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吉·伊姆雷（匈牙利文：Imre Nagy；1896年6月7日——1958年6月16日。），匈牙利前总理。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改革家、党务和国务活动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杰出战士，匈牙利共产党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匈牙利社会主义改革的先驱。农民家庭出身，曾学钳工。前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匈牙利第二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匈牙利科学院院士。

1896年6月7日生于奥匈帝国匈牙利王国绍莫吉州首府考波什堡的一个贫苦农民出身的养路工人家庭。父亲纳吉·约瑟夫当过庄园仆人、县勤务员和铁路工人。母亲绍博尔·罗莎莉当过女佣。有三个姐妹（玛丽、特蕾萨和伊丽莎白）。妻子埃吉托·玛丽（1902——1978），两人于1925年结婚。女儿纳吉·伊丽莎白（1927——2008），记者、编辑、翻译家，是历史公证委员会和保留记忆纳吉·伊姆雷基金会的创建人和主席。女婿维希·亚诺什（1927——2003），保留记忆纳吉·伊姆雷基金会的创建人和主席。纳吉·伊姆雷1904年起先后在考波什堡的安娜街小学、鲍罗什街小学以及佩奇市小学学习，后在考波什堡读了四年中学。1912年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曾学五金工，在马瓦格厂当钳工助手。1914年2月1日加入匈牙利冶金和金属工人协会。

1914年12月被强征入伍，加入奥匈帝国军队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东线参加战斗，1917年7月在前线被俄军俘虏。1918年3月加入苏俄工农红军，同年6月加入在匈牙利战俘中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并被派遣到西伯利亚，同年9月被高尔察克白军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俘虏，旋即逃脱。1920——1921年在贝加尔湖地区的伊尔库茨克从事党的工作。

1920年5月加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1921年5月受党委派回国，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担任绍莫吉州党组织的领导职务，在农民中组织要求土地改革的左翼群众运动。1924年任绍莫吉州委书记。后因该州党组织立场激进，他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发生冲突，被开除出党。1925——1927年参加匈牙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工作。1926——1927年任考波什堡党委书记。1927年2月被霍尔蒂反动当局逮捕并判处两年徒刑，同年4月获释。之后他在共产党的报纸上发表调查报告，介绍匈牙利的农业和农民情况。

1928年3月移居维也纳，此后多次秘密潜回匈牙利。同年9月起领导匈共书记处农村部工作。1930年2月起侨居苏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一直在莫斯科从事农业政策的科学研究，深受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和布哈林理论的影响，撰写了3部书和20多篇科学论文。从这时候起，他与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理论就产生了歧见。

1930年2月，匈牙利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附近召开，纳吉在会上作了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批评了共产国际的某些农业政策。后来，他还数次批评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问题上所犯的错误。结果被指责为“在农民问题上表现出右倾观点”，被迫作出自我批评。这是因为当时共产国际主张东欧各国革命成功后，都要把没收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认为分配给农民个人是有害的，而纳吉根据实际情况主张匈牙利革命胜利后把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个人使用，以便在一个时期内发挥该国个体农业发达这一优势的作用。

1930年4月——1936年2月在莫斯科的苏联农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31——1932年在共产国际的列宁国际学校工作，1936年4月——1940年11月在苏联中央统计局工作。

1935年7~8月作为匈牙利共产党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6年1月8日被开除出党，1939年2月3日恢复党籍。在苏联大肃反运动中，包括库恩·贝拉在内不少的匈牙利共产党员都遭到清洗，但是纳吉“侥幸”逃过一劫。90年代揭秘的档案表明，纳吉侨居苏联后，便主动与苏联国家安全机构联系，并于1933 年自愿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0——1944年任莫斯科广播电台匈牙利语播音部代理编辑。苏德战争爆发后，纳吉报名参加苏联红军国际旅，准备上前线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军训结束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建议下，他被调离部队。1941年7月曾在苏联红军情报总部工作，1942年2月重回电台。1944年9月任莫斯科科苏特广播电台总编辑。

