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以来，以西洋学术方法对佛典所作的系统性研究。内容包含对各种语文佛典的解读、校勘、编目、翻译、注释及内容研究等。

[佛典研究之肇始]　在中国、日本的佛教传统宗派中，大、小乘一切佛典，都被视为释尊一代的说法，而完全忽略佛典成立的事实。各宗派也将所有经典都认为是释尊亲口所说，而选择其中之某一经典为自宗之所依。另一方面，不承认这种传统的经典观，而以为经典不是释尊说法的实录，并以为经典自有其历史发展性，而率先以文献方法研究经典的，是日本江户时代的思想家富永仲基（1715～1746）。但是，当时佛教界并没有接受他的方法。日本以学问性的研究方式研究佛典，是在明治时代，由欧洲所输入的。

欧洲人中，最先接触印度原典的，是蒙兀儿王朝第四代王贾汉格尔（Jahangir）的长子达拉沙可（Muhammed Daraschakoh）。他动员众多学者将《五十奥义书》翻译为波斯语。此书其后由法国的培龙（A. Du Perron□1732～1805）译为拉丁语，于 1801至1802年出版。但是，欧洲人之从事印度研究，是在十八世纪后半就已经开始了。1784年，英国人威廉琼斯（Sir W. Jones）设立‘孟加拉亚洲协会’（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开始作正式的印度研究。首先是由英国的研究者，进行印度古典之翻译与介绍。到了十九世纪，对佛教的注意，逐渐升高。在这种趋势之下，首先从事佛典研究而留下成果的是，法国的布赫诺夫（E. Burnouf，1801～1852）。

英国驻尼泊尔公使赫吉森（B. H. Hodgson，1800～1894）于1833年开始在尼泊尔搜集梵语佛典写本。布赫诺夫对这些写本极为重视，乃从事研究。布赫诺夫涉猎了不少梵文佛典，而于1839年完成《法华经》的法译（Lelotus de la bonne loi ,Paris）。而其力作《印度佛教史序说》（L'Introduction a' l'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Paris，1844）一书，可说是其佛教文献研究之金字塔。此外，在巴利语文献的研究上，布赫诺夫也扮演开拓者的角色。在此领域上，在斯里兰卡任职的突诺尔（G. Turnour，1799～1843），已在1837年刊行巴利原典《大史》（Maha^vam!sa）最初三十八章并发表其所作的英译。而英国传教士哈代（R. S. Hardy，1803～1868）、罗马天主教士毕冈迭特（P. Bigandet，1813～1894）也发表其依据缅甸资料所作的佛传研究。

在佛教文献研究的最初期，俄罗斯的传教士兼喀山大学的汉学教授华西列夫（W. Wassiliew，1818～1900）著有《佛教》（DerBuddhismus，St. Petersburg，1860）一书，荷兰的佛教学者克恩（H. Kern，1833～1917）也撰有《印度佛教纲要》（Manual of Indian Buddhism，Strassburg，1896），这两部书是这一时期所发表的综合研究成果。

[中期文献研究]　此处仿照狄雍（J. W.de Jong，1921～　）所订，以十九世纪末期至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为佛教文献学史的第二期。此一时期的特征，是进行梵文文献的原典研究，校订出版甚多巴利原典。

首先，丹麦的印度学学者华斯勃尔（V.Fausbo|ll，1821～1908）出版《本生经》（Ja^taka，1877～1897）、德国的佛教学者奥登贝格（H. Oldenberg，1854～1920）校订出版《律藏》（Vinayapit!aka，1879～1883）。1881年，英国佛教学者赖斯戴维斯（T.W. Rhys Davids，1843～1922）设立‘巴利圣典协会’（Pali Text Society），开始校订出版‘五尼柯耶’等巴利原典。

梵文佛典方面，西那尔（E/. Senart，1847～1928）刊行《大事》（Maha^vastu，1897）、马克斯·穆勒（F. Max Mu|ler，1823～1900）刊行《金刚般若经》（Vajracchedika^,Oxford，1881）、《无量寿经》、《阿弥陀经》（cSukha^vati Vyu^ha,Oxford，1883）。对二十世纪日本的文献学研究有大贡献的高楠顺次郎，在当时即就读于英国的牛津大学。这些大乘经典，就是穆勒与高楠二人所共同校订的。

在十九世纪末期出版的佛典，除了前面所提到的以外，另有英国的印度学学者柯卫尔（E. B. Cowell，1826～1903）与奈尔（R. A.Neil）的《天业譬喻》（Divya^vada^na，Cambridge，1886）、克恩的《本生鬘》（Ja^takama^la^ or Bodhisattva^vada^nama^la^□Boston，1891）、明那耶夫（I. P. Minaev，1840～1890）的《入菩提行经》（Bodhicar-ya#vatara，St. Petersburg，1889）、法国普辛（L. de la Valle/e Poussin ，1869～1938）的《入菩提行经细疏》（Bodhicarya^vata-ra-pan~jika^，Calcutta，1901～1914）、柯卫尔的《佛所行赞》（The Buddhacarita ofAs/vaghos!a，Oxford，1893）、德国佛教学者雷夫曼（S. Lefmann，1831～1912）的《普曜经》（Lalitavistara，Halle，1902）。

