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Хрущёв，1894年4月17日【一说15日】—1971年9月11日），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1953年—1964年），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以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等重要职务。

1894年4月17日，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以下简称：赫鲁晓夫）生于俄国库尔斯克省卡里诺夫卡村。他的父母亲都是贫苦的农民，家里有一位年长他两岁的姐姐。赫鲁晓夫在卡里诺夫卡接受过四年的学业，他的老师丽迪娅·舍甫琴科使他接触到了一些沙俄时代违禁书籍，并鼓励他继续接受教育。在当时保守的俄国乡村普遍信奉东正教的环境中，这位女教师却能挣脱种种樊篱，既参加过革命活动，又是一位无神论者，在她的启蒙教育下，赫鲁晓夫有了萌芽的政治觉悟，懂得了社会的不公，知道了普加乔夫起义，并开始抵制自幼从乡亲们那里、尤其是从他母亲那里所受的宗教影响。但家庭糟糕的经济状况使他不得不离开学校。

1908年，父亲谢尔盖·尼卡诺维奇毅然离开了对农民来说很难舍弃的故土，领着赫鲁晓夫全家来到了乌克兰顿巴斯矿区的尤索夫卡（1924年改名为斯大林诺，1961年又更名叫顿涅茨克）谋求生计，父亲在附近的乌斯片斯克矿做矿工，克列尼娜·伊凡诺夫娜在家里替人浆洗衣服，赫鲁晓夫则每天步行到4俄里外的学校去读书，放学后和休息后就为矿上刷洗锅炉。14岁的赫鲁晓夫在工厂中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钳工。

1912年4月，西伯利亚连纳金矿的6000名矿工因不堪遭受资本家的欺压和凌辱举行罢工，遭到了沙皇宪兵部队的残酷镇压，500多名矿工被打死打伤。这一暴行像飓风一样冲破了斯托雷平改革所造成的“沉静”气氛，俄国各地的罢工斗争迅速掀起，彼此呼应，赫鲁晓夫等人也组织了所在工厂的罢工斗争，这次罢工同样遭到了军警的镇压，赫鲁晓夫等罢工领袖也因此被厂方开除。5月，赫鲁晓夫来到鲁钦科夫附近的法国人经营的矿井工作。到鲁钦科夫附近的矿井工作期间他参与了社会民主工党的宣传活动。他还曾一度打算移民美国。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赫鲁晓夫所干的机械装配工属后备役行业，他被免服兵役。在此期间，他参加并领导当地的罢工和反战示威活动。

1915年3月，赫鲁晓夫参与领导了鲁钦科夫矿的大罢工，并且取得了罢工斗争的胜利。与此同时他仍然阅读各种进步书籍，并将书中讲述的情况同俄国的现实加以对比，譬如他在读左拉的《萌芽》时，觉得左拉描写的好像不是法国，而是俄国，并由此认识到，不论在法国还是在俄国，工人的命运都是一样的。他在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讲座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尽管如此，赫鲁晓夫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理解仍然是肤浅的。

1917年3月，彼得格勒爆发二月革命，俄罗斯帝国灭亡。赫鲁晓夫如愿以偿地被选进了鲁钦科夫矿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且是主要领导人之一。他逮捕当地警官，解散反动警察，建立工人纠察队等诸项活动将他忙得不亦乐乎，此外他还在布尔什维克鼓动成立的一个革命军事委员会任职。他在工人中的威信和影响日益提高。

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的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推翻了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政权转到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在顿巴斯的其他地区，苏维埃是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政权和平地转入了它们的手中。但在尤索夫卡的苏维埃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却占据了多数。直到1917年12月，在工人的压力下他们才被迫进行了改选，布尔什维克在尤索夫卡地区的领导人雅科夫·扎马尔耶夫被选为苏维埃主席。赫鲁晓夫在此事中出力不小，因而被选为采矿工业五金工人联合会主席。

然而，从总体来看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的力量还是比较薄弱，基辅的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中央拉达”的手中，沙皇将军卡列金的部队则威胁着该地区的南部。顿巴斯布尔什维克党因此组织鼓动成立了工人赤卫队，赫鲁晓夫参加了尤索夫卡赤卫队第一团，并和他的工人伙伴达尼洛夫一起领导鲁钦科夫矿工人营。就在这十分艰难的时刻，赫鲁晓夫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工人赤卫队的武装斗争取得了不少胜利，但还是未能阻挡住自卫军队的进攻。

1918年春，外国反动势力开始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其中德国军队开进了乌克兰，紧接着德军与“中央拉达”相勾结建立了傀儡政权，白色恐怖随之而至，赫鲁晓夫等人成了反动政府通缉的对象。为免遭不测，他和家人一起迁回了故乡卡利诺夫卡村，在鲁钦科夫的煤矿工作，之后又在一个农业地区的革命委员会工作了一段时间。但不久他又响应党的召唤，抛妻别子，奔赴了刚刚爆发的国内战争前线。起初，赫鲁晓夫在一个步兵师的政治部负责宣传鼓动工作，1918年夏参加了察里津（后改名为斯大林格勒），同年秋天他被安排到了新组建的红军第九军政治部任职，1919年春开始担任该军第九步兵师七十四团二营政委。

1920年底，历时三年的国内战争以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赫鲁晓夫卸去戎装，重新回到了鲁钦科夫矿，鉴于他的资历和在红军中担任的职务，他被任命为这个矿的副矿长。赫鲁晓夫回到家乡顿巴斯。这里虽然已解放，但仍是废墟一片。赫鲁晓夫回忆起这段历史时说：“1922年，顿巴斯矿区发生饥荒，甚至发生了可怕的吃人事件。乡村比矿区的情况更糟。我的前妻死于1921年的饥荒之中。她的死使我悲痛欲绝。我一个人要照顾两个孩子我的儿子列昂尼德和我的女儿尤利娅。”

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主张活跃市场，试图通过国营商业和私人商业的平等竞争而最终战胜私商。但起初在竞争中公商多处于劣势，赫鲁晓夫所管辖的地区也不例外，为此他深感焦虑，几乎每天都要到市场了解情况，然后再到工人合作商店里发一通脾气，提几条建议。由于这些建议多来自调查研究，所以一般来说都能行之有效。鲁钦科夫矿的生产恢复和赫鲁晓夫的工作实绩都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并因而决定对赫鲁晓夫官升半级，让他去担任帕斯图霍夫矿的矿长。但赫鲁晓夫却出人意料地表示拒绝，并请求解除他的党内职务，因为他想去尤索夫卡矿业技术学校附设的工农速成班读书（这个培训班后来成为顿涅茨克国立工业大学）。经过种种努力，他的愿望得以实现，1923年他进入了该校。

进入矿业技术学校后，赫鲁晓夫当上学校的党委书记。赫鲁晓夫只好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分作两半，一面像普通学生那样读书上课，一面协助校长处理学校的有关事务，如整理、美化校园，建立供学生实习的校办工厂等。由于政治事务缠身，他的老师认为他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

1923年12月，赫鲁晓夫参加了尤索夫卡地区共产党委员会的第四次会议，同月他加入了委员会成为政府官员中的一员。他一开始曾短暂地支持列夫·托洛茨基的反对派，反对约瑟夫·斯大林的政治路线，然而对此赫鲁晓夫本人事后从未承认。

1924年底，赫鲁晓夫从工农速成班毕业，被任命为顿巴斯彼得罗夫斯克一马林斯基区的区委书记，该区包括一个较小的城市、3个大市镇、11个村庄和彼得罗夫斯克煤矿。区党委设在彼得罗夫斯克，区苏维埃执委会则设在马林斯基村，赫鲁晓夫终日在两地穿梭，与区执委会主席一同协商问题，指导工作，全身心地致力于当地百姓的生产和生活。

1925年12月，第十四届联盟共产党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赫鲁晓夫是这次大会的代表之一。到达莫斯科后赫鲁晓夫等人被请进了位于加雷特尼大街的苏维埃大厦下榻。由于在座区的划分上大会给了产业工人集中的顿巴斯地区党组织以特殊的优待，加上赫鲁晓夫总是最早到场，他的座位便在中区第一排最中央一个座，与在主席台正中就座的斯大林相对，而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他对斯大林越来越崇敬、拜服。

1926年12月，赫鲁晓夫被提升为斯大林诺共产党委员会的组织部部长与斯大林诺党组织的副书记。9个月后，赫鲁晓夫帮助安排了自己上司莫伊谢因科的下台。

1927年，顿巴斯的煤产量已超过战前，居民的生活服务设施进一步得到改善，有些城镇甚至还建起了文化室和电影院。赫鲁晓夫也因其政治上可靠、工作上突出，引起了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卡冈诺维奇的注意。

1928年的某一天，卡冈诺维奇将赫鲁晓夫召到了当时的乌克兰首府哈尔科夫，告诉他想让他担任乌克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据卡冈诺维奇对赫鲁晓夫讲，他之所以想让他担任该职是因为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出身的委员寥寥无几；作为矿工出身的赫鲁晓夫来中央任职便可增加中央组织的工人成分。但据赫鲁晓夫分析，卡冈诺维奇此举的真正原因是为了扩大自已的势力。赫鲁晓夫最开始拒绝，但最后又找到卡冈诺维奇，说他愿意接受组织安排，只是一有机会最好能把他调到别处。这样他便在乌克兰中央组织部长尼·涅·杰姆钦科手下干起了副部长。赫鲁晓夫对组织部的工作感到枯燥，于是他再次去找卡冈诺维奇，催他兑现允诺。不久卡冈诺维奇就答应让他去基辅市担任组织部长。但在基辅的工作很难打开局面，卡冈诺维奇又上调到联共（布）中央任职，赫鲁晓夫感到前途茫然。

1929年，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为了培养大企业领导、共和国及中央一级的经济工作干部在莫斯科创办了一所工业学院，招生对象是工业企业的党员领导者，并规定对工人出身的企业干部优先考虑。赫鲁晓夫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自己基本符合条件，加上此时他正感到在基辅难有作为，于是决定弃官求学。但赫鲁晓夫入学也花了一番周折，校方认为赫鲁晓夫是党务干部，应当转到联共中央的马列主义学习班去。赫鲁晓夫虽争辩说他曾在尤索夫卡的煤矿长期任职，而且出身特别贫苦，但都无济于事。不得已他只好请求卡冈诺维奇出面相助，没出几天他便顺利入学。虽然最后他没有完成学业，但在政治上却飞黄腾达。当时工业学院正充满反斯大林的“右派分子”，赫鲁晓夫响应学校党委攻击那些右派分子，并协助《真理报》指控和告发他们，他自己则很快成为学校所在的鲍曼地区的会议主席。在学校期间赫鲁晓夫还结识了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并认为她会在斯大林面前提到自己的表现，事实上一直在推荐他的是卡冈诺维奇。

