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城社火是江西丰城河西地区的江右民系传统民俗文化，已申报为省级文化遗产。“社火”是源于人们对菩萨、历朝文臣武将的祭祀而来。从宋代起，各种祭祀活动流传开来，形成丰富多彩的“社火”文化。当地人源于人们对菩萨、历朝文臣武将的祭祀而来。

河西地处丰城赣江西岸，有七镇二乡一街办，面积近800平方公里。区域内有142个村（居）委会，824个自然村，7万余户，31万余人，通用赣语，均为江右民系。河西地区，文化积存厚重，各种文化并存，特别是“社火”文化更具有特色，成为江右大地独具一格的人文景观。

“社火”是源于人们对菩萨、历朝文臣武将的祭祀而来。从宋代起，各种祭祀活动流传开来，形成丰富多彩的“社火”文化。社火在同田叫“游神”或“社火”，客人谓之“过神”，东家谓之“看神”，上塘称“社火”为“游神”，董家称“社火”为“迎神”，尚庄、泉港称“社火”为“故事”，隍城镇、湖塘乡以“社火”称之。关于社火的来源，有以下几种传说。

农历四月初八，释迦牟尼母亲摩耶夫人在兰毗尼园的无忧树下生了悉达多（释迦牟尼成佛前的名字）太子，难佗与优波难陀龙王口吐清水为之沐浴。释迦牟尼涅盘后，佛教徒便于每年其诞辰日，按此传说举行沐浴仪式。佛教传入中国，由于中印历法不同，浴佛节有二月初八、四月初八、十二月初八等几种说法。汉代始，浴佛节成为寺院与民间共有的节日，《三国志吴书、笮融传》，东汉末年，“（笮融）大起浮图祠……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人民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区亿计。”浴佛人数之多，规模之宏大，已在民间形成一时风尚。随着历史的变迁，浴佛演变成今日的各地风俗，董家柏树、塘头、老塘、上塘柘里等地均有此俗。

据《悲华经》说，观世音原为删提岚国转轮圣王无诤念的长子，名不日旬，次子名尼摩。宝藏如来出现于世时，父子供养如来，出家修道。佛为转轮圣王改字为“无量清净，”授记于西方极乐世界作佛，号“无量佛”。长子不日旬向佛请求，“愿行菩萨道，救助受苦受难众生，若众生受难，念我名字，我天耳所闻，天眼所见，即前往救护，众生之苦不解脱，便不成佛。”宝藏如来答应了他的请求，为其取名为观世音，为尼摩取名大势至。至西方极乐世界后，观世音即实践其诺言，只要遇难时诵念其名号，菩萨即时观其声音，前去拯救。观世音以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形象出现。传说其诞辰日为农历二月十九，成道日为六月十九，涅盘为九月十九，民间多在此日奉祀，演变成今日“社火”。上塘、董家等地流传。

人死后化为神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传说关羽死后，头葬河南洛阳，身葬湖北当阳玉泉山，人感其德义，岁时奉祀。至宋代，流传其应龙虎山张天师之召，现形御前，降魔伏怪的显灵故事。宋徽宗于崇仁元年（1102年）追封关羽为忠惠公，宣和五年（1123年）加封义勇武安王，配祀于武成王姜太公。元天历元年（1328年）加封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明初祀为关壮缪公，与岳飞同祀武庙，各地称关岳庙。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封三界太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清康熙五年（1666年）敕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勒石立碑于今洛阳关林。据传，农历五月十三是旱魃（制造旱灾的怪物）经过的日子，因此祭祀关帝求其显灵，以求驱邪避灾，普降甘霖。清朝时割牲演戏，华灯万盏，鼓声爆响隆重热闹，尚庄、候塘岗等村故事盖来于此。

竹岗魏家魏时应传说。魏时应生于明嘉靖庚申年十月十四日，明万历乙未进士，初授福建建阳知县，累官光禄寺正卿，南京通政司，卒赠南京工部左侍郎。

据传，魏时应冠带在家，朝庭颁旨任为吏部尚书。（现竹岗魏家尚存天官第）。由于钦差行来缓慢，在行进途中，魏时应鹤驾归西，成为没有接旨的天官。后人为纪念其于明万历年间从南昌县田湖魏家迁居竹岗魏家之功，于其生日开展祭祀活动，并抬魏时应神像游村，亲朋到此饮酒，成为习俗。

