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江亭》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从政治家的冷静分析入手，以楚汉战争发展的客观形势为依据，对项羽不可能卷土重来的结局进行理性判断，显示了政治家的果敢和睿智。这首诗议论精警，独具只眼。

乌江亭⑴

百战疲劳壮士哀⑵，中原一败势难回⑶。

江东子弟今虽在⑷，肯与君王卷土来⑸？

⑴乌江亭：故址在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为项羽兵败自刎之处。

⑵壮士：指项羽。

⑶中原一败：括项羽垓下之败。

⑷江东：指长江下游芜湖、南京以下的江南地区，是项羽起兵之地。

⑸肯：岂肯，怎愿。卷土来：即卷土重来。指失败之后，整顿以求再起。

上百次的征战使壮士疲劳、士气低落，中原之战的失败之势再难挽回。虽然江东子弟现在仍在，但他们是否还愿意跟楚霸王卷土重来？

唐代诗人杜牧有一首《题乌江亭》诗，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秋，王安石舒州通判任满赴京途经乌江亭所在地和州（今安徽和县），针对杜牧的议论，写了这首《乌江亭》。

杜牧在他的《题乌江亭》中写到：“ 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意思是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如果项羽能够再回江东重整旗鼓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卷土重来。而王安石则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项羽的失败已成定局，即便是江东子弟还在，项羽也不可能再带领江东子弟卷土重来，他们也不一定再肯为战争卖命了。

诗歌开篇就以史实扣题，针对项羽的失败直接指出“势难回”。楚霸王的转折点在“鸿门宴”，没能杀成刘邦，到“垓下之围”时已经面临着众叛亲离的境地。而细数项羽失败的原因，最大的因素恐怕就是他自身的刚愎自用了吧。所以文章“壮士哀”就隐含着这样的信息，那时的项羽已经失去人心，天时、地利、人和中，人和是最重要的因素，而项羽已经失去，要挽回大业是十分艰难，概率也是很低的。

所以，王安石在三、四两句中进一步阐释“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他以辛辣的口吻明确地表示，即使项羽真的重返江东，江东子弟是不会替他卖力的。杜、王的观点不同是因为他们的出发点和立场不同。杜牧着眼于宣扬不怕失败的精神，是借题发挥，是诗人咏史；王安石则审时度势，指出项羽败局已定，势难挽回，反驳了杜牧的论点，是政治家的咏史。诗中最后的反问道出了历史的残酷与人心向背的变幻莫测，也体现出王安石独到的政治眼光。

如果说杜牧是为项羽翻案，那么王安石则是为历史本身翻案，人与历史的关系本来就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首诗中，作为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将变法中的革新精神带到咏史诗的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对前人提出质疑，这也是一种创新。这种史论史评是王安石完成咏史诗从叙事体向抒情体，最终走向议论体的转变，对当时的诗文革新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王安石则属意史论史评，延伸了咏史诗的内容深度，有着独到的政治见解。

王安石的诗，十分辛辣冷峻，但却抓住了人心向背是胜败的关键这个根本，可以说是一针见血。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王安石和杜牧的两种不同的观点，表明了他们看同一问题的不同角度，各有各的意图。王安石是从实的方面，从分析失政原因入手，说不可能卷土重来，这也许更符会历史实际；杜牧是从虚的方面，从人应该有的志气着笔，说可能卷土重来，这是要让人们有不甘失败的顽强精神。与各自思想内容相一致，杜牧的诗歌有一种豪迈之气，而王安石的诗歌则显得深沉。两首二都是很好的咏史诗。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人称半山居士。封为舒国公，后又改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临川县城盐埠岭（今临川区邓家巷）人。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嘉祐三年（1058年）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推行新法。次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次年复任宰相；熙宁九年（1076年）再次罢相，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半山园，封舒国公，不久改封荆，世称荆公。卒谥文。执政期间，曾与其子王雱及吕惠卿等注释《诗经》《尚书》《周官》，时称《三经新义》。其文雄健峭拔，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遒劲清新。所著《字说》《钟山一日录》等，多已散佚。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后人辑有《周官新义》《诗义钩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