1930年，赫鲁晓夫成为莫斯科最大的区克拉斯诺普雷斯奈斯基区的党委书记。

1931年，根据卡冈诺维奇的推荐，赫鲁晓夫当选为鲍曼区委第一书记。几个月以后，赫鲁晓夫取代了米·留京，当上了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第一书记。因为留京提出了一项反斯大林纲领，根据政治局的决定，留金被流放。赫鲁晓夫自己认为，当上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第一书记肯定又是在党的阶梯上往上爬了一级。又过了六个月，赫鲁晓夫被选为莫斯科市委的第二书记，但他仍为不能读完工业学院而感到难过。不过，赫鲁晓夫经受住了考验，他于1932年当上了莫斯科省委在卡冈诺维奇身后的第二书记。

1934年，赫鲁晓夫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被选入联共（布）中央委员。当时的选举程序在赫鲁晓夫看来，是“十分民主的”：他得的反对票和斯大林得的反对票一样多，都是六张。“这意味着我所处的地位比得上斯大林”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1935年，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交通人民委员，免去了在莫斯科党组织内的职务，赫鲁晓夫被提升，接替了卡冈诺维奇的职务，成为莫斯科州委兼市委第一书记。这是一个要职，因为当时的莫斯科州包括后来苏联的图拉州、卡卢加州、梁赞州和加里宁州。

这两项工作都代表着现代化的先进技术，尤其是地下铁路。按赫鲁晓夫的说法，当时人们把建造地下铁道几乎当做是不可思议的事，甚至在后来考虑进行宇宙飞行时也没有这样为难。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工程动用了七万多人。赫鲁晓夫几乎每天都要穿上工作服，视察正在施工的隧道，检查进度，帮助解决问题，有些技术问题甚至要向斯大林汇报。

在此期间，次赫鲁晓夫和卡冈诺维奇曾要求工人连续工作48小时，并无视技术人员坍塌危险的警告，结果导致了严重的事故。尽管地铁的修建未能在计划日期内完成，赫鲁晓夫还是被授予列宁勋章。

1934年12月1日晚，卡冈诺维奇急电赫鲁晓夫，称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暗杀，要组成一个代表团到列宁格勒去，代表团成员包括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再加上从莫斯科党组织和莫斯科工人阶级里选派的60个人。由他率领代表团去列宁格勒，守灵后伴送基洛夫的遗体回莫斯科。赫鲁晓夫直接赶到莫斯科市委，凑齐了一个代表团，当夜就动身去了列宁格勒。

1935年1月18日，联共（布）中央发出关于基洛夫惨遭暗杀的秘密信，警告各地党组织“要防止政治上泰然自若和庸俗的粗心大意”。信里说：“布尔什维克不应当高枕无忧和粗心大意。我们需要的不是泰然自若，而是警惕性，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警惕性，必须记住，敌人的处境愈是绝望，他们就愈想把极端手段作为他们反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垂死挣扎的唯一手段。”大规模政治清洗开始了。

在这大恐怖的浪潮中，赫鲁晓夫一方面宣传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要求各级党组织提高警惕，强调“基洛夫同志被刺事件表明，敌人越是处于绝望的境地，他们就越是要采取一切手段，直到恐怖手段，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注定要遭到灭亡”；另一方面，他仍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基本建设上。他在大清洗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动员舆论，视察监狱等等，他没有亲自去审判和处决人。但他也没有替那些他认为忠诚的老同事、老部下说情，他认为自己不能干涉内务部的工作。1937年，在莫斯科选举党代会的代表时，被列到选票上的一位同志遭到内务部的反对，赫鲁晓夫只得把那人从名单上划掉。当他视察监狱时，发现曾与之一起在鲍曼区工作的同事特列瓦斯被关在那里时，他也没有表现出自己的同情。当时，奥尔忠尼启则请求赫鲁晓夫为维萨里翁·洛米纳泽说情，使之免遭杀害，但赫鲁晓夫拒绝了，他的回答是：“我无能为力。因为洛米纳泽是一个的反对派分子，党有充足的理由谴责他。”奥尔忠尼启则看到无力阻止这种大恐怖，便开枪自杀了。在莫斯科市委和省委党组织的38名高级官员中，只有3人得以幸免。在莫斯科地区的其他城市与地区的总共146名党委书记中，有136人“被镇压”。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说：“几乎所有和我一起工作的人都遭到了逮捕。”

美国安赫斯特学院教授威廉·陶布曼在《赫鲁晓夫：他和他的时代》中写道：“在大清洗运动中，赫鲁晓夫始终站在斯大林一边。他在莫斯科时期，38名市、区高级官员中只有3人幸存，146名党委书记中有10人幸存，63名当选的莫斯科党委成员中有8人幸存。1937年政治局分配给他逮捕35000名‘人民公敌’的名额，其中5000人要处决，赫鲁晓夫适时地报告说，逮捕了41000人，处决8500人，还要求说，有两千名前富农逃进了莫斯科地区，也应该逮捕。‘我们必须为了人民的利益跨过敌人的尸体前进。’他在公开处决托派分子的现场说。”

1937年6月27日，政治局确定了在莫斯科州抓捕35万名“敌人”的定额，其中要执行枪决的大约有5000人。赫鲁晓夫则要求将生活在莫斯科的约2000名前富农消灭，以部分完成规定的定额。7月10日，他向斯大林报告说莫斯科省市已经逮捕了大约41304名“罪犯与富农分子”。在同一份文件中，他自己圈定了8500名应该执行死刑的“第一类”敌人。

但赫鲁晓夫也很快遇到了麻烦，他向卡冈诺维奇坦白了，他在1923年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关系，后者催促他向斯大林说出这些事情。斯大林接待了赫鲁晓夫，起初斯大林劝告他在党员大会上不要提及这件事，但是在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建议下，又认为他最好还是在公开场合坦白。于是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供认了自己曾经的犯罪行为，并补充说斯大林“知道我犯的错误”，结果他的“坦白”赢得了大家的掌声，并立即被重新选入党委。

由于大清洗的浪潮使乌克兰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到1937年12月，没被镇压的乌克兰高级领导人只有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斯塔尼斯拉夫·维肯季耶维奇·科西奥尔和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弗拉斯·雅科夫列维奇·邱巴尔，而斯大林并不信任他们。乌克兰共和国不能瘫痪下去，斯大林需派一个自己信任的人，去领导和控制乌克兰，他选中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得到了主管干部工作的联共中央书记处人事部部长马林科夫的支持，后者把自己的副手布尔米斯坚科派给赫鲁晓夫，又从联共中央机关和莫斯科党组织抽调了一批得力干部对他援助。

在此前的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赫鲁晓夫成为主席团成员。会议期间召开了联共（布）中央全会，会上，赫鲁晓夫被提名取代帕维尔·波斯特舍夫，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在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和中央全会结束之后，1938年1月29日，报纸上刊登了一份公告，宣布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赫鲁晓夫担任代理第一书记。直到1938年6月乌克兰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例行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后，赫鲁晓夫才正式当选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基辅州委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来到乌克兰时，大清洗的浪潮开始渐趋平息。赫鲁晓夫看到他的许多老相识，包括他当组织部长时的老上级――基辅州委第一书记杰姆钦科都被镇压了，这引起了他的疑虑。他开始注意和过问基辅内务人员委员部的工作，设法保护了他所信任的基辅市委第二书记切列平。然而此时全国的肃反运动并未结束，赫鲁晓夫在这方面仍不敢稍有马虎。1938年5月他在一次讲话中说：“许多坏蛋、变节者和叛徒钻进了基辅的党组织。他们是外国的间谍。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以便动员起来，更加团结一致；以便我们有力地打击工人阶级的敌人，打击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民族主义分子。”乌克兰党中央对赫鲁晓夫在这方面的表现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38年夏它在通过的一项决议中称，“只有在联共中央派了一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和斯大林主义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到乌克兰来领导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之后，才开始行动起来，无情地彻底铲除了人民的敌人一一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其他一切特务垃圾等。”

尽管如此，也还是有人在试图陷害他，卢卡绍夫是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工作时很欣赏和亲密的一位下属，负责莫斯科工人合作社蔬菜和水果的采购事宜，赫鲁晓夫来乌克兰时特意将他委以乌克兰国内贸易人民委员的要职。可有一天，卢卡绍夫突然被捕，被捕后硬逼他承认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任职时让他到波兰和立陶宛采购洋葱种子实际上是去执行一项与国外反动组织建立联系的秘密政治任务。虽然卢卡绍夫拒不承认，后来又被释放，但赫鲁晓夫仍亲自跑到莫斯科，向斯大林解释了购买洋葱种子的缘由和经过，但斯大林对赫鲁晓夫的忠诚深信不疑。

1938年，有106119人被逮捕，而在1938年—1940年被捕人数达到了165565名。乌克兰共产党政治局与书记处中除了一人外所有的成员都被逮捕，整个政府机构被更换了一遍。但他实际对各级干部的惩罚主要是降职使用。他清醒地认识到，他来乌克兰，并不是来搞大恐怖的，而是要把乌克兰的工农业搞上去。赫鲁晓夫还意识到被清洗的人中有相当部分是无辜的，他在第十四届乌克兰党代会上说：“同志们，我们必须撕下所有人民的敌人的伪装，将他们无情地打倒。但是我们不能让一个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受到伤害，我们必须同造谣中伤者进行斗争。”

1939年，赫鲁晓夫当选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赫鲁晓夫此时已升任政治局委员，但与德国签约一事他并不知晓。9月1日，德国法西斯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17日，苏联政府宣布，波兰国家和政府已不复存在，但出于对波兰境内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的保护，红军开进了波兰东部，将1921年《里加条约》划属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划归己有。赫鲁晓夫作为基辅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随红军去接收西乌克兰，按照苏联的制度整顿它。西乌克兰共产党和波兰共产党一起，在30年代的大清洗中被解散，其成员也被作为煽动分子、叛徒、毕苏斯基的代理人而被清除了。赫鲁晓夫在西乌克兰建立了党政机构，随后，在那里实行了工业国有化，建立了集体农庄。赫鲁晓夫称1939年“发生的特别令人高兴的事件是伟大的乌克兰人民重新合并为统一的苏维埃国家。”“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成就。”但是，乌克兰人只在农村地区占数量上的优势，而在利沃夫等大城市，大部分居民是波兰人和犹太人，大量的波兰难民也涌了进来，西乌克兰的民族独立倾向更强，苏联政府在短时间内难以使这一地区成为抵抗德国侵略的巩固阵地。

