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俄语：Климе́нт Ефре́мович Вороши́лов，1881年2月4日【俄历1月23日】—1969年12月2日），苏联军事家、党务和国务活动家，苏联元帅。

1881年2月4日（俄历1月23日），伏罗希洛夫出生在俄罗斯帝国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今乌克兰卢甘斯克州）的铁路工人家庭。在其童年时期，生活贫困，母亲玛丽娅·瓦西里耶芙娜常以打短工的繁重劳动来补贴贫寒的家庭生活。13岁时，伏罗希洛夫进入一所乡村学校读了两年冬季补习班，并于1895年从这所学校毕业。次年，他进入尤里耶夫卡冶金公司的一家工厂，成为了一名钳工学徒。此外，他还在该工厂同时兼任快递员、水泵助理司机、电气车间的机械师和铸铁厂的起重机操作员等工作。

1898年，伏罗希洛夫参加了阿尔切夫斯克市的第一个社会民主小组，首次接触马克思主义。1903年，伏罗希洛夫前往卢甘斯克的加尔特曼机车制造厂做工。在加尔特曼机车制造厂工作期间，他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1905年1月9日，圣彼得堡14万受尽剥削和压迫的工人及其家属举行示威，遭到沙皇军队镇压，死伤工人3000多名。这一事件成为1905年俄国革命的开端。包括伏罗希洛夫在内的卢甘斯克地区工人和农民都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2月16日，伏罗希洛夫参与领导了卢甘斯克机车制造厂工人罢工，并发表了演讲，罢工以工人的胜利结束。1906年，伏罗希洛夫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他在此次大会上第一次见到列宁，并结识了斯大林。次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他又在会上结识了加里宁和伏龙芝。全国革命失败后，伏罗希洛夫于1908年起赴巴库开展地下工作，期间多次被沙皇政府逮捕，并先后流放于阿尔汉格尔斯克和彼尔姆省。在被监禁于霍尔莫戈雷监狱时，伏罗希洛夫结识了女政治流放犯叶卡捷琳娜·达维多芙娜·戈尔勃曼，两人彼此相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伏罗希洛夫正在察里津（今伏尔加格勒）的一座大炮工厂做工，他在工人中积极进行反战宣传。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伏罗希洛夫来到彼得格勒，发动了伊兹麦洛夫禁卫团起义。起义进行得极为顺利，最后士兵们选举他为彼得堡工人代表和布尔什维克党团委员会委员；3月，首次当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并开始领导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武装起义。十月革命前夜，他按照列宁的指示，加强了矿区工人的工作，在工人中建立了赤卫队，积极参加革命。11月，伏罗希洛夫与捷尔任斯基共同建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即契卡）。

1918年3月6日，基辅被德国和奥地利军队攻陷，哈尔科夫和彼得格勒都处于危险之中。伏罗希洛夫组织和领导了第一支卢甘斯克社会主义游击队，开始对德国和奥地利军队作战。伏罗希洛夫自己把这件事看作是做军事工作的开端。3月下旬，他率领游击队从卢甘斯克出发，向科诺托普前进。在科诺托普，游击队与德国和奥地利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率领的游击队在哈尔科夫工人游击队的配合下，击退了德国第27预备兵团的多次进攻。但终因力量悬殊，哈尔科夫于4月8日被德军占领。不久，卢甘斯克也面临着被德国和奥地利军队包围的形势。他率领部队掩护80列火车由顿河草原向察里津撤退。此时，他已被任命为第5集团军司令，指挥两个军和由莫罗佐夫军区与顿涅茨克军区居民组编的部队。在这里，他指挥的部队不仅对入侵乌克兰的德国和奥地利军队进行了有组织的抵抗，而且与顿河哥萨克白匪军苦战了三个月，到达察里津与苏俄红军主力会合。

为加强察里津的防御，乌克兰第5军、红军第3军和斯大林领导的察里津部队在10月初合编组成第10军，由伏罗希洛夫指挥该军，负责保卫察里津。他命令红军在环城铁路沿线组成强大的炮兵群，以密集火力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扭转了战局，随后从侧翼突击，将白卫军赶回顿河右岸，并连续三次粉碎了占优势之敌的进攻。1919年2月中旬，他派骑兵兵团主动出击，一举击溃白匪军。察里津保卫战的胜利，稳定了南方战线，保卫了苏维埃政权。

