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丹诺夫案件是1949~1950年间苏联发生的一起重大的政治冤案。1949年列宁格勒党组织的一大批负责干部和著名人士突然被捕。此案牵连到联共中央领导人，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库兹涅佐夫以及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罗吉奥诺夫。1950年9月，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确定以上三人犯有“叛国罪”，判处死刑。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宣布这是贝利亚等人策划的冤案，宣布为受害者和列宁格勒党委会恢复名誉。1957年2月，苏共中央监委会决定恢复沃兹涅先斯基等人的党籍。

1949年列宁格勒党组织的一大批负责干部和著名人士突然被捕。此案牵连到联共中央领导人，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库兹涅佐夫以及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罗吉奥诺夫。1950年9月，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确定以上三人犯有“叛国罪”，判处死刑。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宣布这是贝利亚等人策划的冤案，宣布为受害者和列宁格勒党委会恢复名誉。1957年2月，苏共中央监委会决定恢复沃兹涅先斯基等人的党籍。

日丹诺夫是曾经是斯大林最宠爱的理论家，在基洛夫遇刺后长期担任列宁格勒市委书记。战后他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开展了一系列整肃文艺的运动。他在1948年时还很年轻就逝世了，他的死没有什么秘密也没有什么阴谋，而是死于突发的心脏病。他死后由马林科夫接替他成为斯大林有可能的接班人。日丹诺夫是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不在于他的生，还在于他的死。生造就了他的悲剧，死延续了他的悲剧......

1953年1月13日，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传来——前苏联领导人日丹诺夫是被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工作的犹太医生谋杀了。这个被称为“医生阴谋”的案件，牵连了苏联当时许多著名的医生，并且有好几个医生承认参与了这场可怕的阴谋。很快，大规模的逮捕席卷而来……这就是所谓的“日丹诺夫案件”又称“列宁格勒案件”。在马林科夫的授意下清除了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的亲信，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先后被害，只有柯西金幸存。

在这件案子里遭到逮捕、审判和枪毙的是那些在战争中曾经保卫过列宁格勒的人。在斯大林策划的案件当中，这大概是最令人迷惑不解的一个。关于被捕者的情况没有任何记录，庭审和判决情况也没有公布。亲人们也不怀疑，他们的父亲和丈夫已被枪决。

而在此案中被枪决的不是那些医生一破坏分子，不是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而是年轻的党务工作者，列宁格勒保卫战的组织者。所有这些人都是被斯大林发现并由他提拔上来的。他们当中包括：中央书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库兹涅佐夫．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委主任兼政府副主席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中央组织部成员、俄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罗季奥诺夫。

这些列宁格勒人受到的指控是，他们进行了破坏活动，使列宁格勒党组织同中央委员会对抗。当局还说，他们想建立俄罗斯共产党，以便提高俄联邦在苏联的地位并将俄罗斯政府从莫斯科迁往列宁格勒。

报纸上对“列宁格勒案”只字未提。但在庞大的党内机构中都知道，整个一个党组织受到了惩罚。数百名来自列宁格勒的党务工作者--当时他们已是遍布全国各地--被抓进监狱，撤销职务。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也知道，国内没有，也不会有一人幸免于难。这是一次警示性的惩罚。

战后围绕着斯大林的力量是这样分布的：贝利亚、马林科夫都与分管经济问题的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保持着紧密的工作关系。他们是一个派别。他们把自己人提到政府有影响的职位上来。接下来加入这一派的是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还是前者领导莫斯科苏维埃，后者领导莫斯科市党委时两人就交好了。

“第二派，后来称为列宁格勒派，”据苏多普拉托夫的看法，“包括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国家计委领导人沃兹涅先斯基，党中央第二书记日丹诺夫，负责干部、其中也包括国家安全机关干部的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罗季奥诺夫，部长会议分管轻工业和财政的副主席柯西金……这一派任命自己人担任区党组织的书记。”

随着斯大林越来越常提出应该选择党和国家领导的继承人问题，国家领导人中间的斗争也加剧了。莫洛托夫回忆：“战后斯大林曾打算退休并在用餐时说：‘现在让维亚切斯拉夫工作一下。他比较年轻。’谈话是在他的别墅里，范围比较小。”1946年5月与斯大林会见的南斯拉夫人士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斯大林说，取代他的“将是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认为莫洛托夫可能成为斯大林的继承人，对此米高扬写道：“大家明白，继承人要是俄罗斯人，而且总的来说，莫洛托夫显然是个人物。”但是斯大林对莫洛托夫的态度有所改变，其原因下面再说，据米高扬说，斯大林在部长会议中把希望寄托在沃兹涅先斯基身上。

