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乡族是中国甘肃省的一个少数民族，民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大多数东乡族都兼通汉语，汉文为东乡族的通用文字，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伊赫瓦尼派。

东乡族因居住在河州（今临夏）的东乡而得名。

新中国成立前并不被承认是单一的少数民族，往往称之为“东乡回”或“蒙古回回”。这是因为，东乡族在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方面，与西北的回族十分相似，历史文献上也常把它归诸于“回回”民族之内。

关于东乡族的历史来源，缺乏直接的、完整的文献记录，只有零星史料和片段传说，就连东乡族世世代代居住的河州州志上，也没有单独记载，说法很不一致。主要有源于回回色目人、蒙古人和多民族融合说。

回回色目人说。这种说法主要来自于东乡族的传说。据说，东乡族的祖先是中亚西亚的撒尔塔人，他们随成吉思汗西征的蒙古军队回返时来到今东乡地区定居下来，并融合了当地的汉、蒙古等民族，逐渐形成了东乡族。所以，东乡族自称“撒尔塔”。

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蒙古部崛起于大漠南北，成吉思汗挥军西向，发动了大规模的西征。蒙古军队在征服撒尔塔各地的过程中，组织了大量的回回军和大批回回工匠为其服劳役。1227年3月，成吉思汗占领了河州和西宁地区，而当时这一带地方，正是东乡人活动的地区。成吉思汗曾把在征服中亚各国时掳掠而来的撒尔塔人，编入“探马赤军”。这些撒尔塔人中，有军械匠、水军、炮手，也有商人、贵族、传教士。征服者在自己的屯戍地内，把撒尔塔的各类工匠，分别集中到一个地方居住，并根据分工命名居住区的名称。至今东乡地区保留的许多地名也印证了撒尔塔人在这里居住、生活，如东乡县的“勉古赤”（银匠）乡，“阿类赤”（编织匠）村，“托木赤”（铁匠）村，“依哈赤”（钉碗匠）村，“陶毛赤”（制革匠）村等，均与他们从事的工作有关。还有“八素赤”、“沙黑赤”、“达鲁花赤”，都是“镇守者”的意思。此外，东乡族分布地区有“屯田”、“屯地”、“民地”、“新屯地”等遗留地名，也说明了“探马赤军”当时在东乡地区屯田的情况。此外，从体质特征上看，东乡族与中亚人也有相似之处。东乡族许多男子鼻梁高，眼窝深，胡须长，脸型椭圆，女子白皙。这些都说明了东乡族与中亚信仰伊斯兰教的撒尔塔人的渊源关系。

东乡族的民间有传说他们的祖先是从西域来的。据说，早在六七百年前，就有40个晒黑古杜卜（传教者）到河州传教，其中有13人定居于东乡，其首领哈木则就是在该地定居的，东乡的那勒晃、洒勒、石拉提等地，都是他们的后裔定居的地方。还有传说称，从西域来的八个“赛义德”（首领、主人的意思），也到过东乡，其中有个叫阿里阿答的，便在卜隆固村定居下来。阿里阿答逝世以后，就埋葬在达板的赛汉坪上。卜隆固村的人至今还说阿里阿答是他们的祖先。

蒙古族说。源于蒙古人说，又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说，东乡族是成吉思汗西征时留驻河州一带的蒙古军的后裔，逐渐由“兵”变为“民”的。传说成吉思汗时期，有许多蒙古军驻守在河州一带，以后大部分调走，但仍有小部分继续留驻在东乡地区。后来伊斯兰教自西北传入，经青海、循化到达河州一带，当地大多数蒙古人也都改信了伊斯兰教，发展而为东乡族。东乡一些地名，如所谓“鞑子地”（“鞑子”系对蒙古族的侮称）或“扎营滩”（即蒙古军驻扎营盘之地）、“马丁”（蒙古军放马之地）等，据说就是当时蒙古军驻兵之地。