与此同时，伏罗希洛夫与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托洛茨基发生冲突。1918年10月，托洛茨基向列宁发去电报：“伏罗希洛夫同志可以指挥一个团，但绝不能指挥五万人的部队。”托洛茨基还曾威胁伏罗希洛夫要以其不遵守指令为由撤销其职务。11月，伏罗希洛夫当选为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委员。1919年1月起，担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并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加入了“军事反对派”。3月6日至10日，第三次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伏罗希洛夫作为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参加了大会的工作，在此次会上他当选为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又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随着战况改变，伏罗希洛夫的领导开始从击退入侵转向镇压叛乱，1919年5月至6月，他领导镇压乌克兰南部的格里戈里耶夫发动的叛乱；1921年3月，其又参与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

1922年秋，由基洛夫、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组成的党中央委员会前往符拉季高加索和格罗兹尼，与高地人会面，并就将车臣自治区与当时存在的山地共和国分开达成了协议。1923年1月15日，米高扬、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在乌鲁斯-马尔坦村举行了庆祝车臣自治的仪式。两天后，在格罗兹尼召开的该地区工人代表大会上，伏罗希洛夫作出发言，他呼吁铲除土匪并“加强车臣人民与工人阶级的联盟”。

1923年，在讨论党内形势问题的俄共（布）中央全会上，与会代表也讨论了关于加强党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中的作用问题。为了加强党对武装部队的领导，全会不顾托洛茨基的反对，决定让党中央委员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则、斯大林等人加入革命军事委员会高层；而鉴于国际帝国主义强化反对苏联的阴谋，俄共（布）中央于同年7月2日决定检查苏联武装部队的战备情况。1924年1月14日，军事检查委员会正式成立，古谢夫担任主席，包括伏罗希洛夫在内的九人担任委员。

1925年1月26日，俄共（布）中央全会撤销了托洛茨基在苏联红军中的一切职务，由伏龙芝继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则就任陆海军副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十个月后，伏龙芝因手术失误逝世，伏罗希洛夫则又继任了这两个职务，成为红军最高统帅。

1935年11月20日，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为五名苏联红军将领授予首批苏联元帅称号，伏罗希洛夫位于五人之一。大清洗期间，伏罗希洛夫发挥了核心作用，他亲自签署了185份死刑执行文件，在苏联领导层中排名第四，仅次于莫洛托夫、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

1940年5月，伏罗希洛夫被任命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国防人民委员由铁木辛哥接任。就任新职后，作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继续从事军事工作，参与贯彻进一步发展苏联经济的关键部门，尤其是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紧急措施。

卫国战争爆发后，伏罗希洛夫直接参加了抗击德国侵略军的组织领导工作。1941年7月10日至8月31日，伏罗希洛夫先后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西北方面军总司令。9月，伏罗希洛夫担任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10日，在失去施利塞尔堡并最终被德军击溃后，他在绝望中亲自率领海军陆战队进攻。由于战斗上的失败，伏罗希洛夫被撤销职务，由朱可夫取而代之，而思想逐渐固化的伏罗希洛夫在军事理念上和朱可夫有极大冲突。同月下旬，伏罗希洛夫陪同斯大林一同出席了莫斯科会议。一段时间后，伏罗希洛夫开始通过苏联国防委员会监督莫斯科、伏尔加河、中亚和乌拉尔军区的红军预备役训练。1942年9月6日起，伏罗希洛夫又出任游击运动总司令，参加了苏联人民游击斗争的组织领导工作，亲自训练游击队指挥员，使游击队密切配合正规部队作战。

1943年1月，伏罗希洛夫作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在突破德军对列宁格勒封锁的作战中，协调了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的战役行动。同年12月，伏罗希洛夫被派往滨海集团军，参加以伏罗希洛夫命名的坦克拟制解放克里木半岛的战役计划，协调乌克兰第4方面军、独立滨海集团军与黑海舰队和亚速海区舰队的作战行动，并成功促成了克里木半岛的解放。1943年11月28日，又再次陪同斯大林出席德黑兰会议，事后担任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休战委员会主席；同年12月，在独立的滨海边疆区军队中制定了一项解放克里米亚的行动计划，但最终行动以失败告终。

1945年，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为表彰伏罗希洛夫在卫国战争中的贡献，授予他苏沃洛夫一级勋章。

1946年3月，伏罗希洛夫开始担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联部长会议文化局局长。1952年10月，代表斯大林主持了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和闭幕。1953年，伏罗希洛夫开始暗中支持赫鲁晓夫发动政变扳倒和逮捕贝利亚。

