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教旨主义或基本教义派，也称“原理主义”、“基要主义”或“基要派”，是指某些宗教群体试图回归其原初的信仰的运动，或指严格遵守基本原理的立场。

英语　fundamentalism

原教旨主义这个概念最早以基督教为背景。一战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基督教新教中一些自称为保守的神学家，为反对现代主义，尤其是反对《圣经》考证学，形成了这一神学主张。《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原教旨主义有两层意思：（1）它是一种保守的基督教思想，它抵制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很有影响的自由主义或现代主义的神学倾向；（2）它是一种有自己的组织和机构的保守运动，旨在宣传原教旨主义的五个基本要点。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它们是构成真正基督教信仰必不可少的成分。中国学术界将Fundamentalism一词用于基督教时，称为基要主义；用于伊斯兰教时，称为原教旨主义。由于其他宗教也出现了Fundamentalism的宗教现象，故国际学术界和传播媒介把这种宗教现象通称为原教旨主义。

比较宗教学家埃里克·夏普在《理解宗教》一书里总结原教旨主义：在传统的最高权威受到挑战时（一般指宗教方面的权威），第一阶段出现的反映是拒绝旧方式和旧权威，具有适应和树立新权威的愿望；第二阶段是作出种种努力，使旧权威适应新权威；第三阶段是回复原状，原教旨主义就出现在这一阶段。各宗教中出现的原教旨主义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形。

总之，原教旨主义是指这样一种宗教现象：当感到传统的、被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了的最高权威受到挑战时，对这种挑战毫不妥协，仍反复重申原信仰的权威性，对挑战和妥协予以坚决回击，一旦有必要，甚至用政治和军事手段进一步表明其态度。所以，原教旨主义有极强的保守性、对抗性、排他性及战斗性。

原教旨主义最先在美国基督教新教中出现，时间是20世纪20年代。其观念形式在神学中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对现代主义的批判。19世纪最后10年至一战期间，达尔文主义广泛传播，影响到社会各领域。它严重冲击了传统观念和文化，尤其是对《圣经》构成了直接威胁。人们对《圣经》和道德提出了怀疑，教会于是分裂成两派，一派是自由主义，20世纪早期称此思潮为“现代主义”。它对基督教教义进行了调整，用现代哲学、历史和科学知识对传统教义和《圣经》重新解释，目的是调和基督教教义和现代科学之间的矛盾。另一派是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圣经》是神的启示，是绝对真理。

其核心主张是五要点：（1）承认《圣经》字句无错误；（2）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就是神；（3）耶稣是童贞女马利亚所生；（4）基督为人类的罪恶而受难；（5）基督将复活且会以肉身再临人世，那时人类将接受神的审判。这批原教旨主义者的活动持续了很多年。后来，它的活动趋向狭隘和僵化，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渐低落。到了70年代，美国新闻界突然发现原教旨主义在美国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于是，它再度引人注目。1976年，吉米·卡特在总统竞选中的成功表明原教旨主义是一种强大的、神秘的政治力量。它不再像以前那样仅仅是农村人和山地人的信仰。它是一种进取的、自信的、政治上保守的宗教运动，以求对抗自罗斯福执政以来被自由主义占领了的政府、家庭和教堂。

原教旨主义概念虽然源于西方，却不限于西方。它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世界各地。它可以指犹太人中的强硬正统派、锡克教中的分裂主义和民族主义、斯里兰卡泰米尔的解放运动和印度反对外国传教势力的印度教组织。但它更多地是用于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东地区。

原教旨主义理论上的共同点是反对现代主义、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对现代主义的解释因人而异。在宗教界，现代主义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一种神学思潮，它提倡对宗教解释的革新，对宗教教义执行上的宽容以及容纳世俗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简言之，即宗教思想和实践对现代化的适应。原教旨主义就是要在现代社会中重建其意识体系中的基本原理。它与现代主义冲突的最典型例子是“猴子审判”一案。1925年，美国田纳西州得通城中学教师施科普斯给学生讲授达尔文进化论，于是他受到信奉原教旨主义的教会人士指控。原教旨主义者迫使法庭判施科普斯违反州内法案罪，施科普斯被迫离开学校。美国出现的复兴运动也是抵制盛行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的和道德上的宽容性，是对极端自由思潮的反应，也是对新教内围绕基督化身和复活而展开争论的反映。

