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义塾（越南语：Đông Kinh Nghĩa Thục），是越南近代史上一所存在时间较短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教育机构。它成立于1907年3月，位于法属印度支那首府河内（时称“东京”）的桃行街。该校的主要组织者是越南进步知识分子梁文玕、陶元普、潘俊丰、阮权等。其宗旨是：反对旧习俗，提倡新风尚，反对科举制度，大力推行国语字（越南文），注重实业，提倡国货等。经费由进步人士资助，学生无须缴费，故吸引了越南百姓纷参加，多达几千人。东京义塾成立9个月后就被法国殖民当局强制关闭，但它起到了很大的文化启蒙作用。

19世纪末，法国彻底吞并了越南，越南沦为了“法属印度支那联邦”名义下的殖民地。在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之下，越南的仁人志士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勤王运动失败以后，在中国戊戌变法的影响下，越南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逐渐兴起，主要领导人是潘佩珠、潘周桢等人。日俄战争以后，越南爱国者惊异于日本的强大，决心向日本学习。从1905年开始，潘佩珠等人发起了“东游运动”，选拔大批越南青年前往日本留学。1906年，“维新会”宣告成立，成为越南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中流砥柱。

1905年7月，潘佩珠从日本回国，与国内维新会同志商讨开展工作的问题。其经过是这样的：“约台山先生（邓元瑾）密会于蓝江一小舟，示以梁公（梁启超）笔谈各纸。台山读梁各书，内有秘密组织援越之筹划，因谓余曰：‘吾辈宜于国内乘此风潮，组织农商学各会，使我人知有团体，然后鼓动进行易为力……’予亦力赞其说。后来朝阳商馆及各处商会、学会之创立，皆此等意也。”由此可见，越南进步人士自此开始筹划建立“学会”和“商会”之事，东京义塾（即所谓“学会”）便发轫于此。

1906年，主导“东游运动”的潘佩珠又从日本写信回国，指出越南亡国的原因之一是缺乏教育和无知，而日本已摒弃旧风俗，走上开办学校、教育子弟读书的新道路，提倡开启民智。国内也有一些进步人士主张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在潘佩珠的敦促之下，酝酿已久的东京义塾于1907年（成泰十九年）3月在东京（今河内）桃行街建立了。东京义塾是在“东游运动”的直接影响下建立的，它以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大学作为榜样，“根据当时所公布的材料，这些读书人遵循文化革命的方针和接受福泽所创立的日本庆应义塾的影响去教育人民”。同时，在“东游运动”的影响下，中圻开始开办“商会”，掀起以振兴实业为主要内容的“维新运动”。东京义塾与维新运动两相呼应，他们与东游运动三位一体，推向了20世纪初越南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高潮。

正如“义塾”的名称所揭示的，东京义塾是一所免费学校。创办人主要是梁文玕、陶元普、潘俊丰、阮权、邓经纶等人。梁文玕任校长，阮权为学监。除主持人外，还有许多进步人士出钱出力，赞助办学。学校分为教育、财政、鼓动和著作4组。

教育组负责招生和各班的教学。教师大多是具有新思想的儒生士大夫，其中有两位女教师起初是义务教师，后来仅领取4块钱的少量津贴。学校初创即有学生400—500人，后增至千余人。学生有男有女，有成人也有儿童。共8个班，分日夜上课，以适应从事各种工作的学员的生活条件。学习的内容已摒弃了在封建社会中作为金科玉律的四书五经，而代之以地理、历史、格致、卫生等新学，还为儒生开法语和国语（拼音文字）课，为通法语的翻译、书记等学员加修汉语。除正课外，学校还面向社会，组织评文、讲文、演说和读报，借以激励团结爱国之心。学校反对旧的科举式的学习方法，注重发展实业，提倡新的生活方式，如穿短衣，剪发髻，不染黑齿，服用国货，废除乡饮，革除陋习等等。学校特别设立了收藏中国新书报的图书馆，如《日本三十年新史》、《中国魂》、《万国史记》 、《瀛寰志略》 等，校内外人士均可借阅，借以传播新思想。