1944年9月参与制定匈牙利共产党土地改革计划。1944年11月1日，纳吉回到匈牙利。他是第一批随同苏联红军先头部队回国的在苏联流亡的匈牙利领导人之一。他与同行的格罗·埃诺、雷瓦伊·约瑟夫、法尔卡什·米哈伊等同志一起，在解放了的第一个大城市塞格德，建立了匈牙利共产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同年11月7日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参加了匈牙利代表团的停战谈判。同年11月29日任匈牙利解放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负责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提供关于在即将解放的匈牙利建立民族独立阵线和制订匈牙利共产党纲领的报告，其中包括战后建立匈牙利政府的设想等内容。1944年12月1—5日，纳吉·伊姆雷、拉科西·马加什、格罗·埃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莫洛托夫商讨在匈牙利德布勒森建立临时政府以及政策立场等相关问题。

1944年12月22日——1945年11月15日任匈牙利临时国民政府农业部长。1945年3月17日匈牙利颁布土改法，开展广泛的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1945年4月当选为临时国民议会代表，同年11月当选为国民议会代表。1945年5月在匈牙利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当选为匈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48年6月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匈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45年夏任临时承担国家元首工作的国家最高苏维埃三委员之一。1945年11月15日——1946年2月4日任匈牙利蒂尔迪·佐尔坦联合政府内务部长，1946年2月4日——1946年3月20日任匈牙利第二共和国纳吉·费伦茨联合政府内务部长。1947年9月16日——1949年6月8日任匈牙利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

1948年与拉科西·马加什为首的领导集团在农业集体化等方面公开发生矛盾。拉科西等党的主要领导人根据斯大林关于东欧各国加速农业合作化的指示，提出三四年内就使全国90%的农民入社。纳吉主张匈牙利的农业合作化要根据现有条件分阶段地进行。另外，他还认为匈牙利农民分得土地还不到3年，就强行把他们刚刚获得的小块土地夺走，不知会产生多少悲剧。在一次与拉科西的谈话中，纳吉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说“用这种方法建设社会主义是错误的”。他在自己《与中农的关系》一文中更加详尽地阐述了这种看法，表示“我认为这样的计划……是不现实的、错误的、过火的。”“执行这样的计划就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我们要跳过我们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1949年3月在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会上与拉科西、格罗等激烈辩论。1949年9月在党中央全会上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犯有“布哈林倾向的错误”。他虽然遵照共产党内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了检讨，但还是被从政治局除名，转而从事农业研究。这段时间正是拉科西一伙实行极“左”政策进行全盘苏化和对党内外人士搞大清洗的高峰期，纳吉因为被贬谪避免了在高层参与权力斗争和一系列迫害无辜的事件。

1948年9月任布达佩斯经济大学经济系主任。1948——1951年、1952——1956年任布达佩斯经济大学教授。1950年当选为匈牙利科学院通讯院士，1953——1955年5月、1955年10月——1956年11月为匈牙利科学院院士。

1950年6月1日，纳吉·伊姆雷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行政部部长，负责党对军队的监督等工作。在作了自我批评后，1951年3月2日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当选为书记处书记。1950年12月——1952年1月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食品部长，1952年1——11月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征购部长，1952年11月14日——1953年7月4日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副总理）。1953年纳吉作为反教条主义的代表，在执行党中央6月全会决议方面起了积极作用。1953年7月4日——1955年4月18日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总理）。纳吉的施政纲领与拉科西等人的政治主张发生尖锐冲突，1955年4月被撤职，12月被开除出党。1956年10月24日恢复党籍，重新当选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期间，10月24日——11月4日重任部长会议主席，11月1日兼任外交部长，公开宣布要求苏军立即撤走，匈牙利政府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并实行中立，请求联合国干预。1956年10月26日，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28日当选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主席团委员。1956年10月30日——11月7日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58年以组织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罪和叛国罪，被判处死刑，6月16日在布达佩斯被处决，终年62岁。

在短短的几年当中，拉科西·马加什与格罗·埃诺、雷瓦伊·约瑟夫和法尔卡什·米哈伊结为“四人集团”(又称“四驾马车”)独断专行，无视本国具体条件，机械地照搬苏联的经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严重失误，结果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他们还大搞个人迷信、破坏民主与法制，制造许多冤假错案，实行群众性恐怖。拉科西一伙就这样紧紧追随莫斯科，把一种陌生的“斯大林主义”制度强加在本民族头上，很快失去解放之初人民对共产党的拥护，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到1953年，匈牙利已形成全国性的“民族对抗”局面。“对抗”的一方是匈牙利广大人民群众，另一方是以拉科西为代表的机械推行苏联斯大林政策的领导集团。这种状况的出现对苏联的利益是严重的威胁。