“基要主义”一词对应的的英语“Fundamentalism”源于美国长老会，相信基督教《圣经》是神的启示、是无误的，相信上帝如《创世记》所记载的那样创造世界，相信神迹存在，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也是神，相信末日，相信审判，相信永生，相信信耶稣的人去天堂、与神和好、直到永远。

与此相对，自由主义神学一般认为《圣经》是一本劝人行善的道德、哲学书，《创世记》是一个童话故事，神迹是寓言，耶稣基督只是一个好人、教师、楷模，没有末日，没有审判，没有永生，天堂在于平安的心灵。

由于他们确信圣典是神的启示，原教旨主义者认为他们所拥有的知识是神圣的，他们所展示的智慧是百分之百的，不允许双关语和留有余地。他们反对知识的相对性，反对怀疑、犹豫和现代主义的推论。他们宣布其道德规范为宇宙性的、永恒的。为此，原教旨主义者否认其他信仰的真实性。原教旨主义者认为知识的获得如同考古过程，是去挖掘已包含在经典中的真理，而不是去发掘那些不知道的或已经知道的世界。由于人们拒绝或没有去深入理解宗教经典中的知识，所以无法理解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安拉赐给他们两本书：《古兰经》和大自然。这是一种古老的伊斯兰教对知识的观点。这些年，印度教也有类似看法。原教旨主义者就是用这种知识观点来反对现代主义的观念。

原教旨主义者相信其宗教经典的绝对可靠性，这构成了原教旨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任何形式的原教旨主义都认为他们的存在和世界观合理合法，因为他们的世界观源于经典，并相信经典的真实性构成了检验真理的基本原则。原教旨主义以此为依据来解释他们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新原教旨主义十分强调《圣经》的进步性。对犹太教原教旨主义来讲，拉比法律被认为是对《托拉》绝对正确的发展。对锡克教宗教领袖来讲《圣书》象征并包含着“活的宗教导师”的权威。对斯里兰卡泰米尔的湿婆信徒来说，阿加米克法规是和《吠陀》一样神圣的东西。在穆斯林看来，《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是他们的理论基础，为他们提供了最基本的立法依据，他们以此建立了律法。在他们看来，宗教经典的正确性超越时空。对宗教法规的共同认可激发了信徒的排他性。其信仰越是与众不同，信徒与外界的界限就越分明。中东和南亚日益高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以此为标志来区别穆斯林与其他人。锡克教原教旨主义者由于完全效忠于某一位神赋予才能的领袖，这位领袖宣誓维护信徒的荣誉、统一和平等，于是他们有了共同信仰，并以此与别的派别相区别，他的追随者们随时准备为重建其宗教的神圣秩序而牺牲生命。

这种排他性不仅表现在教义方面，而且体现在实践中。出现的一个原教旨主义组织认为埃及实行的不是真正的伊斯兰，鼓励其成员不与其他信教者一起生活和祷告，把他们与世俗社会的脱离看作是同先知离开堕落的麦加城一样的举动。英国复兴主义者有时所称呼的“王国的人们”也由于生活在一起而形成一种排他意识。这些信徒有时甚至能占领整个街道，互相提供各种实际的和专业性的服务。在犹太教群体中，也有同样倾向，他们构筑了空间和文化的界限，使他们与其他社会成员分隔开来。

原教旨主义者总是想把其宗教经典当作超时空的、永恒的、绝对的真理。通过保护其经典中的永恒真理，原教旨主义隐含了一种不顾历史发展的观点，或是持与一般人完全不同的历史观。原教旨主义者希望回到原始道德时期，他们认为历史本身是一个从最初的理想状态向后退化的过程，是对基本原则的背叛。美国原教旨主义的新基督教左派认为：当它遵守上帝律令时，美国是那么伟大；但由于世俗的人文主义对其政府机构的控制，美国已开始衰落。因此，最初的完美状态只能通过回到圣典中的基本教义才能重新获得。

当代原教旨主义的社会运动。原教旨主义有时被描绘为出土文物般的东西，如同生活在久远的过去，与周围环境完全脱离；原教旨主义者被看成是固执地依恋过去并顽强地、非理性地抵制正在变化着的文化。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原教旨主义也是对当代世界潮流作出的一种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没有脱离现代生活。它不是不能理解的复活或重现，而是对当代社会问题一些症状的反响，因而它深深地卷入了当代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