随着各项工作成就的取得，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的威望越来越高，已有几个集体农庄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母校顿涅茨工学院也改用他的名字命名。1941年，庄稼长势喜人，老人们都说这将是乌克兰历史上收成最好的一年，工业生产形势也很好，煤产量日益上升。1941年6月中旬，赫鲁晓夫被斯大林召到莫斯科，当时战争爆发的风声很紧，赫鲁晓夫立即请求回到基辅。6月20日，赫鲁晓夫回到基辅。6月22日凌晨，苏德战争爆发。

卫国战争期间，赫鲁晓夫曾任西南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第一乌克兰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突然发动“巴巴罗萨计划”入侵苏联，赫鲁晓夫此时正在基辅任职。斯大林任命他为政治委员，他的职权与司令一样，没有他的签署不能发布任何命令。斯大林下令赫鲁晓夫所在的红军西南方面军死守基辅，可红军在基辅遭到了德军的围歼，赫鲁晓夫和谢苗·布琼尼、谢苗·铁木辛哥等将领突围逃离。德国称他们在基辅战役中抓获了65.5万名俘虏，根据苏联的说法，被围苏军在677085人中只有150541人突围逃脱。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元帅在回忆中称，当他在战前试图说服斯大林应该撤退时，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说基辅是可以守住的。而赫鲁晓夫回忆录则说自己和布琼尼决定调动军队以防止德军的包围，直到铁木辛哥从中央赶来接替了布琼尼的位置。他在回忆录痛心疾首的说：“这一切从军事观点来看是很不理智和无知的。我很难找到合适的措辞。对于‘寸步不让！’的口号存在着不正确的、错误的理解。这就是寸步不让的下场。我们没能抢救这些部队，没有把他们撤走，结果就这么丧失了……这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啊！”

1942年5月12日，铁木辛哥和赫鲁晓夫向哈尔科夫一带的德军发起了一场大规模反攻，共有64万红军投入战斗，史称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刚开始几天反击进展的十分顺利，然而在5月17日德军从侧翼发起钳型攻势，使苏军陷入危险的境地。由于斯大林拒绝撤销反攻计划，苏军最终遭到德军的围歼，共损失了26.7万人，其中被俘20多万人。战后斯大林解除了铁木辛哥的职务，解散了西南战区，并将赫鲁晓夫召回莫斯科。斯大林并没有处决赫鲁晓夫，而是将他再次派往前线。赫鲁晓夫于1942年8月抵达斯大林格勒前线，不久之后斯大林格勒战役打响。他的主要工作是检查部队的战备与士气情况，亲自审讯德国俘虏，征召战俘中的一些人进行宣传工作。期间赫鲁晓夫有一次险些被炸死。1942年11月，赫鲁晓夫重返斯大林格勒前线，任政治委员。12月中旬，赫鲁晓夫来到上察里津斯克，见到了德国共产党人瓦尔特·乌布利希，当时他在前线通过扩音器向德国人进行反战宣传。赫鲁晓夫还和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叶廖缅科提出一份反攻计划，可最高指挥部和总参谋部已经在他们之前接受了朱可夫的天王星行动。苏军最终以重大伤亡为代价守住了城市，并将德国第6兵团约33万德军全部围歼。

赫鲁晓夫以少将文职人员的身份参加了整个战役，在生死考验的紧要关头，与一批重要的军队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这些人包括朱可夫、叶廖缅科、莫斯卡连科、格列奇科与利诺夫斯基等，这对他后来的政治生涯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而就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不久之后，1943年3月11日，他的儿子列昂尼德在战斗中坠机身亡了。同年列昂尼德的妻子柳芭·赫鲁晓娃被内务机关逮捕，并判在劳改营里服刑5年。她的女儿尤莉娅由赫鲁晓夫夫妇来抚养。

1943年6月，赫鲁晓夫随军参加了库尔斯克战役。他对莫斯科总指挥部声称德军一个逃兵告诉他德国军队准备第二天发起进攻。

8月23日，草原方面军在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协攻下攻占了哈尔科夫。哈尔科夫是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也是乌克兰的东部大门。赫鲁晓夫进入该城后，在8月30日组织了庆祝哈尔科夫解放的群众大会。他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我们打败了敌人，但是还没有把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还很顽强，我们还不能感到满足，应该争取解放乌克兰的首府——我们光荣的基辅。”

9月底，几个方面军强占了第聂伯河的多处渡口。10月22日，最高统帅部把在乌克兰作战的所有方面军改称乌克兰方面军，赫鲁晓夫任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军事委员兼政委。由于库尔斯克会战的胜利，赫鲁晓夫已从上次哈尔科夫战役失利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他被授予了一枚军功章——二级苏沃洛夫勋章。他从哈尔科夫的失利中吸取了教训，又从哈尔科夫的收复中找到了自我。他为自己曾在参与斯大林格勒与库尔斯克重大战役的几个方面军中担任过军事委员会委员而感到得意。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指挥的干部配备中，除了增添了副司令员格列奇科之外，还增加了一位政治委员。最高统帅部的意图很明确，准备让赫鲁晓夫兼顾乌克兰共和国的战后恢复工作。

1943年11月6日，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解放了基辅。清晨，赫鲁晓夫等领导人驱车直接来到乌克兰部长会议大厦。然后视察了城市的各个地区，眼前的乌克兰和三年前比早已面目全非了。战争给乌克兰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丧失了大约530万人，16万工业企业和28万集体农庄被摧毁。

1944年2月6日，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赫鲁晓夫为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他仍然担任着该共和国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3月，苏军再次发动进攻，但对于赫鲁晓夫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他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重建这个共和国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恢复乌克兰的秩序。

1944年4月17日是赫鲁晓夫50岁的生日。这天，各家报纸不但发表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苏联人民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生日贺词，而且还刊载了作家雷利斯基和季钦娜等人的回忆文章。报纸上还刊登了授予赫鲁晓夫第二枚列宁勋章的决定。但与他在前线有生死之交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瓦杜丁的葬礼在这一天举行，赫鲁晓夫作为瓦杜丁生前战友参加了葬礼，并讲了话。

1944年，苏军重新占领西乌克兰，征召了75万名士兵。所有19—50岁的男人不论健康情况，都在几个月的简单训练后被投入战场。另一些乌克兰人抵制征兵，他们选择加入了民族主义游击队。他曾多次提议扩张乌克兰的领土，但这些建议均被斯大林拒绝。赫鲁晓夫在西乌克兰地区推行农业集体化，这引起当地人民的不满，他们在武装民族主义分子的帮助下对集体化进行了抵制。赫鲁晓夫同时逮捕了天主教负责人，解散天主教教堂，并使其日后与俄罗斯东正教合并。

1945年1月，斯大林把赫鲁晓夫召到了莫斯科，让他去帮助波兰人恢复刚获解放的华沙的市政公共设施。斯大林解释说，之所以安排他承担此项任务，是因为考虑到他在迅速恢复城市基本建设方面经验比较丰富。赫鲁晓夫听后甚感得意，虽然还未去华沙，但当场就向斯大林阐述了他的“恢复”计划：第一是恢复电力生产；第二是检修供水设施；第三是弄好排污系统。到达华沙后，赫鲁晓夫把他从苏联带来的和波兰自己的工程师分成三组，让其分别负责电力、供水和排污，结果发现这三个方面的设施都只是外部遭到了破坏，修复起来并不费事，不久他也便圆满完成了斯大林交给他的任务。3月初，赫鲁晓夫在华沙重建工程参加者大会上发表了演讲，演讲中着重强调了苏波之间的兄弟情谊。斯大林对他的波兰之行非常满意。

赫鲁晓夫重返乌克兰后，把手头的最重要工作进行了一番整理。把恢复乌克兰工农业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他把工农业主管人员召集在一起，一场大规模重建工作拉开帷幕。乌克兰经济恢复工作的问题很多，尽管这一工作进行了差不多已经有一年，但离斯大林的要求仍很远。斯大林对乌克兰这一粮仓的期望是，为战后的苏联提供足够多的粮食、肉类和其他农产品，而生产水平只相当战前的25％。

赫鲁晓夫一方面不辞辛劳地深入实际了解情况，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经常到乌克兰各地巡视察。1945年7月，他视察了乌克兰共和国的南部各州；秋天，他又在西乌克兰和原喀尔巴阡山下的乌克兰度过了几个星期。另一方面又对各项工作统筹兼顾，狠抓落实。由于他的不懈努力，由于疏散物资的回迁和人们陆续地返回车间与家园，也由于战争激发出的人民空前高涨的爱国主义热情，各项重建工作迅速取得了进展。1944年乌克兰基本完成了本年度的谷物收购任务，到1945年10月，乌克兰的煤炭产量已恢复到战前的40％，钢为23％，生铁30％，锰54％，有4000多个大中型工业企业和3000多个手工合作社恢复生产。农业播种面积达到战前的71％，粮食和甜菜产量分别达到战前1940年水平的80%和50％。至于民族主义分子的暴乱，赫鲁晓夫实施了的镇压，1944年2月到1946年5月间，苏联军队和警察一共报告杀死了110825名“匪徒”，逮捕了250676人；在1944年到1952年间，西乌克兰有60万人被逮捕，其中三分之一被处决，其余三分之二则被囚禁和流放。而对乌克兰的民族文化和艺术家，赫鲁晓夫则采取了尊重和鼓励其发展的态度。

尽管如此，1945年乌克兰仍未完成粮食征购计划，因为数万顷的谷物和玉米直至11月份还没收割，既缺人力，又缺机器。为了补救，只有加强春播，可是由于农庄里缺少机器、马匹和耕牛，播种时只得使用奶牛，这又影响了牛奶的产量。夏季炎热，旱灾从摩尔达维亚开始，蔓延到西南部，不仅影响到整个乌克兰，而且还影响到伏尔加河流域。旱灾的受灾程度比1921年严重，与1891年相似。

12月，赫鲁晓夫预感到1946年的生产计划无论如何难以完成。他指派了一个以斯塔尔钦科为首的农业专家和经济学家小组，对这一年乌克兰的实际产量进行预测和估算。小组考察研究后向赫鲁晓夫提交的数字是180万一360万吨之间。而国家的定额是720万吨。赫鲁晓夫感到事态严重，于是指示人民委员会各部准备一份呈送苏联部长会议的文件，文件中要求政府发放粮食定量分配卡，将一部分农产品供应给农村居民，并救济灾民。斯大林给赫鲁晓夫发来了一封电报作为答复，其中申斥赫鲁晓夫在文件中所附的数字试图表明乌克兰自顾不暇，粮食定量分配卡的想法荒谬绝伦，这打碎了赫鲁晓夫想要避免饥荒的最后希望。斯大林刚从索契休假回来，赫鲁晓夫就立即离开基辅前往莫斯科，向斯大林说明。他的报告准确地反映了乌克兰的状况，斯大林最终同意了向乌克兰提供有限的食品援助。但这也使赫鲁晓夫失去了斯大林对他的信任。