据Я．E．恰达耶夫说，“斯大林相当器重沃兹涅先斯基的智慧和组织才能，交付给他比较重要的事”。像苏联的许多年轻领导人一样，沃兹涅先斯基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不同，他受过高等教育。从一切迹象来判断，沃兹涅先斯基身上吸引斯大林的是他领导计划部门的经验以及使他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扎实的理论功底。恰达耶夫写道：“在我的记忆中沃兹涅先斯基是个有魄力、原则性强和内行的领导人。这个人有广阔的视野，精力充沛，对问题深思熟虑，兼有大政治家的分析头脑和远见，以及经济干部的干练和认真务实……他注意的中心是完善计划的问题……但是他不会掩饰自己的情绪，过于暴躁。而且不好的情绪表现为极易动怒，高傲和自大……无论哪个工作人员去他那里受召见时，都不知道一切是否会顺利，都希望他别突然发火，别劈头盖脸抛出辛辣的讽刺、刻毒的嘲笑。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有一个谈话的习惯：从吹毛求疵开始。”沃兹涅先斯基性格上的优点和弱点都造成了他很快就在政治局里树敌。

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对沃兹涅先斯基在十八次党代表会议（1941年2月）上所作的报告草案作了否定的评述，恰达耶夫可以证明。“斯大林肯定了沃兹涅先斯基的报告。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修改意见没有受到注意，这引起了他们的暗中不满。确实，他们没有公开说出这一点，但是他们对沃兹涅先斯基的非凡才能简直怀着难以遏制的嫉妒，难以自拔。而主要是难以掩饰的嫉恨——因为斯大林对他充满巨大的信任。”

同事们对沃兹涅先斯基这样的态度加上他又喜欢把任何分歧尖锐化，这就形成了他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发生无休止冲突的土壤。H．K．巴伊巴科夫在自己的回忆中指出，沃兹涅先斯基与卡冈诺维奇有“特别尖锐的冲突”。他记得沃兹涅先斯基与贝利亚也有冲突。

其他政治局委员对沃兹涅先斯基显然也并不喜欢。米高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评价说沃兹涅先斯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有丰富的知识，同时也说出了对他的某些理论观点的怀疑，还注意到国家计委主席对苏联国民经济的具体实际情况不够了解。米高扬在批评沃兹涅先斯基“自负”和“傲慢”的同时，指责他有“沙文主义”和对非俄罗斯人的不容忍态度。显然，斯大林也相信沃兹涅先斯基有“大国沙文主义”的毛病。米高扬写道，“斯大林甚至对我们说，沃兹涅先斯基是少有的大国沙文主义者。对于他来说，斯大林说，不仅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甚至乌克兰人都不是人”。斯大林仍然认为沃兹涅先斯基是领导国家经济方面工作的接班人，同时他开始寻找党的领导人的候选人。

米高扬写道，“好像这是1948年。有一次斯大林把所有在黑海地区休养的人召到里察湖畔自己的别墅。在那里他当着大家的面宣布，政治局委员们在变老。（虽然大部分人五十岁多一点，都比斯大林年轻十五至十七岁，除了莫洛托夫，但就是他也跟斯大林差十一岁。）斯大林指着库兹涅佐夫说，未来的领导人应该是年轻的（他四十二到四十三岁），总之，这样的人将来能成为领导党和中央的他的继承人”。据米高扬说，“斯大林提出库兹涅佐夫，丝毫也不伤害日丹诺夫，相反还加强他的阵地，因为是日丹诺夫亲自推荐他当中央书记的，而且，多半是把干部和国家安全部交给他监督”。