在当代世界中，原教旨主义的参与意识十分强烈。早期出现在美国的原教旨主义，是对20世纪初期现代主义所带来的文化变迁、一战引起的道德上的革命及国际危机造成的社会大变动尤其是1919年至1920年间“红色恐怖”时期在美国出现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无神论的反应。原教旨主义者把这一切看作是圣经文明在美国结束的标志，于是掀起原教旨主义运动，宣传基督教的基本信仰。20世纪70年代，美国原教旨主义重新抬头是因为当时美国社会堕胎、弃婴严重，婚前性生活、同性恋和吸毒等现象泛滥。原教旨主义兴起的目的在于抵制这些堕落现象，是针对这种道德伦理的变形，其最关心的就是倒转当代的这种潮流。对今天美国的道德问题，多数人的主要焦虑就是父亲权威的下降。这是由于妇女在经济中的地位上升了。下降了的男性权威只能通过把挣工资的妇女从劳动市场赶回到家庭中才能恢复。原教旨主义者呼吁对那些养家糊口的男性的收入做出调整，让它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他们希望复兴传统，保存家庭中的性别差异，强烈反对《平等权力修正案》。按他们的观点，妇女应重返家庭，置于以男性为主体的家庭中。

今天，伊斯兰世界局部地区的“原教旨主义”运动经常被理解为对西方帝国主义及其经济、意识形态侵略所作出的反应。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反对欧洲殖民者，对其文化影响持敌对态度。同时，他们也反对纳赛尔（1918-1970）的民族主义政权，认为该政权世俗、不敬神。霍梅尼反对伊朗国王，不仅是因为伊朗国王与美国势力联合，以美国为后台，还因为霍梅尼强有力地证明了需要建立一个由温和的法律学者领导的共和国，以代替王公贵族的统治，反对国王巴列维所谓的“白色革命”（即西方化）。与土耳其共和主义意识形态相关联的土耳其原教旨主义，直接与这一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受到威胁有关。构成此威胁的是秘密的伊斯兰狂热组织、政治上持异议的左右翼及充当外国势力代理人的少数民族集团。原教旨主义者对这一威胁的反应是采取坚定的民族主义态度。

由于新左派的支持，美国原教旨主义组织已越过美国国界，不仅插手基督教福音的传播，也对建立在国外的正统教的传统霸权提出了挑战。如在拉美，这种组织的影响越来越大，好几个美国当局支持的拉美政权都积极地与其相配合。这可以理解为试图削弱天主教势力，因为天主教堂的许多神父都公开呼吁政治和社会改革。在南亚，原教旨主义公开反对新教教会和团体支持的普世性的社会福音。

印度原教旨主义开始崛起，因为信奉印度原教旨主义的右翼政党印度人民党指责“世俗”政党奉行了对少数民族姑息的政策。他们反对变革和西方化，要求恢复甘地所提倡的自力更生，回归印度教之源，希望在印度建立一个印度教的国家。印度教开始具有较大的对抗性，有人认为它变得像它所反对的和仇恨的、重新崛起的伊斯兰教了。锡克教原教旨主义在印度次大陆的发展曾经十分迅猛，并拥有一定的武器。为此，印度中央政府于1984年采取了以“蓝星行动”为代号的措施，并于同年6月正式出兵锡克教圣殿金庙，抵抗者被打死，从而导致英·甘地总理被杀和大规模的教派仇杀。由于锡克教农民被限制充分利用旁遮普丰富的水资源，对在那个地区进行的“绿色革命”所带来的利益分配不满意，以及锡克教青年就业机会的减少，这些因素导致了锡克教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发展。原教旨主义者认为这些是由新德里非锡克人的压迫引起的，也与锡克教内部的世俗化和西方文化派别有关系，因此要求按照锡克教的教义教规来行事。

出现在英国的来自斯里兰卡泰米尔印度教徒移民中的原教旨主义，在动荡的历史时期变得引人注目。战后，在复杂的权力斗争中，泰米尔人要求成立一个独立政府。在此过程中，印度教徒感到他们在南亚是一个受到威胁的少数民族，需要运用忠于印度教的虔诚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尽管参与的性质和程度不一，但在任何地方，原教旨主义总是有力地参与了当代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运动，只不过他们所持的政治态度多种多样。他们或者企图颠覆现政权，或者是最热心的支持者，或者仅保持中立。原教旨主义者的观点有时互相矛盾，例如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声称其观点中包含有所谓“伊斯兰社会主义”成分，但他们的“社会主义”反对者则给他们贴上“法西斯”的标签。在同一教派内，原教旨主义者也会随时间不同而发生变化。美国的新教原教旨主义者把福音主义当成是在对人类自我肯定的内在根源提出怀疑，但当宗教成为现有社会秩序的保护者时，其观点突然转向其反面。一战前，美国原教旨主义者倾向于政治自由化；他们在许多问题上却又采取了左翼态度。