对佛教教祖释尊，作历史性的考察，是此一时期文献研究的结果。首先提起问题的是法国的东洋学者西那尔。西那尔校订佛传经典《大事》，并根据巴利语的《因缘故事》（Nida^nakatha^）、《佛种姓》（Buddhavam!-□sa）等书，进行佛传研究。而发表其所撰〈佛陀传说之试论〉（Essaisur lale/gende deBouddha，Journal Asiatique，1873～1875）。西那尔将佛传中的传说部分去除后，主张释尊是太阳神、大丈夫、转轮圣王，并非实在之人物。对于西那尔这种主张，奥登贝格在《佛陀及其生涯、教义、教团》（Buddha,SeinLeben，Seine Lehre，seine Gemeinde，1881）一书中加以否定。奥登贝格从判定资料新旧着手，再从最古的资料中，选侑于历史事实的资料，而论证释尊为实有其人。

[中亚写本之研究]　十九世纪的后十年，中亚地区的梵语等多种语言佛典陆续出土，学术界也开始着手研究。驻喀什噶尔的俄国领事培措夫斯基（ N. F. Petrovskij，1837～1908），在和阗获得由数种语言写成的写本，并将之赠予圣彼得堡的东洋学者欧登柏格（S.Oldenburg，1863～1934）。1892年，欧登柏格出版一页库车语原典的照相版。1900年，琉曼（E. Leumann，1859～1931）也刊行了相同的资料，并刊行喀什噶尔出土的梵文断片。同一时期，洪里（A. F. R. Hoernle，1841～1918）则提出有关和阗、喀什噶尔出土写本的学术报告。

二十世纪时，受中亚地区出土物的刺激，各国纷纷组织中亚探险队。其中，最早进行的，是斯坦因（Sir A. Stein，1862～1943）所率领的探险队。从1900年至1916年间，一共进行三次探险。其次较主要的有四次。德国方面第一次（1902～1903）是由格伦威德尔（A.Gru□□nwedel，1856～1935）及胡特（G. Huth，1867～1906）率领。第二次（1904～1905）由里克（A. Von Le Coq，1860～1930）带队。第三次（1905～1907）由格伦威德尔与里克率领。第四次（1913～1914）由里克带队。法国方面，是由伯希和（ P. Pelliot，1878～1945）带领。日本则自1902至1913年之间，进行三次。又，自1898 年至1915年之间克雷孟玆（D. Klementz）、欧登柏格也进行过三次的探险。

这些探险活动对佛教文献的研究，有极大的影响。由于这几国学者的探勘搜寻，才使梵文、藏语、汉文、库车语、阿耆尼语、和阗语、粟特语、维吾尔语的写本，大量流入巴黎、伦敦、柏林、圣彼得堡、日本等地。各国学者并开始进行研究。其研究成果中，具代表性的，有斯坦因的《Serindia》（五卷，1921，其第一卷中，含中亚研究文献目录），以及华德史密特（E. Waldschmidt）的《吐鲁番出土的梵文写本》（S anskrithandschriften ausdenTurfanfunden l，Wiesbaden，1965）。华氏此书，是 1904年至1964年间，德国学者所出版的梵文断片目录。此外，另有许温特那（E.Schwen tner）的库车语、阿耆尼语写本，德瑞斯登（M. J. Dresden）、葛千柏格（L. G.Gercenberg）的粟特语、和阗语写本，罗文达尔（R. Loewenthal）的维吾尔语写本的目录，或语言、文献的研究。

[法国的佛教文献研究]　法国的巴利语、梵文、藏语、汉译佛教文献的研究，开始得相当早。十九世纪中期，朱利安（S. J. Julien，1797～1873）已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Paris，1853）、《大唐西域记》（Paris，1857～1858）译成法文。此外，另有佛库（E□. Foucaux）刊行藏译本的《普曜经》（Paris， 1847～1848）原典，并于1853年刊行法译本。

佛教文献研究的业绩对日本学界影响最大的是，烈维（S. Le/vi，1863～1935）、普辛及其门弟。烈维自1885年以来，在高等研究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教授梵文，1894年任法兰西学院的教授。他三次赴尼泊尔，每次都曾发现新写本，其后也都加以校订、刊行。计有无著《大乘庄严经论》（Maha^ya^na-su^tra^lam!ka^ra）的梵文校订本（Paris，1907）与法译本（Paris，1911）、世亲《唯识二十论》（Vim!s/atika^）、《唯识三十颂》（Trim!s/ika^）的刊行（Vijn~aptima^trata^siddhi，Paris，1925）。在烈维所发现的尼泊尔写本中，安慧的《中边分别论释疏》（Madhya^n-tavibha^gat!i^ka^），系由其弟子山口益（1895～1976），于1934年在日本刊行。这些都是有关唯识思想的重要文献，对日本的唯识学研究影响颇钜。烈维曾三次赴日本，与日本学界的关系甚深。日本学者中，以研究印度学、佛教学为目的，而留学法国的，几乎都是在烈维门下作研究。因此，烈维被推举为日本帝国学士院的名誉会员。