1955年3月26日，伏罗希洛夫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就俄罗斯与乌克兰恢复统一300周年之际，将列宁勋章授予俄罗斯联邦政府机关。1956年，伏罗希洛夫与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准备一起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政策，但是，碍于党内支持人数少和高层政治压力，他选择不公开表态其对秘密报告的负面态度，而在表面上走到赫鲁晓夫一边。伏罗希洛夫的决定保住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依然坚持反对的三人最后被定义为“反党集团”，撤销一切职务并清除出党。

1960年5月，由于其支持“反党集团”的意图被发现，被被撤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保留委员身份。1961年10月，他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受到严厉批评，“对党、苏维埃、经济、军事和共青团人员的许多大规模镇压，以及在个人崇拜期间发生的其他此类现象”；26日，他向代表大会发表声明，承认支持反党分子的一些错误有害言论，但随后“改变主意，强烈谴责他们的派系活动”。赫鲁晓夫在大会的闭幕词中为伏罗希洛夫讲情道：“不得不说，在中央六中全会工作之初，在同派别的激烈斗争的过程中，伏罗希洛夫同志看到了中央委员在同反党集团作斗争，然后，显然，他的意识告诉他，他走得太远了。伏罗希洛夫意识到自己与反对党的人同流合污，他谴责了反党集团的行为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这样，他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中央委员会。同志们，决不能低估他的这一步。”最后，伏罗希洛夫没有被开除出党，但未进入新一届中央委员的名单中。

1966年，在勃列日涅夫主持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伏罗希洛夫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他住在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别墅里赋闲，并享有克里姆林宫授予的津贴。

1969年12月2日，伏罗希洛夫在莫斯科逝世，享年88岁。遗体葬于红场列宁墓后方。

伏罗希洛夫参加了1918年至1922年间的苏俄内战、1939年至1940年的苏芬战争和1941年至1945年的苏德战争。苏俄内战中，在卢甘斯克、科诺托普、哈尔科夫三地的游击战和察里津战役中担任指挥和领导工作；苏芬战争前期为总指挥官，后因战斗失利被铁木辛哥接替。苏德战争前期担任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详见列宁格勒战役），仅不到半个月后便被朱可夫接替；翌年开始担任苏联红军游击队伍的总司令。

伏罗希洛夫认为，国防和军队在和平时期的建设对于国家来说极为重要。苏俄内战结束后，他继续负责军队工作，并长期担任军中要职，从战略高度筹划和组织红军的建设。

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红军开启了大面积改革，该改革被称为“伏龙芝军事改革”。1921年，红军开始大规模缩编，由超过500万人裁减到仅约50万人，以适应苏俄国内建设全局的需要。伏罗希洛夫先后在北高加索和莫斯科两大军区司令员任内组织了这次大裁军。1924年，苏联红军裁减基本结束，伏罗希洛夫回到莫斯科，开始在改革中占据领导地位。他认为规模缩小后的红军应做重大的调整改组，通过推进正规化的军事制度来加强建设，提高作战能力。他亲自组织制定了包括军队的士兵教育、内务和战斗训练等方面的各项原则和规定。他担任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长达九年，在这一段时期内，苏联红军在正规化建设上取得了巨大进步。

20世纪30年代，伏罗希洛夫领导了对苏联红军第二次的大面积改革，主要改革方面如下：

①完善培训体系。30年代，苏联红军恢复建设了最高军事学府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以培训高级指挥人员；改组和扩大了高、中级军事院校网，建立了机械化和摩托化学院、军事工程学院、军事化学学院等专业院校，以培养中层指挥人员和专业指挥干部；开办各种训练班、讲习班、函授班和夜校，广泛发展军事技术小组，以培养和训练下级指挥人员和士兵。经过不懈努力，红军官兵的素质不断提高。到1937年初，全军指挥员中有79. 6010的人毕业于高等或中等军事院校，其中摩托机械化部队毕业于军事院校和训练班的指挥员达96.8%，空军达98.9%，海军达98.2%，有50%以上的政工干部毕业于军政院校；全军士兵中不再有文盲。但是，由于受政治“大清洗”的冲击，到1939年初，红军指挥员的素质又大大下降。当时，军中已基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团长，甚至连军校正式毕业的军官都已为数不多；1940年初，苏联红军受过高等军事教育的军政干部比1936年下降了50%以上。

