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吁旧译“同古”，又称“东瓜”。冬乌、东胡、底兀剌，至嘉靖、万历年间又译作洞乌、洞吾、洞武、蛮东牛。既东吁古代区域冲要，是明朝自云南布政使司、交趾布政使司通往缅甸各司的中心。凡北往阿瓦，西至蒲甘，东赴景迈，南往白古，均以东吁为交通要道，各地贾客云集,商业繁盛。所辖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土地肥沃,雨量充沛,与泰国、越南，并称世界三大稻谷产区。

人口约3.2万。十三世纪时为一小土邦的都城，明朝于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在底兀剌（即东吁）设宣慰使司。1425年（洪熙元年）和1430年（宣德五年）东吁曾两次遣使来中国入贡。十六世纪上半叶，东吁王朝在此兴起，建立了统一的缅甸王国，并曾继勃固之后成为首都。碾米和锯木业中心。仰光-曼德勒-密支那铁路和大体平行的公路干线均由此通过。

金字红牌是由明朝中前期，在云南外边政区实行信符与金字红牌制度，在边疆管理、护国捍边、调停和处置编内内部矛盾方面发挥十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但是，明末，明朝统治者逐渐放松了这一制度的执行，乃至基本放弃信符与金字红牌制度在西南边疆的贯彻。如前节所论，万历元年，明朝最后一次向云南外边政区颁赐金字红牌、勘合和信符，其后再也没有按规定，凡朝廷改元必定颁赐金字红牌和信符的记载，这等于明朝统治者放弃这一边疆管理制度。与此同时，北方满州势力兴起，明朝危在旦夕，自顾不暇，对西南边疆的经营和管理逐渐松懈。然而，自16世纪开始，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发生的重大转变，一是葡萄牙殖民势力开始进入东南亚地区，从缅甸南部沿海地区进入，伺机寻求同盟力量，北上扩大势力范围的殖民活动；二是缅甸与木邦、孟养长期争斗失利，受木邦和孟养的压迫，“嘉靖初，孟养头目思伦纠木邦宜慰罕烈，发兵象击缅甸，大破之，掳其宣慰莽纪岁并其妻子，杀掠无算，遂瓜分其地。时有资金牌信符干户曹义，亦为所杀”②，明朝以金字红牌调停无效，于是“缅甸宣慰莽纪岁幼子，昔避孟养、木邦之难，久寓占城暹罗。今欲至中国见天皇帝，求复官职。士宁止之，不听”⑧，而明朝置之不理，导致缅甸宣慰幼子莽纪(又称莽瑞体)逃到今缅甸南部的洞吾(今称东吁)自立为王，明朝金字红牌和信符制度开始崩坏，自明太祖朱元璋以来长期六慰相互争地构怨，但金字红牌制度的外边区管控和制约作用削弱，明朝为此设置永昌同知，“专事抚夷”。与此同时，缅甸受木邦欺凌，缅甸莽瑞体兴起，希望明朝承认，授予职官，明朝疏忽怠慢，激起缅甸的不满，导致缅甸独立。“嘉靖二十三年，有马革大部落号得楞子者，其酋名排来，兄弟争国构兵，瑞体为之和释，兄弟感之，因奉瑞体为长”①并且在葡萄牙的支持下大肆侵扰明朝外边政区司三宣六慰地区。可见，嘉靖中期由于明朝金字红牌制度破坏，对缅甸处置不当，促使缅甸脱离明朝，莽瑞体称王，自立政权，势力扩大，开始与明朝为敌。

面对缅甸的侵扰，明朝的金字红牌制度破坏情况下，明朝后期对于缅甸的兴起，无法采取政治调解方式解决问题，缅甸一度攻打到云南的腾冲、施甸、风庆地区，威胁永昌府，明朝不得不从内地调重兵，设置姚关、腾永两个大营，虽然明朝军队在刘挺的指挥下击退了进犯的莽瑞体军队，明朝在外边政区的重要军事战略隘口进行边防军事部署，建立八关和勐卯屯田，形成军事边防屏障。“(嘉靖)三十九年，总兵沐朝弼、巡抚游居敬上言瑞体侵轶邻境，当预防内侵”，“滇始于蛮哈设兵，冬春防缅”②，云南外边政区的边疆屏障作用几乎丧失。