令斯大林不快的还有另外两件事，一件是关于春小麦问题，另一件是关于意识形态问题。1947年2月，在斯大林的提议下，联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当时面临的农业问题。政治局委员安·安·安德列耶夫作了报告，据此作出了《关于战后时期发展农业的措施》的决议。这个决议含有对赫鲁晓夫施压的意图，因为赫鲁晓夫明确表示过，春小麦不适合乌克兰，在乌克兰春小麦不如冬小麦高产，乌克兰南方更是如此，赫鲁晓夫认为应该让集体农庄选择该种冬小麦还是春小麦。但斯大林坚持认为，春小麦能在乌拉尔获得高产，也一定能在乌克兰肥沃、乌黑的土地上取得好收成。结果，不顾赫鲁晓夫的反对意见，中央全会的决议仍指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春小麦的生产异常落后。全会认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逐年减少春小麦这种珍贵粮食的播种面积，而把肥沃的黑土用来播种价值比较小的饲料作物特别是大麦，这是不能容忍的。1947年乌克兰地区集体农庄的春小麦播种面积应当比1946年增加18.2万公顷，而达到75万公顷，保证以后几年继续扩大春小麦的播种。”

在意识形态工作中，赫鲁晓夫也没有完全执行斯大林的要求。战后初期，苏联百业待兴，经济恢复工作干头万绪，各级党政干部都把精力放在了恢复经济的工作上，相对而言，社会政治气氛比较宽松。加上1946年乌克兰又遭旱灾，赫鲁晓夫便对意识形态有所放松。但是，斯大林却没有忘记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他要肃清苏联士兵越境作战所受到的西方文化的影响。1946年8月，联共中央向列宁格勒的《星》和《列宁格勒》开刀，称这两个杂志诽谤苏维埃制度，列宁格勒市委受到尖锐批评。联共在8月24日作出的决议中称在莫斯科剧院里，旧戏、坏戏、国王、可汗、贵族统治舞台；决议还认为，在现代戏剧丑化人民，文学家左琴科和诗人阿赫玛托娃受到批判。由于贝利亚的内务部时时注意着乌克兰的状况，斯大林从这条渠道的情报中感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存在的问题在乌克兰也很严重，赫鲁晓夫放松抓党员干部学习的做法更令他恼火。斯大林担心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情绪会日益增长，于是，1946年7月26日，联共专门做出了《关于乌克兰党组织对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员的训练、选拔和配备问题的决议》，指出乌克兰党组织低估了“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忽视了“对报刊上出现敌对的资产阶级思想组织大规模的批评”。赫鲁晓夫自然要对此承担责任。

以上种种情况，似乎使斯大林改变了对赫鲁晓夫的态度，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前途不妙。1947年3月，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结束后不久，斯大林在莫斯科向赫鲁晓夫提出了他在乌克兰需要什么帮助的问题，赫鲁晓夫心里明白，这是他将被撤换的信号。于是1947年3月3日，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召开了全体会议，决定把人民委员会主席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分开。全会选举卡冈诺维奇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帕托利切夫担任负责农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新领导到任约10天后，赫鲁晓夫又以“个人请求”的方式被解除了基辅州委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保留了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虽然他仍是政治局委员，但斯大林已不那么信任他了，报纸上关于赫鲁晓夫的报道浙渐消失了，甚至在6月召开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全会上也没有看到赫鲁晓夫的身影。

政治生涯上的失意对赫鲁晓夫的健康也是个打击，这一段时间，他屡受挫折，一直卧病在床，休息了很长时间。病愈后，赫鲁晓夫继续负责农业生产，卡冈诺维奇则负责恢复工业生产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乌克兰得到了联合国价值两亿多美元的物资，其中有粮食、医疗用品、生活日用品等。乌克兰从这些援助中渐渐恢复了元气。1947年获得了好收成，还提前完成了任务。乌克兰和全苏的食品供应情况开始好转，这样一来，年底就可取消粮食定量供应卡。工业企业开始恢复元气，1947年乌克兰的工业生产产量提高了30％。

但卡冈诺维奇秉承斯大林和日丹诺夫的旨意，开展反对所谓民族主义的斗争，乌克兰许多作家和诗人受到冲击。令乌克兰人深感紧张。帕托利切夫因忍受不了卡冈诺维奇的指手画脚，请求斯大林把他调回了莫斯科，赫鲁晓夫则不去过问和干涉卡冈诺维奇在乌克兰进行的意识形态清洗工作。卡冈诺维奇对许多党员、干部进行政治迫害的消息传到了斯大林那里，斯大林给赫鲁晓夫打来了电话询问为何卡冈诺维奇的备忘录上没有他的签名。赫鲁晓夫解释称这些备忘录所波及的不是政府的事务，因此不需要他的签名。斯大林则表示他已通知卡冈诺维奇，将不再接受由卡冈诺维奇单独签署的备忘录。此事表明，斯大林对赫鲁晓夫的信任业已恢复。同时，赫鲁晓夫与卡冈诺维奇的关系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1947年12月，卡冈诺维奇被斯大林召回莫斯科，出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卡冈诺维奇走后，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继续维持党、政两个最高职务分开，推荐杰·谢·科罗特钦科出任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重新当选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就许多方面而言，1948年可算是决定性的一年。年初，隆重纪念了苏维埃乌克兰成立三周年。成千上万的工人、农庄庄员和职员被授予勋章和奖章。其中获得列宁勋章的有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科罗特钦科。赫鲁晓夫仍然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乌克兰的农业上，但他也密切注视着工业和铺设从达沙瓦到基辅的煤气管道工作的进展情况。

1949年是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的最后一年，对于赫鲁晓夫来说，这也是在乌克兰最美好的一年。在各个共和国之间的竞赛中，乌克兰超过了白俄罗斯和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由于乌克兰在农业方面的成就，乌克兰的形象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变得高大起来，赫鲁晓夫的威望也因此而提高了。斯大林又开始器重他，多次指示他，要他对一些农业问题，诸如牲畜饲养，农作物浅耕耕作法等提出报告，并把报告登载在《真理报》上，作为向全国推广的范例。这一年，在基辅举行了乌克兰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继续当选为乌克兰第一书记。他一方面继续抓农业，另一方面出席诸如教师、建筑师的各种会议，监督重建克列夏季克大街，宣传中国小米的优点，并且还腾出时间组织斯大林70岁寿辰的庆祝活动。正在这时，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发生了“列宁格勒案件”，并使赫鲁晓夫的命运发生了变化。

为了实现他“消灭城乡差别”的理想，赫鲁晓夫还试图将集体农场合并为农业城市，他建立了一个样板点并于1949年10月献给斯大林，作为他70岁的生日礼物。赫鲁晓夫在回忆中给予乌克兰人很高的评价：“我在乌克兰的最后一年是1949年……这也是我最惬意的一年。我们在农业上取得的成功在全国人民眼里提高了乌克兰的地位与我们乌克兰领导人的愿望……不过，将功劳归到我个人的名下是远远不够的。我必须将我们的功劳归结于乌克兰人民。”

1949年，斯大林将赫鲁晓夫从乌克兰招往莫斯科，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平衡拉夫连季·贝利亚、格奥尔基·马林科夫等人的权力。赫鲁晓夫回乌克兰安排好政务后，在1949年12月21日，即庆祝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会之前返回莫斯科。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庆祝会上，赫鲁晓夫第一次见到了中国的党政最高领导毛泽东。

在此期间，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利用列宁格勒案件逮捕并处决了他们的竞争对手。而斯大林发动的医生案件又使他们陷入麻烦。赫鲁晓夫则在他们之间巧妙的处理关系，巩固自己的权力。在担任莫斯科党委书记期间，赫鲁晓夫利用预制的加强型水泥住宅对莫斯科的住房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解决了市内的住房危机问题。这种廉价而简约的住房后来被称为“赫鲁晓夫楼”。同时他还筹划将莫斯科附近的集体农场合并为更大的农业城市，即使这样大的规模使其无法实施有效的管理。在1951年3月4日的《真理报》上，赫鲁晓夫关于农业城市化的讲话稿整整占据了两个版面。但斯大林并不喜欢他的建议，真理报立即修正了观点。在4月的莫斯科党的全体会议上，众人纷纷对赫鲁晓夫大加鞭挞。然而幸运的是，斯大林最后对他的处理是相当轻的。

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代表大会如期举行。斯大林因身体有病不能作工作报告，工作报告由马林科夫来作。赫鲁晓夫受委托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其中的一条修改是“把党原来的名称，即全联盟共产党改为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选出了新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斯大林在第一次中央全会上建议选出由25名正式委员和11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主席团。不久，斯大林建议从中分出一个人数较少的执行局，在这个执行局中，斯大林又挑出五名”主席团委员，其使命是处理国内的重大问题。这五人为：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的地位又提高了。

1953年3月1日，斯大林出现了严重的中风。赫鲁晓夫等人轮流值班守在斯大林的身边。在医生对斯大林的病情作出诊断，确认他已无法重新工作并将不久于人世后，苏共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于1953年3月4日至5日在马林科夫的主持下举行了连续两天的会议。会议就党和国家组织机构的调整、新领导集体的组建、某些政府部门的合并和一些重要部门的人事安排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了决议。马林科夫等人为了使赫鲁晓夫集中精力从事于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他被解除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3月5日晚8时至8时40分，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由赫鲁晓夫主持。赫鲁晓夫先请卫生部长特列季亚科夫通报了斯大林的病情，然后请马林科夫讲话。这次包括介绍斯大林的病情占用的时间在内的联席会议结束后1小时又10分钟，斯大林逝世。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评价道：“斯大林把不同意他看法的人当作“人民的敌人。”他说，他们想要恢复旧秩序，为达到此目的，“人民的公敌”和国际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结果几十万诚实的人因此丧生。那些日子里，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这一切竟能被原谅和遗忘？永远不会！”

1953年3月6日，星期五早晨，莫斯科广播电台播放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就像列宁逝世后所采取的“集体领导”方式一样，由中央主席团的10位成员组成了权力机构。新的中央主席团由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组成。其中由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贝利亚组成的第一个“三人执政联盟”一开始占了上风。他们都在斯大林的葬礼上发表了讲话，他们的大名也都赫然列于中央主席团的名单之首。然而，这个执政联盟只是徒有虚名，真正起作用的其实是由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组成的执政联盟。莫洛托夫虽然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但他并未掌握苏联真正的权力；他仅掌管着外交部以及苏联驻外使馆的活动。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的权力也很有限。但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却掌控着党的全部机构一所有的州委、市委及中央委员会的所有下属部门。此外，他当时还得到了布尔加宁及朱可夫的鼎力相助。布尔加宁的政治权势不算大，但他执掌着全苏武装力量的帅印，且朱可夫和赫鲁晓夫两个人在一起足以担当起重大的领导责任，因为朱可夫在军队将领中亦深孚众望。