②加强军事训练。苏联红军在大量使用新式武器装备的条件下，为提高各级指挥员的指挥能力和战斗员的战斗技能，伏罗希洛夫决定加强对红军的军事训练，其方法主要是：（1）根据武器装备的发展和现代战争的需要修订和颁发条令、教令，统一规范军事行动。苏联从1929年开始，以新的《工农红军野战条令》（关于兵团指挥和战斗的指示）为重点，重新颁发、实行了一系列条令和教令，使军队的训练和作战有了新的准绳。（2）举行军事演习。30年代，红军共举行大规模实兵演习和首长司令部演习10余次。这些演习为红军“掌握各种复杂的现代军事技能创造了有利条件”。（3）进行实战锻炼。30年代中后期，先后有10余万红军官兵在西班牙和中国战场上，以及在中苏边界的对日作战中得到了锻炼，使红军指战员的军事技术素质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和提高，为红军取得了使用现代军事技术装备的经验。

③武器装备与人员架构变化。为适应对军队现代化建设，苏联政府开始对军队的组织架构和人员体系进行调整与改革。1930年10月，伏罗希洛夫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指出：“军队不仅将在加强兵器方面，而且将在由于新式武器的配备而引起的某些组织上的变化方面进行改编。”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多次对红军指挥机构进行调整，先后撤销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将劳动国防委员会升格为苏联国防委员会，负责统一处理所有国防问题；成立国防人民委员部，主管陆军工作；成立海军人民委员部，主管海军工作；在这两个人民委员部下设军事委员会，作为军区一级的最高军事机构。上述调整，使最高军事机构的分工得到了明确，加强了对军队建设的领导。同时，苏联红军开始建立新军种和新兵种。由于飞机的发展使空防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和复杂。为保卫苏联领空与重要城市和地区，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末组建了国土防空军。当时，该新军种主要包含2个兵种：高射炮兵和歼击航空兵。为实施纵深战役和在敌后活动，30年代初组建了空降兵这一新兵种。为保卫苏联远东海域和白令海、巴伦支海，1932年和1933年分别组建了太平洋舰队和北方舰队。1938年1月，海军航空兵正式脱离空军建制，成为海军的一个独立兵种；最后，组织提高海、空军及技术兵种在军队中的比重。这是苏联现代化建军中调整组织结构的一条重要指导原则。为实现这一原则，红军在技术兵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扩建工作。就军种而言，海军在组织结构上撤销舰艇中队，建立能够独立完成海上作战任务的舰艇编队；扩大原有舰队、区舰队的编成；新建两个舰队，使海军在武装力量中觯就重由1929年的5. 8%上升到1938年的9.7%。1939年，苏联海军由4个舰队和5个江河区舰队组成，海军拥有3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40艘驱逐舰、180艘潜艇、279艘鱼雷艇和其他各种军舰。空军的基本兵团由航空兵大队扩编为单一和混编的航空兵旅，并以旅为单位组建了集团军，使空军由1930年的17个旅发展到1939年的3个集团军、38个旅、115个团，其在武装力量中的比重也由1929年的5.2%上升到1938年的12.8%。技术兵种上，炮兵得到了极大加强。营属和团属炮兵几乎增加1倍，军属炮兵增编1个炮兵团和1个独立高射炮兵营，统帅部预备队炮兵部队由1929年的4个团发展到1939年的24个团和几个独立的炮兵营；此外，坦克兵部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1930年，苏联红军只有1个试验性机械化部队（当时坦克兵的称谓），到1938年底，已拥有4个坦克军、4个重坦克旅和24个轻坦克独立营；在步兵和骑兵兵团编成内，也增编了坦克营和团。1939年，根据西班牙内战得出的错误结论，坦克兵的组织结构又作了重大调整，撤销了坦克军编制。与此同时，骑兵的数量则大大增加，骑兵师由过去的14个增至32个，军指挥机构由4个增至7个。30年代，工程兵（隶属于统帅部的部队）在数量上增加2倍，其在战术兵团和战役军团编成内的部队也得到加强。通信兵得到了扩大。步兵或骑兵师的独立通信连扩编为通信营，坦克兵、防空兵、航空兵和炮兵部队新编了通信部队或分队，统帅部预备队独立通信营和团也进行了扩编。