隆庆年间，由于明朝无力遏制缅甸兴起和侵凌木邦等相邻地区，云南外边政区纷纷向明朝请求依照永乐制度，颁赐金字红牌，要求明朝派使者调停土地争纷，制止缅甸的侵凌和扩张。“隆庆二年，木邦土舍罕拔遣使告袭职，有索赂者，以兵备迟疑对夷使归报拔，拔怒，与弟罕章集兵截旅途，经年不令汉人通”③，西南边疆局势几乎失控。然而金字红牌制度在明后期不再受统治者重视，明朝没有向外边政区重新授予金字红牌和纷争调停，而是束手无策，处置失当。外边政区一方面得不到明朝的强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在缅甸的威逼下，脆弱不堪。云南外边政区土司纷纷向明朝请求颁赐金字红牌和信符，确立是明朝疆域，希望在金字红牌制度下得到明朝的保护。嘉靖时，明朝曾派金齿卫干户曹义携金字红牌和信符往赐缅甸和其他外边政区土司，希望调解纠纷，然而不幸被缅甸所杀“时有资金牌信符干户曹义，亦为所杀”①。其后明朝再也没有向云南外边政区遣使颁赐金字红牌和信符，云南外边政区土司得不到明朝的任何支持与保护，边疆危机更加深重。

缅甸看到明朝并没有出手拯救外边政区，于是借鉴明朝的金字红牌制度，采取拉拢周围的土司头领的做法。隆庆二年，木邦得不到明朝支持，在交通道路阻断，人民缺盐生活艰难的时刻，“后乏盐，求于瑞体，瑞体馈海盐五千登，益感缅甸而患中国，遂携金宝象马，诣瑞体致谢”②。木邦缺盐，向缅甸莽瑞体求助，缅甸施与恩惠，木邦感念，与缅甸化敌为友，投靠缅甸，“瑞体见拔，欢甚，赠以宝带、缅铎、白象、姗锦、珍宝、香药甚多，退兵护之出孤，遂约为父子”③。随后其他土司纷纷效仿，“潞江安抚使线贵闻拔邀缅惠不货，亦投瑞体”④，六宣慰中除车里宣慰司虽然遭受缅甸侵扰，但依然坚定作为明朝的政区，其他木邦宣慰司、孟养宣慰司等投靠缅甸，八百大甸宣慰司、老挝宣慰司逐渐疏离明朝走向独立。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依然没有采取切实措施维护五宣慰司的管控，任其疏离和脱离明朝。

然而，缅甸则步步进逼，甚至学习明朝的金字红牌制度，派出使者，伸出援手，为这些弱小的外边政区土司排忧解难，导致弱小的外边政区在得不到明朝支持的情况下，纷纷倒向缅甸。万历三年，缅甸莽应里效仿明朝的金字红牌和信符制度，“伪为锦囊象函，书贝叶缅文，称‘西南金楼白象主莽哒喇弄王书报天皇帝，地方无事”’同样赐予云南边地除车里宣慰司外的其他宣慰司土司“赠以宝带、缅铎”①，俨然成为这些地区的君王，明朝仍然不闻不问，任缅甸侵占大片西南边疆土地。故万历洞吾王朝侵扰时，边地土司得不到明朝保护，持守两端，反映出边地土司国家认同摇摆性的边疆特征。在缅甸迅速强大，于是西南边疆形势逆转，明朝由此丧失大片版图疆域，故时人日“朝廷爱惜一张纸，打失(按：云南方言，“打失”即“丢失”之意)地方二千里”②。

由此可见，明朝万历年间，缅甸扩展和侵扰滇西，边疆土司纷纷向明朝求助，要求明朝重新赐予金字红牌和诰印，要求明朝按照金字红牌制度出兵或者征调边疆土兵进行保护。然而明朝对外边政区的金字红牌和信符制度已经破坏，边地土司得不到明朝的保护，被迫屈服缅甸。缅甸则借鉴明朝制度．在拉拢边地土司同时，授予投靠自己者缅铎和贝叶符，承认其在自己的保护下的缅甸版图，金字红牌为国家认同的标志。清末民国年间人，地处西南边疆的腾冲志士对明朝外边政区制度在明代后期丢失大片国土和失效，进行了深刻总结，说：“缅甸自元人设邦牙宣慰司于蒲甘城，置都元帅府，彼时版图已入中国，明初置缅甸宣慰使司，并置古剌、底马撒等宣慰使司，俱隶云南都司。尽大金沙江内外，皆受朝命。清乾隆间，复封缅酋孟陨为缅甸王，每届十年朝贡一次。顾中国自古视藩服之地，只取羁縻臣属之义，无利土地之心；有征服之武功，无建设之政治。迨乎衰季，则并武功而无之。”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