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九年（1690），大清帝国与准噶尔汗国在萨里克河边的乌兰布通峰的一场大战，两军各使解数，双方死伤枕籍，据传教士张诚的记载，双方当日以大炮火枪互轰开始，激战竟日，双方士卒多次肉搏，可见此战之激烈。最终以准噶尔军弹药耗尽，噶尔丹撤退告终。

噶尔丹与清朝开战之前，他面临的局势并不好。1670年准噶尔大汗僧格被暗杀后，其弟噶尔丹自西藏返回，在达赖喇嘛以及和硕特首领鄂齐尔图车臣汗的支持下登上了准噶尔大汗之位，然而僧格的儿子策妄阿拉布坦一直对噶尔丹貌恭而不心服。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率领3万大军，越过杭爱山，向漠北喀尔喀蒙古地区进攻。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噶尔丹自新疆对漠北地区的进攻，正好与沙俄自贝加尔湖向南的进攻构成钳形攻势，使正在与沙俄作战的喀尔喀军腹背受敌，喀尔喀首领土谢图汗难以抵挡两面攻势，只能撤回在北线与沙俄作战的部队，沙俄随即由贝加尔湖向东大幅度扩张，这直接导致尼布楚谈判时中方做出巨大让步，最终确定以尼布楚为界的结果。

收缩防线的喀尔喀军也试图进行抵抗，土谢图汗集中兵力在今乌兰巴托以西地区与噶尔丹进行了会战，但不是噶尔丹对手，经过三天的战斗，全军溃散，喀尔喀蒙古各部最终决定内附清朝，遂向南撤退，进入今内蒙古境内。

1688年，噶尔丹为巩固其在准噶尔部的统治地位，杀其弟索诺木阿拉布坦，又暗中派人对策妄阿拉布坦进行迫害。策妄阿拉布坦被迫率领僧格旧部5000战士，数万部众逃至博尔塔拉河游牧。噶尔丹出于轻敌，仅仅率领2000精锐骑兵追击，结果被策妄阿拉布坦打败，准噶尔部陷入分裂。

策妄阿拉布坦据博尔塔拉河一带自守，噶尔丹无法将其消灭。在噶尔丹看来，东面的喀尔喀等蒙古诸部，背后的大清外强中干，若能东进夺取蒙古草原，则拆东墙补西墙，自己亦能成为草原霸主。

1689年的乌尔会河之战，噶尔丹带着两万精锐长驱直入，一路打到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锡林郭勒盟内的乌珠穆沁，可以说是一波凿穿了整个蒙古高原来撩大清。清朝大将阿尔尼率军两万迎击，几乎全军覆没。

战后，阿尔尼用“军退”、“先却”、“亦退”、“遂敛兵归”等字样淡化清军的惨败，将清军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厄鲁特多火器，而我火器兵未至”。

“从黎明打到午后”，清军几乎一直被准噶尔军围击或夹击，其人员伤亡程度是不言而喻的。清军两个统帅一个毙命，另一个狼狈而逃以及全部辎重被缴获也证明清军的完全失败。在准军中的俄国使者基比列夫甚至说：“博硕克图汗把中国兵杀得一个不剩”，此说实属夸大，但基比列夫作为战争的目击者反映了当时清军惨败的实际。

康熙大帝得到败讯，不由大怒。一方面康熙派使者联络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准备对噶尔丹腹背夹击，另一方面动员了十万大军，北讨噶尔丹。

康熙还派人到俄国，与沙俄交涉，防止沙俄干涉此战，由于沙俄担心与清朝的贸易利益受到影响，故在中方交涉后，始终未向噶尔丹提供任何兵力上的援助，武器上也缩小了援助，其中最重要的是取消了原定向噶尔丹出售3000支滑膛枪的决定，这对后来的战事影响颇大。

噶尔丹还是老样子，一波打到大清家门口，进入了今锡林浩特地区，这里距离北京不足千里，已经威胁到了帝国的心脏地带。噶尔丹遂在长城外边耀武扬威。

噶尔丹南侵的消息传到内地，北京市民首先有了反应，城内外商铺大多关门停业，“米价至三两余”，似乎准噶尔军很快就要攻至北京一般。

康熙大帝动员的十万大军，其实颇有辅兵、后勤军队，战兵仅五万而已。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康熙还要求东北方向进行动员，盛京和科尔沁蒙古出兵两万（战兵1万，辅兵1万）参与夹击。但实际上，因为路途遥远，东北方向的军队压根没能来得及赶到战地附近。

五万大军分两路出塞，皇兄和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长子胤褆为副将，率兵3万为左路军，出古北口；命皇弟和硕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简亲王雅布、信郡王鄂札为副将，出喜峰口，率兵2万为右路军。