这种传说是有一定史实根据的。1226年，成吉思汗进攻西夏，攻下金属积石州（今循化一带）后，河州曾是蒙古军的重要屯居点。蒙哥汗时，为了西控吐蕃，河州一带更成为蒙古军重镇。元世祖平定康藏，建都北京，派宗王、万户府、吐蕃宣慰使俱驻河州。13世纪末（元成宗铁木耳时），驻守唐兀（河州在内）地区的蒙古宗王阿难答（忽必烈孙）信奉了伊斯兰教，其部下15万余人，“闻从而信教者居其大半。”

另一说，东乡族是元代窝阔台汗国的一部分蒙古人的后裔。这部分蒙古人当时因受到周围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影响，改信了伊斯兰教，从而与原信佛教的蒙古族发生了冲突。他们被认为是宗教叛徒，被迫东迁，经猩猩峡向内地迁徙，到达“镇番”（今甘肃省民勤县），之后又分二路：一路入贺兰山到河套地区定居，即今阿拉善左旗信仰伊斯兰教的蒙民；另一路则南迁渡黄河进入河州地区，因与蒙古族隔绝，蒙文和伊斯兰教使用的阿拉伯文又不一致，所以虽仍说蒙语，但不使用蒙文。

多民族融合说。此说认为，东乡族是以东乡地区的回族为主，融合了当地的蒙古族、汉族和藏族，经过长期发展而成。

传说中最初东乡族的形成就包含一部分从西北来的伊斯兰教徒，以后这里定居的蒙古族和部分汉族也“随下来”（入教之意）。据说在清同治三年（1864年）和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西北回民起义时，汉民“随下来”的最多。从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调查材料看，东乡族确有回、汉、藏和其他民族成分。马、穆两姓大都是回族成分；王、康、张、高、黄等姓的东乡族，许多人都说自己的先人来自汉族。唐汪川的汉族和东乡族同姓之间，仍然班辈分明，家系清楚。一些东乡地区的地名如唐汪川、汪家集、张家村、高家庄、庙儿岭等都反映是过去汉民的居地。“随回沟”的地名也反映了类似的历史关系。此外，东乡地区的羊脂家（地名）的杨姓东乡族，则说自己的祖先是藏族。至于包含蒙族成分，则更是人所共知的事了。

根据传说和史料，一般认为东乡族是14世纪后半叶由聚居在东乡的许多不同民族成分融合而成的。构成其族源的主要成分，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和蒙古人。从13世纪以来，河州一带就是包括色目人和蒙古人在内的蒙古军驻守、屯田之地。13世纪末，镇抚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的元朝安西王阿难答皈依伊斯兰教，其属下蒙古人大部相从。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也相聚在西北地区。14世纪初，元成宗死，安西王阿难答与皇后伯要贞氏等策谋政变，事泄被杀，但其属下势力仍很强大。其子曾联合伊斯兰教群众反叛，为元朝政府镇压，阿难答属下纷纷逃避。当时交通不便、偏僻闭塞的东乡，就成为阿难答属下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蒙古人退避的地区之一。他们在这里与当地汉族、藏族等长期共同生活，互相婚嫁，逐渐融合成为东乡族。

历史上，东乡族人民曾遭受沉重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明朝所实行的里甲制度和清朝设置的会社组织，都是选派忠实于王朝的东乡族上层统治阶级任里长、甲首或练总、会长，并通过他们对东乡人民进行残酷的统治和掠夺，那时真是“赋税无准则，土地无清册”。数百年间形成了东乡族地区地主豪绅集团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殊地位。