原教旨主义在各教中没有一个世界统一性的组织。在美国，原教旨主义曾经是愚昧贫穷的少数人的社会寄托和精神依靠，但却与对经济不景气有不满情绪的中产阶级联系起来。英国原教旨主义一度是工人阶级所热衷的观念，但的好几次运动都显示出它对中产阶级更有吸引力。看上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首先对有良好教育的阶层更有吸引力，在马里首都巴马科，尽管瓦哈比运动越来越多地是从城市青年中吸收新成员，但在相当长时间里，主要是商业界的中产阶级认为这种观点对他们有益、有支持作用，而埃及和伊朗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影响的阶层却广泛得多，有知识型的学生、教师、工人、小店员和手艺人。这些人一般容易卷入反向性的政治运动中。但农民和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贫民只零星地参与并支持他们的活动，一般都被排除在这些运动之外。锡克教原教旨主义运动略有不同。如人民党主义想重建包括农民在内的平民百姓的权力机构，以反对社会上主要的经济和政治结构。

原教旨主义者不仅积极参与现代社会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并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在实行政教合一的沙特阿拉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被广泛应用到工厂、企业的生产部门，其海水淡化厂、计算机、空调、汽车应用已使人们的生活大为改观。原教旨主义组织在武装冲突中大量使用先进武器。他们根据工业化的需要，大量采用现代技术并进行经济改革。在传播方面，原教旨主义者很快利用了现代化的大众通讯网络。美国有不少RT电视频道、成百的广播电台专用于宗教宣传，无数的福音组织使用了世俗的商业电台。在南亚，好几个原教旨主义组织也用了先进的录音和广播技术，以吸引和保住他们的追随者。

总的来看，原教旨主义从神学思想的视角，恪守传统宗教圣典，认为它们是超时空的、永恒的，是不容变更的绝对真理和科学基石，因而强烈排斥对圣典种种自由化或现代性的解释。从宗教政治学、宗教社会学视觉考察，原教旨主义一方面反对现代主义和自由主义，同时它又与各国家、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紧密相连。在各个历史时期，各教派提出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的重点不同，其所运用的策略也有所不同，但始终与国家、民族和宗教的命运相连，特别是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提出的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已成为原教旨主义运动的最高目标，从而成为当代宗教运动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综上所述，原教旨主义起源于欧洲基督教社会，最后被广泛应用于描述世界各地的宗教极端主义活动！

“REDBACK，什么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为什么他们这么疯狂？”我早就听说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这个词近些年几乎和恐怖份子划上等号。但我在中国见到的穆斯林都很温和，并非向报纸上说得那样穷凶极恶。这几年虽然我们接触过数次伊斯兰独立运动武装，但规模并不大。所以大家也从没细问过都是管镣不管埋。弄出这么大地事情，证实我们以前确实小看了这些家伙。也激动了大家对这种极端的信仰地好奇。

“原教旨是对教义的一种保守的信仰。”REDBACK谈起宗教便来了精神，从我肚子上抬起头，坐正向边上看来的其他人解释道：“与所谓保守主义不同的是：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必须强制制止别的信仰，用暴力推行自己的‘教旨’。换言之，原教旨主义的本质与其说与某种‘教旨’，不如说与其推行教旨的方式有关。原教旨主义的实质并非‘宗教保守主义’，而是宗教强制主义或神学极权主义。”

“一般人认为宗教只是个人私生活的一部分，或者只涉及精神修养。宗教不应涉及公共事务，宗教只是个人道德或是一些崇拜仪式，朝圣，或做一些慈善事业而已。”REDBACK拉出十宇架接着说道：“但是伊斯兰认为宗教不单只包括精神，灵性，个人私生活，还包括了一般的社会事务，生活的整体，真主的意旨并不局限于精神方面，还指引了人类的行为和操守。”