米高扬认为，库兹涅佐夫不应该占据监督干部和国家安全部的中央书记的职位。根据在政治的奥林匹斯山历练出来的丰富经验，米高扬写道：“库兹涅佐夫应该拒绝这么大的权力，应该耍点小聪明，回避开。但是日丹诺夫是他的主要顾问。 日丹诺夫则相反，多半是为了把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与最重要的问题隔离开来，才把他推荐给斯大林的。当然，库兹涅佐夫立即就有了敌人：马林科夫、贝利亚、阿巴库莫夫。暂时日丹诺夫还活着，他们就等着。再说他们也什么都不能做。”斯大林声称他认为库兹涅佐夫是他的领导党的继承人，依米高扬之见，这“对库兹涅佐夫来说是个不好的差使，指的是有人暗中想得到这个角色”。但是很显然，斯大林明显地倾向于把沃兹涅先斯基看做是苏联经济的未来领导人，对沃兹涅先斯基来说也是“不好的差使”。

斯大林说出器重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破坏了现有集体确定的法则，在这个集体里严格遵循着这一点：提升级别取决于在该集体中的资历。无论是库兹涅佐夫还是沃兹涅先斯基，在国家领导层中都是新手。沃兹涅先斯基只是在1947年才成为政治局委员，而库兹涅佐夫甚至不是政治局候补委员，1946年起也只是中央书记和组织部成员。由于斯大林“绕过”了所有资深的政治局委员提出这两人，除了斯大林本人，所有的领导成员都联合起来反对他们。

据巴伊巴科夫说，反对沃兹涅先斯基，后来则是反对“列宁格勒派”其他成员的阴谋发起者是贝利亚。这一点也得到米高扬和赫鲁晓夫的证实。后者回忆道：“每当制订一次国民经济计划，沃兹涅先斯基经常与贝利亚斗。贝利亚有许多受其领导的人民委员部，因此要求给它们最大一份资金，而沃兹涅先斯基作为国家计委主席想要使国家经济平衡发展。”

1948年8月31日“列宁格勒派”领导人А．А．日丹诺夫猝然去世后不久，贝利亚交给斯大林一张字条，这是国家计委副主席波马兹涅夫写给沃兹涅先斯基的，其中说：“我们向政府报告过，今年的计划第一季度超过了去年第四季度的水平。但是研究统计报表得出的结果是，第一季度的计划低于去年第四季度达到的生产水平，因此情况与往年一样。”米高扬回忆：“这张字条是打字机打出来的。沃兹涅先斯基收到它以后，就手签了‘到此为止’，未作进一步处理。而他是有责任向中央报告这一字条并作出解释的。他想，谁也不会注意到这事，就决定把字条束之高阁。结果就弄巧成拙，他成了主要罪人。贝利亚拿出了这张字条，弄到这张字条的是国家计委的一名工作人员，他替国家安全部门工作，是名间谍。”

贝利亚清楚地知道，斯大林不能容忍欺骗，抓到谁撒谎，他会勾去此人过去的全部功绩。据米高扬说，获悉国家计委伪造报表，“斯大林很是震惊。他说，这不可能，他马上让部长会议的有关局检查这一事件，并召来沃兹涅先斯基。局里检查以后，一切得到了证实，并向斯大林作了汇报。斯大林怒不可遏：‘这么说，沃兹涅先斯基在欺骗政治局和我们，像欺骗傻瓜一样，在蒙骗？怎么能容许政治局委员欺骗政治局？这样的人无论是在政治局还是在国家计委都不能留！’这时贝利亚提及1941年6月沃兹涅先斯基说过的话：‘维亚切斯拉夫，向前走，我们跟着你。’这当然是火上浇油，斯大林就不再相信沃兹涅先斯基了”。作出决定把沃兹涅先斯基开除出政治局并解除苏联国家计委主席的职务。米高扬没有说他在作这一决定的过程中起什么作用。多半是把沃兹涅先斯基看做危险的竞争者的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作出这个决定的。

赫鲁晓夫回忆：“我记得被解除职务的沃兹涅先斯基还常在斯大林那里用午餐……虽然斯大林解除了他的职位，但是还在犹豫，显然，他相信沃兹涅先斯基的诚实。我记得，斯大林不止一次地问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怎么，什么工作都不给沃兹涅先斯基吗？他就什么事也不干吗？应该给他工作，你们干吗拖延着？’‘我们正在考虑。’他们回答，过了些时候，斯大林又问：‘为什么不给他事做？也许，把国家银行交给他？他是金融家、经济学家，他懂这个，让他领导国家银行。’谁也不反对，可是提议没有付诸实施。”赫鲁晓夫只是归罪于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只字不提为什么无论谁，也包括他自己，不出来袒护沃兹涅先斯基，不试图给他找到合适的工作。这并不偶然。苏多普拉托夫不无理由地写道：“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要消灭列宁格勒派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加强自己的权力。他们害怕年轻的列宁格勒队伍来接斯大林的班。”

