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Иван Степанович Конев，1897年12月28日—1973年5月21日），苏联元帅（1944年），军事统帅、军事家，二战中和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并称的苏联陆军的野战三驾马车之一。他在军事上所具有的敏锐而正确的直觉是罕见的。他擅长步炮协同作战，能把强大的炮兵火力和步兵高速度下出其不意地进攻相结合。他在1943年后打出了一系列经典的攻击战。而且作为政治委员出身的他，在激励士气、思想工作等方面有着朱可夫不可比拟的优势。

伊凡·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1897年12月28日（俄历12月15日）出生于基辅区洛杰伊诺生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2岁从地方学校毕业后，因生活所迫成了一位小木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在1916年春应征入伍，在俄军西南战线的一个炮兵师里当士官。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国军队被解散，科涅夫复员回乡，在家乡参加地方苏维埃，并在1918年初加入苏联共产党，担任当地工农“战斗支队”的政委。时值苏联内战烽火连天，他向军区政委伏龙芝主动请缨，率领他的工农支队开赴东线作战，被任命为第102装甲列车的政委，率领装甲列车执行在敌后骚扰作战的任务。后来又先后担任旅政委和师政委。1922年，他担任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司令部政委，在一代名将乌博列维奇指挥下对盘踞远东的日军作战，将其最后赶出苏联领土。

内战结束后，科涅夫先在东部担任一个海岸步兵军的政委，后因红军大规模缩编，他调任莫斯科军区一个步兵师的政委。这期间，他与莫斯科军区司令员伏罗希洛夫有过多次工作接触。伏罗希洛夫对这位年轻师政委的精明干练留下深刻印象。1925年10月，伏罗希洛夫接替逝世的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担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不久后的一次军事工作人员会议上，科涅夫就加强部队纪律和秩序，以及提高战备发表了大胆而有原则性的讲话，使与会者深受触动。伏罗希洛夫称赞他说：“您是一位有战斗能力的军事委员。”并建议他改任军事指挥员。在这位陆海军人民委员的关心下，科涅夫在1926年进了红军军事学院的高级指挥人员进修班，开始了从一位政工干部向红军指挥员的转变。科涅夫并不满足于在进修班所学到的知识，他向上级申请进红军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这次，他又得到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的帮助，后者下令让他离职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伏罗希洛夫在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期间虽犯有种种错误，思想保守僵化，特别是对红军内的“大清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关心年轻的指挥员，对朱可夫和科涅夫这些新一代杰出将领的成长和提拔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科涅夫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以优异成绩毕业，学院对他的评语是能胜任军级指挥。从学院毕业后，还是担任师长、直到图哈切夫斯基被枪毙掉，他才当上军长、集团军司令等一系列职务。在科涅夫成长为一位杰出统帅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人起了非常重要作用，这就是苏军的杰出将领伊耶罗尼姆·彼得罗维奇·乌博列维奇（1896—1937年）。国内战争中，科涅夫曾经在他的麾下战斗过。内战后，科涅夫在莫斯科军区和白俄罗斯军区任职期间，乌博列维奇是军区的司令员。这位天才的苏维埃统帅在内战中战功显赫，和平年代也治军有方。他对部队严格要求，特别重视对指挥干部的培养。在他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红军指挥员们，许多人日后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脱颖而出，成为闻名于世的军事统帅，朱可夫和科涅夫都是其中的佼佼者。科涅夫后来多次以崇敬的语气谈到乌博列维奇，称他是战前岁月中苏联的一位最杰出军事家，说在他领导下工作的这段时期，对自己受益匪浅。

1939年，科涅夫在联共（布）十八大上成为候补中央委员。1940年，他晋升为中将，被任命为外贝加尔军区司令员，成为红军的高级将领。1941年1月，他又被任命为外高加索军区司令员。

伟大卫国战争爆发后，科涅夫作为19集团军司令率军在西部方向作战。战争初期，西部方向是德军的主要进攻方向，德军中最为强大的“中央”集团军群来势凶猛，在明斯克围歼了苏军西部军区的主力，直扑莫斯科的最后屏障斯摩棱斯克。科涅夫在这惊涛骇浪、乱云飞渡的危急之秋，从容镇定，首次显示出他出众的指挥才能。他一面指挥部队顽强固守，阻住了当面德军的进攻；一面向敌军发起反攻，有力地钳制住了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突击尖刀——第3坦克集群。科涅夫在战争初期苏军节节溃败之际建立的功勋——由于他在1941年初德国猛烈进攻中顽强反击、寸土必争，丢失地盘较少，而被称做“永不后退的将军”，很快引起了苏军最高统帅部的重视。当西部军区司令员巴甫洛夫和几位集团军司令员因为部队的惨败而被送上法庭审判和枪毙之时，科涅夫却得到晋升，斯摩棱斯克战役末期苏军的反攻中表现突出。在9月11日擢升为上将，次日接替去西南方向救火的铁木辛哥元帅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接过了防守莫斯科方向的重任。

