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凡是”指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其实质是又延续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阻挠拨乱反正的进行。它违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本原理，违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在1977年5月24日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之后，华国锋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

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了中宣部的汇报时说：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四五运动)要避开不说。实际上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思想。“两个凡是”最早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

两个凡是源于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表述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社论是汪东兴提议写的，也是经过了当时的政治局同意。“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目的是高举毛主席的旗帜。

这篇社论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提出后，遭到了邓小平、陈云等人的坚决反对，并引发了全党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人民网）

“两个凡是”一提出，尚未恢复职务的邓小平就提出了旗帜鲜明的反对意见。1977年4月10日，他致信党中央，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文选》，第2卷，39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卷数和页码。)这封信经中央转发，对于在全党范围内削减“两个凡是”的影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5月24日，他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实事求是“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38—39页)

提出“两个凡是”有一定的历史和政治的原因：

1.刚刚解决“四人帮”等问题，全国上下仍有部分“左”的思想潮流，提出“两个凡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2.当时华国锋本人的思想理论体系仍然是坚持“文化大革命”这个理论路线的；

3.受个人资历限制，华国锋本人作为“一个过渡”（邓小平语），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只能“照过去方针办”（毛泽东临终前对华国锋的指示）；

4.作为一种政治宣言，“两个凡是”表现了华国锋接班的“正统地位”；

5.当时存在一些党内人士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到了迷信的地步，对毛泽东的一言一句都视为真理。

邓小平在讨论中占主动地位，并最后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方针赢得了大多数在文革中被打倒，受迫害和牵连的老一辈政治家的支持，邓小平掌权后，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该方针被他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务实观点所取代。

邓小平说:“两个凡是”不行，“两个凡是”是错误的

“文革”十年，中国经历了一场深重的灾难。“四人帮”的倒台，让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看到了希望，也充满了期待。然而，中国要前进，就必须打破把毛泽东的话作为判断一切是非标准的神学信条，也就是说必须打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

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后不久，邓小平对前来看望他的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人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在1977年4月10日写给党中央的信中，他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谓“准确”、“完整”，就是强调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看待，强调着重掌握贯穿其中的科学观点和科学方法，而不是搞断章取义和“句句是真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为批判“两个凡是”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在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他在全会闭幕时发言，进一步阐述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强调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

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聂荣臻、徐向前、陈云、张鼎丞等老一辈革命家纷纷撰文纪念。他们在文章中响应邓小平的主张，强调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聂荣臻指出:我们的一切正确思想，归根结底，只能从实践中来，从实际经验中来，并且必须回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的检验。陈云也在文中写道:实事求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

全党都在思索如何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迷障，胡耀邦走在了最前沿

1977年3月，胡耀邦受命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977年底，在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的1000多名高中级干部为研究“文革”以来的党史问题时，提出了不少现实中和理论中的难题。胡耀邦听取汇报后，让大家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大胆研究。他提出两条原则:“一个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1977年10月，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给《光明日报》寄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稿件。报社理论部对文章作了多次修改，准备在理论版哲学专栏发表。1978年4月上旬，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到清样，说:“这是一篇重要文章，放在哲学版，可惜了。”他提议作者进一步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并约请正在写同一主题文章的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共同研讨修改。文章经过反复修改，由孙长江定稿，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杨西光与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商定，为扩大文章影响，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公开见报。吴江就此请示胡耀邦，得到胡耀邦的批准。胡耀邦亲自审定了全文，于5月10日刊登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此文。

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我们要完成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要研究现实的确切的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逐步前进。

文章发表的当天下午，新华社立即向全国播发。第二天，全国的主要报纸纷纷转载。尽管文章所阐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批判的锋芒直指“两个凡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坐不住了，一场轩然大波由此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