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十年，东乡地区虽隶属于甘肃省，但包括东乡在内的临夏地区，实际上都在封建军阀马安良、马骐、马步芳一家的直接统治之下。只是在1924至1928年，曾短期为国民军刘郁芬部所占。1928年，东乡地区又被划分为4块，分属和政、宁定、永靖、临夏四县。1930年，国民党政府推行保甲制。不论是国民党或是马家军阀，都通过东乡族的民族、宗教上层实现其统治。东乡族地区兼有保甲长、军官、教主身份的地主，也无不投靠国民党和马家军阀以便加强掠夺。他们采用地租、雇工、高利贷等形式横暴地榨取农民，同时私设公堂，使用“揭背花”、“钉指甲”、“夹楔子”、“拔断筋”、“砸骨拐”等种种酷刑催租逼债。巴素池一个大地主家中大梁，因经常吊打农民，磨出了七八条深槽。

地方封建集团在东乡地区利用民族矛盾和教派纠纷，不断制造和扩大事端，猎取或维护自己的利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土地的集中，东乡族的地主阶级与宗教上层、官僚进一步结合起来。他们在经济上是大地主，在宗教上是门宦教主，在政治上是有权有势的官僚。特别是在清朝同治以后（19世纪60、70年代），这种三位一体的结合更为明显和迅速。

从光绪年间起，东乡的地方豪强势力就已形成。如北庄马璘曾任过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时期的甘州镇守使，是当时甘肃八大镇守使之一，八素赤的马忠孝曾任过清朝西军精锐军统领。这两大家族为争夺地盘，曾进行过长期的争斗，出现了“四差”和“八营”的对立。“四差”是马忠孝家族势力范围的称谓，包括6个会。“八营”是马璘家族的势力范围，包括10多个会。

这样，到了1930至1939年间，东乡地区已形成了三个较大的封建割据势力：巴素池门宦大地主的势力范围,北庄门宦大地主势力范围,锁南坝土豪集团的势力范围。这些封建势力直到民主改革和反对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的群众斗争中，才被彻底摧垮。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加之东乡地区自然条件差，经济发展十分缓慢、落后，东乡劳动人民的生活极其贫苦。为了糊口，东乡人在农闲时一般多出外作小生意，但在借本钱时又要遭受高利贷的剥削，再加上军阀混战，交通不便，路多盗匪，所以此项生计也很艰难。遇到灾害之年，就更加困难了。例如民国18年甘肃全省大旱，东乡地区每升粮食卖白洋2元，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逃荒。在锁南集镇上也是尸横街头，惨不忍睹。东乡族人民身受重重剥削和压迫，仅每年向官府交纳的“田赋粮”、“附加粮”和其它苛捐杂税，就占去全部收入的20%。除了钱粮负担以外，东乡人民还要给官府和军阀出马款和壮丁。有三四户出1匹马的，也有1户出1匹马的，有1年出1次的，也有1年出两三次的。抓壮丁就更厉害了，有时每年抓七八次，人数最多时，每保百户出壮丁80名，几乎每家要摊1名。除了正式摊派兵丁名额外，还补充抓兵，甚至连十二三岁的小学生和五六十岁的老汉也不能幸免。国民党军队抓兵，是按户分派，不能出兵的就出兵款，一个兵款开始为五六十元白银，后来增至七八百元，逼得许多人倾家荡产，背井离乡。五买斯村马老五父子3人被一连派了8次兵款，共175块白洋，逼得他们拆了房子，卖掉赖以糊口的土地和毛驴，还借了地主的高利贷。债尚未还，第4次兵款又落在他的头上。因交不起兵款，保长竟用拴狗的铁链，将马老五吊在梁上，逼得马老五一家逃离家乡，四处乞讨度日。又如锁南果果承村农民马广武，1948年时家有4口人，10.5亩地，房6间，驴1头，当年出兵款5次，前4次，共计58元，除卖粮食外，又借了白洋40元，才交上兵款。到第5次时，他再也无力交齐款了，只得自己去当兵。范家庄、金杨家、王家庄3个村，共47户人家，1947年除派了3850块白洋的兵款外，十五六岁和五十多岁的人，也被抓去当兵。1948年国民党在东乡地区，一次就抓去3000多人，有些阿訇也被刮光胡子抓去当兵。马步芳还曾以办小学为名，强拉300多名小学生去当兵，以致很长时期人们不敢送子弟去上学。反动政府在地方上的爪牙走狗，也都乘抓兵之机，敲诈群众。有些保甲长和恶棍每到一个村庄，就闹得鸡犬不宁，哭声四起，受害群众还得含着泪送“鞋脚钱”。重重盘剥和压榨，使东乡地区呈现出“集镇人烟稀，乡村青年少”的悲惨景象。