1953年3月斯大林病逝后，苏共中央开始反对个人崇拜，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也对自己的政策进行检查。不久，拉科西·马加什、纳吉·伊姆雷率匈牙利党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针对匈牙利日益恶化的政治经济形势，拉科西受到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贝利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等苏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严厉指责，克里姆林宫方面批评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左倾错误政策并敦促予以改正。在苏联干预下，1953年6月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会第一次批判了拉科西“四人集团”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错误，拉科西“四人集团”作了自我批评。全会决定拉科西不再兼任总理，建议由纳吉·伊姆雷任总理，全会要求加强党群关系，巩固工农联盟。全会决定放慢经济发展的工业化速度，特别是重工业发展和投资速度，增加对农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投资，不追求合作社数量上的发展；敦促削减过分的集中，让企业和地方机构有更大的自主权；表示要提高居民首先是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提高工资，减免农业征购和税收负担，改善商品供应；还提出了加强法制的重要措施，诸如解散集中营、平反冤假错案等。从此开始了被之称为新阶段的时期和第一次改革尝试。

纳吉·伊姆雷与拉科西等人同属解放前长期流亡苏联的匈共国外局领导人，在“莫斯科派”中，纳吉更加温和、务实，富有改革精神，在群众中有很高威信，因此受到苏联领导集团的喜爱，被视为缓解匈牙利社会矛盾，恢复崩溃的经济和保持社会安定的最佳人选。作为1953年反教条主义的代表，纳吉在执行匈党6月全会决议方面起了积极作用。1953年7月，纳吉出任总理后在国民议会宣布施政纲领，受到人民的广泛欢迎。政府根据党的建议，修改了国民经济计划，提高了工资，改善了市场供应和职工福利，降低了工业品价格，放宽了农产品征购的规定，取消对农产品流通的限制，增加自留地面积，允许退社和解散生产合作社，给予合作社交售、财政和纳税优惠，重新发放手工业执照，精简机构，设立检察院，解散集中营，开始审理违法案件。但匈党主要领导人对6月决议作出不同解释，党内逐渐形成以拉科西和纳吉为代表的两个对立集团，矛盾日趋尖锐化、公开化。

同时“新阶段”刚刚起步便受到来自苏联的干扰。1953年6月贝利亚垮台了，马林科夫的地位随之大大削弱。马林科夫在苏联是经济改革的主要代言人，纳吉被认为是他的门徒。苏共领导中的强硬派莫洛托夫在贝利亚倒台后马上打电话警告拉科西和纳吉，说匈党中央的决议对1953年以前的工作批评过火。这时，一直想收回权力的拉科西受到鼓舞，便开始对“新阶段”发起攻击。他在布达佩斯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公开发表不同意见，煽动党员抵制“新阶段”政策，造成群众思想混乱。

执行新阶段政策后，一批缺乏基础的生产合作社被解散，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市场供应明显改善。政府决定把药店、磨坊、电影院、图书馆、大部分商店、地方工交企业下放地方议会。中央委员会在放慢工业发展速度上意见一致，但对轻重工业比例问题争论不休。一大批大型投资项目匆忙下马，引起党内思想混乱。党内争论使第二个五年计划未能在1955年开始。1954年5月，劳动人民党“三大”决定，从1956年开始执行“二五”计划（1956——1960年）。在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上，对违法案件负有主要责任的拉科西等人故意拖延对案件的重新审理。匈党“三大”后对案件的审理工作有所进展，无辜判刑者被释放，但平反工作进展缓慢，尤其是拖延拉伊克案件，加剧了党内外的愤懑情绪。

1954年秋随着调整中出现的经济困难，党内矛盾激化，在10月召开的讨论国民经济问题的中央全会上，两派的斗争公开化。纳吉和拉科西唇枪舌剑激烈交锋。纳吉等人把困难的责任推到“左倾反对派”身上，而拉科西等人则批评纳吉的政策为右倾政策。