清末民初，抚州客商到白富采购马匹，拉动白富人到高安采购马和耕牛。由于马交会场面大，参与人员多，在这些做马生意的人家有客商和亲朋参与交易，东家要安排酒饭招待。久之，在农历8月 20日，形成马会集会，亲朋都要来喝酒，形成“社火”习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促进马交会的繁荣，1979年，白富人还请来南昌戏班唱了几天大戏，活跃了市场，集聚了人气，今天的白富人仍然乐此不疲。

从正月开始到腊月，一年之内除3、4两个月外，有十个月有“社火”活动,彼停此起，连绵不断。

“社火”习俗悄然退场

在解放前，“社火”活动隆重而热闹。过“社火”的村庄在当日要进行“游神”活动，村里挑出几十个彪形大汉，家族管事人员，组织出游。在三响号炮声中，鼓乐齐鸣，爆竹喧天，前面旗幡招展，继而神器法器随之，中间壮汉披红挂彩，抬着菩萨健步如飞，背后乐队随之。吹吹打打，热闹非常，肃穆异常。每至一处，摆香案跪拜，爆竹迎送，祈求菩萨保佑。菩萨归庙后，香火供奉。这时，各家各户大排酒席，尊者上坐，亲朋好友把酒言欢，尽醉而散。

新中国成立后，“社火”活动降温，菩萨不再出游，但到了“游神”之日，亲朋好友依然相聚，喝一顿“神酒”。到文革时期，破四旧，扫除一切牛鬼蛇神，因而“游神”喝酒被严厉禁止。但仍然有地方躲躲闪闪，偷偷摸摸吃一顿，既偿口腹之欲，又陶然情趣之中。

上世纪80年代中叶，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春风吹绿祖国大地，一派生机盎然，一些禁锢悄然解扣，过“社火”由地下转为公开，百姓可以堂而皇之地过“社火”了。虽然餐桌菜肴平常，仅六盘二碗或八菜一汤，但客人还是接踵而来，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不论与东家认识与否，只要和朋友同来就行，都会受到主人的热情招待，假如有不速之客，虽然都不认识，但会认为是哪位的朋友而成为座上客。因此，客人是难以计算的，有时，客来多了，好叫主人为难，酒总还是要喝的。

虽然，大部分过“社火”的村庄不知道因何种历史原因过“社火”，不知道过“社火”有何丰富的文化内涵，只晓得在“社火”前夕准备足够酒菜，以待宾客光临。客人多的人家，要准备3－4天的接客日，提前1－2天或过后1天都有客人相聚，热闹是热闹，人情味也浓，但内容单一，就是喝酒。当然，有些地方也颇具特色，演戏、放电影以丰富群众文娱生活，抑或做活经济收入文章。精明的隍城人就充分利用过“社火”的时间和空间，开展物资交流，从十月二十六开始，街头摊位被四面八方的商贾登陆，商品琳琅满目，人流摩肩接踵，家家欢声笑语，酒菜香味弥漫，信息快速交流，形成一道靓丽风景线。历史已久的白富马会，成群的牛马，丰富的商品引来各地客商云集。交易市场的繁荣，更新了农民增收门路的理念，友情商贸两全其美。

几盘几碗几碟子，寻常百姓消受得起，但随着“社火”活动的升温，上菜质量数量的攀比，烟要好烟，酒要好酒，一场“社火”下来，半年积蓄付之口腹，贫困家庭甚至还要举债，更甭说家庭建设、发展生产了。一些有识之士就思量，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辛辛苦苦劳动得来的微薄盈余，就这么几天大手大脚用去了。虽说亲情友情得以延伸和谐，可有悖于勤俭持家发展生产的要求，更有甚者，一些地方还过二次“社火”，当地群众更不堪重负，因此，轰轰烈烈的“社火”活动骤然降温，同田、上塘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自发地鸣金，曲江、尚庄部分村庄也在2002年相继停过“社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