的文明史，已可上推至距今8000多年的井头山遗址。因而从体量看，1200年在宁波文明史上不过是几页篇幅而已。不过要论持续之久、规模之大、影响之广，三江口城址在宁波城市史上的意义无可替代。

宁波河汊纵横的地理环境，使得古代宁波城镇营建、发展无法撇开“水”这一决定性要素。在宁波花园新村汉六朝遗址内发掘出大量临河护岸等濒水遗存，证明宁波先民在“水城营建”方面得心应手，可以说是世代相承。1200年间，四明大地先后被冠以“明州”、“庆元”等地名。

明洪武十四年（1381），朝廷借“海定则波宁”的吉言，确立了“宁波”之称，迄今七百年未有改变。宁波这一地名带“水”而来，恰如三江口畔这座城市，1200年间与水相依，城水共荣。

明成化《宁波郡志》凝练地概括了三江口时代宁波的地理骨架：“滨海、枕山、臂江”。对宁波城而言，山海是远处“凭依”，而江水，实是内化于城市形塑过程的“臂膀”。倘若继续这一比喻，滔滔三江好似骨架，支撑起了三江口城址的基本空间。这座城从踏足三江口的第一秒起，便结下了深深的“水缘”。

唐长庆元年（841），时任明州刺史韩察以州城临近鄞江，“地形卑隘”为由，将明州治搬迁到三江口片区，并征发民夫修筑了罗城。近年考古工作证明：在841年升格之前许久的汉晋时期，三江口片区已是宁波重要居民区所在，房屋林立，人口丛密。

1997年，文物部门对建城初期的宁波子城遗址进行了系统考古调查。结果表明，早在三江口城市建设起点，宁波城已然铺设了完善排涝系统，窨井、明沟、暗渠随处可见。

先民依风水勘定宁波城址有“三江交汇，一水入海”之势，实属绝佳“中”地。古代宁波“三江”所谓，与今日有所不同。今余姚江旧称慈溪江，今日甬江在镇海大浃江段以上的水道被称作“鄞江”。而几百年前，“三江口”也曾不以“江”为名，而是写作“三港口”。在宁波方言里，“江”与“港”异字同音，“港”在古汉语里亦可指水道。

宁波城的内部水系与城外水体间留有多个通道，其中“水喉”、“食喉”、“气喉”这三处尤为关键——清人有赞道“三喉出水，最宜畅通”。南宋文豪陆游曾作《明州》一诗，诗中描绘了宁波城内繁忙水上交通景象：“村步有船衔尾舶，江桥无柱架空横”，河埠头后船紧接着前船，东门外东津浮桥连结起宁波城与商贸繁华的江东岸。

陆游诗中提及的东津浮桥始建于唐长庆三年（823），可以说是紧随三江口建城而设。这座浮桥虽屡次换名，却一直横亘宁波城东，千年不断。直至1930年代，宁波本地及宁波帮绅商集资将浮桥改作三轴钢筋环桥，灵桥由此获得新生。

1936年6月27日，钢结构灵桥顺利通车，成为中国首座钢梁单孔环行桥。它依旧承载着宁波老城两岸交通，以元老之姿，迎接着来往过客的注目礼。

三江口是中国大运河南端，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东南重镇。1200年间，在这座城畔，无数海舶扬帆远渡，无数河船摇橹北上。

三江口城址离甬江出海口不过20公里左右水路，且由于是涌潮河道，甬江各河段完全允许旧式帆船乘涨潮之机逆流而上，抵达宁波城。

这一水运环境赋予古代宁波城极为优越的建港条件——自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乃至更遥远处来航的外国商船都可以直接靠泊城市边沿，省去了许多转运麻烦。

对于宁波的港口优势，古人早已心知肚明。宋代，地方志《乾道四明图经》便称赞宁波是“海道辐辏之地”。19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宁波老城内探明了唐宋船场、宋代海运码头等港口相关遗址，也发掘出了颇具盛名的适航内港与近海的“和义路南宋沉船”，宁波古港的盛誉由此更显实至名归。

宁波老城内的永丰库遗址，就曾出土西亚的波斯孔雀蓝釉陶片。考古发现的许多著名古代海船，也与宁波密不可分：韩国全罗南道附近海域发现的元代“新安沉船”载有20000余件影青、龙泉、景德镇窑贸易瓷以及28吨中国历代铜钱。专家推测，这艘大体量商船很可能启航于宁波三江口古港，甚至就是一艘往来于宁波与其他东亚古港间的贸易船。

相较“新安沉船”，宁波象山海域清代道光年间沉船“小白礁1号”，则有更直接的“宁波起航”确证——压舱物里发现了近300件鄞西石板。古代宁波城外的港埠曾是梅园石远销“海丝”沿线国的起锚地。刘恒武教授认为，古代鄞西特有石材梅园石曾自宁波港出海远销东瀛，被制成日本诸多佛教礼仪建筑的构件。

宁波港的优越条件也使得18世纪英帝国在构建全球贸易网络时，极度渴望将宁波辟作中国通商口岸。

1842年“五口通商”后，甬江西岸“洋船路”（今谐音写作“扬善路”）一带以及如今得名“宁波老外滩”的姚江北岸都是外国船只通达宁波的码头“根据地”。得益于港埠发展，这些本是非城市化区域的地块也快速成长，变为近代宁波城市空间扩张、空间近代化的主力军。

许多人并不知晓，“中国大运河”这一概念并不仅指称妇孺皆知的“京杭大运河”，大运河真正的起点是浙东运河末端——宁波三江口。

在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等学者的大力倡导下，“中国大运河南至宁波入海”这一观点已成为主流共识，如此描述也充实了大运河当选世界遗产的关键内涵——“通江达海”。

宁波三江口是中国大运河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空间交点，千里河道在这里连结起万里海波。1793年，丹尼尔·笛福在《鲁滨逊二次漂流记》里提到宁波是通往京城运河的起点，将宁波诗意地描述为“大海与江河相遇的地方”。

在宁波三江口矗立有一座“海上茶路启航地”纪念碑，诉说着宁波与中国茶走向世界的渊源，宁波是长江流域产茶区重要的茶叶外销口岸。

早在“五口通商”前许久，宁波就已有较大规模茶叶外贸。1700年“伊顿”号在宁波购买了约320担茶叶。翌年，“开赤普尔”号又在宁波订购了时价8000两白银的茶叶。1843年，“茶叶大盗”罗伯特·福钧受英国伦敦园艺学会委托调查中国茶叶，他将宁波与其他几个区域一并列为“中国茶乡”，可以说宁波是近代中国茶叶出口贸易的一扇重要窗口。

1000余年间，天封塔鸟瞰宁波城，甚至被来华西人命名为“宁波塔”。同治十一年（1872），天主教浙江教区苏主教兴建了位于江北岸的天主教堂。1899年，这座法国人捐资建设的近代宁波新城标志建筑添设钟楼，成为100余年间宁波江北岸的不二象征。天封塔与天主堂分立宁波老城南北两端，与身旁的奉化江、甬江相看两不厌，一同静静地守望着宁波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