陪同出征的，还有皇帝的舅舅、内大臣佟国纲、佟国维，内大臣索额图、明珠等朝廷重臣。临行前，康熙帝还作壮行诗一首：“获丑宁遗类，筹边重此行。据鞍军令奏，横槊凯书成。烟火疆隅堠，牛羊塞上耕。遐荒安一体，归奏慰予情。”

清军方面，福全率军在乌兰布通40里开外扎营，凡营盘四十座，连营六十余里，阔二十余里，“首尾联络，屹如山立。”清军各路参战部队，除科尔沁方向部队和盛京部队外，于七月下旬先后到齐，全军官兵连同厮役在内，约10万人。

八月下旬，阿尔尼也率领残部3000人与福全会合。

至于康熙大帝本人，本来想要御驾亲征，无奈8月22日不慎受了风寒，身体开始发热，至27日，身体依然低烧，只好“从诸臣之请”，回朝养病。

次日，皇太子胤礽来迎，康熙看到胤礽并无忧戚之意，“绝无忠爱君父之念”，心中非常不快，遂令胤礽先行回京，自此埋下了后来太子立废的伏笔。这件事情虽与后来乌兰布通的战役无关，但却极大的影响了清中期的政治发展。

康熙帝的布置，大概是希望左路军拖住噶尔丹，右路夹击，一举将噶尔丹擒杀。

二十七日，右路军统帅福全在吐力根河安营扎寨，营盘四十座，连营六十里，首尾联络，巍巍壮观。噶尔丹亲率劲骑2万余名，尾随阿尔尼部溃兵深入到乌兰布通，在山脚下安营，布下“驼城”，指挥大帐设在乌兰布统峰顶。

乌兰布通是一座红色的小山，泡子河与哈而哈河从乌兰布通的西北汇入萨里克河，再向北注入西拉木伦河。乌兰布通山南坡是无法攀登的峭壁，北面则是一个可以攀登的陡坡，但易守难攻，噶尔丹部队“觅山林深堑，倚险结营”，布阵于山上林内。

“驼城”，就是将数千峰骆驼缚足卧地，背上加箱垛，上边蒙上湿毡，环形排列，形成临时城池，摆开阵势，誓与清军决战到底。

驼城战术，脱胎于欧洲名将扬·杰士卡发明的车堡战术，曾经被匈牙利、神罗、土耳其等欧洲强国效仿，威力绝伦。只不过这么远传了过来，无论是配置还是熟练度都没法和正牌的车堡相比，这个山寨货实在要打个大大的折扣。

火力方面，清军拥有铁心火炮和子母炮。然而噶尔丹军结阵严密，还有密林掩护，沼泽地阻拦，士兵们隐藏在“驼城”之内用沙俄支援的滑膛枪和弓箭据守。

福全所带军队都是精锐，又没见识过驼城，且自认有火炮优势，于是派国舅佟国纲侧翼迂回，准备来个炮打隔山，将噶尔丹布置的驼城炸个稀烂。

然而事实证明，迂回、侧击这战术说起来简单，真操作起来还是要水平。康熙大帝这位皇兄福全安排仓促，清军阵形毫无章法，抬着大炮，向准噶尔军仰攻。

噶尔丹流畅地把预备队骑兵调出来，刺斜里从坡上冲击下去，福全的士兵登时兵败如山倒。

噶尔丹的骑兵不只是弓骑和刀骑，也有拿着火绳枪的火枪骑兵，看准国舅佟国纲，一枪击中，瞬时毙命。清军一片混乱，仓皇撤退，死伤无数。

佟国纲战死，自然有人生怯，正白旗副都统色格印“彼则大惧，故推受暑下马。其家人愤曰：‘身为二品大臣，如此临阵退怯，归去何颜见人耶？’扶之上马。色格印复下马，卧于草内。及回营，犹战栗不已，身披甲胄，蒙被达旦。因此伊所管兵丁，无不耻笑”。除去这位副都统大人外，更有许多将领，为了自身安全，抽取所部精装兵士作为贴身护卫，而清军统帅部门是按照编制集结调动部队的，结果导致当天清军实际参加一线战斗的兵士人数大为减少。康熙帝后来回忆时也提到，“出征乌兰布通时，……索额图、明珠选勇士数百人近身防护，勇士云：‘挑选我辈原拟获战获追，讵意只令防护？’共生忿怨。”

福全无计可施，又搞了几波正面骑兵冲锋，前锋参领格斯泰、前锋统领迈图直入敌营，冲锋数合，被准噶尔军围起来杀死。

清军的火枪还停留在明朝末年的水平，实在不是引进了沙俄火器的准噶尔军对手。但是火枪火炮的数量上都有巨大优势，所以干脆不再出击，就在下边和准噶尔军对射。时间久了，噶尔丹部弹药告罄。