在1954年10月召开的匈牙利爱国人民阵线全国代表大会上，纳吉的女婿亚诺什·费伦茨当选为阵线总书记，他和其他拥护纳吉的人把人民阵线当做谴责和声讨拉科西错误的论坛。纳吉1954年10月在党报《人民自由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披露了中央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几天后又在爱国人民阵线成立大会上发表了倡导发展“社会生活民主”的讲话，这为拉科西一伙进行反扑提供了口实。正在莫斯科休养的拉科西抓住纳吉的这个“小辫子”。拉科西一伙乘机在苏联领导人中间大肆活动，终于告倒了纳吉，并立即返回匈牙利，在苏联领导人的支持下开始围剿纳吉和封杀“新阶段”改革。克里姆林宫的主人这时之所以要抛弃纳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纳吉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苏联领导人给他的任务只是在匈牙利尽快简单地恢复经济和社会秩序，而他却要在经济、政治领域认真地搞改革，在利用市场、扩大民主等方面大胆妄为地突破了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神圣模式的框架。

1955年1月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在莫斯科再次召见拉科西和纳吉等匈牙利领导人，纳吉被送上“被告席”。然而纳吉据理相争，在苏共领导面前拒不进行检讨，坚决捍卫“新阶段”改革。这使拉科西有了进一步打击纳吉的理由。在苏共中央内部，1954年8月，马林科夫提出在坚持原来优先发展重工业传统方针的同时，加速发展轻工业、消费品工业使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改进。马林科夫的“新方针”受到赫鲁晓夫等人的反对。同年12月起，苏联领导人重新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1955年1月，赫鲁晓夫等人利用轻、重工业的比例问题指责马林科夫，迫使他在1955年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辞职”。拉科西等人便指控纳吉是“马林科夫的人”。1955年3月2日至4日，拉科西主持召开中央全会，提出纳吉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不久，纳吉声明“出于政治原因”辞去政府总理职务，匈党将他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1955年12月，匈党中央宣布开除纳吉的党籍，理由是他拒绝检讨错误和在自己周围纠集成“反党集团”。

从此，“新阶段”改革无疾而终，拉科西在许多方面又恢复了他1953年6月以前的极“左”政策。这种专断，加剧了宗派斗争。在纳吉周围集结了一大批改革政策的支持者，他们主要是一些科学家、作家、记者、艺术家等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形成了有组织的反对派。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了个人崇拜，赫鲁晓夫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政治报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掀起轩然大波，引发政治海啸。匈牙利党内外要求纠正左倾错误的呼声越来越高。拉科西·马加什一伙仍然拒绝纠正过去犯下的错误与罪行，引起党内外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党内外反对派遂联合起来，要求清算拉科西集团，反对派提出改组党中央、惩办拉科西和恢复纳吉的职务。在这种情况下，拉科西仍不主动检讨错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先后抵达匈牙利，插手匈党内部事务，先要求加强党中央的团结，后又要拉科西辞职。1956年7月，匈党召开中央全会，确认1955年党的领导重犯了1953年6月以前的部分错误，拉科西下台，其亲信格罗·埃诺任第一书记。会议通过《全党团结起来，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决议。但全会未能扭转局势。同年10月，匈牙利局势急剧恶化，国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到处煽风点火，西方国家以加强宣传攻势，秘密给予右翼地下组织以大力资助，匈牙利的事态越来越难以控制，最终演变为反共反苏的大规模骚乱和武装暴动。在苏联的干预下，1956年10月14日，匈党中央全会恢复纳吉·伊姆雷的党籍。1956年10月23日晚，匈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改组领导机构，在纳吉表示对党忠诚和要挫败敌人预谋后，恢复了他的政治局委员和政府总理职务，并决定对暴动采取严厉措施和请求苏军帮助恢复秩序。