1953年3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批准了马林科夫关于解除他苏共中央书记的请求，选出了由赫鲁晓夫、苏斯洛夫、波斯别洛夫、夏塔林和伊格纳捷夫5人组成的书记处。这样在斯大林逝世前后10天左右的时间内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便完全形成了。在这个新的领导集体中，由马林科夫主持部长会议，伏罗希洛夫主持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则由赫鲁晓夫主持。这段时间里，赫鲁晓夫主要致力于“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虽然当时还没有正式设立第一书记的职位，但实际上是由赫鲁晓夫主持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全面工作。也只有他一人既是书记处的书记，同时又是中央主席团委员。而且，赫鲁晓夫还被任命为斯大林治丧委员会主席。不过，在斯大林的葬礼上作主要讲话的还是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贝利亚。在这一时期，苏联的管理方法和作用机制已经不能适应苏联工业的发展水平了。除了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以外，大多数领导人都是赞成改革的：必须摒弃斯大林那些过时了的实践和理论，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体制的基本特征，破除个人迷信和崇拜。

但在表面上十分和气的主席团当中，权力斗争的暗流正在涌动。斗争首先是在马林科夫左右两侧的贝利亚和赫鲁晓夫之间展开的，而马林科夫则一时成了他们两人竞相争取的对象。从名义和地位上讲，无论在中央主席团还是在部长会议中，贝利亚都是仅排在马林科夫之后的第二号人物，而从力量和权势上讲，他可谓兵多将广，权倾朝野。对于斯大林身后的领导班子问题，贝利亚早有打算，就此所采取的行动也很神速。还在3月4—5日的主席团常委会召开之前，贝利亚就找马林科夫谈了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照顾到了马林科夫的利益，因而两人也便很快达成了一致。于是，在3月4—5日的常委会上两人相互提名，你唱我和。

赫鲁晓夫在新领导班子的组建问题上所花费的心思也并不亚于贝利亚。还在为病危的斯大林值班守护期间，赫鲁晓夫就对好友布尔加宁说：“斯大林已病人膏肓，他死后怎样组建领导班子？我担心斯大林同志逝世后贝利亚会千方百计抢夺内务部的领导岗位。他干吗需要这个岗位？这是为了攫取国家机关这个位置，有机会安插间谍以监督政治局委员，窃听、监视、制造事端，进行阴谋活动。而这对党来说会导致极坏的后果。不允许这样做，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被葬送。”布尔加宁表示同意他的看法。在3月4—5日的常委会召开前夕，赫鲁晓夫也曾找过马林科夫，提出：“谈一谈，我们今后如何生活……”但遭到了马林科夫的拒绝：“现在有什么好谈的？人来到以后，再一起谈。开会就是为了这个。”赫鲁晓夫承认，他在听了这话后，有一种被排除在“局外”的感觉。所以在接下来举行的常委会上他变得格外警惕。

此时赫鲁晓夫成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但此职务的权力仅集中宣传和意识形态上，政治和经济事务则落入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手中。刚刚上台后不久，贝利亚就发动了一系列大胆的自由化改革：实施大赦，将劳改营中数百万被关押的政治犯释放并平反；终止对苏联内各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化政策，恢复本民族语言的地位；并酝酿使东德和西德合并为一个中立的德国。赫鲁晓夫认为贝利亚迟早会害死他们，于是他表面上顺应贝利亚，而背地里却和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密谋将其推翻。1953年6月26日的克里姆林宫会议上，马林科夫等人突然展开了对贝利亚的围攻，并在莫斯卡连科、朱可夫等军人的协助下将他逮捕。又于同年12月18日以叛国罪、恐怖主义和反革命罪将贝利亚处决。

1953年1月，清除贝利亚和随后解除国家安全机关的权力是最重要的转折点。贝利亚被除掉后，赫鲁晓夫迅速从原来的第六把交椅窜升至第三把，并且于1953年9月15日被宣布为“苏联共产党的第一书记”，但此时他的地位尚不稳固。从1953年秋天到1954年，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展开了斗争：马林科夫逐渐加强自己在政府中的影响力，而赫鲁晓夫则不断增强自己在党内的权势。1953年8月，马林科夫提出降低税收、增加国家对谷物的采购价格、鼓励农民经营小块自留地的农业政策。赫鲁晓夫为夺回声望，于是在9月提出了更高的采购价格、强化农民自留地等政策，并进一步计划开垦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荒地。1954年春夏期间，赫鲁晓夫鼓动30多万志愿者来到东部垦荒，由于缺乏调查和准备，这场运动在几年内演变为农业和生态上的灾难。于是赫鲁晓夫遭到了“寒流”。他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党的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受到其他领导人的审查；后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农业会议也主要是由马林科夫班子的领导人所控制。此间执政的已故英国工党领袖贝尔纳在谈及他1954年夏天访问莫斯科的印象时说，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成员中绝不是最突出的人物，他根本没有受到作为斯大林的接班人所应享有的尊重。赫鲁晓夫还对公众开放了克里姆林宫，在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此期间，暗中搞垮马林科夫的计划也在秘密进行着。赫鲁晓夫让法院调查团追查1949年发生的列宁格勒案件，他知道这起调查最终会把马林科夫牵扯进来。1954年间，赫鲁晓夫逐渐赢得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等人的支持。1955年2月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指控马林科夫对列宁格勒案件中的责任，最终马林科夫被解除了总理职务。

不过，随着赫鲁晓夫的政治对手马林科夫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赫鲁晓夫的地位逐渐得到了巩固。然而新的部长会议主席、国家机关和经济领域的新代表布尔加宁已经准备给党的机关和赫鲁晓夫之间划上明显的界限。但赫鲁晓夫在《真理报》和《共产党人》杂志上已非常明确地宣称，第一书记的任务是贯彻落实领导集体作出的决定，而不是自己作出决策。到了1955年的夏天和秋天，不懈努力的赫鲁晓夫终于在党的机关的帮助下，又重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赫鲁晓夫的亲信也大量进入中央书记处。

搞垮马林科夫后，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的矛盾逐渐升级。莫洛托夫反对赫鲁晓夫的垦荒政策，他更倾向于对已耕作的土地进行投资，同时他还对赫鲁晓夫住房政策表示不满。在外交政策上，莫洛托夫坚持认为南斯拉夫为修正主义国家，而赫鲁晓夫率领的代表团却抛下莫洛托夫于1955年5月主动访问了贝尔格莱德。在7月的全体会议上，赫鲁晓夫和主席团的所有其他成员对莫洛托夫展开了围攻，莫洛托夫被迫认错。赫鲁晓夫没有立即清算莫洛托夫，会议后他依然担任外交部长和主席团成员。亲斯大林的保守派的地位因此受到削弱。领导人继续围绕是否在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上公开批判斯大林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主词条：苏共二十大

1955年底时，数以千计的政治犯从古拉格劳改营中被释放回家。在苏共党代会之后，平反政策落实的人数已达到了几十万人。在搜集材料、促使重审案件和释放犯人的工作中，赫鲁晓夫发挥了带头作用。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前后，就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内的一部分人发生了激烈争论。在二十大召开之前，一部分主席团委员反对赫鲁晓夫在党代表大会上公开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经过协商，双方都做了妥协。主席团决定：赫鲁晓夫不在正式大会上，而在非正式的内部会议上另作一个专门报告，专门报告不以赫鲁晓夫个人的名义，而是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赫鲁晓夫同意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中不公开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苏联的1355名代表、来自55个国家工人政党使节和所有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领导人。在会上，赫鲁晓夫数次抨击党内存在的个人崇拜现象，但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在会议结束前夕的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赫鲁晓夫又作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但报告完后并没有就此进行讨论。在四个多小时的内部报告中，会场气氛始终热烈，不时发出激愤的喧哗声和不息的掌声。但是，在报告的过程中，赫鲁晓夫接到一张小条子，上面写道：“政治局委员们，你们在干什么？为什么允许这样大规模的暴行在我们国家发生？”这张条子反映了听众中一部分人对报告的不以为然。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国内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批评、责难一齐向赫鲁晓夫袭来，说他的报告失之肤浅，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社会根源和恐怖活动的现实条件并未从理论层面和历史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而且，对斯大林的批判也仅仅局限于1934至1953年的这段时期。同时指责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没有揭露斯大林属下的诸多罪行。克里姆林宫的许多领导人指责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太草率、太过火，由此引发的后果赫鲁晓夫是要负全部责任的。1956年12月中央委员会召开一次全体会议，会上宣布要对经济体制进行重大改革，而赫鲁晓夫却连讲话的机会都没有。他的地位又一次遭到威胁。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其巨大的震动。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中，赫鲁晓夫情绪激动的谴责了斯大林大清洗和驱逐少数族裔的罪行，猛烈抨击了他执政时期的农业政策所带来的灾难，还攻击了他军事指挥上的无能，并在最后表示要重新回到列宁主义的路线上来。讲话共持续了四个小时，报告的内容使代表们大为震惊，以至于“会场内一片寂静，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可以听见”。会议结束时，赫鲁晓夫要求代表们“不要把话题扩散到党外，更不用说媒体了”。然而在1956年3月1日，已经把经编辑改动不大的报告文本分发给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所有领导干部，而3月5日报告文本的封面上的“绝密”字样已经改为“不供发表”，苏共中央的印刷厂里紧急赶印上万份赫鲁晓夫报告，并装订成红皮小册子，分发给全苏境内的所有各州党委会、各市党委会和各区党委会，中央委员会建议召开吸收工人、军人和知识分子中的分子参加的各级党组织、共青团组织的会议，会上传达赫鲁晓夫的报告。同时，以色列情报机构在华沙获得了秘密报告文本，并于4月送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手里。1956年7月4日，《纽约时报》将其刊登。秘密报告的公开给共产主义集团带来一波猛烈的政治震荡。