米高扬写道：“时光流逝，沃兹涅先斯基没有得到任何任命。斯大林先是想把他派往中亚去领导中央中亚局，但是在考虑、准备方案时，看来斯大林加深了对沃兹涅先斯基的不信任。过了几个星期斯大林说，不能组织中央中亚局，因为如果沃兹涅先斯基领导中央中亚局，在那里他也将会欺骗。因此斯大林提议把他派到托木斯克大学当校长。谈话的精神是这样。过了两个月，沃兹涅先斯基打电话给斯大林，斯大林没有接。他给我们打电话，但是，除了拟议中的事我们也无法说什么明确的话。后来斯大林作出了决定——把沃兹涅先斯基开除出中央。”当然，这决定不是斯大林一个人，而是整个国家的领导作出的。

这时另一个斯大林继承人的候选人А．А．库兹涅佐夫也坠落了。这一次欺骗的证据起了决定性作用。有市委和州委领导参加的列宁格勒党代表会议的选举结果是伪造的，这一事实得到了确认。同时还有补充报告说，1949年1月在列宁格勒举行的全俄博览会期间浪费了不少食品，这事隐瞒了政府。这些报告使斯大林不仅反对库兹涅佐夫，而且也反对列宁格勒和列宁格勒州的其他领导人。据米高扬说，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不知怎么说服了斯大林把库兹涅佐夫打发去了远东，为此还想出了建立中央远东局……就像为沃兹涅先斯基设立了中央中亚局一样，这是专门想出来的一个级别，以便在斯大林不同意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时用”。

既然相信了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和其他人喜欢欺骗，斯大林也就失去了对他们的信任并准备相信对他们撒谎和欺骗的其他的指控。况且不仅仅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而且还有其他的政治局委员收集了有损于这些“列宁格勒派”竞争者名誉的材料。最终成为“列宁格勒案”基础的材料包括指控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把列宁格勒与莫斯科，俄罗斯与其余的联盟共和国对立起来，因此计划把涅瓦河上的城市宣布为俄罗斯的首都并建立单独的俄罗斯共产党（直至1990年在俄罗斯没有像其他共和国里存在的单独的共产党组织）。不久对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及其他人提出指控，说他们试图策划反政府阴谋和背叛祖国。虽然赫鲁晓夫说他与这些指控没有任何关系，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他承认：“我认为有可能在此案的侦讯材料中，我的签名也和其他人的签名在一起。”大概，除了赫鲁晓夫，其他政治局委员也要求逮捕这些人。

1949年春天，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季奥诺夫，还有列宁格勒市委书记波普科夫被捕。不久在列宁格勒逮捕了二百人左右（不是如Э．拉津斯基认为的二千人）。1950年9月底列宁格勒案的主要案犯被交付非公开审判，该市有六百名党员积极分子出席了审判。被告被判以最高刑罚而枪决。被算做“列宁格勒派”的人中只有柯西金保全了生命，但是他的地位也动摇了一下，十九大以后他才重又进入苏共中央主席团，但只是候补委员。（“列宁格勒案”也打击到了米高扬，库兹涅佐夫被捕前夕米高扬的儿子与他的女儿结婚。）

粉碎“列宁格勒派”让留在政治局的那些人进一步巩固了地位。苏多普拉托夫公正地指出，“斯大林统治的最后几年，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和贝利亚进入了领导人的小圈子”。斯大林有理由对他们感到满意，因为他们中大部分人（大概，布尔加宁例外）极有工作能力，对政治局作出的决定坚决执行。但是斯大林未必能无忧无虑地放手让他们领导国家，因为在“列宁格勒案”之前他不认为他们中任何人有可能成为他的继承人。虽然他大概不怀疑“列宁格勒派”成员有欺骗行为，也许还有阴谋的罪责，他也未必没有看清沃兹涅先斯基等人的“揭发者”的自私动机。同时他非常明白，在“冷战”条件下国家领导中有一丝分裂的迹象都会被苏联的敌人利用，甚至可能挑起战争。因此在国内没有宣布“列宁格勒案”和逮捕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及几十个人的事。不过是在例行的节日庆祝时不再把沃兹涅先斯基的肖像与其他政治局委员的肖像一起挂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