烈维的弟子普辛，专研大乘佛教之各个哲学学派。曾刊行月称《净明句论》（Prasan-napada^，龙树《中论》的注释）的梵本校订本（St. Petersburg，1903～1913）、《入中论》（Madhyamaka^vata^ra）的藏译校订本（St. Petersburg，1907～1912）、般若伽罗末提《入菩提行经细疏》的梵本校订本。普辛对汉译文献也有研究。他曾参考称友（Yas/omit-ra）的梵文注释、藏传的各种注释、普光、法宝等人的汉文注释、真谛译《俱舍论》、日本佛教学者的研究成果，而将玄奘译《俱舍论》全书三十卷译成法文刊行《L' Abhidharmakos/a de Vasubandhu》（6 vols,Paris，1923～1931）。又译有中国、日本唯识学法相学的重要文献《成唯识论》（Vijn~aptima^tra-ta^siddhi,2 vols,Paris，1928～1929）。同样是烈维弟子的普集鲁斯基（J. Przy luski，1885～1944），曾与拉露（M. Lalou，1890～1967）合作出版《佛教文献目录》（Bibliographie bouddhique）。在烈维的弟子中，最有名的是拉莫特（E/.Lamotte，1903～1983）。他曾将《解深密经》（Sam!dhinir-mocana,Louvain，1935）、世亲《成业论》（Karmasiddhaprakaran!a，1936）、无著《摄大乘论》（Maha^ya^nasam!graha ,2 vols□Louvain，1938～1939）、《大智度论》（Louvain，1944，194 9，1970，1976，1980）、《维摩经》（Vimalaki^rtinirdes/a,Louvain，1962）、《首楞严经》（S/u^ran%gamasa-ma^dhi,Bruxelles，1965）等书译成法文刊行。

[列宁格勒学派等]　圣彼得堡（列宁格勒）也有东洋学、佛教学的研究传统。瑞士的佛教学者瑞格昧（C. Regamey）将那些以圣彼得堡为研究据点的欧登柏格、明那耶夫、谢尔巴斯基（F. I. Stcherbatskoi，1866～1942）等人，称为‘列宁格勒学派’（DieLeningrader Schule）。谢尔巴斯基的业绩中，以有关后期的佛教论理学者法称（Dharmaki^rti）、法上（Dharmottara）的论理学、认识论最为重要。他首先刊行法称的《正理一滴论》（Nya^yabindu），及法上之注释的俄文译本（1903）。接着出版其梵文原典及藏译本（Petrograd，1918）。又以俄文撰写有关佛教论理学、认识论的问题（1909），随后又译之为法文（1924）、德文（1926）。最后以英文出版其增补版《Buddhist Logic》（2 vols□Leningrad，1930，1932）。他的弟子欧柏密勒（E. Obermiller，1901～1935），曾将藏译本《究竟一乘宝性论》译成英文刊行（1930）。

二十世纪的欧洲各国，在对佛教各哲学学派的文献研究中，有谢尔（S. Schayer，1899～1941）与突克先（P. Tuxen，1880～1955）对月称《净明句论》的研究、图奇（G.Tucci，1894～1984）对佛教论理学之相关文献的翻译、弗劳瓦尔那（E. Fra uwallner，1898～1974）的佛教论理学、认识论的研究。在佛传文学方面，有炯斯顿（E. H. Johnston，1885～1942）发表马鸣《孙陀利难陀》（Saundaranand a,Calcutta，1928，1932）、《佛所行赞》（Calcutta，1935～1936）等书的校订本及英译。另有威勒（F. Weller，1889～？）对《佛所行赞》（Das Leben desBuddha Van As/vaghos!a,Leipzig，1926～1928）的校订与翻译。威勒不仅通晓梵、藏语，也擅长中文与蒙古语。曾校订、翻译不少蒙古语佛典。

藏语资料的佛教研究，起步也很早。首先，洛克希尔（W. W. Rockhill，1854～1914）曾有藏译本《Uda^navarga》的英译（London，1883）。胡特有《蒙古佛教史》（Horchosh!byun!）的校订及德译（Strassburg，1892～1896）。柯迪叶（P. Cordier，1871～1914）也有西藏大藏经论疏部目录的出版（Paris，1909～1915）。此外，另有劳弗耳（B. Laufer，1874～1935）及图奇的研究。

[日本的佛教文献研究]{1}{8}1876年（明治九年），南条文雄、笠原研寿（1852～1883）二人，以真宗大谷派留学生身份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在马克斯·穆勒门下研究梵文佛典。此二人跟随穆勒的弟子马克都尼尔（A. A.Macdonell）学习梵文，并协助穆勒校订梵文佛典。南条氏在牛津大学的研究成果，是日本文献研究之嚆矢。他回到日本后，在东京大学开设梵文课程。自此之后，日本始有梵本佛典研究。尔后，其他的大学也开设梵文、巴利语与藏语课程。在这种基础之下发展一百余年，乃使日本的佛教文献研究圈，成为足以傲视国际的学术重镇。（菅沼晃《佛教文化事典》第十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