面对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东乡族人民进行了不屈的反抗与斗争。清代，甘肃爆发了以回族为首的反清起义，如顺治四年（1647年）米剌印、丁国栋领导的回民起义，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撒拉族苏四十三领导的反清斗争，以及19世纪60年代（同治年间）甘肃的回民起义等，东乡族人民均参与其中，并成为起义军中最顽强、最勇敢的部分之一。

东乡族人民从未屈服于反动势力的压迫，从民国以来，一直进行着反压迫的斗争。1928年爆发了河州地区回族、东乡族人民反抗国民军的暴动，东乡族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同年4月，在宁定（广河）战役中，东乡族人民曾消灭了国民军的一个旅；以马八个为首的800多东乡族人民，在大沟头一带，曾将自唐汪川进援河州的国民军部队击退。1943年，甘南地区爆发了以汉、回、东乡、藏等民族共同联合的反抗蒋马集团统治的农民起义，一时烽火遍及甘南十余县。东乡族起义部队曾在临潭、新城战役中，杀死了县长，在榆中县水家坡战役中全歼国民党军一个团，沉重打击了敌人。甘南起义失败后，反动统治者进行了“善后清乡”，参加起义的大批农民被残酷屠杀。但东乡族人民的斗争并没有止息，各地打伤打死保甲长的事不断发生。这与党的影响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

1936年红军长征途径洮州（今甘肃临潭）时，曾给东乡族人民留下深刻的影响。此后，几位东乡族的优秀子弟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阀对东乡族人民压迫掠夺最严重的时刻，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派遣共产党员，深入东乡地区，建立党组织，传播革命思想，组织群众斗争，并输送一些东乡族青年去陕甘宁边区学习，培养东乡族的革命骨干。

历代反动统治阶级虽曾利用民族矛盾，在东乡地区制造过民族仇杀，但也出现过不少各族人民共同反抗反动武装、互相保护的动人事迹。1928年，东乡族人民反抗国民军的斗争中，由于国民军的挑拨离间以及暴动部队内部有反动民族上层参加并掌握了领导权，因而引起了民族之间的隔阂，造成裂痕。但劳动人民之间的亲密友谊仍在起着很大作用。锁南坝的东乡族人民在民族残杀中，就曾保护了200余户汉民；红庄的东乡族妇女马撒依，冒着生命危险，把汉族农民杨朝云一家领到自己家里躲起来。暴动失败后，国民军在“清乡”时，不少汉族群众也保护了东乡族人民。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东乡族总人口数为621500人。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国境内东乡族的人口数为774947人。

1949年8月，东乡族地区得到解放。1950年9月25日，东乡自治区成立。1953年12月，经批准，东乡自治区改名为东乡族自治区。1955年，又改名为东乡族自治县。此外，在1953年和1954年，还相继在和政县的梁家寺、阿里麻木、甘沟和临夏的安家坡、付家、胡林家等地成立了民族乡。

到2005年，除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外，东乡族比较集中的地区还建立了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广河县阿里麻土东乡族乡、临夏县井沟东乡族乡和安家坡东乡族乡、和政县梁家寺东乡族乡、酒泉市玉门小金湾东乡族乡。

东乡族干部队伍也得了不断发展壮大，以东乡族最大聚居区东乡族自治县为例，1951年自治县的少数民族干部只有165人，到2005年已经增加到1890人，其中东乡族干部占到了55%。

