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虺（huǐ），任姓，薛氏，名莱朱，字仲虺，号中垒，薛邑（今山东滕州市官桥镇）人，华夏族。商朝开国元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奚仲十二世孙，薛姓始祖。

仲虺，姓任，名莱朱，号中垒，是奚仲的第十二世孙，是继奚仲之后又一位杰出的薛国国君。。

出生时，雷声虺虺，闪电如蛇，大雨倾盆，缓解了家乡多年的的旱灾。古时候形容雷鸣声为“虺虺”，同时虺也是蛇的代称，因为下雨时闪电就像一条条长蛇飞舞，于是他的父亲给儿子起名叫“虺”，并给以赤蛇纹身。排行老二，字仲虺。

仲虺24岁，继薛国国君之位，他是一位极具才华与政治远见的人物。居薛期间，发扬先祖的优良传统，带领薛地民众，着力改进生产工具，号召各个村落在低洼地带打井取水，发展农业。他还倡导人们饲养牲畜，大力发展畜牧业。他设立农官，教人民用庄稼的秸秆饲养牲畜，用牲畜的粪便作为肥料，来提高土地的肥力。仲虺还重视手工业的发展。当时，铜器制造业、手工艺品制造业、皮革、酿酒、养蚕、织帛等，都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在仲虺的带领下，薛国成为一个经济较为发达、实力较为强大的诸侯国。而此时的夏王朝，已是江河日下、众叛亲离。仲虺高瞻远瞩，欣然加入商汤灭夏的行列中，成就了一番伟业。

他与伊尹并为商汤左、右相，辅佐商汤完成大业。《左传·定公元年》记载：“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可知仲虺为奚仲之后，商汤之左相，居于薛。薛，在今山东省滕县南四十里。身为商汤的“左相”，仲虺在商代初年的政治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尚书·序》中曾经提到“仲虺作诰”，但东汉时已经亡佚。《墨子·非命上》：“仲虺之告曰：我闻于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仲虺在政治上有一套自己的见解，《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仲虺的治国之道曰：“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这里讲的“国之利”，即《左传·宣公十二年》仲虺所云：“取乱、侮亡、兼弱也”。

《尚书·仲虺之诰》：“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汤之贤相，与伊尹一起辅佐商王。《左传》定公元年载：“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可知仲虺为奚仲之后、商汤之左相、居于薛。薛，在当下山东省滕县南四十里。《尚书．序》中曾经提到“仲虺作诰”，但东汉时已经亡佚。《墨子．非命上》：“仲虺之告曰：我闻于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左传》襄公三十年，子皮说：“《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悔之’”。可见仲虺在政治上有一定主张。

《仲虺之诰》——《尚书·商书》

汤归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诰。

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

仲虺乃作诰，曰：

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乂，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缵禹旧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师。简贤附势，实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听闻。

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

乃葛伯仇饷，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徯予后，后来其苏。’民之戴商，厥惟旧哉！

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已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呜呼，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

译文：

汤和仲虺挥师大破夏军，歼灭了夏军主力，自夏凯旋，到了大坰，仲虺作诰，也就是天子的告示。

成汤将桀流放在南巢，心有惭愧，说：“我恐怕来世的后人，会以我作为口实。”

仲虺于是作诰，说：

呜呼！思考那上天生育的这些人民都有七情六欲，没有君主就会混乱，只有天生聪明的人时常能治理。那夏桀昏乱得到报应，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上天于是赐给大王勇气与智慧，用标志端正万邦，继承大禹所继承的，遵循大禹的典籍常规，把这些尊奉为天的命令。

夏王桀有罪，诈称的诬辞来自上天，来对老百姓发布命令。上天使用了不善良的夏桀，从而使商接受了上天命令，使我们的军队明白。简慢贤能依附势力，这种人确实有许多同党。从我们在夏朝立国开始，他们就把我们商看成是禾苗里的杂草，谷粒中的空壳。我们商上上下下的人都很害怕，没有哪一个人不担心无罪而招来横祸。况且我们商的美德善言，能够动人听闻。

大王您不亲近歌舞女色，不聚敛金钱财物。勉力品德之人用官位来勉励，勉力功绩之人用奖赏来勉励。任用别人就象任用自己一样深信不疑，改正过错后就无遗憾。能够宽厚能够仁爱，对亿万人民明确地显示了诚信。

葛伯与送饭者为仇，您的的征讨从葛国开始。您向东征讨，西边的夷族人便埋怨；向南征讨，北方的狄族人便埋怨，都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后面呢？”老百姓盼望您前去，都举家欢庆，说：“等待我们的国君吧，君王来了我们就更生了。”人民拥戴商汤，已经很长久了。

帮助贤能辅佐有德，显示忠诚举荐善良，兼并弱小攻击昏昧，夺取动乱之国侮辱亡国君主，推翻亡国之君巩固可存之主，邦国就会昌盛。德行日日更新，天下万邦都装胸怀；内心自我满足，亲戚也会背离。君主勉励于大的德行，在百姓中建立起品德，以最佳行为方式来控制事物，以社会行为规范来控制人心，留传给后代子孙。我听说：‘能够自己找到老师的人可以称王，说别人不如自己的人会灭亡。谦虚好问的人就会越来越丰富，自以为是的人就会越来越渺小。’呜呼！要谨慎结局，就要从开始做起。树立起社会行为规范，颠覆昏暴的君主。恭敬崇尚天道，才能永保天命。