④转入常备军制。自20年代军事改革以后，苏联红军一直按基干常备军与地方民兵部队相结合的混合体制进行建设。到30年代中期，红军高层认为这一体制已难以符合形势的需要：其一，在战争危险日增和法西斯国家竞相建立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常备军的情况下，装备和训练较差的地方民兵部队很难适应保卫国家的需要。其二，军队现代化和军事技术装备的巨大发展和日益复杂化，使得地方民兵部队很难通过短期集训就能掌握现代技术兵器，提高军事技术素养。为此，红军高层决定实行单一常备军制解决上述问题。1935年5月，红军根据进一步加强军队的行动计划开始向单一常备军制过渡。方法是在地方民兵部队中不断增加固定人员数量，以及建立常备军部队和分队，使之逐渐向完全常备军制转变。1935年初，在苏联武装力量中常备军师占26%，地方师占74%，到年底，常备军师占到77%，地方师仅占23%。到1938年，体制改革基本完成，几乎所有的地方部队都转为常备军。到1939年1月，全国常备军已达98个师和5个旅。

1939年9月1日，苏联颁布了《普遍义务兵役法》，决定正式取消地方民兵制，实行完全的常备军制。至此，苏联武装力量发展和建设的一个时期结束，苏联红军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和正规化。

联共（布）中央在1941年1月23日于伏罗希洛夫60岁生日上给予贺词：“红军经过多年孜孜不倦的领导，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可畏的力量。这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伏罗希洛夫同志的工作。”

无产阶级革命家、苏联政权缔造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俄共（布）八大上对伏罗希洛夫的指挥成绩作出评价：“当伏罗希洛夫同志领导的军队在保卫察里津时创造巨大功绩的时候，伏罗希洛夫同志是绝对正确的，这样的英雄主义在历史上很难找得到……但是，伏罗希洛夫本人在谈话中也援引了的事例，说明游击作风严重存在。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评价：①“主席同志（伏罗希洛夫），你是伟大苏联人民的代表，我们深信，你的访问一定会进一步增进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并且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事业。”（摘自《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五日在北京南苑机场迎接伏罗希洛夫的欢迎词》）②“伏罗希洛夫同志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在中国的访问给中苏友好关系的光荣历史写下了新的、灿烂的一页。我们虽然暂时分别了，但是中苏两国人民的心将永远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1957年5月5日伏罗希洛夫访华结束后评价）

苏联作家瓦·谢·阿克申斯基评价：“克·叶·伏罗希洛夫的一生，是杰出的党、国家和军事领导人的一生，是为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友谊，为争取共产主义的胜利进行忘我的鼓舞人心的工作的榜样。”

俄罗斯历史学家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梅德韦杰夫评价：“伏罗希洛夫的影响力远不如斯大林身边的其他活动家，但在传说中却超过他们。伏罗希洛夫不如米高扬那样聪慧、狡黠和能干；没有卡冈诺维奇的组织能力、积极和冷酷；没有莫洛托夫的“石屁股”和擅长文牍；不像马林科夫那样善于在官场倾轧中看风驶舵；不像赫鲁晓夫那样精力旺盛；不像日丹诺夫或者沃兹涅先斯基那样有理论素养，踌躇满志。作为一名统帅，伏罗希洛夫甚至败多胜少。不过也许正因为不出类拔萃，他才在党和国家高层比别人更长久地保持了自己的地位。”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导师叶绪民评价：“伏罗希洛夫是天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来自实践。伏罗希洛夫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与人民群众在一起。他深入实际，与士兵一同操枪抗敌，与工人一起讨论设计图案，由此获得的第一手材料，成为他决策的坚实基础。所以，在纷繁复杂的问题面前，伏罗希洛夫总能提出准确有效的解决方案。在实践中，伏罗希洛夫获得了直接的知识和力量。因此，伏罗希洛夫能够接受先进技术，与时代保持同步，在他身上永远洋溢着生命活力。在实践中，伏罗希洛夫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这使他更加坚定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信念。正是由于知识和信念，伏罗希洛夫成为一个有胆识、有魄力的领导人。”

1957年4月15日，伏罗希洛夫率代表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为期二十天的访问，受到了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高规格款待，期间发生了如下几次交流：

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陪同伏罗希洛夫乘坐敞篷汽车缓前往中南海。当天晚上，毛泽东宴请伏罗希洛夫，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作陪。席间，伏罗希洛夫和毛泽东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生了分歧。伏罗希洛夫向毛泽东坦率地提出：“苏联从上到下都不理解中国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方针必将导致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泛滥，最终将削弱社会主义思想的阵地。”毛泽东回答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来是中国两千多年前提出的一个口号，古为今用，我们利用了它。在学术问题上提倡‘百家争鸣’，可以防止一些学阀压制观点不同的学派。‘不能做温室里的花草，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伏罗希洛夫反驳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允许这些反对共产党和否定社会主义的言论。敌人会抓住一点缺点，大造舆论，煽动群众的不满情绪。‘匈牙利十月事件’就是这样闹出乱子来的。”毛泽东则自信地说：“请苏联同志放心。中国不是匈牙利，中国共产党也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情况不完全一样。他们放出来的东西我们登出来了，其中有‘香花’，也有‘毒草’，把‘毒草’作为反面教材，也有好处。”