科涅夫的西方方面军共有6个集团军、480辆坦克（其中先进的T一34和KV型坦克只有45辆），实力在当时仅次于苏军西南方面军。9月份，由于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装甲主力之一——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的第2坦克集群被调往南方包抄苏军西南方面军，中央战场出现短暂平静，但随着苏军西南方面军在基辅战役中被围歼，德军大量兵力开始向中央战场集中，准备发动对莫斯科的攻势。德军投入中央方向的共有三个坦克集群（第2、第3和第4）和三个野战集团军（第2、第4和第9），占当时苏德战场德军总兵力的1/2和装甲兵力的3/4，共有180余万人、1700辆坦克、1390架飞机、1．4万门火炮和迫击炮。他们当面的苏军西方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共有125万人、995辆坦克、677架飞机、6808门火炮和迫击炮。苏军非但在兵力兵器上居劣势，更重要的是在战役态势上 部署不当。苏军在战前强调进攻战略，对防御研究不够，尤其对如何抗击敌坦克集群的强大突击缺少对策。包括科涅夫在内的几位方面军司令员，都没有将主力部署在纵深，而是呈前沿一线部署，这就使苏军的防御纵深过浅，容易被德军的装甲利刃所穿透。同时，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德军可能发动进攻的方向，将重兵部署在西面。结果，9月底震惊世界的莫斯科会战开始后，德军的坦克重兵集团出乎科涅夫等人的预料，不是从西面，而是从南北方向实施主要突击，迅速突破了当面薄弱的苏军防线。德军强大的坦克兵团已经向西方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的维亚兹马城进逼，很快就要推进到西方方面军后方，科涅夫用高频电话向斯大林报告了这一情况，说明西方方面军主力被包围的危险已经出现，但斯大林当天没有作任何指示，而科涅夫也缺乏甘冒风险下令部队后撤的临机决断勇气。德军第3、第4坦克集群在维亚兹马会师，将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主力团团围住。南面的布良斯克方面军主力也被德军包围。这场史称的维亚兹马——布良斯克包围战，是卫国战争中苏军最大悲剧之一，苏军3个方面军共有8个集团军被德军合围。德军宣称在维亚兹马和布良斯克两大包围圈内共俘获苏军67万3千人。按苏联战后统计至少也有30万。此时莫斯科岌岌可危，苏联被迫将大部分政府机构和各国外交使团撤退到古比雪夫。这是科涅夫生平中最大一次败走麦城。

当时，中央委员会派遣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元帅的调查团前去西方方面军司令部。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俨然以最高统帅的语气训斥科涅夫，科涅夫据理力争，就因为苏军防御的战争形态问题，伏罗希洛夫和科涅夫大吵了一架，正巧，因为科涅夫派给罗科索夫斯基的第16集团军部队没能及时来到维亚基玛地区，苏军没有向德军侧翼进行反突击，致使该地区沦陷。（参见罗科索夫斯基回忆录，此役中罗科索夫斯基作为没有部队的光杆司令，差点被德军俘虏）。伏罗希洛夫元帅一气之下，要将科涅夫送上军事法庭，这时，朱可夫来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亲自打电话向斯大林说，采取这种极端手段无助于挽救局势，他在白俄罗斯军区工作时了解科涅夫，此人聪明能干，是块当方面军司令员的料。他建议留下科涅夫给自己当副手，斯大林考虑之后对此表示同意。

按照罗科索夫斯基的回忆，当罗科索夫斯基率第16集团军司令部冲出维亚基玛后，来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汇报没有部队的情报，当时，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元帅也在方面军司令部，罗科索夫斯基亲眼目睹了伏罗希洛夫对西方方面军领导人的训斥，这也激起了科涅夫、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方面军政委）和格尔曼·卡皮托诺维奇·马兰金（方面军参谋长）等人的一致反击，就在双方群骂之际，伏罗希洛夫找来了朱可夫，宣布朱可夫为新任西方方面军司令，然后朱可夫就对罗科索夫斯基下达了新的作战命令。