仲虺，商汤的政治助手。商汤把夏桀的政权打垮之后，夏桀逃到了一个名叫南巢的偏远地方。虽然给夏桀留了一条生路，但是，商汤还是感到不安和愧疚，他担心后世之人会反反复复地议论他，指责他的失德之举:把天子都流放了。就在商汤没完没了地自责之际，仲虺写下了这篇诰词，其中心思想，是宽慰商汤:你毋须自责，你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概而言之，这是一篇揣摸“上意”的经典之作，是一篇典型的“颂圣”之作。那么，仲虺是如何完成他的“颂圣之旅”的呢?

仲虺首先从政治哲学的层面上，论证了商汤打垮夏桀的正当性。他说，假如没有君主，民众就会为所欲为，这就会导致祸乱。因此，上天安排了聪明的圣王来治理民众，防止祸乱。但是，夏桀却不是上天安排的圣王。因为他不符合圣王的条件。他为人昏乱，不能体恤民众疾苦;在他的治理之下，民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随时都面临灭顶之灾。在这种情况下，上天特别赋予您智慧与勇气，是要让您救民于水火，成为民众的依靠。

接下来，仲虺又进一步告慰商汤:夏桀的罪，在于伪造天命，虐待民众。上天认为他不善，才把治理天下的重任托付给您。从前，我们商国立于夏朝，就像良苗生于莠草之间，虽不乏圣贤，却没有权势，因而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依附。再加上我们远播的善德之声，确实是很危险的，这就仿佛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这种情况下，只因为您不近声色，不爱财利，您把官职交给德高之人，把奖赏颁给功大之人，您的宽厚之德渐渐昭明于天下。因而，从征伐葛伯开始，您东征，则西夷埋怨您;您南征，则北狄埋怨您——都埋怨您把他们放在后面了。他们盼望您早日降临，如久旱之盼云霓，如罪人之盼福音。

读完整篇诰词，感到仲虺主要讲了两个主题:一是论证商汤灭夏的合理性，以解开商汤自责自扰的心结。二是阐述了一套普遍性的政治原则。

就前一个主题而言，仲虺的意图主要是让天子心里舒服。为了加强论证效果，他使用了一些修辞手法，显得比较华丽，也很有气势。文献中虽然没有“天子大悦”之类的记载，但估计已经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就后一个主题而言，仲虺一方面是想表现自己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智慧，另一方面，似乎也有“驯服天子”的隐秘意图。因为他强调，天子应当依赖贤人，而他自己就是天子身边的贤人，因而，自己有资格充任“王者之师”，有资格更多地参与决策，影响政治的走向。

不过，如果我们相信这篇诰词确实出自商汤时代，那么，事情也许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这篇诰词其实就是商汤授意的。

在这篇文献的开始，就已经说明，仲虺写这篇诰词，是由于商汤灭夏之后的愧疚和不安引起的。但是，商汤怎么可能为此事而不安呢?倘若他真有这样的“妇人之仁”，怎么可能成就灭夏的大事呢?在《汤誓》篇中，在征伐夏桀的前夕，商汤自己就已经为灭夏进行了义正辞严的论证。可见，对商汤来说，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在心理上早就已经解决了。因此，商汤内心不安之说，很可能并非真有其事，很可能就是商汤与仲虺密谋的结果。

更合理的情况也许是这样的:商汤灭夏之后，社会上随即出现了一些指责商汤的言论。而且，主导性的舆论很可能就是批评、不赞同。在巨大的舆论压力面前，商汤与仲虺策划了这起重大的宣传方案:

第一步，先放出风去，就说商汤驱逐夏桀之后，自己也很惭愧，心里也很不安。以这样的姿态顺应舆论，以博取舆论的同情。在这样的姿态中，商汤的公众形象不再是一个耀武扬威的征服者，反而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他内心不安，不断自责，羞愧难当，经受着难以解脱的心理煎熬。这就给那些批判者提供了一个下台阶的理由:人家都感到自己错了，就不再穷追不舍了吧。

第二步，再让仲虺代表群臣、代表诸侯，同时也代表舆论，来宽慰商汤，让商汤走出自责的阴影。当然，为了达到引导舆论、操纵舆论的目的，就不能仅仅止于宽慰商汤——其实商汤根本就不需要这个，而是要正面论证商汤灭夏的正当性。而且，为了转移舆论的注意力，论证的重心还不能停留在“驱逐夏桀”这个事实上——因为这又会不断地引发人们的怀旧之心，而是要把论证的重心放在“商汤作为救世主”这个事实上:四海之内，人们望眼欲穿地期待他，埋怨他为什么来得这么晚，等等。如此一来，公共舆论的注意力就跟着转移了。除此之外，仲虺在后半部分阐述的为政之道，很可能也是他们君臣两人共同策划的结果，它的意图是，通过积极的、前瞻性的政治建设，引导公众积极地向前看，而不要再去纠缠已经过去的事物。

莱朱死后，葬于亳城（今山东省曹县）北，世称宋天堌(今菏泽市曹县潘白刘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