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现代主义 ( 拉丁文 Islamic Modernism ) 近现代伊斯兰社会思潮与文化运动之一。19世纪下半叶产生于印度、埃及、伊朗等穆斯林国家和地区，系在西方近现代思想文化影响下产生的一种同传统主义相对立的宗教社会文化改良主义思潮。

伊斯兰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印度的赛义德·艾哈迈德汗(1817～1898) 穆罕默德·伊克巴尔(1876～1938) 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布笃(1849～1905)等。他们主张根据时代与社会条件的不断变化，以新的观点来重新解释伊斯兰教义，改革陈规陋习，吸收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各国先进科学文化，以增强活力，适应时代与社会发展新潮流。

伊斯兰现代主义系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其产生有多种复杂的因素：

1、社会危机加深。近代以来，伊斯兰国家大部分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列强的附庸，封建自然经济遭到了破坏，传统的伊斯兰文化日趋衰落，引起穆斯林的强烈不满，要求社会变革的呼声日强。

2、阶级分化加剧。欧洲殖民统治促使阶级分化加剧，产生了依附帝国主义的封建买办资产阶级控制政权，社会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开始要求提高自身的权利和地位，成为现代主义主要的社会基础。

3、欧洲思想文化的传入和影响。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入侵，伊斯兰国家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被打破。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相继传入和渗透，唤起了伊斯兰民族意识的觉醒。在知识界，兴起向西方学习的新观念、新思潮运动。各国的现代派宗教思想家便在发展科学教育、振兴民族文化、弘扬伊斯兰传统精神等口号下，发起现代主义的改革运动。

4、生活环境的影响。随着穆斯林在全球范围内的增加，长期和各个不同民族的交往，在实际生活工作过程中为便于统筹协调工作时间等方面的事项，慢慢接受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按照伊斯兰教的相关规定，中国的一些传统节日都不属于伊斯兰教的节日，但由于法定假日的安排等方面的因素，为何这些安排相统筹，慢慢也接受了一些地方习惯。

伊斯兰现代主义企图通过使宗教信仰、教法、仪礼、制度适应现代化，全面复兴伊斯兰文化，以此为基础来实现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教育的改革，达到富国强民的目标。其基本观点和改革主张包括：

1、以现代主义的观点和眼光重新认识和对待中世纪伊斯兰传统。

认为当代伊斯兰国家贫困、衰落的原因之一是墨守传统的陈规，教内因循守旧思想束缚了理性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因此，需要批判旧传统、旧观念。穆罕默德·阿布笃曾明确指出，今人有条件吸取古人的经验、教训，比古人更聪明、更有知识，应反对盲目因袭古人之宗教传统。艾哈迈德汗认为伊斯兰教内部的因循守旧思想离开了《古兰经》的真谛，阻碍了穆斯林社会的发展。他指责中世纪伊斯兰学者“以物配主，另立伪神，摈弃真经，编造伪典，无视真圣，崇拜伪圣”。这些批判为宗教传统的调整、革新提供了理论依据。

2、以进化、发展的观点重新解释经、训涵义和教理。

艾哈迈德汗和阿布笃等现代派宗教思想家，都倡导尊重科学，推崇理性，认为《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教义的精神同科学和理性相一致，主张坚持伊斯兰教正道，简化仪礼，批判异端邪说，变革历史遗留下来的蓄奴制、一夫多妻制，以及圣徒和圣墓崇拜等陈规陋习。

3、以灵活变通的观点重新解释伊斯兰教法的理论基础，以恢复其活力。

认为经训为行教、立法的根本依据，但经训含有两类不同的内容，其中纯系宗教信仰的内容具有永恒价值，而社会立法性内容则需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作出新的解释。并认为圣训律例多为后人假托、伪造，数量庞大，真伪难辨，应取审慎态度。对具有连贯的传述线索、真实可靠的圣训律例应遵循，对类比方法应解释为“创制”或“独立判断”(伊智提哈德)，认为它是恢复教法活力和理性主义传统的重要手段。有的还把这种灵活变通的方法称之为伊斯兰教的“运动原理”(伊克巴尔语)。主张对公议应进行具体分析和应用。中世纪流行的“公议不谬”说和“创制大门关闭”说束缚了教法思想的发展，故应审慎对待旧的公议原则，但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借用公议的判断形式，作为现代法制改革的手段。主张扩大公议的范围，公议应由社会各党派、教法学家、各阶层人士参加的现代制宪会议或立法会议来作出。

伊斯兰现代主义运动只在少数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知识阶层中间流行，尚未形成统一的思想学说和统一的群众运动，它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分散性、妥协性。其基本特征是：

1、提倡弘扬传统的伊斯兰文化，纯洁宗教信仰，恢复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活力。

为此，现代派普遍重视现代科学文化教育，但所追求的目标不尽相同。有的主张用进化与发展的观点来对待本民族的伊斯兰文化遗产，培养一批有理想、有文化的现代穆斯林知识阶层，作为宗教与社会改革的中坚，有的从急功近利出发，强调按西方国家的模式，造就一批穆斯林文职官员，充实到政府部门中去，通过参政议政，提高穆斯林民众的社会福利。

2、调和宗教与科学之关系。

现代派提倡现代科学，试图用科学的观点来弥合宗教信仰，以调和宗教与科学的矛盾，阿布笃坚持“双重真理说”，认为安拉降示了两本书：创造的自然之书和启示的神圣经典，后者引导人们用智慧来了解自然界的奥秘，故宗教与科学是一致的，宗教是科学的良师益友。艾哈迈德汗深受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他相信万物之间有因果联系，自然界处在不断运动之中，天体运行、人的生老病死皆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他主张在坚持伊斯兰教认主独一前提下，对《古兰经》中谈及的末世论、宇宙说、天使说、恶魔说等作出自然主义的解释。

3、调和信仰与理性之关系。

现代派尊重理性，但反对以理性主义观点审视一切。阿布笃宜称，在判定真理与谬误上，理性具有最后的权威，但他又认为，天启是不谬的，而理性是易错的，理性需要天启的指导和核准。伊克巴尔强调用理性主义观点来审视伊斯兰传统，但他又认为，哲学需要承认宗教的中心地位，因为理性只能认识局部，直觉才能认识全体。艾哈迈德汗亦推崇理性。但认为理性有局限性，理性不能用以解释伊斯兰教基本信仰。

19世纪以来，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曾对伊斯兰世界产生过重要影响，对各国的宗教、社会法制改革曾起过推进作用，在部分国家或地区一度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潮，极大地影响和决定了伊斯兰教意识形态发展的趋向。但由于现代派过分强调原旨教义和托古改制，其思想渊源主要是以复古主义为特征的原教旨主义，因而二者有许多共同点。

20世纪初，随着土耳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民族主义、世俗化和政教分离主义影响日增，现代主义开始同复古主义结合，其影响亦大不如前。

进入21世纪，现代主义思潮仍被一些伊斯兰国家当政者作为推行社会改革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