科涅夫任朱可夫的副职只有一两天，就被派到加里宁去指挥方面军的右翼部队。科涅夫指挥这支远离主力的部队，顽强抗击德军的进攻，再次显示出他干练的指挥才能，重新赢得了最高统帅部的信任。苏军最高统帅部鉴于西方方面军防守的正面过宽，不利于指挥，于是将科涅夫指挥的三个集团军组成加里宁方面军，任命他为司令员。在苏联首都危急的日子里，科涅夫确实表现不俗，他指挥加里宁方面军对德军节节抵抗，牵制住了当面的德军，这就有效地减轻了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所受的正面压力。1941年12月初，苏军对莫斯科城下德军的反攻开始后，科涅夫指挥加里宁方面军首先出击，第一天就突破了德军阵地前沿，随后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也转入进攻，击溃了不可一世的德军，将其远远地向西赶去，这是德军自二战开始以来的首次大败。

苏军莫斯科反攻的目标是歼灭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但此时苏军还没有强大的坦克和机械化兵团，无法断敌退路；炮兵力量也不足，在突破敌军防御时困难重重。因此朱可夫和科涅夫两军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虽将德军击退150公里，但未能消灭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主力，也未能把战线重新推回到斯摩棱斯克，但他们所部不间断的顽强进攻，仍然收到了效果：德军的中央战线摇摇欲坠，希特勒统帅部慑于苏军在中央战场显示的强大作战威力，不敢将德军1942年的主要攻势指向这一方向，而是企图在南线取得决定性战果。

1942年夏季，德军在南方重新发起进攻，一路势如破竹，直逼斯大林格勒城下。斯大林紧急将朱可夫召回莫斯科，任命他为最高副统帅，让他去应付南线的危急形势。朱可夫推荐科涅夫接替他的西方方面军司令员一职。科涅夫在重掌西方方面军后，按照斯大林和朱可夫的部署，指挥部队在阴雨连绵中继续对中央战场的德军猛攻，使之陷入无尽苦战之中，无法抽调大军去增援斯大林格勒。但是，苏军在连续强攻德军的坚固防线中，也遭到了很大伤亡，这给方面军司令部招来了批评。1943年3月，科涅夫被调任西北方面军司令，由于他接受了前一时间的教训，不愿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反攻，斯大林大怒，再次撤了他的职，将他后方任二线的草原军区司令。

从苏军最重要的西方方面军司令，降到次要地位的草原方面军司令，这是科涅夫戎马生涯中的又一次挫折，说明他在1942年的战场表现仍未得到斯大林的赏识。此时，苏军在二战中的其他几位新星已经大放异彩：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都已晋升为元帅，成为最高统帅部主要成员；罗科索夫斯基和瓦杜丁都因为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战功，双双跃升为大将，在前线指挥着主要的方面军。而科涅夫此时还挂着上将肩章，在后方指挥作为战略预备队的草原方面军。但对科涅夫来说，他却是因祸得福，因为这以前，他统率的部队主要是步兵，而这一次，他手中首次握有了强大的装甲机械化部队。草原方面军除4个步兵集团军外，还有罗特米斯特罗夫将军的近卫第5坦克集团军，这是一支令德军闻风丧胆的钢铁雄师，在斯大林格勒之战中建立了殊勋。而且这一调动使他从中央战场转到了南方战场。莫斯科战役之后，苏德战局重心已经移到南线，双方在此集结重兵展开主力决战，这就使科涅夫有了建立功勋的机会。

1943年7月，德军向库尔斯克凸出部发动了强大的攻势，这就是闻名世界的库尔斯克会战。苏德两军都投入了最精锐的部队和最精良的武器，以期一决胜负。德军的意图是从南北实施强大的对进突击，合围据守该凸出部的苏联最精锐的两个方面军——罗科索夫斯基的中央方面军和瓦杜丁的沃罗涅日方面军，为此集中了90万兵力，2700辆坦克，2000架飞机。在北线进攻的是德军后起悍将莫德尔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部队，共有12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在南线进攻的是德军老牌名将曼施泰因指挥的“南方”集团军群部队，拥有15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罗科索夫斯基和瓦杜丁两个方面军拥有133万人，36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3100架飞机。它们背后还有作为苏军战略总预备队的草原方面军，它拥有58万人、164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7月5日，德军开始了这场代号“堡垒”的强大攻势。北面的莫德尔在第一天就以900辆坦克向苏军疯狂突击，但他当面的苏军中央方面军兵力充足，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和坐镇在此的副最高统帅朱可夫在苏军将领中最能征善战，因此苏军的防线固若金汤，岿然不动；但拥有更强大装甲力量的曼施泰因在南面出动了3个坦克军的1200辆坦克，以凶悍的党卫军坦克师做先锋，展开了更猛烈的攻势，他当面的瓦图京部队实力不如罗科索夫斯基部队，而且瓦杜丁错误地让第1坦克集团军放弃机动性，分散迎战德军，当德军转移战役主攻目标时，瓦图京已经无法集中坦克可以阻挡德军的进攻了，在这最危急时刻。最高统帅斯大林亲自下令科涅夫率领草原方面军的两支主力——近卫第5坦克集团军和近卫第5集团军立即驰援瓦杜丁。科涅夫早已预见及此，命令近卫第5坦克集团军提前作好了准备。苏军最高统帅部一声令下，近卫第5坦克集团军立即日夜兼程，火速赶往前线，在7月12日到达普罗霍罗夫卡，与德军最精锐的装甲部队——党卫军“帝国”坦克师、“骷髅”坦克师、“阿道夫·希特勒”坦克师的200辆坦克遭遇。罗特米斯特罗夫是位智勇双全的战将，他知道苏军T—34坦克在远距离对射中不敌德军的“虎”式坦克，于是下令全军勇猛冲击，与敌展开近战。近卫第5坦克集团军的75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开足马力全速前冲，楔入德军坦克的战斗队形，与之展开近距离混战。虽然苏联损失的坦克是德国的倍数，但德国坦克兵由于数量不足却被迫先撤出了战场。这场翻天覆地的坦克大战，后来被科涅夫称之为“德国坦克兵这只天鹅临终前的美妙歌声。”