1956年赫鲁晓夫对个人迷信及大规模政治恐怖的清算，也在东欧国家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匈牙利、波兰，甚至因为对斯大林及其在东欧的追随者的清算，而引发了重大的社会动乱。赫鲁晓夫的政敌以此为口实，指出东欧动乱是赫鲁晓夫推行“非斯大林化”政策的结果，认为此举给了人民太多的民主，因而引发了社会下层政治火山岩浆的喷发。赫鲁晓夫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在“匈牙利事件”前后的半年时间内，赫鲁晓夫一直保持沉默。他在一些公开场合一再宣称，自己是个比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还坚定的“斯大林分子”。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发表还引起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的强烈不满。他们在纪念斯大林逝世三周年之际，在第比利斯和其他大城市举行对斯大林的悼念活动，并逐渐转化为针对秘密报告的抗议和示威。1956年3月4日起，第比利斯的示威者高举斯大林画像，高呼“斯大林主义万岁”“打倒赫鲁晓夫”等口号，并强制征用公共汽车和电车在市内游行。3月10日，苏联当局使用部队和坦克驱散游行，部队和示威人群发生了冲突，最终士兵向人群开枪。由于官方没有正式报告，估计的伤亡人数大约在106人至800人之间，有数百人受伤，超过200人被逮捕。而另一方面，各级党组织纷纷起来，揭发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罪行，寻找“斯大林分子”。许多基层组织中，这两方面的人常常争斗得十分激烈。在此基础上，在知识分子中间开始形成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其中以苏联科学院的知识分子为最激烈。苏共中央主席团曾令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社会舆论进行严密监视和报告，并不得不作出专门的决议，来消除在内部传达二十大精神和“秘密报告”的过程所出现的“敌对破坏行动”。在党的高层，对斯大林持猛烈批评态度的也逐渐增多和加强，其中以朱可夫将军最为突出。1956年5月19日，朱可夫还准备了一份在中央全会上批判斯大林的发言稿。

主词条：波兹南事件、波兰十月事件、匈牙利十月事件

1956年，波兰人民共和国因肺病在莫斯科疗养的领导人波莱斯瓦夫·贝鲁特在读到赫鲁晓夫的一份秘密报告文件时，突然心脏病发作，于3月12日逝世。面对波兰国内日渐升温的反苏和反俄罗斯情绪，赫鲁晓夫于3月来到华沙参加了贝鲁特的葬礼，并向波兰政府做出含糊其词的解释。1956年6月28日，波兹南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和游行活动。示威者打出“我们要面包”的标语，要求波兰当局提升工人工资和减少税收。由于政府缺乏谈判的诚意，游行最终演变为骚乱。29日波兰政府派出装甲部队进入波兹南，并在次日平息骚乱。据官方统计，波兹南事件共造成74人死亡，800人受伤，658人被拘捕。

1956年7月，波兰二届七中全会推举曾因“右倾民族主义”入狱的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担任波兰领导人，并解除了苏联派来的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国防部长的职务。闻讯后的赫鲁晓夫立即向波党提出进行磋商的邀请，但波党以将召开八中全会为由拒绝了邀请。10月19日赫鲁晓夫突然单方面飞抵华沙，他一下飞机就愤怒的向波兰代表大吵大嚷，同时苏联军队也在向华沙推进。在哥穆尔卡的说服下，赫鲁晓夫最终同意苏军将不使用武装干涉，并将罗科索夫斯基调回苏联。

1955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斯大林主义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以“右翼分离主义”的罪名将有改革思想的总理纳吉·伊姆雷开除出党，这使匈牙利变成一个火药桶，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则将匈牙利彻底点燃。1956年10月23日，布达佩斯的学生举行了规模浩大的游行示威，庆祝哥穆尔卡在波兰的上台，要求匈牙利也进行类似的改革，重新任命纳吉为总理。示威群众还将斯大林雕像推倒。当天深夜匈牙利安全部队向示威人群开枪。10月24日早晨，苏军的坦克开进布达佩斯，这反使匈牙利的矛盾全面激化。10月30日，赫鲁晓夫在朱可夫等人的建议下作了苏军从匈牙利撤出的决定。然而匈牙利的局势已经完全失控，愤怒的群众袭击了布达佩斯共产党总部，并将数位安全警察处以私刑。同时纳吉呼吁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赫鲁晓夫在经历一番犹豫之后于10月31日发出命令，苏军随后再次进入匈牙利。11月4日，革命最终被苏军镇压。匈牙利有2500人死亡，13000人受伤。纳吉也于1958年被处决。

东欧的骚乱使赫鲁晓夫声望受损，他的反对者则借机形成联盟，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的门徒季米特里·谢皮洛夫密谋，共同向赫鲁晓夫发难。1957年6月18日，布尔加宁招呼赫鲁晓夫参加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部长委员会会议。会议刚开始，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轮番发言，猛烈抨击赫鲁晓夫，说他的政策是“托洛茨基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逼赫鲁晓夫承认错误并且辞职，否则，不排除逮捕他的可能性。赫鲁晓夫断然否定对他的一切指控，激烈的辩论整整延续了三天。最后表决，主席团以七票对四票通过撤销赫鲁晓夫的职务的决议。19日，由于自己曾经任命过很多地方官员，赫鲁晓夫便要求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他的支持者也准备将委员们运送到莫斯科来。长时间的辩论走漏了风声，在京的中央委员要求召开中央全会讨论赫鲁晓夫的去留。国防部长朱可夫下令用飞机将外地的中央委员空运到莫斯科。在多数中央委员强烈要求之下，6月22日，召开了中央全会。会上朱可夫严厉地指责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在斯大林时代大清洗中的罪行，反对派最终被击败。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都作了报告，结果，多数中央委员支持赫鲁晓夫。全会的决议谴责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撤销了他们的职务。

在六月事件之后，失败了的马林科夫一莫洛托夫集团的成员卡冈诺维奇曾从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室打电话给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哭着对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我认识你已经多年了。我恳求你别让那些人以他们在斯大林领导下对待人民的那种方式来处理我。”赫鲁晓夫答复卡冈诺维奇说，之所以把他们清洗出中央委员会，正是为了避免重演这样的历史。撤换了人便可以避免过去的灾难，赫鲁晓夫也是这么认识的。1957年6月，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集团进行了整整12天的辩论，最终把他们留在了党内。赫鲁晓夫遵守了诺言。这个派别集团的成员没有一个人被开除出党。

朱可夫在协助赫鲁晓夫清除“反党集团”后成为了主席团的重要成员，个人威望日渐升高，这引起了赫鲁晓夫的怀疑和恐惧。1957年10月19日，当朱可夫踏上前往巴尔干的航程时，赫鲁晓夫在一些主要将军的支持下，于主席团通过了一项谴责朱可夫的决议。朱可夫闻讯于五天后返回莫斯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他展开了一致的批评，并撤销了他国防部长的职务。

1958年3月底，布尔加宁也被从部长会议主席的位置上拉下马；其继任者当然非赫鲁晓夫莫属。从此，在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同时，赫鲁晓夫又获得了行政权力首脑的职责和权威。为统一领导所有与战争相关的部门，又专门成立了一个最高国防委员会，赫鲁晓夫随即被委以该委员会主席的职位。此时的赫鲁晓夫已身兼数职，独揽了党、政、军各方的大权。从1957年6月起，赫鲁晓夫的对手被纷纷拉下马，且这一过程一直在继续着。1958年9月，布尔加宁也被宣布为“反党分子”，同年11月，他作了自我批评。1959年2月召开的二十一大上，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分别进行了自我批评。1960年5月，伏罗希洛夫被撤销苏联国家领导人的职务，7月，他离开了国家机构，并且在1961年10月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被指控为“坚持反党立场”。

1961年，为防止个人崇拜死灰复燃，赫鲁赫夫做出了一项震惊世界的决定——把斯大林的遗体移出列宁墓。

1964年10月1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了讨论撤换赫鲁晓夫的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对赫采取了特殊的保安措施，从最初的预备会议开始起，到14日最后决议通过为止，对赫鲁晓夫进行了隔离。当时，赫鲁晓夫正在南方黑海边的中央别墅中度假。苏共中央在主席团会议上作出决定，将来在中央全会上由苏斯洛夫作主要发言人；并已内定选举勃列日涅夫为第一书记。随后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和赫鲁晓夫通了个电话，通知他主席团正在开会，说主要讨论赫鲁晓夫关于划分农业机构的计划草案。赫鲁晓夫起初拒绝返回莫斯科参加会议。隔了一段时间，勃列日涅夫再度用电话通知赫鲁晓夫，如他拒绝前来莫斯科，主席团将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开会。讨论议事日程，这样赫鲁晓夫才同意去莫斯科。飞机到莫斯科机场后，未让赫鲁晓夫回家。原准备保留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职务，但是后来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会议上态度粗暴，且带有污辱性的发言举动，因而苏共主席团最终决定不保留他的中委职务。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一直进行到10月13日深夜。就在10月6日夜间会议休息时，米高扬说服了赫鲁晓夫，要他自愿递交退休声明，即后来在报上发表的辞职申请书，称赫鲁晓夫因年龄和健康原因，已根据本人要求被解除职务，由于赫鲁晓夫最终与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能采取合作的态度，才决定于10月14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不对赫鲁晓夫本人展开广泛的讨论或尖锐的公开谴责。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10月14日上午继续开会，下午就转入举行经过充分准备的中央全会。中央全会由勃列日涅夫宣布开会，米高扬主持会议，苏斯洛夫作了关于撤销赫鲁晓夫的职务及其原因的报告。苏斯洛夫的报告，着重批评了赫鲁晓夫国内政策的错误，主要是有关农业政策、经济政策的错误，在有关组织问题方面，指责赫鲁晓夫搞个人迷信，任用亲朋当顾问，以听取亲朋顾问的意见来代替征询主席团的意见。在外交政策方面，指责他任用《消息报》总编辑、女婿阿朱别依以类似非正式外交部长身份行使职权，许多外交政策的制订都未征求外长葛罗米柯的意见。随后未经中央全会开展讨论，一致通过了撤销赫鲁晓夫的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以及取消他的中央委员资格的提案。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米高扬代表当局向他宣布退休后的待遇：成为“特殊养老金领取者”，退休金每月500卢布，配专车；目前的别墅和列宁山上的宅邸均归他终生使用（实际上三周之后即让他迁出宅邸，三个月之后又让他迁出别墅）；警卫和侍者不变，但人员全部换掉。自此赫鲁晓夫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搬进新家后，他总是自言自语：“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1965年开始，赫鲁晓夫终于开始慢慢适应领取养老金的日子。每天清晨起床后，他喜欢一边看报纸，一边激动地发着牢骚。外出散步时，他也总是携带着那台短波收音机，赫鲁晓夫经常用它来收听西方电台的俄语广播。

在苏联的政治生活中，赫鲁晓夫已经彻底被遗忘，但他对此并不十分在意。赫鲁晓夫决定用磁带录音机完成自己口授回忆录的夙愿，还让儿子找来了丘吉尔和戴高乐回忆录，用它们来当做自己撰写回忆录的参考书。1966年8月，在软禁状态下，赫鲁晓夫开始正式撰写回忆录，详细记述自己的政治生涯，披露重大事件的内情。在被克格勃发现后，勃列日涅夫严禁其从事回忆录写作，并采取窃听等手段来加强监视其言行。