4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国宴，欢迎伏罗希洛夫一行。毛泽东在致辞时，称颂伏罗希洛夫“是苏维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几十年来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苏联国防力量的增强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且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当毛泽东端起酒杯向伏罗希洛夫敬酒时，伏罗希洛夫幽默地问道：“你这样颂扬我，是不是在搞个人崇拜呀！”毛泽东则机智地回答说：“个人崇拜不能没有，也不可多有。有时不能不崇拜，如对马克思、列宁，就不能不崇拜。”伏罗希洛夫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说：“对，不能不崇拜。”

5月6日，伏罗希洛夫及其随行人员前往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访问。行前，毛泽东前往勤政殿为伏罗希洛夫送行。伏罗希洛夫建议毛泽东少吸烟，少熬夜，多在白天工作。他说：“希望你这样生活：太阳一出来你就向它问好，太阳一落你就向它告别，去休息。”毛泽东笑着说：“是的，是要按太阳的规律办事。不过，我已经习惯夜间工作了……”谈到斯大林时，伏罗希洛夫说：“不管怎么说，斯大林是个好人。斯大林原则性非常强。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相信谁，就百分之百相信。可是这也好也不好，容易被人利用。贝利亚就利用了这一点。在斯大林的晚年，贝利亚经常跑到他面前吹风，一会儿说这里好像有一股敌人，一会儿又说那里有一股敌人，把他弄得糊里糊涂，使他感到好像处在敌人包围之中。结果就错误地处罚了很多无辜的人。但不管怎么说，斯大林是个好人，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上，他对赫鲁晓夫借反对个人崇拜对斯大林进行全盘否定和诋毁的做法很不满。所以，当毛泽东听到伏罗希洛夫的观点后，表示认同。他说：“我们也这样认为，虽然斯大林有些缺点，但本质上是个好人。”伏罗希洛夫点了点头，说：“你们的看法我知道。你们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太好了，我真感谢你们，我的好朋友，这是咱们自己人在一起讲。”

1956年12月23日，匈牙利十月事件发生后，西方各国对苏联出兵干预普遍持谴责态度。可出乎预料的是，伏罗希洛夫竟收到这样一份电报：“尊敬的元帅，值此匈牙利发生互相残杀事件和人们普遍感到失望之际，出于您对和平的真诚愿望。我请您运用一切力量结束这场苦难。”电文的落款是“伊丽莎白”。伏罗希洛夫获悉这份赞同的电报十分高兴，立即想当然地复电伦敦：“伏罗希洛夫元帅对伊丽莎白女王表示敬意，女王对苏联帮助匈牙利人民的理解使元帅衷心感谢。”然而，伊丽莎白二世阅读后完全不明就里，将信件转交给礼宾官后，发现伏罗希洛夫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克里姆林宫的电报不应发往伦敦，而是发往布鲁塞尔，给伏罗希洛夫发电的人是比利时太王太后伊丽莎白（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的母亲、巴伐利亚公爵女儿伊丽莎白郡主）。事后，伏罗希洛夫受到了赫鲁晓夫的严厉批评。

伏罗希洛夫在一生的军事活动中，获得两次苏联英雄、一次劳动英雄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荣获8枚列宁勋章，6枚红旗勋章、斯沃洛夫一级勋章等荣誉。1920年，伏罗希洛夫获得“荣誉革命武器”——带镀金刀柄的、刻有红旗勋章的军刀。1968年，再次获得镀有金色苏联国徽的荣誉革命武器。

为纪念伏罗希洛夫的贡献，其家乡卢甘斯克州及首府卢甘斯克市于1935年更名为伏罗希洛夫格勒市和伏罗希洛夫格勒州（1957年曾复称卢甘斯克，1970年再次改回伏罗希洛夫格勒，1989年再次更改为卢甘斯克），斯塔夫罗波尔市更名为伏罗希洛夫斯克。重型坦克“KV”亦以他的名字命名。1935年至1944年，苏联海军奉命建造6艘“基洛夫”级巡洋舰，其中一艘被命名为“伏罗希洛夫”号，是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建造的第一批大型战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