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类型。中国明代官员上任或奉旨归京，例以一书一帕相馈赠。 当时称这种书为书帕本。 清代顾炎武《日知录》引证《 金台纪闻 》，评论元、明刻书优劣，说元时州县皆有学田， 所入谓之学租， 以供师生廪饩，馀则刻书。工程浩大者，则数处合力为之，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明代洪武初年，将此项学租皆收归国子学，故县学、书院缺乏余资，刻书已不精审。 隆庆、 万历间，承嘉靖余风，皆喜刻书。但大多刻而不校，甚或妄加删削，以之馈遗当道官员，附之一帕, 故有一书一帕之称。可见书帕本是明代官样例行礼品,多数只注意表面装潢，不注重文字内容。
清人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指出明代书帕本的弊端，在于校勘不够细致精到，导致书中的错误很多，以至于以讹传讹，在重视版本和
书籍质量的
读书人和藏家那里，评价并不高。叶氏原文为：
明时官吏奉使出差，回京必刻一书，以一书一帕相馈赠，世即谓之“书帕本”。语详顾炎武《日知录》。王士祯《居易录》云：“明时翰林官初上或奉使回，例以书籍送署中书库，后无复此制矣。又如御史、巡盐茶、学政、部郎、权关等差，率出俸钱刊书，今亦罕见。宋王琪守苏州，假库钱数千缗，大修设厅，既成，漕司不肯破除，琪家有《杜集》善本，即俾公使库镂板印万本，每部值千钱。士人争买之，既偿省库，羡余以给公厨。此又大裨帑费，不但文雅也。”按：明时官出俸钱刻书，本缘宋漕司郡斋好事之习，然校勘不善，讹谬滋多，至今藏书家，均视当时书帕本比之经厂坊肆，名低价贱，殆有过之。然则昔人所谓刻一书而书亡者。明人固不得辞其咎矣。
王士稹《居易录》：“明时，翰林官初上，或奉使回，例以书籍送署中书库，后无复此制矣。又如御史巡盐茶、学政、部郎榷关等差，率出俸钱刊书，今亦罕见。。由于这个关系，明代外省官司掀起了刻书的高潮，其书目见于周弘祖《古今书刻·上编》的，已不下数千种。其中尽有访求善本，精心校勘的，自然也不免有草率从事，敷衍塞责的，全视刻书者的学术水平来分别。对于后者的刻书，顾炎武《日知录》曾作公正的批评：“今学既无田，不复刻书，而有司间或刻之，然只以供馈赆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数见也。昔时人觐之官，其馈遗，一书一帕而已，谓之书帕。自万历以后，改用白金。”这样的刻书，反造成浪费，贻误学子。所以书帕本在明刻中为质量最下的一种。但这还算是附庸风雅，后来干脆改用白金，贿赂公行，明末封建士大夫的寡廉鲜耻，竟落到如此地步。
据曹之先生《中国古籍版本学》书中统计，《
四库全书总目》中共著录有明代书帕本约20种，其中《四库全书》所收仅有元王好古《医垒元戎》、宋潘自牧《记纂渊海》、明杨慎《丹铅录》、元张养浩《三事忠告》共4种，其他16种皆贬入存目。这16种书是：不知撰人之《素王纪事》和《历代小史》、明车玺《治河总考》、明周诏《石鼓书院志》、元许衡《鲁斋心法》、明杨道会《性理抄》、明黄瑜《书学会编》、明杨星《牧鉴》、明王国宾《群书摘草》、明朱东光《中都四子集》、明鲁点《黄楼集》、佚名《群公小简》、明贺泰《唐文鉴》、明傅振商《四家诗选》、明项梦原《宋史偶识》和明郭惟贤《三忠集》。
由以上所述看来，书帕本乃是因多与绢帕、绸缎等物一起作为礼物馈送于人而得名。《
金瓶梅》在一些描写达官贵人、士绅秀才与西门庆交往的情节中，也多次提到馈送“书、帕二事”的事情。说明馈送“书、帕二事”，在明代是官宦、文人、士绅等社会中上层人物相互交往时的一种惯常礼仪，而不仅仅局限于下级官僚晋见上司时的情况。只是因地方官握有实权，用作馈赠之书多由所在衙门为之刻印，各项开支也由其开销，才构成书帕本的一些特点。即书帕本之产生主要是用于馈赠，而送人以书不过是一种形式，受书之人未必看，刻书之人也不是为了传播好书或营利赚钱而认真刻。于是，除了占有特殊尊隆地位的经部外，书帕本的内容遍及史、子、集三部，没有一定的规律和特点。至于书的体例之乱、刻印质量之差，当可想而知。这就难怪历来人们都对书帕本贬斥有加，甚至较书坊劣本也谓之不如了。总之，明代书帕本多为官刻，也有少量自刻，一般来说，刻印质量都比较差，不为世人所重。
赠人以书、帕，作为一种雅尚在万历以前甚为风行；万历以后，世风日下，重金而轻书，此种风尚逐渐归于消亡。而在这种风尚影响下产生的相当数量的所谓“书帕本”因没有独自的特点，构不成一种版本类型，从版本学的角度来看，现今已没有什么必要去特别区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