东乡族信仰伊斯兰教。东乡族的族源主体——元代西域的色目人就信仰伊斯兰教。13世纪时，东乡等地区已 成为我国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中心。至今东乡族自治县境内，还有一些穆斯林先哲的庐墓。18世纪初，伊斯兰教逐渐成为东乡族共同的宗教信仰。解放前，东乡族的伊斯兰教的教派和“门宦”制度极为复杂。“门宦” 是指教派中的小派系，又称“道堂”或“拱北”。东乡地区有两大教派：格底目与伊赫瓦尼。或称老教与新教。老教中有四大门宦。新教不设“门宦”制度， 并宣称恢复伊斯兰教的正统信仰，得到广泛的拥护与支持 。

东乡族是我国十个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之一。伊斯兰教对东乡族社会生活有很大影响。

新中国成立前，东乡地区的清真寺共有595所，拱北70处，道堂9所，教主12人，宗教职业者达2000多人，平均每30户有一寺或拱北，每18.5户供养一个宗教职业者，各种宗教摊派达34种之多，群众的宗教负担比较沉重。

伊斯兰教在东乡地区有老教、新教、新兴教三个派系。在东乡族形成之初，教派比较单一，自明末清初以来，随着伊斯兰教苏菲教团教义的先后传入，逐渐形成教派和门宦。老教是指中国伊斯兰教的四大门宦即哲赫忍耶、虎菲耶、库不忍耶、嘎底忍耶及其各支系小门宦；新教是指清末民初由东乡果园人马万福创建的伊赫瓦尼派（意为兄弟）；新兴教是解放初期产生于临夏八坊而传人东乡的教派，又称瓦哈比耶派或色勒夫也，俗称三抬。在东乡族的伊斯兰教中影响较大或由东乡族创建的教派和门宦有库不忍耶、北庄、胡门、大拱北门宦和伊赫瓦尼派。

这些教派、门宦虽在宗教活动仪节和对经典解释方面有一定差别，但本质却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历史上统治阶级却利用这些差别，不断制造民族内部矛盾，挑拨民族关系。新中国成立前在新老教派之间和两教派内部以及门宦之间经常进行着激烈斗争，甚至发展到群众械斗。这反映了民族和宗教上层内部的利益冲突，使广大东乡族群众深受其害。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宗教界人士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内部的分歧。许多宗教人士感动地说：“过去马步芳把我们的胡子刮了拉去当兵，兴新教灭老教，搞得我们民族内部不团结，斗殴仇杀，死人伤财；现在政府主持公道，讲究团结，有事还和我们阿訇商量，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但是也有极少数宗教上层，敌视社会主义，企图保持原来的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1958年，东乡族人民进行了反对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的斗争，减轻了群众的负担，促进了东乡族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进一步的贯彻落实，东乡族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有了保证。

东乡族古时的妇女爱穿一种有领圈、大襟和宽袖的绣花衣服，袖子宽大，袖口上镶一道花边。下穿套裤，裤管镶两道绣花边，裤管的后面开小叉，用飘带束住脚管。逢喜庆大事，穿绣花裙子，他们把这种绣花裙子叫“过美”。足登后跟高寸许的绣花鞋，当时不戴盖头，只戴包头巾，发髻上插饰物，胸前一般都佩带银饰。当时妇女的上衣还流行用各色布缝成数段的假袖，并在假袖各段绣有花边。后来，妇女的服饰逐渐变化。女的一般都戴盖头，分绿、黑、白3种颜色。少女和新媳妇戴绿绸和绿缎子盖头，结婚一两年后的妇女和中年妇女戴黑盖头，老年妇女戴白盖头。衣着都是藏青色或黑蓝色布衣，青年妇女穿红的或绿的，上衣宽大，齐膝盖，大襟在后边，并外加一件齐膝的坎肩，长裤一直拖到脚面。