在编写回忆录的最初阶段，赫鲁晓夫还在刻意回避窃听器，因此他只能在室外完成每天的工作，以至于在他的前期录音里经常会听到一些噪音。后来，他已经不再理会那些窃听设备，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这件事不可能长期隐瞒下去。很快，他的回忆录引起了官方的注意，而这也让赫鲁晓夫开始担心不已。他一边日复一日地撰写着回忆录，一边又时感到某种潜在的不安。在一次与儿子的谈话中，他说：”可能一切都是徒劳的，在我死后，他们就会拿走一切文字资料，要么彻底销毁，要么便彻底封存起来，外人是不会知道它们的去处的。“

1967年夏，赫鲁晓夫的名字又被人重新提起，一家美国媒体计划给他拍摄一部传记影片，而这却恰恰是有些人绝对不能容忍的。传记影片仅是一个小插曲，在这之后，赫鲁晓夫依然在坚持他的回忆录撰写。同年冬天，中央监察委员会主任阿维德·帕尔什终于开始亲自向他施加政治压力。赫鲁晓夫对此抗议说：“连我家的厕所都有窃听器！你们花费人民纳的税金，就是为了窃听我放屁吗？”被激怒的赫鲁晓夫毫不让步，直到把个人回忆录完成。

1968年4月16日，赫鲁晓夫被召去了中央，苏联当局要求他立即停止回忆录的撰写，并交出已经完成的手稿。但赫鲁晓夫拒绝妥协。赫鲁晓夫突然意识到，苏联根本找不到能够安全保存手稿和录音之处。因此，他决定接洽国外的一些海外出版商，准备将来出版回忆录。从此以后，赫鲁晓夫又恢复了以往一样平静的生活。1968年年底，他终于与一家国外出版商达成了出版意向。有人建议他将回忆录中涉及到某些军事秘密和当权者内幕的部分进行适当的删减，以免引起祸端，赫鲁晓夫欣然同意。他的家人在苏联克格勃没收书稿与录音带的情况下，秘密将书稿复印件运送到西方由利特尔·布劳恩公司出版。

1970年秋，他的回忆录出人意料地在西方出版了。回忆录出版后，不仅西方震动，苏共中央政治局也大吃一惊。赫鲁晓夫被叫到中央去，见他的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阿尔维德·雅诺维奇·佩尔谢，谈话使用的语气十分强硬。最后赫鲁晓夫签署了一个简短声明，坚决否认曾把回忆录交给任何一个出版社出版。然而他并不否认回忆录的存在，而且拒绝按照佩尔谢的要求宣布他的回忆录是捏造的。另外，他还挥着拳头警告佩尔谢，他有继续写回忆录的权利。后来，他继续工作，直到把回忆录全部写完。

1970年10月，赫鲁晓夫患了冠心病。1个月后，他住进医院。直到1971年初春，他一直躺在病床上。出院后，他坚持写完了回忆录，但身体已越加衰弱。1971年9月，他去看望女儿女婿，因采摘蘑菇累坏了，被送进了医院。第二天也即9月11日的下午，赫鲁晓夫病逝于医院中，终年77岁。当时守候在他身边的有他的妻子尼娜和女儿拉达。

1971年9月13日，举行赫鲁晓夫葬礼，《真理报》刊发一则简短消息如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沉痛宣布，1971年9月11日因久患重病医治无效苏共中央前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前主席，特级退休金领取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逝世，享年78岁。”此外，没有发表任何悼词或有关赫鲁晓夫介绍、悼念之类礼节性文字，也没有葬礼时间地点报道。

赫鲁晓夫女婿阿朱别伊回忆说，赫鲁晓夫死后，彼得罗夫娜接到“当局指示，葬礼必须完全是家庭性质的，没有任何官方仪式”。赫鲁晓夫被葬在新圣母公墓。那天葬礼现场情况，据《华盛顿邮报》记者罗伯特·凯译报道：“克格勃竭力不让普通公民进入新圣母公墓。只有穿便衣的密探、外国记者、亲属和几个近友。新领导人中无一人来但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联名送来一个大花圈。过着安静的退休生活的米高扬送了花圈。”

赫鲁晓夫一生中获得过七枚列宁勋章。1935年，莫斯科市民庆祝地铁第一期工程落成。由于赫鲁晓夫对地铁的建成所做出的努力和功绩，他被授予列宁勋章，这是他获得的第一枚勋章。1944年4月，赫鲁晓夫因为乌克兰地区的重建工作而获得奖赏于50岁生日时获得了第二枚列宁勋章。1957年4月，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授予赫鲁晓夫列宁勋章和第二枚“镰刀、锤头”金质奖章，对其在垦荒工作中的功绩给予表彰。

二战期间赫鲁晓夫任西南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第一乌克兰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期间因多次率军作战胜利被授中将军衔，获得二级苏沃洛夫勋章、一级库图佐夫勋章。二战结束后，苏联最高主席团于1945年5月9日创建并给赫鲁晓夫等所有参与卫国战争的将领与战士颁发了1941—1945年大卫国战争战胜德国奖章。1956年，根据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出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斯大林奖章于9月6日被更名为“加强国际和平”列宁国际奖，即“列宁和平奖”。1959年，赫鲁晓夫获得列宁和平奖章。1964年，赫鲁晓夫获得“苏联英雄”的勋章。

赫鲁晓夫一生中三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奖章。第一次是1954年4月18日，最后一次是1961年，由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为其颁发。

赫鲁晓夫还获得过劳动红旗勋章、保卫斯大林格勒奖章、苏联武装力量四十周年纪念奖章、苏联武装力量五十周年纪念奖章、莫斯科建城八百周年纪念奖章、列宁格勒建城两百五十周年纪念奖章、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英雄、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勋章、白狮勋章、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奖章、“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之星”一级勋章、卡尔·马克思勋章、苏赫巴托勋章、1941—1945年大卫国战争中忘我劳动奖章、卫国战争游击队员奖章、南方黑色冶金企业恢复奖章、处女地开发奖章、尼罗河骑士团奖章、舍甫琴科国家奖章、二级库图佐夫勋章等二十余枚奖章。

赫鲁晓夫执政期间曾多次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杂志上：

赫鲁晓夫的上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事物物极必反规律的体现。赫鲁晓夫上台面临着对内对外的严峻形势。对外美苏之间意识形态的对立犹如针尖对麦芒，军备竞赛连连升级，战争一触即发。苏联又严格控制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其他国家，特别是东欧各国，大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之道，干涉别国内政，把苏联的模式强加给他们，引起这些国家人民的强烈不满，积怨犹如干柴烈火。在国内“斯大林模式”的弊病已严重显现；所有制形式单一，“一大二公”，排斥其他所有制形式，片面追求高速度，并用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管理，从而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庞杂的官僚机构，排斥市场机制。当着计划推行不得力时，就配以政治斗争来贯彻。并且苏联的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心是在国防重工业上，而只用“剩余部分”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久而久之，这种“大兵营式”的高度集权的体制造成的僵化、低效，国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严重地挫伤了人民曾经爆发出来的高涨的积极性。使得苏联人民处于越来越压抑的状态。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逐步登上权力的顶峰。苏共二十大把国内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推向高潮。同时赫鲁晓夫着手对政治进行改革。主要表现在：加强集体领导，强调党政最高职务分开；努力改进苏维埃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整顿和改组内务机构，削弱内务部门和干部的特权，健全法制，平反冤假错案；建立干部更新制度，实行长期制和轮换制。这些措施有助于国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国内的政治空气开始活跃起来了，“解冻”文化也愈演愈烈。

赫鲁晓夫比较重视农业，1953年提出增加农业投资、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减少自留地产品的税额和交售任务等政策，随后又提出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大规模开垦荒地，1956年和1958年的粮食、肉、奶的产量都有较大的增长。但此后苏联的农业生产又走下坡路，为此，赫鲁晓夫又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如改组农业部，把地方党组织一分为二分别建立主管农业和主管工业的两个党组织，大力推广玉米种植，增加化肥生产和扩大灌溉面积等，但未收到应有的效果。在工业上，赫鲁晓夫坚持斯大林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批评偏离这条总路线和把发展轻工业提到首位的倾向，从而进一步扩大了第一部类生产和第二部类生产的严重比例失调。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赫鲁晓夫坚持计划经济体制，但在条块分权和增加企业有限的自主权上作了些小的修补，如把部门的条条管理改为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地区管理及减少下达企业的计划指标数等。与此同时，还注意改善人民的生活，如增加妇女的产假，提高养老金数额，实行周五日工作制，减免低工资收入者的所得税，提高服务业职工的工资，提高庄员的优抚金和补助金，大规模建设居民住房，等等。

赫鲁晓夫的改革曾取得过一定的成就。农业方面，1958年总产值比1953年增长51%。1959年粮食产量达13600万吨，比1953年增加5000万吨，庄员的人均收人从1953年的150美元提高到1958年的600美元。调整了农业结构，农业机械化程度大有提高。工业方面，1955年苏联绝大部分工业产量落后于美国。工业产值仅为美国的35%，到1964年工业产值已达到美国的65%。38在一些主要的工业产品方面已接近或超过美国。1953—1963年，工业产值增加了1.7倍。平均每年增长10.5%，比美国快1倍。科学技术有相当的发展，并且部分地赶上了世界科技革命的进程。1954年6月2日，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同年8月12日，萨哈罗夫设计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57年8月26日，苏联首先发射了第一颗洲际导弹，同年11月4日，又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

在政治上，赫鲁晓夫首先致力于否定斯大林，他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谴责斯大林“大清洗”和驱逐少数族裔的罪行、农业政策带来的灾难和军事指挥上的无能，并在最后表示要重新回到列宁主义的路线上来。这个报告在全世界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报告对于苏联打破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而在平反历史错案、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法制建设等方面有作用，也在客观上促使其他国家共产党打破对苏联模式的迷信，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引起人们对苏联共产党及其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怀疑和否定，也诱发了西欧和美国共产党的严重分裂。

以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为标志，赫鲁晓夫在重点分析个人崇拜的产生原因及其社会重点的基础上，展开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反对个人崇拜，实行集体领导原则，这在赫鲁晓夫执政初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苏共二十大四个月之后，苏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重要指示，举国上下大张旗鼓地反对个人崇拜，维护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这场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运动，初步显示出创新精神，对解放苏共及苏联广大群众的思想，活跃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和探讨，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性和广泛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基于对斯大林崇拜的批判，赫鲁晓夫相应进行一系列党和国家体制方面的改革。在政治体制上，赫鲁晓夫针对当时苏共党内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职务终身制等现象，提出实现党政领导体制民主化的一系列主张：