“所以，伊斯兰并非是一个宗教那么简单，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包含了一套信仰和崇拜的方式，它是一个博大的，互相衔接的法律系统，也是一个政府，指示人民的生活方式。”牧师拿着水杯坐到人群中间接着REDBACK的话说道：“所以原教旨主义者用暴力推行的‘教旨’中也包括了强制的法律，凡是不合他们教义的都是有罪的。”

“一般人要杀人放火，尤其是不分青红皂自的屠杀无辜者，除了面临法律的压力外，首先难以逾越地就是道德与良心的谴责。而原教旨主义却以所谓‘信仰’的理由摧毁了良知的堤防，要人相信为‘信仰’而杀人不是作恶而是行善，为了推行教旨杀人者不是罪人而是英雄。”我有点了解他们所说的话了，“怪不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一直到处杀人，原来他们是在传教。”

“没错！不过原教旨主义并不是专指伊斯兰教，伊斯兰信徒也并不全是原教旨主义者，而且原教旨主义也是违背伊斯兰的教义的。基督教中也有原教旨主义，十字军东征就是原教旨主义的最好例子。即使到了现代，基督教中也仍然有原教旨主义，1925年田纳西州戴顿城中学教师斯科昔斯在课堂上讲授这尔文进化论，竟被该州原教旨主义者以违反《圣经》中‘上帝造人’教旨的罪名告上法庭，并以强大地宣传压力迫使法庭判处斯科昔斯违犯该州法律而有罪。可笑吧？”牧师站起来看着窗外远处仍然有青烟升起的原世贸中心处说道：“所以，原教旨主义在其他宗教和文化中也存在，在南亚，连续暗杀了非暴力主义者圣雄甘地和英迪拉拉吉夫甘地母子两代总理的是印度教。锡克教极端分子和在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伊拉姆猛虎组织也是为‘信仰’而杀的原教旨主义者。不仅宗教文化中有，甚至无神论中也有原教旨主义灾难的问题……”

“无神论中也会出现原教旨主义？”所有人这时都看向了我，因为中国是现今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而共产主义和无神论也是划着等号的。就连我也顿时好奇心大起。

“原教旨主义不是宗教，只是以宗教为借口的暴力。所以没有必要僧恨所有的穆斯林，那并不是他们的错！这是为私欲而宣扬这种恐怖思想的少数人的错。”我终于明白REDBACK为什么在涉及到伊斯兰教义时，并没有像我想象中那么激进。虽然她的信仰和伊斯兰教完全不同甚至有抵触，但互相的尊重是双方都倡导的。宽容和爱才是所有宗教的精髓。

摘自《狼群》（刺血）

过去廿多年，在阿拉伯世界，所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复兴的现象。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掌权的国家，已经有伊朗、苏丹、阿富汗；正在发动着反对当地政府或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有埃及、阿尔及利亚，巴勒斯坦，巴基斯坦及土耳其。

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评价也众说纷云。有自由派直指它就是法西斯主义，所以自由主义者应当站在原有政府一边去反对它；也有左翼认为它代表进步的反帝力量，所以应当支持它。

原教旨主义不是铁

有学者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是拒绝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性。但是拉登不也大量使用现代科技吗？伊朗的例子进一步说明问题并非那么简单。虽然在1979年“革命”的初期，霍梅尼政权严厉执行伊斯兰教教规，但是不久之后就逐渐放宽。塔利班政权以伊斯兰教之名坚决反对，但是今天在伊朗，女性公务员已经占三成（相当于“伊斯兰革命”前）；女性戴面纱的规定已经大为放宽；女性可以投票(而且也有女议员)。

伊朗的例子说明，同奉一本可兰经，并不能代表政治上的一致性，因为当代社会已经不是公元七世纪的牧民与行商的社会。资本主义越发展就难以避免吸纳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而这又要求女性具有一定文化程度。同其它民族国家的竞争以至斗争也常常迫使统治者重新解释教规。就连霍梅尼在生时，他的最亲近门徒也一再反对最保守的教士，嘲笑后者不让自己的女儿受教育诚属无知，拒绝利用电视、电台等科技更是可笑。

所以，不仅穆斯林不一定是恐怖主义，就连原教旨主义本身，也不必然具有共同的政治属性。在原教旨主义那里，从极右到极左，从亲帝到反帝都有。可以说，社会上有多少个社会集团，就有多少个伊斯兰教。有属于半封建地主及控制了庙宇及土地的教士的伊斯兰教，也有经营现代资本主义大企业的阿拉伯资本家的伊斯兰教。当然也有广大的穷人、小资产阶级和学生的伊斯兰教。不同人可以对可兰经各取所需（宗教语言的特点往往是抽象的及道德说教的，所以更容易这样），结果就是有各种政治立场的穆斯林。