过去，男子多穿宽大的长袍，束宽腰带，腰带上挂有小刀、荷包、鼻烟壶和眼镜盒之类的物件。头戴黑、白二色的平顶软帽。中年人和老年人喜穿长袍和“仲白”。“仲白”类似维吾尔族的对襟长服，一般用黑布和灰布缝制，穿用时，要整齐净洁，纽扣系端正。

东乡族主要以小麦、豆子、青稞等面食和洋芋为主食，以牛、羊、鸡、鸭、鱼等为副食，但肉食需经阿訇或品行端正的长辈宰杀，放血后才能吃。忌吃猪、狗、马、驴、骡和凶猛禽兽的肉。不能反手倒水，吃饼子、馒头都要掰开或掰碎后吃，不能吃整的。

东乡族特别喜欢饮茶，一般每餐必有茶，最喜用云南春尖茶和陕青茶，来客人则待以“三香茶”。在盖碗内放有茶叶、冰糖、桂圆或烧熟的红枣、葡萄干等物，叫“三泡台”。忌抽烟、喝酒。

在改革开放以前，东乡族一般是一家一院，房屋坐北向南，四合院是理想的住家，以北房为上房。房屋有土房、瓦房、楼房、窑洞等。随着时代的发展，东乡族的住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多数人家盖有砖木结构的瓦房，有些家庭盖起了砖混结构的二层楼房。东乡族人在建新房或拆旧房时，一般请阿訇念经驱邪，在新房建成后，全村每户人家都来祝贺讨喜，主人则要宰鸡宰羊款待客人。

东乡族把家叫“格儿”（房子的意思），普遍实行一夫一妻制。新中国成立前个别富户也有一夫两妻的。祖父母都住“富格个”（即上房），父母亲住“乔也个”（即厢房），儿女住单间的尕房。儿子结婚十多年以后，便另打庄窠（院）与父母分居。分居时，父母要给儿子划分财产土地。幼子可一直留在父母身边，继承权比其他儿子多一点，并为父母养老送终。父母亡故时的殡葬费，由儿子们共同负担。父母或者祖父母居住的老底窠（院）或者是上房，归幼子所有。在财产分配方面，长孙的地位几乎与儿子们一样，亦可分得一份财产。在几代同堂家庭成员中，翁媳之间、兄与弟媳之间均有回避的习惯，经常不见面，也不交谈，以表示尊重。

东乡族有不少流传在民间的叙事诗和故事。

用东乡语演唱吟诵的民间叙事长诗，都是说唱体，形式比较自由，中途换韵较多，旋律结构不甚定型，随着唱词的长短和变化自由伸缩，两段曲谱交替，不断地反复，有较强的吟诵性，至今尚在流传的有《米拉尕黑》、《战黑那姆》、《诗司尼比》、《和哲阿姑》、《葡萄蛾儿》等。

东乡族民间的传说和故事，按其内容可分为人物传说、地名传说、风物传说等，据调查，已基本定型的传说和故事多达1600多种。

东乡人几乎人人会唱会编“花儿”。

东乡语中把“花儿”称为“端”，“端拉斗”就是“漫花儿”。近一二百年来，“端”在东乡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花儿”里唱道：“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是由不得自家。刀刀拿来把头割下，不死了还是这个唱法。”

过去，“花儿”以苦歌和情歌为多，唱出了对旧社会悲惨生活的控诉，表达了青年男女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反抗以及追求忠贞爱情的愿望。

新中国成立后，歌颂共产党、歌唱新生活的“花儿”已替代了过去的悲苦歌曲。“东乡人民英雄汉，劈山引水上高山，历代豪杰不足道，真正英雄看今朝。”