科涅夫在战场上的真正声威是从库尔斯克会战开始建立的。他的部队不仅在关键时刻使德军打赢这场会战的希望成了泡影，而且在战役反攻的过程中解放了号称乌克兰第二首府的哈尔科夫。这是个相当了不起的战功，因为当时他的坦克等技术兵器因为主要拿去支援了瓦图京，剩下的数量是不多的。当他在半夜用电报机叫醒斯大林，略显激动的告诉斯大林这一消息时，斯大林命令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以224门礼炮齐放20响，庆祝红军的这一重大胜利，这是苏联在卫国战争中首次鸣放较高等级的礼炮（此前的礼炮是以124门火炮鸣放12响）。库尔斯克会战成了科涅夫命运的转折，战役结束5天后，他获得大将军衔。朱可夫后来回忆道：“战争初期，斯大林对科涅夫的态度是不好的，多次撤去他的方面军司令职务。可是后来由于科涅夫指挥草原方面军有方，接二连三地取得了战役的胜利和成功时，斯大林发现科涅夫很会打仗，于是就改变了对他的态度。”

库尔斯克战役是苏德战争的真正转折点，作为德军主要突击力量的装甲坦克部队，经此一役后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再也无力对苏军发动大规模进攻。苏军从此转入战略反攻，开始了直捣易北河的伟大进军。科涅夫真正显示出他是一位杰出统帅，是在苏军的战略反攻期间开始的。斯大林曾将那位指挥了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和高加索英勇保卫战的名将伊万·叶菲莫维奇·彼得罗夫称作防守将军，说他只能防守不会进攻，因此在战争后期撤了他的方面军司令员一职。而科涅夫正好与彼得罗夫相反，在斯大林眼中是位进攻将军。他在苏军的反攻阶段，出色指挥了一系列大规模进攻战役。他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气势和魄力，令后人叫绝。

库尔斯克战役后，苏军开始了第聂伯河会战，以中部和南部两大战场的7个方面军在1000至1200公里的宽大正面上实施进攻，目标是击溃当面德军，强渡第聂伯河，粉碎德军退守这一天险抵抗苏军的企图。科涅夫的草原方面军前进迅速，胜利解放了200年前彼得大帝与瑞典军队决战的名城波尔塔瓦，并在9月24日夜间渡过了第聂伯河，然后继续向前发展进攻，进展神速，以致最高统帅斯大林对在第聂伯河桥头堡受阻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员尼古拉·费多罗维奇·瓦图京进行了严厉批评，指责他行动不坚决，并拿科涅夫给他作榜样。为了让他们获取占领基辅的荣誉，总参谋部甚至不让态势更有利的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向南进攻基辅。瓦杜丁在总参谋部的关照下迅速更变部署，终于突破了德军防线，收复了苏联第三大城市——乌克兰首府基辅。