1.国家政权机关改革

①加强苏维埃的地位、扩大苏维埃的权限。赫鲁晓夫执政后，最高苏维埃加大立法力度，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和法律纲要，同时还修改和补充了许多法律法令，标志着最高苏维埃大规模立法活动的复苏。地方苏维埃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1957年1月，苏共中央《关于改进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工作和加强它们同群众的联系》的决议要求各加盟共和国党的和苏维埃的机关“采取实际措施扩大地方苏维埃的权力，首先是扩大它们在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编制地方工业和合作社工业企业的产品生产和产品分配计划方面的权力，以及在组织住宅建设、文化福利机关的建设，道路建设，发展建筑材料和燃料的生产和解决财政预算问题等方面的权力”。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也明确提出：“地方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力将扩大。它们将最终解决一切地方性的问题。”赫鲁晓夫还加强常设委员会建设。1954年之前的三届最高苏维埃每院只有资格审查、法律起草、财政和外事四个委员会，其工作也未引起广泛的注意。从赫鲁晓夫开始，常设委员会的建设得到明显加强。1957年1月，苏共中央《关于改进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工作和加强它们同群众的联系》的决议明确要求“扩大常设委员会的权限”。此后，苏维埃常设委员会数量增多，成员人数不断扩大。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及地方苏维埃也建立了各种常设委员会。这样，在苏维埃系统内就形成了较完整的常设委员会体系。据统计，第四至六届最高苏维埃常设委员会的总数增至9个；第七届最高苏维埃的常设委员会达到20个。

②调整政府机构，下放管理权限，精简工作人员。1956年以前，侧重于合并和精简政府机构，减少非生产人员约100万人。1957年实行工业和建筑业管理改组，使政府的部门机构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各经济行政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成为管理经济的主要机构。据统计，苏联部长会议属下，专业部1954年为47个，1958年减为18个，1962年为15个；委员会1954年为5个，1958年增为13个，1962年为29个。

③加强党和国家监督机关的作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监督机关的职能有所恢复，组织形式也有所变化。1957年8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法令，决定撤销国家监察部，成立部长会议监察委员会，以加强对政府决议执行情况的检查。赫鲁晓夫在1959年6月的中央全会上作报告指出：党和国家的纪律问题，是党和国家机构全体干部活动中基础的基础；应该在国家组织、经济组织和其他组织的各个环节加强监督工作。6月26日，苏共中央作出关于在生产企业和商业企业的基层党组织中成立监督委员会的决定，发布该监督委员会的工作条例。1962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成立党和国家统一的监督机关——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监察委员会以及相应的地方机关。苏共中央称这一改组遵循的原则是：“把列宁关于党和国家的监督结合起来，建立统一的、经常起作用的、有广大劳动群众参加的监督制度的指示作为这种制度的基础。”

2.党政领导体制改革

①主张党政最高领导职务分开。赫鲁晓夫在1953年3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提出将党政最高领导职务分开，要求继任部长会议主席的马林科夫在政府和党的领导工作之间任选一项。这对防止权力过度集中有意义。但是，赫鲁晓夫的这一主张当时主要是为打击马林科夫和削弱他的地位，而且，他本人在1958年取代布尔加宁兼任起部长会议主席。

②主张实行集体领导原则。赫鲁晓夫强调“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是集体领导”，一切重大问题由集体讨论决定，这对斯大林后期的个人集权和专断是一个大进步。在1958年3月前，苏共中央主席团基本上实现了集体领导原则，大政方针由10人领导核心确定。主席团如在某个问题上不能达到观点一致，则由简单多数票决定。苏联部长会议的情况也是这样。但是自1958年3月起，赫鲁晓夫作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又兼任了部长会议主席，将党政大权集于一身，重复历史上的错误，从而破坏了集体领导原则。

③定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充分发挥它们的决定作用。赫鲁晓夫执政11年中，苏共召开了3次代表大会、34次中央全会，这比斯大林时期召开7次代表大会、36次中央全会是一个的变化，特别是增加了中央全会的次数。赫鲁晓夫认为，主席团是中央全会的执行机关而不是上级机关，重大问题不能只由主席团决定，而必须经由中央全会的讨论、审查和批准。地方党组织的会议也必须定期召开。然而，赫鲁晓夫在1958年以后又逐步抛开集体领导和中央委员会，在许多问题上搞起了个人专断。

④设立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1962年1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所作的《关于苏联经济发展和改组党对国民经济的领导》的报告中指出，旧的党组织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党领导生产的障碍，党兼管工业和农业给挑选干部造成很大困难，不利于实行专业化和克服官僚主义。因此，必须“以生产原则为基础，自下而上地改组党的领导机构”。全会根据赫鲁晓夫报告通过的决议指出：“要内行地、经常和具体地领导生产，发展工业、农业和一切经济部门。”为克服以往党对国民经济领导中的缺点，“必须过渡到自下而上地建立党的领导机关的生产原则”。苏共中央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决定以生产原则为基础自上而下地改组党的领导机构。在州和边疆区一级成立两个独立的党组织：领导工业生产的党委会和领导农业生产的党委会。在苏共中央和加盟共和国中央成立工业生产领导局和农业生产领导局。州和边疆区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也相应划分为工业和农业苏维埃。这个做法和变化，包含有的主观动机。但是它以机械的分类和改组破坏了党的统一领导，造成了思想、政策和工作中的混乱，也避免了权力的过度集中。

3.法制改革和建设

①推动重审政治运动中的案件，释放大批政治犯。1954年4月30日，曾震惊全国的“日丹诺夫案件”得到了平反。在这一案件中，原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原联共中央组织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原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罗季奥诺夫、原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波普科夫等一大批高级干部被判处死刑，另有一批高级干部被判处多年徒刑。整个案件中被镇压的达到200余人，被牵连的则有2000余人。本案平反后，赫鲁晓夫与鲁坚科亲临列宁格勒，向这里的党的分子说明了该案的血腥与荒唐。12月14日至1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举行公审大会，对制造该案的有关责任人——前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国家安全部特大案件侦讯处处长列昂诺夫和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科马罗夫、利哈乔夫判处枪决。据有关材料，苏联从1953年到1955年释放被关押者1.2万人，他们大多是过去担任党政部门要职的人物。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大规模的平反工作开始了，赫鲁晓夫进一步复查以往的案件，平反冤假错案，恢复无辜者的名誉。几乎所有的政治犯都被释放，1935—1955年死于集中营和监狱的绝大多数人也都恢复了名誉。赫鲁晓夫亲自指示成立了近百个特别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包括一名检察院代表、一名中央委员会代表和一个早些时候获得释放和平反的党员。这些拥有充分权力的委员会，从莫斯科直奔各个集中营。他们仔细地审查各个案件并迅速予以解决：看申诉书，和犯人谈话，然后宣布释放。到1956年8月，全苏有几百万人获得了自由。大恐怖时期的受害者死后得到了平反，数百万囚犯重返了家园。这是赫鲁晓夫全面改革的前奏，它对国内的影响不亚于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到1957年，大多数劳动改造营被解散，余下者改组为劳动改造所，改造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对一部分犯人还采用“劳动改造移民区”的办法进行管理。赫鲁晓夫在任期间没有大的政治案件发生，对政治犯罪的起诉至多数百起。对异议人士的惩罚手段也换成了使之失业、解除大学职位、开除出党等方式，或以“社会威胁”为由强制入院治疗。

②修改和制定法律法令。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立法工作，1958年以前主要侧重于对原有的法律法令进行修改，此后开始制订新的法律。1958年1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关于刑事立法和刑事诉讼原则的新法案，以及对宪法中某些条款的修改和补充。1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一系列立法纲要和法律，前者如《法院组织立法纲要》《刑事诉讼纲要》《刑法纲要》等，后者如《关于国事罪的刑事责任法》《关于军事罪的刑事责任法》《关于取消剥夺选举权的判决法》等。立法纲要是苏联特有的一种立法形式，为各加盟共和国的立法提供了依据和指导，因而具有保证立法统一和促进立法更新的功用。1961年12月，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民事立法纲要》《民事诉讼纲要》。1962年7月，俄罗斯联邦修订了《苏俄刑法典》。此外，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苏联先后通过了许多法律和法令。上述法律和法令尚有不完备的地方，但毕竟是“有法可依”之路上的重大进展。

③调整国家安全机构并限制其权力。苏联内务部于1954年被分解出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后，便成为一个维持社会治安的机构。1960年1月撤销苏联内务部，其职权被移交给各加盟共和国内务部。1962年以后，各加盟共和国内务部又相继更名为“社会治安部”和“社会治安局”。苏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必须接受党和国家的领导，而不能像过去的内务部那样凌驾于国家之上，包揽逮捕、侦查、审理、判决的司法全过程。

④健全司法制度。赫鲁晓夫的举措主要有下述：（1）1954年8月颁布国家法令，在加盟共和国法院和州法院设立主席团，以便按监督程序就地审理案件。（2）1955年5月颁布《苏联检察长监督条例》，规定检察机关对一切机关、公职人员和苏联公民是否遵守法律实行监督，对审判机关作出的判决、决定和裁定是否合法与有无根据实行监督。（3）1957年2月颁布《苏联最高法院条例》，明确最高法院的职责，规定最高法院有权对审判实践中的问题作出指导性解释，有权按监督程序审理案件，但不能像以前那样可以审理一切案件。（4）苏共二十大以后，提高了律师的地位和作用，允许律师参加犯罪侦查。1962年7月，俄罗斯联邦颁布《苏俄律师协会条例》，规定了律师协会的组织形式与活动原则，以及律师的权利和义务。（5）在新的民事诉讼程序中强调了一系列民主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事案件采用集体审判制度；审判员以法律为准绳，享有充分的独立审判权；一切案件均公开审理。

4.干部制度改革

赫鲁晓夫时期提出了大力推进领导干部的年轻化、专业化和知识化的思想。他着重调整干部结构。强调注重干部的文化专业水平和实际能力。把大批受过专门教育的科技人员以及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党政干部充实、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赫鲁晓夫指出：“必须要大胆地提拔青年干部”，“必须提拔受过锻炼、通晓业务、有主动精神的人来担任领导工作。”他还强调：“经常更换干部，提拔在工作中成长起来的新同志，把年轻的工作人员同富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在我们党和国家的乐队中结合起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发展规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苏联党政领导干部结构出现年轻化的趋势。干部队伍也向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如乌克兰，在市党委书记和区党委书记、市和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委会主席中间，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工业专家或农业专家。

赫鲁晓夫推行的干部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且总体上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民主化的要求和发展更新的趋势，但也存在着问题。就赫鲁晓夫提出和推行的干部更换制度来说，本质上是一个勇敢的创举。但问题在于：有些层次的干部任期规定过短，更换比例规定过大；更换制度的设计未能深入考虑实践的复杂性，干部工作应有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改革本身低估了以往的终身制形成的惯性，以及由之而生的抵抗力量。因此，贸然急进行事，不仅触犯和得罪大多数干部，而且必然削弱改革的社会基础和力量。例如，他要取消干部终身制，对于党选举产生的各级领导机关（从地方到中央委员会成员），采取按一定比例经常更换的制度。每次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成员至少更换1/4。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