清军还有弹药，准噶尔军如果从坡上冲下去，会成为清军枪炮的活靶子，实在不划算。加上常宁的右路军就要赶到，噶尔丹岂能不知？时间拖久了，必然被包饺子。

所以噶尔丹就派了达赖喇嘛的弟子济隆作使者去福全营中，假意求和。福全答应求和，准备等常宁赶到再翻脸夹击。

但这位皇兄显然是把噶尔丹当成了蠢人，噶尔丹并不是蠢人，稳住福全之后，收拾兵马辎重连夜渡过萨里克河，经当代的内蒙古达里诺尔湖地区，向西北跑路了。一路上，准军还焚烧草地，以断绝追兵。

此战清军死得比准军多很多，而且国舅佟国纲等将官都被击毙，康熙大帝大怒，但噶尔丹毕竟跑路，康熙对外宣布胜利。

噶尔丹回撤的路上不幸爆发了瘟疫，损失了几千人，比被清军打死的还多。但这不是最糟糕的。趁着他不在，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引兵偷袭科布多，把噶尔丹的老巢给涮洗了一波，“尽收噶尔丹之妻子人民而去”。

噶尔丹决定孤注一掷，与清军进行最后的决战：昭莫多之战。

乌兰布通之战的成败之处，都与康熙的决策有关。

从政治观点看，康熙帝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其战前所订计划，归根结底就是力争“围歼”。这是出于对当时整个国家形势做出的判断：首先，此前十年，帝国先后经历了多场内外战争，“三藩之乱”、统一台湾、两次雅克萨之战，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噶尔丹在新疆、漠北等地时，如果劳师远征，兵少则不敷用，兵多则势必又是一场异常耗时耗饷的战争。康熙帝是想利用噶尔丹最为接近帝国统治核心的时机，用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利用相对最短的补给线（距离北京只有千里），争取将其全歼，一劳永逸地解决准噶尔部问题。

但是，从决策理论的角度看，康熙帝计划的可操作性不足，速决的前提，并不仅仅是兵力优势，还包括战备、指挥等多方面的因素，制订计划时，应该充分考虑己方的实际能力是否能满足计划的要求。实际上，以当时清军的装备、训练，以及将领的临阵指挥，都不足以完成战前制订的合围计划。用现代的观点评判，就是康熙帝制订了一个精致的计划，但却脱离实际，特别是在几个关键点上出现问题后（特别是科尔沁、盛京方向部队未能实现有效的合围，以及福全的临阵犹豫），计划即无法实现。

从军事上看，乌兰布通之战，暴露出清军八旗部队在顺治以后，战斗力逐渐下降。根据现有史料，当时噶尔丹军作战远距离主要依靠火枪，贴身时才使用刀矛等冷兵器。但清军却缺乏应对火器的经验，按照康熙帝的评价，“我军近与厄鲁特战，排列太密，为贼人乱枪所中。且进退并不鸣笳。此皆不习战阵之故也。”实际上，在清朝初创时，由于早先明军装备的火器数量多，威力大，清军拥有丰富的对付火器防御的经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经验并未像现代军队中的条令、规定那样，以文字的形式流传下来，而是逐渐散失了，此外，清军除少数精锐部队外，普遍缺乏训练和纪律，这是清军进攻乏力的重要原因。

此外，此次战役证明，火器已经逐渐成为战争中的主要武器，连一贯游牧骑射的厄鲁特蒙古军队，都已经以火枪为主要武器，清军能够对驼城造成一定杀伤，也与此前传教士南怀仁等人监造的西式火炮（也就是民间传说中的“红衣大炮”）发挥了威力有关，康熙帝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于第二年，在北京建立了八旗火器营。但是，中国自然科学的停滞，以及闭关锁国的社会环境，导致火器设计和制造技术长期原地踏步甚至退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爆发。

三十四年五月，噶尔丹又以骑兵三万(并扬言借俄罗斯鸟枪兵六万)，由科布多东犯克鲁伦河以北巴颜乌兰。

三十五年二月，康熙帝发兵十万，分东、西、中三路出击。五月十三日费扬古统帅之西路清军在昭莫多（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与噶尔丹主力军队遭遇，激战竟日，清军猛攻敌军阵后，另遣骑兵进攻侧翼，噶尔丹军阵大乱，清军追击三十余里，歼敌数千。噶尔丹率残部仓惶西逃。次年春，康熙帝亲赴宁夏，命费扬古、马思哈两路出兵，进剿噶尔丹残部。同年三月，噶尔丹在科布多阿察阿穆塔台暴病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