随后，瓦杜丁和科涅夫两个方面军（1943年10月起改名为乌克兰第1、第2方面军）继续向西进攻。1944年1月下旬，他们两军以勇猛突击将德军约10个师合围在科尔松——舍甫琴科斯基突出部（切尔卡瑟钢铁合围战）。德军“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弗里茨·埃里希·冯·曼施泰因眼见德军重兵陷入合围，赶紧集结了6个坦克师前去解救。汉斯·瓦伦丁·胡贝上将亲自向被围德军发电报说：“可以像依靠石头墙一样依靠我。你们将从合围中被解救出来。”德军强大的坦克集团发起了凶猛的进攻。突破瓦杜丁部队的防线，科涅夫立即命令自己的部队冲过两个方面军的分界线，封闭了德军杀开的缺口。此举大受最高统帅斯大林的赞赏。斯大林决定，由科涅夫指挥所有正面的部队，负责歼灭被围德军；在对外正面的部队则由瓦杜丁集中指挥，负责阻击敌人的援军。实际上，斯大林是把消灭德军重兵集团的荣誉给了科涅夫，因为按当时的惯例，只有歼灭敌人的部队才能得到首都莫斯科的礼炮致敬。科涅夫没有辜负最高统帅的期望，在他的劝降书没有得到德国人的响应后，他下达攻击令：“小伙子们，我们给了他们机会，他们自己放弃了”，随后就展开了一场大屠杀。在他的猛攻下，许多失魂落魄举手投降的德国士兵的双手都被他的骑兵连手一起砍断。这是苏军继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又一次围歼德军的重兵集团。2月18日，苏联首都莫斯科隆重鸣放礼炮，向科涅夫和乌克兰第2方面军部队致敬。最高统帅斯大林亲自在电话中向科涅夫表示祝贺。这场大捷使科涅夫得以超越斯大林格勒的英雄罗科索夫斯基和瓦杜丁，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继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斯大林之后第4位荣获苏联元帅军衔。

把曼斯坦因送回老家

科尔孙-舍甫琴科夫斯基战役之后，由于春季解冻的雪水融化，使苏联南方成为泥泞的海洋，德军以为在这种天气里，苏军的坦克机械化部队无法行动，而且经过冬季的苦战后，红军也必须休整，难以开展新的攻势。他们希望能获得喘息的机会，以重整旗鼓，但德军不曾想到的是，苏联T—34坦克的履带比德国坦克宽，能在泥泞中行驶自如，同时美国援助苏联的大量卡车具有比德国军用车辆更出色的越野性能，更重要的是苏军在经过整个冬季的激战之后，仍然具有饱满的精神和高昂的士气。结果，苏军出乎德军的意料，在南方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春季攻势，3个乌克兰方面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南部战场。科涅夫指挥的乌克兰第2方面军攻势凌厉，发起了乌曼—博托沙尼战役，尽管无边的泥泞使苏军的T—34这样出色的坦克也时常陷入泥中，汽车和大炮更难以前进，只能用人力推动，但科涅夫的大军还是在短短一月内挺进了200—600公里。在苏军的神勇进攻面前，德军丢下陷在泥中的坦克、大炮和车辆，依靠骑牛或步行，几乎是“赤条条地”从乌克兰逃走。科涅夫部队在进攻中毙俘敌8万余人，冲入德国南方集团军群在文尼察的总部和补给中心。击毁和缴获600辆坦克和220辆装甲车。3月底，前锋部队进入罗马尼亚境内。这是苏军在伟大卫国战争中首次前出到国境线。消息传出，苏联举国振奋，首都莫斯科以最高等级的礼炮——324门火炮齐鸣24响，庆祝这一重大事件。德军的南方战线在3个乌克兰方面军排山倒海的进攻之下迅速崩溃，曾是德军显赫战将的德军“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曼施泰因和“A”集团军总司令克莱斯特为此双双被希特勒免职。

消灭北乌克兰集团军群

乌克兰战役结束时，由于瓦图京大将于1944年4月15日被乌克兰游击队打死，暂时接管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朱可夫判断失误，在卡梅涅茨-波杜尔斯基口袋战役让德国坦克第一集团军完整的从包围圈跑掉而被斯大林免职，而战功显赫的科涅夫元帅奉命把两个方面军合并为一个新的部队。这时的苏联乌克兰第1方面军是苏军最强大的方面军，兵力达120万人，拥有205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3250架飞机。科涅夫的下一个目标是粉碎德军最强大的“北乌克兰”集团军群。该集团军群有90万人，900辆坦克，700架飞机。在苏德战争中，这还是红军首次单独以一个方面军对德军一个集团军群，这表明红军的威力在战争过程中得到极大提高。7月14日，科涅夫发动了史称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的攻势。科涅夫在这次战役中再次显示了他的能攻善战和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才干。他大胆地将方面军编成内90%的坦克和自行火炮集中在主要突击方向，对敌形成强大优势。进攻开始后，苏军步兵在强大炮火支援下，经英勇奋战在德军坚固防御体系上打开了一条长18公里、宽4—6公里的突破走廊。这样狭窄的走廊本来并不适合坦克部队进入，应等待步兵将其向两翼扩展后，才能投入坦克兵团发展攻势，但拖延下去德军就有调来援军反击的可能。