伊斯兰现代化曲折

像塔利班及拉登那样的伊斯兰教教派当然是阿拉伯及世界人民的敌人。过去廿年，在许多伊斯兰教国家，这种反动教派都有长足增加。这种“宗教狂热”本身是有深刻的政治与经济原因的。虽然二战前后许多伊斯兰国家都争取到独立及进行工业化，有一些甚至开始了世俗化及建设了形式上的议会选举，但是这些国家统治阶级由于本身的落后性，而及始终依附于由帝国主义操纵的世界资本主义，所以始终无法实现其完全现代化的承诺。民族独立已经完成了，但构成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基础的土地革命，却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能真正完成。即使像阿尔及利亚那样曾经产生过激进左翼政权的国家，八百万农村人口中只有二百万获得一点土地，其余大部份无地或少地农民不是继续留在农村过着赤贫生活，就是逃到城市找那极难找到的工作，而且其农民身份始终被城市居民视为异乡人，乡下佬。反观那些西化的统治精英，口说流利法语，占据了国家统治机器的职位，虽只占人口的百份之一，却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在这种强烈对比下，越来越多破产的农村个体户被貌似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吸引，也就不难明白了。本来，这种教义过去首先吸引地主阶级，但是，由于不少农民对土地改革失望，所以他们开始转向，寻找新出路。而这时教士们向他们解释，他们的苦难来自西化及不敬真神，不读可兰经。经书不是教富人要对穷人慈悲为怀，缴纳济贫税吗？不是教穷人要尊重富人财产吗？如果富人穷人都能遵此训诲，又怎会有社会动荡、贫穷及战争？土地改革之所以行不通，正因为它背离了教义，使穷富之间发生战争。国家之所以危机处处，则是因为统治精英为西方文化所败坏。所以，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教党的纲领就是反对工人罢工，反对土地革命。它虽也反对国家统治者，而且表面上很反对帝国主义，但是它着重的是从宗教及文化上去反对：反对在伊斯兰国家说法语（阿国从前是法国殖民地），反对播放西方电影与音乐，强迫妇女回到家庭及戴上面纱。在统治精英所推行的现代化走投无路之际，原教旨主义者就靠一种“回到从前”去寻找安慰。

其它伊斯兰国家都或多或少经历这一过程。原教旨主义可说是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但包括其它阶层的人民，对统治阶级的强烈而又思想混乱的抗议；抗议他们既未能成功摆脱帝国主义的间接操纵，又未能成功使国家现代化、却又只知残民自肥。伊朗的1979年“伊斯兰革命”，埃及总统萨达特因展开与美国及以色列的和平谈判而被激进穆斯林剌杀，阿富汗从1973年帝制被推翻之后的长达卅年的内战与动乱，都同上述因素有密切关系。

没有出路的青年学生拥抱原教旨主义

但原教旨主义的最主要政治力量来自青年学生。这里有两方面因素。第一，是因为青年学生在衰败的资本主义与半封建主义的混合经济中，地位最不稳固，前途至为暗淡。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需要，许多伊斯兰教国家都大力发展教育，造就了一大批新一代的高中及大专学生。从前大学生大多来自西方精英阶层；但是，过去几十年越来越多城市小资产阶级、小地主的子弟有了机会晋升大学。这些子弟较少西化，较多保存传统宗教信仰及习惯，而且往往因为受到西化精英的排挤而更自觉地强化原来的“传统”身份。连一些女大学生也以戴面纱为荣。另一方面，这些学生在毕业后却不容易找到较好工作。在阿尔及利亚，由于好工作往往被说法语的上层阶层所垄断，原教旨主义成为不少只说阿拉伯语的中下层学生的斗争旗帜。贬法语而扬阿拉伯语，不仅是宗教问题，而且首先是经济利益的问题。