财政组负责筹集学校的经费。经费来源主要靠社会上的资助和乐捐，其用途除给教师发少量津贴外，其余供给学生纸笔、讲义。

鼓动组采用讲演会和评文会的形式，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讲演会常在每月农历初一、十五举行，除宣读刊登在该校《登鼓丛报》和《大越新报》上的文章外，还抨击贪官污吏，号召革除陋习、断发，动员参加雄王祭日活动、购买新书报、兴办学校等。评文会则朗读和讲解东京义塾所搜集的爱国诗文，比如东京义塾领导者阮权曾写过一首诗《此番断发去修行》，诗歌这样写道：“此番断发去修行，诵独立经，住维新寺……为开通民智去修行，为我国富强去修行……”。号召宣传鼓动活动的地区，除河内外，遍及北部平原各省，甚至深入到农村。新的宣传鼓动方法，吸引了许多群众。“演说会，人多如庙会；评文时，客到如云集”，扩大了爱国宣传和东京义塾的影响，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学校创办了机关报——《登鼓丛报》。这份报纸汉字题写：“同舟共济，合力相助，志唯一，业唯勤”用以表明它的宗旨。报纸上的文章分为国语字（越南文）和汉文并载的形式，这是河内第一次用国语字文发行报纸，便于各方面的人士阅读。它的内容主要是宣传东京义塾的主张，鼓动爱国，提倡改革，在当时影响很大。

著作组负责编写教材和宣传材料。在短短几个月内，他们编写出《国民读本》、《南国佳事》、《南国伟人》、《国文教科书》、《伦理教科书》、《越南国史略》、《南国舆地》、《文明新学策》等教科书，还把潘佩珠从日本寄回的激励爱国精神的文章作为教材。同时，购买中国改良派的一些书刊，以及从日本和中国买进一部分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透过这些书刊积极传播新学。作为东京义塾教材之一的《文明新学策》，提出了启迪民智的六项措施如下：

一、使用国语字，使国人在几个月之内能读会写，这是启迪民智的第一步；

二、撰修书籍，以越南史为主，对旧书要择其有用部分，用国语字编写作教材；

三、改革考试制度，废除八股文，提倡独立思考、自由发挥；

四、鼓励人才，批判脱离实际的教育，旧学培养出来的人要补新学的课，而后考核录用；

五、振兴工商，鼓励向外国学习，奖励本国能工巧匠；

六、创办报纸，刊登时事稿件，报道创造发明消息，降低报价，使之能深入农村。

东京义塾的活动，是同潘佩珠所领导的维新会和东游运动密切联系的。东京义塾的许多成员都积极支持东游运动，或自身或选送自己的子弟赴日游学，并把他们开设的商馆、公司作为东游运动的秘密机关。

东京义塾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一个学校的范围，也不仅仅是文化运动，而形成为爱国运动，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在当时家里挂一幅越南地图都要被判罪的殖民统治下，东京义塾讲授越南的历史和地理，就不是单纯的传授知识，他们利用办学和讲演，来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

在东京义塾的影响下，河内附近许多农村的进步人士，自动建立起东京义塾的分校，如梅林义塾、玉川义塾等；或按照东京义塾的模式办起乡学。办新学一时蔚然成风。

东京义塾的影响不断扩大，甚至影响了在法国军队中的越南士兵，法国军方惊呼“东京义塾是北圻叛乱的一个乱源”。 起初，法国殖民者看到东京义塾的活动具有合法和改良的性质，并未出面干涉，只是设法加以限制和派密探打进去掌握活动情报。但当东京义塾的活动发展成为一个团结爱国的运动，威胁到他们的统治时，便采取无情的镇压措施，来扑灭这个运动。

1907年11月，法国殖民政府下令封闭东京义塾。次年春，发生河城投毒事件和中圻抗税运动，法国殖民者便借机诬赖东京义塾，进一步镇压东京义塾的参与者。他们逮捕了几乎所有的教员，解散商会，关闭《登鼓丛报》，禁止演说，没收并严禁收藏和流传东京义塾的材料。东京义塾彻底以失败告终。在东京义塾被取缔的同时，维新运动也在不久后被镇压，东游运动则因日本勾结法国解散东游组织、驱逐潘佩珠等人出境而宣告失败。至此，越南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进入低潮。

东京义塾的活动，就其本质来说，是为越南资产阶级发展鸣锣开道的新文化运动。在当时的越南，殖民主义者为了巩固其殖民统治，竭力维护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只有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反对旧的科举制度，新思想和新学才能传播。东京义塾冲击封建思想罗网的活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进步的。

东京义塾振兴实业、服用国货的宣传，有利于越南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它积极提倡和鼓励使用新文字，在学生、市民和农村知识分子中掀起了学习国语字的运动，促使拼音文字成为越南民族通用的文字。由于东京义塾大力提倡国语字，为越南文字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因此它又被评价为“20世纪第一次大规模普及拼音文字的群众运动，其影响非常深远”。

东京义塾仅存在9个月，但它有力地冲击了封建旧思想，传播了新思想，为越南后来的革命准备了思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