科涅夫当机立断，下令近卫第3和第4两个坦克集团军立即投入进攻。苏军强大的坦克兵团雷霆万钧地进入突破口后，德军的防线迅速崩溃。科涅夫的大军横扫当面德军，仅在7月份的作战中，就毙、伤、俘敌20余万，彻底打垮了“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并且跨过维斯瓦河在对岸建立了桥头堡。尽管苏军的进攻势如破竹，但老练的科涅夫仍然在进攻中有意地保存了预备队近卫第5集团军的实力，没有让它过多地卷入交战，直到抵达维斯瓦河后，才将这支最精锐的部队投入战场，结果德军尽管出动了强大兵力，甚至首次动用了最新型的“虎王”式坦克，对苏军的桥头堡反复发动进攻，却始终未能消除苏军的登陆场。

双雄竞标克柏林

1945年1月，科涅夫率领乌克兰第1方面军，同朱可夫指挥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从各自在维斯瓦河的登陆场向希特勒德国发起了最后的强大攻势，直指第三帝国的巢穴柏林，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壮观的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这两个方面军共有220万人，70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5000架飞机，33500门火炮和迫击炮，其中乌克兰第1方面军拥有110万人，3244辆坦克和自行火炮，2582架飞机，16000门火炮和迫击炮。这两路大军原定在1月20日发动攻势，但由于德军在阿登展开了强大进攻，使英美军队的战线陷入危急之中，西方盟国紧急向苏联呼救，因此苏军最高统帅部下令攻势提前在1月12日进行。这意味着苏军将在风雪交加的恶劣天气里无法得到航空兵的支援，只能依靠炮兵和坦克进行突破。但是战役开始后，苏军的进攻威力丝毫未曾降低，原因是科涅夫素来重视炮兵突击，早在战役的准备阶段，他就亲率各集团军司令员、军长、师长们察看了整个战场前沿，在突破方向集中了强大的炮兵集团，每公里正面的火炮密度达到250—280门，有的地段甚至达到300门。进攻开始后，苏军炮火的猛烈程度有如山崩地裂，虽然炮火准备只持续了1小时47分钟，德军却感觉似乎不下5小时。苏军空前的炮火威力，使素以顽强著称的德军竟然失去控制，纷纷擅自脱离阵地向后溃逃。苏军在第一天就突破了德军的主要防御地带，科涅夫不给德军任何喘息和反击的机会，在当天中午就下令两个坦克集团军进入突破口发展进攻，迅速击溃了德军。德国将军蒂佩尔斯基希在其名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描绘这场进攻说：“突破是如此猛烈，它不仅打退了第一梯队的师，而且打退了很强的快速预备队……深深楔入德军战线的兵力如此之多，以致要消灭他们，哪怕是限制一下他们都已不可能……俄国军队很快将其坦克兵团投入了打开的缺口，其主力开始向尼达河推进……”另一位德国将军梅林津（坦克战的作者）也评论说：“俄国人的进攻以前所未有的威力和速度发展着。很清楚，他们的最高统帅部已经完全掌握了组织大量机械化集团军进攻的方法。”

科涅夫的方面军向前长驱直入，与朱可夫的方面军一起，在23天中向前神速挺进了600公里，扩大突破近1000公里，渡过奥得河并在对岸占领了战役登陆场。在23天的作战中，仅乌克兰第1方面军就俘敌官兵43000人，歼敌15万余人，缴获300多辆坦克和200多架飞机。科涅夫在神速的进攻中，还以巧妙的机动完整地夺取了西里西亚工业区，这是欧洲居鲁尔区之后的第二大工业区。他的大军越过奥得河后并未停息，而是一鼓作气地又打到尼斯河，与朱可夫大军一起对德国首都柏林形成威逼态势。

波茨坦胜利会师，将柏林完全包围，并在当天进抵易北河畔，同美军实现了历史性的“易北河会师”。

消灭中央集团军群

柏林之战震撼了敌军，各路德军在首都陷落后大都停止抵抗，只在捷克境内还有一个德军强大集团拒不投降，这就是费迪南德·舍尔纳元帅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它拥有近50个精锐师，总数近90万人。苏军最高统帅部命令科涅夫强大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主力迅速向捷克境内出动，与乌克兰第2、4方面军一起会歼该敌。科涅夫以最快速度将他的部队从柏林的废墟中撤出，重新进行部署，随着他一声令下，乌克兰第1方面军以10个坦克军、1600辆坦克向南方勇猛进击。科涅夫的坦克兵前进得如此迅猛，以致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在毫无提防的情况下被苏军的先头坦克部队所歼灭，90万德军失去指挥，陷入混乱。科涅夫的坦克部队进抵布拉格，与城中的起义者和随后到达乌克兰第2、第4方面军的部队会师，收拢了对舍尔纳主力集团的合围圈。90多万德军走投无路，被迫放下武器。为庆祝布拉格的解放，苏联首都以324门火炮的24次齐射，鸣放了苏德战争中最后一次庆祝战功的礼炮。几个小时后，莫斯科以1000门大炮齐鸣30响，庆祝卫国战争的胜利。