此外，还有一大批没能升上大学的中学生。他们更陷于一种进退维谷的境界。但是，成为原教旨主义温床的，首先得数近二十年如雨后春笋般的宗教学校。许多伊斯兰教国家都无法为人民提供起码的基本设施。在巴基斯坦，在1982至1992年的十一年间，人口增加了33%，但基本设施只增加6.9%。外资的涌入使农村破产加速。许多人都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这时候，许多原教旨主义者借着财雄势大（许多人都有从事毒品买卖），在巴国及其它伊斯兰教国家建立了许多宗教学校。在巴国，这种趋势还得到当年统治者齐亚将军的赞助，为的是拿原教旨主义者来反对左翼。1971年巴基斯坦只有900间宗教学校，但是到了齐亚将军统治末年，便已增至8000间，还有另外25000间没注册。这些宗教学校成为穷人子弟受教育的唯一机会，而且学校还往往提供住宿饮食，所以极受他们欢迎。这些学校教士往往以极严厉校规整治学生，包括以铁链锁住犯规学生，长年禁止外出，没完没了的诵经。许多学生一直到成年都不让见到女性，这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有多大害处实在不难了解。事实上，阿富汗的塔利班一词，原意即为宗教学生。而许多塔利班人都是从巴基斯坦的宗教学校毕业的。这种封闭而野蛮的教育方式培育了一大批狂热、专横、缺乏独立思想的宗教信徒，他们对这个世界，对妇女以至对人类，仇恨心理可能比爱护心理更强烈。

美苏与伊斯兰世界

不过，如果没有英美帝国主义的插手培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的恐怖主义倾向就不会发展得那么快。在战后印度尼西亚，美国中情局一直与右翼军人合作培植反共的伊斯兰教党。伊斯兰教党在1965年的政变中帮助了苏哈图屠杀了一百万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在埃及、叙利亚、巴基斯坦等国也都是这样。拉登本人更是美国中情局刻意培植来抵抗入侵阿富汗的苏军。（请参阅同期有关此题目的文章）

但是如果没有苏联共产党及其一众中东共产党的叛卖，以及此一叛卖所最后导致的苏联的自我崩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不会在九十年代迅速发展。在五、六十年代，左派在中东（以及世界各地）有非常大的吸引力。连一些中高层军官也因此亲苏左倾（最著名例子是埃及的纳塞尔），甚至想模仿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本来呢，斯大林本人不见得真心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帝。其实，他自己也是以色列的“教父”，因为他有份支持成立以色列国，尽管这违反了阿拉伯人民意愿。但是，在冷战时期，苏联毕竟好像代表了反帝的最重要力量，所以不少阿拉伯人似乎愿意忘记斯大林的罪恶。可是，斯大林死后及其往后几十年，苏联官僚统治者那种自私自利、不惜拿各国人民的利益作为同美国讨价还价的棋子的阴险做法，只有变本加厉，而无真正减少。早在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中，当埃及人民奋勇反击英、法、以侵略之时，苏联代表却与美国代表在联合国一起投票要“双方”停火，却不包括要以色列撤出占领区。这种背叛使整个中东都爆发群众示威，“苏联佬出卖了我们！”的口号响彻云霄。往后几十年，“苏联佬”依旧固我，而且越加傲慢，竟至于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诚然，后来的亲苏政权进行过一些进步改革，但是功不补患。廿世纪历史早证明，用枪杆子是建设不起社会主义的。所以，苏联在阿富汗的一败涂地，实际上也预兆了苏联自己的命运。连苏联自己也日益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而且日益亲美。难怪以苏为代表的那种“社会主义”左派，虽然在中东火红过一段时期，到了八十年代末就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苏联崩溃之后，就更加信誉扫地。而中、俄两国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都不去阻止美帝攻击伊拉克（中国代表在安理会中只投弃权票，不投反对票），就足以令到阿拉伯人民心寒了。一方面，整个伊斯兰教世界，从中东到印度尼西亚，从巴基斯坦到阿富汗，都陷入巨大社会及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原来吸引过无数热血青年的社会主义左派（斯毛版本），却又丧失了吸引力了，这种思想真空遂使“回到从前的教义”反而成为“新出路”。

不过，原教旨主义将比苏联式社会主义更快破产。毕竟，原教旨主义在反对什么上还比较清楚，但是在支持什么政治、经济立场上就非常混乱模糊。这本是很自然的，因为一部可兰经无法为当代社会提供什么认真的指导。所以，在伊斯兰的共同旗帜下，事实上存在各种矛盾以至敌对解释及派系。而不论哪一派，都没能在依附性的落后资本主义之外寻找新出路。即使已经完成“伊斯兰革命”的国家伊朗，情况也不能令人萌生敬意。