东乡族民间有板柜画和墙壁布兜画。

板柜画主要以黑白色为主，工笔勾勒，内容以描绘自然景色为主，朴拙典雅。墙壁布兜画多以蜡笔绘彩，内容也大多为花卉树木。

新中国成立后，东乡族的美术工作者创作出了一幅幅反映东乡族人民生活面貌的美术作品，其中，《婚礼》展示了东乡族婚礼的风俗人情。

东乡族每个月都有节日，每过了年逐月轮换，一年12个月，每个月36年后循环往复一次。这和宗教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东乡族有四大节日：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阿守拉节，都来源于伊斯兰教。

开斋节是东乡族最隆重、最重视的节日。开斋节的一天，男人们去清真寺聚礼，清晨上墓地念经祈祷，邻里亲友间相互上门，做“色俩目”问安。妇女则在家里炸油果、馓子等油炸食品，部分送给亲友，部分留在家中食用。

古尔邦节，东乡族称之为“阿也”，一般在开斋节后70天举行。这一天，凡是经济能力较好的人家宰牲庆祝，所宰的牛羊肉，请阿訇和众乡亲在家里念经共餐，不允许独家享用。

圣纪节是纪念先知穆罕默德诞生和逝世的日子，在伊斯兰教历3月12日或13日举行（诞生日和逝世日错一天）。一般的纪念方式是举行各种形式的聚会，诵读《古兰经》，过圣纪节时也要宰羊、宰鸡，大家共食，可在清真寺、拱北里过，也可在家中过。

阿守拉节是东乡族群众很重视的一个传统节日。“阿守拉”是阿拉伯语“10”的意思，相传在伊斯兰历1月10日这一天，真主造化了人类的始祖阿丹和唉哇，阿丹和唉哇分散了若干年后，在这一天重新相会。在东乡，阿守拉节是妇女和儿童们聚会的节日，每年由各家轮流操办，请阿訇念经祈祷。阿守拉节还有粮食节的寓意。

东乡族的婚姻，实行男娶女嫁。

男子到了结婚的年龄，请媒人到女家说亲，女方同意后，男方就要送“订茶”，即男方家通过媒人向女方家送去茶、冰糖、衣物等。送了“订茶”就等于已经“订婚”。

嗣后，男方家要给女方送“彩礼”。“彩礼”的多少视男家经济情况而定。一般是由媒人、男方家长及儿子一起向女方家送礼，女方家请来本家的老人，备以饭菜招待，称之为接礼。

结婚日期多选在秋收后或冬闲时的“主麻”日。

结婚这天，要进行简单的伊斯兰教仪式。即男方到女方家娶亲时，由阿訇主持仪式，并当众念“尼卡哈”。之后，人们把预先摆好的一盘红枣、核桃，撒给围观的大人和小孩，表示早得儿女。

第二天新娘同客人见面，称“拜客”，下午新娘第一次进灶房，擀长面，称“试刀面”，并请客人品尝新媳妇的手艺。

所有亡者，不分年龄性别，东乡人均一样对待，一般不过夜，实行土葬。

丧葬仪式比较节俭，亡人埋葬不用棺材，不穿衣服，无论贫富都不陪葬东西，只需3.6丈白布包裹，裹尸布叫“凯凡”。墓坑呈长方形，墓坑下另挖一偏洞，将亡人缓缓地安放在偏洞内，面容朝西，然而用土块将偏洞堵起来，再填满土。这时，阿訇开始诵《古兰经》有关章节，送葬的人们跪坐旁听，念完后，大家一齐接“都哇”，表示替亡人祈祷，至此，仪式结束。

闵福英，阿訇，他领导东乡族人民参加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循化、狄道等地发生的穆斯林起义。1892年，甘肃严重干旱，粮价飞涨，人民无法生活，加上清朝的民族压迫政策和平时勾结汉族地主阶级实行歧视、剥削、压迫，从而引起了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的反清暴动。1894年循化撒拉族马右古禄棒、韩老四等，因教派纠纷，聚众械斗。在起义军的打击下，双城清兵全军覆没。闵福英率领起义军直攻河州城，其他各地穆斯林纷纷响应。