胜利的荣耀

战争结束后，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为红军指挥员们庆功的盛大招待会。在卫国战争中立下战功的红军将领们荟萃一堂，大厅中将星耀眼，勋章闪烁。莫洛托夫代表党和政府发表讲话，他向全场提议为红军光荣的统帅们干杯。他最先提到朱可夫元帅，称赞他的名字是与莫斯科保卫战、列宁格勒保卫战，解放华沙和攻克柏林永远联系在一起的。在全场报以熟烈掌声后，莫洛托夫第二个提到的就是科涅夫元帅，他提议向乌克兰战役的英雄、布拉格的解放者祝贺，“科涅夫的军队与朱可夫元帅的军队一起冲入柏林！”与会者也报以热烈的掌声。战争期间苏军最高统帅部发布的命令中，朱可夫与科涅夫两人的名字是最经常并列的。

二战胜利后，在克里姆林宫的军事会议上讨论胜利阅兵时，斯大林提出由科涅夫元帅主持阅兵式。但科涅夫拒绝当阅兵总指挥，说自己不是骑兵，宁愿在本方面军的排头步行走过红场。

战后，科涅夫元帅先后任克里姆林宫卫戍司令部特种部队独立团团长、 1946年他改派为“苏联陆军总司令”与苏联“第一代理国防部长”，接替原部长朱可夫任职至1950年；之后他接掌苏联“喀尔巴阡山脉战区”司令官，这项异动被人们视为斯大林在降调职位贬抑科涅夫，但是这是斯大林一系列针对战时广受苏联人民称赞的将军予以贬降，不是只单贬降科涅夫，所以科涅夫并无激烈不满反应。

斯大林逝世以后，科涅夫再次活跃起来，他担任华沙公约三军统帅到1960年卸任，并从第一线退休，在1961年至1962年他又回来担任苏联驻军东德司令，接着在盛大欢迎典礼里，接受担任考核将军们的“苏联国防部”新职务。

科涅夫是苏联红军里最受人钦佩的众多军事偶像之一，直到1973年他去世为止；身为苏联元帅，两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伊万·科涅夫最后葬在众多苏联最伟大的英雄人物们长眠的地方——克里姆林宫红场墓园。

科涅夫可以说是在生命中最危险的时刻，被朱可夫解救和提拔上来的，但科涅夫和朱可夫的矛盾也是公开的，这里面有他们两位对建设现代化军队的不同见解，但更多的是两个个性很强的军人的碰撞的结果。朱可夫元帅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军事统帅，但他性格中的一个重大缺点是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从而有时没有注意尊重别人的感觉，他很难容忍部下的不同见解。由于朱可夫的杰出历史功绩，他的这些缺点往往被大多数人所忽略，但这不包括个性同样很强的科涅夫，即使在朱可夫元帅的威望处于最顶峰的时期，科涅夫也从不讳言对朱可夫的某些行为的不满。

这两位名将关系产生裂痕的原因当然是在著名的柏林战役中，由于斯大林偏袒有苏军“胜利的象征”称号的朱可夫元帅，这使得科涅夫当时对朱可夫的看法带有了成见。不过这反过来使得科涅夫有机会表达他的性格中十分光彩的一面，如果不提到这点，对他是十分不公平的。那是在1946年，斯大林打算清除在军队中具有太高威望的朱可夫元帅，当时在全体军队高级将领出席的会议上，斯大林向大家出示了有关朱可夫在军队中密谋组织反党组织，阴谋夺取国家权力的“证据”，经历了30年代的大肃反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在众人都还沉默犹豫的情况下，完全出人意料的是科涅夫元帅第一个站起来为朱可夫辩护，表示他决不相信朱可夫元帅会参预这样的密谋，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由于科涅夫的带头，其他的将领也纷纷为朱可夫辩护，这使得朱可夫仅仅被贬为奥德萨军区司令。有意思的是，在那以后，科涅夫并没有向朱可夫表示和解，而是继续对朱可夫一些缺点进行指责，到了1950年，他也被降级，调到了喀尔巴阡军区当司令员。在斯大林逝世后，朱可夫和科涅夫都得到了升迁的机会，他们共同参与了逮捕贝利亚及其同伙的行动。即使在朱可夫东山再起，再次掌握大权以后，科涅夫仍没有停止对他表示指责，这至少说明科涅夫不是一个背后捅刀子的小人。他和朱可夫在建军道路上的理念有着不同之处，但他们都是为苏联卫国战争做出巨大贡献的军事统帅。

