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学史》全书分四章，前言部分说明了该书的框架：以1898年《马氏文通》的问世为分水岭，把中国语言学分为两大阶段：汉末到清代末年是第一阶段，也就是所谓的“小学”——语文学（philology）阶段；1899年到1948年是第二阶段，属于语言学（linguistics）阶段。两大阶段下分四个时期，训诂为主的时期（两汉时期）为第一期，韵书为主的时期（魏晋至元明时期）为第二期，文字、声韵、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清代）为第三期，西学东渐的时期（1898—1948）为第四期。该书就是以这四期为标题，分四章叙述和评价中国语言学发展史。每章之后都有“本章的结语”，最后是“全书的结论”。
20世纪60年代初，王力先生给北京大学学生开过“中国语言学史”，这门课的讲义前三章曾在《中国语文》1963年第3期至第6期和1964年第1期和第2期连载。1980年作者补写了第四章，略加修订，整理成书，1981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以单行本出版。
作者认为中国在五四运动以前的语言研究大致是文字或书面语言的研究，这种零碎的、非系统的考证和训释严格说来不属于语言学范畴，而属于语文学范畴。但由于中国传统语文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并留下了大量宝贵的财富，所以全面系统地描述两千年来语文学发展过程，对于继承和发扬祖国的语文学遗产，为语言研究服务都有积极意义，所以该书的内容严格说应该称为汉语言研究简史。作者指出，汉语语言学的发展轨迹是由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汉语的语言文字本身特点这两个方面来决定的。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决定了“小学”只能是“经学”的附庸，训诂、文字、音韵无一不是为注解古代典籍服务的，连成绩斐然的清儒也不例外，因而只有平面的，静态的训释，缺乏精辟的语言理论的阐述和历史比较的方法。汉族方言的复杂性和文字的统一性又决定了中国古代语言学以文字为对象，忽视对语言，特别是语法的研究。
在书中作者把中国的语言学史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从先秦到清末，作者称为“封建主义文化的阶段”；第二部分是清末至1949年解放，作者称为“资本主义文化的阶段”。第一部分又分为三个阶段：一、训诂为主的时期。汉代距《
诗》《
书》等典籍时代久远，人们需要加以注释才能看懂，训诂学因此应运而生。《
尔雅》是第一部训诂学著作，“释雅以俗，释古以今”，开了训诂学的先河。《
释名》集“声训”大成，开辟了从声音求意义的道路。《
方言》用通用语释方言词汇、《
说文解字》通过分析字形结构训释文字本义，都是以训诂解经为目的的。二、韵书为主的时期。汉魏间文学创作讲究声律，韵书因而大量兴起，以六朝为盛。隋陆法言作《
切韵》，成为唐宋时代韵书的蓝本，形成《切韵》系韵书。与之相适应的是等韵学的出现与发展，以纽韵相配，分等呼平仄，制成韵图，为撰作诗文用韵所作。后有元代周德清《
中原音韵》从古音研究转入今音研究，对传统韵书予以革新。三、文字、声韵、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清朝是中国语言学的鼎盛时期。以段玉裁、王念孙为代表的乾嘉学派，继承古文经学的训诂方法并加以发展，在古籍整理和古音学，训诂学、文字学方面都达到了一个高峰。严格的语言科学，只能算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一系列的重大问题都被陆续提了出来，并且解决得很好。乾嘉学派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原因主要有三点：（1）他们建立了初步的历史发展观点。自明代陈第批判叶音说，指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草，音有转移”，清儒以“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作为对语言文字演变的概括。（2）弄清楚文字不直接代表概念，而是通过有声语言来代表概念。（3）认识到必须通过训诂来了解古人的思想，否则我们既不懂古人的语言，所谓“通经”也是枉然。这三大原则贯穿清代各种小学名著之中，使他们远远超过了前人。作者认为，清代小学发达的原因中可以找到西洋科学的间接影响。此后是西学东渐时期，是中国语言学第二次受外来影响，第一次是受印度影响，但局限于音韵学方面，这一次却是全面的，影响到语言学各个方面。首先，这次影响直接导致了中国语法学酌兴起。初期的马建忠、黎锦熙，第二时期的吕叔湘、王力、高名凯都是学习西方理论来指导汉语语法的研究。第二阶段与初期明显的分野是，吕、王、高已经把西方普通语言学理论运用到其实践中去，而早期只运用了西方的语法理论。西方汉学家中也有少数人直接对中国语言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瑞典的高本汉（B．Karlgren），他对中古音、上古音的重建，推动了汉语音韵学的前进。受西方普通语言学的影响，中国学者也开始了描写语言学的工作，主要是调查方言，并有一定的成果。
《中国语言学史》作为中国第一部中国语言学史，作者既不崇洋媚外，也不固步自封，既承认两千年来中国传统语言研究并未达到语言科学的水平，又指出传统的语文学自有其重要的价值。作者给中国语言史选定了合适的坐标，这种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以后的中国语言学史和其中专科学术史的研究。
文学评论家
曾庆瑞、
赵遐秋：作为一部讲义，《中国语言学史》能比较好地做到简明扼要，重点突出，深入浅出地介绍比较专门的语言学史知识，但它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中国语言学史》更像是一部语言学著作的解题，对一个个语言学家的介绍的著作。应该说，一部完整的汉语语言学史，除了重要的学者、学派、著作的介绍和评价以外，还必须写出学术活动、学术发展来。从这一点来要求，王力先生的著述就显得不够了。
王力（1900年—1986年），字了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1924年在上海南方大学学习。1926年考进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研究中国古文文法。192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1932年回国，曾任教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广西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一直从事语言科学的教学研究工作。曾兼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顾问，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著有《诗词格律》《
楚辞韵读》《诗经韵读》《
汉语音韵》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