马万福（1849—1934），中国伊斯兰教伊赫瓦尼派创始人。经名努赫。东乡族。东乡（今甘肃东乡族自治县）果园村人，故又称马果园。其祖、父均为阿訇，属北庄门宦。22岁即收徒讲学。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往麦加朝觐并求学，受瓦哈比运动的影响，弃门宦而改宗“艾海里·逊奈”（遵经派）。光绪十八年学成回国，途经湖北，为老河口清真寺挽留开学年余，次年始回故里。不久应聘到临夏漠泥沟何家寺开学，主讲《古兰经》、圣训、认主学、教法等学科，历时10年，宣传其“尊经革俗”和“凭经立教”的主张。

汪玉良（1933—2019），甘肃东乡族人。作家。中国共产党党员。汪玉良自幼受民族民间口头文学的熏陶，喜爱文学。解放初曾收集了大量民间传说、歌谣，并开始学习创作。汪玉良1952年考入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1956年毕业后，先在学校工作，不久调甘肃省委宣传部工作。1964年调省文联《甘肃文艺》杂志社工作。1971年调甘肃人民出版社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民族文学委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会理事。现任甘肃省文联副主席。自5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活动以来、汪玉良已发表诗作近千篇，约200万字。出版诗歌专集《幸福大道共产党开》、《马五哥与尕豆妹》、《米拉尕黑》、《汪玉良诗选》、《大地情思》等5部。汪玉良在文学创作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的多篇作品被选入全国性文学作品选，并出版了与人合作的长篇小说《爱神？死神？》。长诗《米拉尕黑》、抒情诗《献给十月的歌》于1982年、1986年分别获第一、二届中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学创作一等奖。

钟翔（1966——）东乡族，甘肃省康乐县人，中国作协会员，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副研究馆员，东乡族著名作家。

钟翔生于甘肃省康乐县流川乡宋代遗留的党川堡遗址。初中毕业后考入临夏师范，接触到文学，被朦胧诗深深吸引。1987年毕业后，在家乡的山区学校教书，尝试文学创作。

1991年调入广河县行政部门，继续高教自考，刊授文学创作，陆续在《诗刊》、《民族文学》、《飞天》、《中国民族》《山花》等刊物发表作品。2004年出版诗集《心旅》，2010年出版散文集《乡村里的路》，2012年出版诗集《暗处的光点》，编著文集《阳光照亮的黄土地》，2015年出版散文集《故土情》，编著《魅力临夏》等。作品荣获《中国作家》、《民族文学》、《小说选刊》等文学奖，多次入选各种文学选本。

2002年加入甘肃省作家协会。201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是临夏加入中国作协的首位作家，填补了历史空白。2012年，参加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散文集《乡村里的路》荣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是临夏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2014年9月27日，民族文学杂志社、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中国散文学会在京主办了钟翔散文作品研讨会，石一宁、黄凤显、周明、石英、刘大先等评论家，针对钟翔的散文创作，进行了深入研讨。

了一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宁夏美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三届中青年高级作家班学员。2001年参加全国青年作家创作研讨会。多次获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艺奖，获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创作新秀奖，十年《飞天》文学奖。90年代初始发作品，迄今已在全国各大文学期刊发表作品二百多万言，小说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精选》《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等转载，并入选年度最佳小说和各类文学书籍。部分作品被译介到国外。2004年荣获全国第三届春天文学奖。2008年中短篇小说集《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同年荣获“镇北堡西部影城文学艺术奖”，获宁夏“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小说《绿地》入选《21世纪中国当代文学书库》少数民族卷（英文版），该丛书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列为法兰克福主宾国主展书之一。

2010年受国际写作计划的邀请出访美国，并在芝加哥大学、爱荷华大学，美国国务院等地发表了关于“文学的悲悯情怀”的演说，同时以文学的形式第一次郑重将自己的民族介绍和推向世界关注的大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