1957年，掌权后的赫鲁晓夫开始对朱可夫下手。不久，《真理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为《苏军听从党指挥，与人民心连心》，文章的署名为科涅夫。文章指责朱可夫是波拿巴主义分子，有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的野心，同时还罗列了他犯下的条条“罪状”。这篇文章其实并非出自科涅夫之手，而是由菲利普.伊万诺维奇.戈利科夫元帅所参与的苏军总政治部炮制的。在此前的某天晚上，有人把这篇文章送到了科涅夫家，让他在上面署名，并说这是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科涅夫觉得事情重大，几乎一夜未眠，他尽可能软化了批评的口气。做完这些后，他给赫鲁晓夫打电话，希望不要发表这篇文章。但他心里清楚这样做不会有结果，因为他知道赫鲁晓夫为什么要对朱可夫进行政治攻击。

赫鲁晓夫在电话那头强硬地说：“你想干也罢，不想干也罢！反正文章都得用你的名义发表！” 一次在街上巧遇科涅夫时，朱可夫冷冷地对他说：“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请为我写一篇辟谣文章！”科涅夫回答道：“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这是党的决定，在我们国家这就是法律。”

将军们在战场上叱咤风云，但在政治斗争领域却一筹莫展，最后彻底沦为政治阴谋的牺牲品。据著名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描述，斯大林在战争期间懂得一将难求的道理，决不让各方面军司令受屈，而是想方设法提高他们的威信，并将他们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使他们免遭党内官僚的侵扰。但与斯大林不同的是，赫鲁晓夫并不善于倾听将军们的意见。

科涅夫在职时坚决反对大幅裁减军队，反对只顾发展战略火箭军而牺牲其他军种。赫鲁晓夫曾在会上冲科涅夫高声尖叫：“你为什么不在文件上签字？部长都已经签了！”科涅夫回答说：“我不会签字，我有自己的看法。”在他们的一次谈话中，赫鲁晓夫气急败坏地说：“我会让你低头服输！”

1961年，民主德国在动荡局势下开始修建柏林墙，赫鲁晓夫当时就放言说：“应该立即采取武装行动。”从而导致苏联和美国的关系急剧紧张，双方坦克在弗里德里希大街面对面对峙了一昼夜。战争一触即发的危急关头，赫鲁晓夫才想到了科涅夫。时任美国驻欧洲陆军总司令，正是当年和科涅夫打过交道的布莱德利将军。当科涅夫飞抵柏林后，双方的坦克很快都撤了下来，一场大战危机烟消云散了。

1962年，赫鲁晓夫授意剥夺科涅夫元帅的权力。这并不是科涅夫见识政治无情的极致。当年在军事法庭受审期间，在对告密证据进行审查时，科涅夫目睹了从前对他的大量告密文件，而这些告密者竟是被他视为最亲密的伙伴和战友的人，这恐怕是令科涅夫元帅终生遗憾和失望的事情。

离任后，科涅夫元帅继续勤奋地学习、研究历史、撰写回忆录。科涅夫是一个讲故事的好手，只可惜听众太少。

1967年12月28日，在科涅夫70大寿的庆祝仪式上，朱可夫与科涅夫见了最后一面，这成为两位元帅和解的标志。康斯坦丁·米哈依洛维奇·西蒙诺夫在书中描写了此次相会：“命运是如此地安排，戏剧性地把他俩彼此长久分隔。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到更遥远的过去，战火硝烟却戏剧性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在人民缅怀战争岁月的时候，他们俩的名字比其他人更频繁地并列在一起！”这是元帅们的黄昏，几年之后，两人都相继离开了人世。

科涅夫获得的荣誉

科涅夫一生荣获苏联英雄称号2次，列宁勋章7枚，十月革命勋章1枚，红旗勋章3枚，一级苏沃洛夫勋章2枚，一级库图佐夫勋章2枚，红星勋章1枚，奖章及外国勋章多枚，“胜利”最高军功勋章1枚，荣誉武器1件。著有：《1945年》，莫斯科1970年第2版；《方面军司令员笔记》，莫斯科1972年版。

1973年5月21日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