纳吉二度组阁执政后，宣布实行紧急状态，要暴动者放下武器，但随后又反对武力镇压。1956年10月25日，匈党中央支持纳吉的建议，尝试以不流血的方式结束暴乱，格罗·埃诺下台，卡达尔·亚诺什任党中央第一书记和内阁国务部长。匈党中央发表声明，提出成立民族政府；调整苏匈关系；一俟秩序恢复立即撤退苏军；成立工厂委员会；大赦；不脱离社会主义道路；制定农业政策，爱国人民阵线政策等纲领的6点建议。28日，在匈党中央会议上，试图以改变对事件的评价来缓和局势的意见占上风，同意要求苏军撤离，解散国家保安局。纳吉称事件是人民运动、民族民主运动。党中央设立6人主席团，卡达尔任主席。30日，进而解散劳动人民党，成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设立7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纳吉派占多数。同日，纳吉宣布结束一党统治，实行多党制，建立联合政府，苏军开始撤出布达佩斯。但局势并未就此缓和，暴动者拒绝放下武器，并得寸进尺，进一步提出新的要求，各地出现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白色恐怖。纳吉政府却一味妥协让步。11月1日，纳吉宣布废除华沙条约并退出华约组织、匈牙利中立，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吁请联合国干预，要求四大国给予援助保护匈牙利的中立，11月3日再度改组政府，以1945年党派比例为基础。被释放的红衣主教明曾蒂公开发表声明，要求恢复私有制。卡达尔等人退出纳吉政府成立工农革命政府。11月4日请求苏联出兵镇压反革命。苏联在得到美国不会介入的保证，并与中国等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磋商达成一致后决定出兵镇压，从这一刻起，纳吉的悲剧结局就已注定。

暴乱被镇压后，纳吉等人进入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南斯拉夫方面迫于压力，在得到匈牙利新政府保证纳吉等人的生命安全的前提下，最终同意交出纳吉，让他回到自己的住宅里，加以监护。但纳吉等人随即被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时任苏联驻匈大使，后来的克格勃主席和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大将）和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苏联内务部长、克格勃主席，苏联大将）诱捕。纳吉等人后被送往罗马尼亚，被软禁在斯纳戈夫的政府别墅。在此期间，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埃米尔·波德纳拉希、亚历山德鲁·德勒吉奇等罗马尼亚领导人多次劝说其改变立场，承认和支持卡达尔的新政府，并表示愿提供政治庇护，但纳吉均予以拒绝。

1957年4月，纳吉·伊姆雷及其助手被押解回国接受审判，1958年6月16日，纳吉·伊姆雷、马勒特尔·帕尔、基迈什·米克洛什、希拉基·约什卡等人以组织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罪和叛国罪被执行绞刑，洛松齐·格佐已经病死在狱中。

纳吉是苏联一手扶植起来的，最终被苏联所抛弃。在匈牙利十月事件中，他从上任的第一天起就试图以谈判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并不停地接待一波又一波的民运代表，他既反对骚乱更担心引发失控的全国性动乱甚至暴乱，也反对以武力镇压这场具有大量骚乱甚至严重暴行交织其中的民主运动。但是，人们越来越激进，纳吉的威信也越来越无效。当人民知道苏军进入首都之后，他们不仅完全失去了耐心，更质疑纳吉是邀请苏军前来镇压的凶手，纳吉有口难辨。纳吉受到了民众与苏共的双重不信任，这悲剧就是注定了，他不该这个时候“力挽狂澜”，那种势不两立的公然的尖锐对立，除了一方以武力铁腕解决，已无和平解决的任何希望，人民对苏共这个“太上皇”及其拉科西等犯下的滔天大罪痛恨到极点已经爆发了，纳吉岂能凭借和平之手扑灭。也许可以，那就是将躲在苏联的那个恶魔押回公审后碎尸万段——这样的极端手法也许能够迅速平息民愤——如果换成拉科西之流一定会毫不犹豫，但纳吉做不到，也没能力做到。

纳吉的悲剧结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涉及改革的问题上，从此以后，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无不小心翼翼，谨慎地对待改革，以不触犯苏联为底线。纳吉事件又一次给他们敲响了警钟，如果改革步伐迈得过大，超出了克里姆林宫容忍的范围，那失去的不只是权力，甚至还有可能是身家性命。这几乎成了东欧各国冲击斯大林模式的命运的缩影。

据说，在纳吉临刑前，卡达尔与纳吉进行了最后的“私人谈话”。卡达尔说：“你的改革也许是对的，但至少早了20年。”

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新领导对事件性质的提法逐步变化。1956年11月4日《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告匈牙利人民书》曾认为10月23日运动的目的是纠正拉科西和他的同谋者所犯下的反党、反人民的错误，保卫民族独立和主权；反动分子利用了党在建设过程中的所犯的错误，把许多正直的劳动人民，特别是把大部分具有正义爱国觉悟的青年引入迷途；反革命势力利用了纳吉政府的软弱无能而横行霸道。6日，匈党临时中央号召书指出，群众的不满是由过去的错误引起的，但是，这种不满绝不是反对人民政权。表明“必须坚决摆脱拉科西集团的有害政策和方法”，“也要坚决粉碎纳吉—洛松齐集团”。