越革命越依附帝国主义

伊朗在“革命”廿年多后的今天，仍然是一个依附性的资本主义国家。左翼及共产党给教士们摧残净尽了；在当年杀了100多个“性犯罪者”（包括同性恋者）之后，人民的生活习惯也“净化”了许多了。但教士们也终于承认，毕竟市场经济是最好的调节器。换言之，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是纹风不动。而伊朗经济结果怎样呢？它还是陷入了一切发展中国家所陷入的那样的死胡同：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之欠发展。国家仍要依赖石油作为主要的换汇商品，但是油价的持续下滑使换汇日益困难，因而也使入口先进设备日益困难。基本生活品物价飞涨，外债高达三百亿美元。为了偿债，统治者接受世界货币基金会的贷款，但要以实行私有化、开放市场给外资为代价。政治上高喊反帝多年，但回过头来还得在经济上向帝国主义出让经济主权。这就是为什么前几年伊朗发生了人民骚乱及学生反政府示威。阿富汗即使没有九一一事件的冲击，它那套更荒唐的原教旨主义同样不能在依附性的落后资本主义之外找到新出路。

这当然不是说，原教旨主义会很快消失。只要真正的出路还没有找到，各种非理性的“激进”思想就会始终具有吸引力。（许由）

原教旨主义提倡对其宗教的基本经文或文献做字面的、传统的解释，并且相信从这些阐释中获得的教义应该被运用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这方面来说，原教旨主义的概念并不只局限于宗教，而应该扩延到对传统思想和文化的极端恪守以及对现实中出现的与其所恪守文化的书面教条不符内容的极端仇视。对中国历史来说，主要表现为儒学的原教旨主义和近现代出现的围绕马克思主义等共产主义理论体系所出现的原教旨主义。

儒学的原教旨主义

儒学自出现以来就以其高度的入世思想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其他佛道两派，但凡儒门弟子都怀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抱负，以天下为己任，这种入世思想使儒学从一开始便刻有深刻的政治色彩。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学便一步步成为中国政坛所必须遵守的唯一信条，成为中国唯一的政治经济理论，后来更是垄断了中国的思想、教育领域以至于深入影响中国人的生活文化当中。不是说儒学本身内涵并无精华所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对中国政治、经济、教育、生活等各方面的过多介入严重束缚了古代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步入近代以后，面临社会各领域千年不遇的巨变，晚清一些极端官员和知识分子出于对圣贤书的教条理解和极端恪守，仇视国内外的一切变化，甚至包括与思想文化无关的实用科技的传入，最终变成了近代中国社会最保守的顽固派，闹出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严重拖慢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如：

清末理学家倭任反对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认为这样就会使“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的正途士人误入歧途，在同洋务派的争辩出喊出了“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的名言。

以“儒侠”自居的刘锡鸿的“精神火车”：刘锡鸿任驻外公使期间，一位波斯藩王对他说：“余闻西国前进百步，而我等仅数步，固觉瞠乎其后，势利远不及耳。”刘答：“绝迹而奔，人喜其捷，而不知有颠陨之虞；缓步而行者，人苦其迟，而不知无倾跌之患。”波斯藩王惊诧之余，又问：“贵国何以不造火轮车？”刘答道：“大清国正制造大火车，不用煤，不用铁轨，一日行驶数万里。”波斯藩王”迷惑不解，刘又告诉他：“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此行之最速，一日而数万里，无待于煤火轮铁者也。”刘锡鸿似乎自己被自己的这番妙论给折服了。在日记中得意地写道：“（波斯藩王）闻之亦大笑。余自到伦敦，凡出拜客，必正使（郭嵩焘）与偕，未尝向人稍伸辩论。此次每一答驳，波斯藩王必点头不已。语毕辞去，王曰：今日领教殊快，无怪是中国有名人。”

晚清历史上，洋务派每尝试在国家近代化进程上迈一步便会收到顽固派来自于道德层面上的打击，而在晚清官场背景下的洋务派亦只能想办法从四书五经上还击，使洋务运动从表面上更符合儒学的教条理论，这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近代中国有很长时间浪费在了这种毫无意义的道德辩论上，而同期正是西方列强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向第二次工业革命迈进之际，本来就已经很大的差距被拉得更大了。等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开国早于日本的中国在军事、工业、交通、教育等各方面的近代化进程上却远远落后于日本，最终导致那场断送掉洋务运动、也断送掉大清朝国运的战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