1956年11月11日，卡达尔在广播讲话中说，应当从曾经对国家和党的领导有决定影响的拉科西集团所犯的、给劳动人民带来损失的严重错误和罪行中寻找10月23日开始的人民运动的基本原因；认为纳吉及其集团都不愿意自觉地帮助反革命，但在压力下，犯下了反人民的严重政治罪行。12月初，匈党临时中央会议统一看法，确定事件的反革命性质。1956年十月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提出事件发生的四个基本原因是：1.有决定性影响的拉科西—格罗集团从1948年底起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基础；2.党内反对派纳吉一翼对10月事件的发生及其悲剧性转着起了重要作用；3.霍尔蒂法西斯和匈牙利资本家——地主反革命是根本因素；4.国际帝国主义在匈牙利事件中起了决定性的主要作用。1957年2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通过决议，将右倾修正主义集团头目纳吉·伊姆雷、洛松齐·格佐“永远开除出党”。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危机，匈牙利社会日益动荡，要求变革和重新评价1956年事件的呼声日渐高涨。1988年5月，领导匈牙利长达32年的卡达尔·亚诺什下台。1989年2月10日~11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全会的公报，称1956年事件是“人民起义”，但在接下来的发展过程中“反革命分子利用这一事件为他们的利益服务”。这次重新评价，肯定了前半期是“人民起义”，后半期“反革命行动增多”。与过去的结论相比，突出了前半期的革命性质，淡化了后期的反革命色彩。还有一点与过去不同，也为人们所忽视的新提法是：“在这次起义中，民主社会主义力量起了作用”，在客观上为当时党内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起到了先导的作用。

1989年5月，匈牙利最高检察院总检察长宣布，经复查，决定撤销1958年6月对纳吉及其同案人审判的决定。

1989年5月31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全会就重新安葬纳吉等人一事发表公报指出：“中央委员会认为，1989年6月16日安葬纳吉和他的战友具有历史的象征意义。

纳吉·伊姆雷是1945年以后匈牙利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一生同共产主义运动是密不可分的。他是社会主义改革政策的象征。

1956年10月，他再次担任总理。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中，他为拯救国家而斗争。他既要为反对斯大林主义对匈的束缚而斗争，又要为医治民族创伤而斗争。他既要排除外来的干涉，又要同隐藏在人民起义后面的反革命活动作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在党和政府中的同行都没有给他以应有的支持。在这场急剧变化的事件中，纳吉·伊姆雷本人也表现不够坚定。他在判断国际形势和后果方面失误，提出了错误的外交政策。尽管如此，他的名字仍然同民族独立，同承认自治及民主的多党制形式的多元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联系在一起。

1956年11月1~4日，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同时党和政府也分裂了。纳吉·伊姆雷没有根据当时的内外条件的要求必须做出的妥协，没有进行通过对原有政治体制部分修改而可以进行的改革。这导致了他个人的悲剧，直至由于政治原因而被不公正地判处死刑。”

1989年6月14日，匈牙利政府就重新安葬纳吉等人发表声明，对他表示悼念。声明称：“纳吉·伊姆雷是杰出的国家领导人。他认识到，必须改变同我国传统格格不入的、没有生命力的政策；必须体现匈牙利的民族特点，实现不可磨灭的人的价值。纳吉及其拥护者的思想以及所追求的具有民主、人道和民族特色的目标是现今匈牙利政府政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政府坚决同过去错误的报复性措施划清界限，决心结束曾带来许多痛苦的时期。政府号召全国团结起来，集中我们的力量和创造力，建设一个新的、民主的匈牙利。”

1989年6月16日，即纳吉·伊姆雷被处决31周年纪念日，纳吉等人被重新安葬，全国有25万人参加吊唁安葬活动。同年7月，匈牙利最高法院宣布1958年对他的判决违法、无效。

纳吉·伊姆雷主要著作有：《农业问题》、《十年》（两卷）、《关于共产主义》、《道德与伦理》、《当前的几个迫切问题》、《国际关系的五项原则和我国的外交政策》、《暴风雨般的人生》、《斯纳戈夫，思考，回忆录：1956——195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