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俄苏文坛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本世纪初，多种文学流派雄踞文坛。无产阶级文学的形成和发展，给世界文学带来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本世纪中叶以后，俄苏作家文学观念的更新，使俄罗斯民族文学传统显示出新的时代特色，这与20世纪俄苏社会的变迁有着直接的联系，也与文学自身运动的演进密切相关。

20世纪的世界，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纷呈迭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人类惨遭浩劫；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促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充分证明人类的正义力量必然战胜邪恶；世纪末苏联的解体又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形成多极化的格局。历史的风云变幻必然呼唤新的文学出现，为文学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再从哲学、文化、艺术等观念形态方面来看，也可以观察到俄苏文学演变的因素。在哲学方面，19世纪以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哲学力求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运用辩证法，其影响在20世纪依然存在。到苏维埃阶段，对唯物主义的研究已经深入到对人的本质的探讨，对艺术美的本质与审美意识的分析，以及对现代自然科学（如相对论、量子力学、遗传学、生物学）基本理论的哲学概括。而对西方诸种现代哲学流派的评价，在揭示其主观唯心主义实质的同时，也能吸收其中的合理因素。

在艺术理论领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占主导地位。列宁在艺术和现实的关系方面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在文学与无产阶级事业的关系问题上倡导文学的党性原则；而对于各民族文化艺术的继承和革新则提出两种文化学说；坚持批判地继承人类一切文化遗产的立场以及文学艺术应当面向新生活、表现新事物、扎根于人民。卢那察尔斯基和高尔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有独特的贡献。以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和彼得堡诗语研究会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艺批评理论，从文学作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观念出发，把艺术视作手法，认为艺术的目的是使事物奇特化，使形式艰难化。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孕育了本世纪西方文论的许多批评流派的产生。以沃隆斯基为代表的认识学派文艺批评理论，对俄苏文学的影响不可低估。以上几种艺术理论，给20世纪俄苏文学以积极影响。

在这种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背景下，20世纪的俄苏文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品格。

（1）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从思想特征来看，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是20世纪俄苏文学的首要特征。20世纪的俄苏文学继续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对社会问题和人民大众出路的思考。高尔基的早期创作暗示，沙皇专制制度到了非推翻不可的时候了。布宁的小说提出了资本主义侵袭农村后的农民问题。库普林展示了沙俄军队的腐败和残忍，同时又关注社会底层人物非人的生存状态。魏列萨耶夫和阿·托尔斯泰的创作则始终关注俄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历史作用。

（2）反映强烈的时代精神，表现新的主题，塑造新的主人公形象。

20世纪俄苏文学伴随着时代的脚步前进，表现新的主题，塑造新型的主人公形象，这是又一特征。每一时期的文学都反映强烈的时代精神。在国内战争时期，文学创作号召人民投入战斗，表达人民为争取自由与独立而英勇奋战的英雄气概；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讴歌苏联人民克服重重困难进行社会主义劳动的精神；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文学展示了人类所经受的空前浩劫，表现人民抗击恶势力的勇气。苏联文学把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历史意识的觉醒放在创作的首位，塑造了一系列既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又有顽强性格和优美心灵的艺术典型。不少作品描写他们在改造社会与自然的斗争中，勇于克服自身的弱点，逐步走向完善。

（3）洋溢着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

洋溢着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也是20世纪俄苏文学的基本特征。20世纪初期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与传统的人道主义概念一脉相承。高尔基的人道主义观，奠定了苏联文学人道主义的思想基础。他认为文学的目的是唤醒人们的灵魂，激发他对真理的追求，善于在人身上发现美好的品德，以便用圣洁的精神来活跃自己的生活。卢那察尔斯基在考察人道主义概念时，提出了历史的思想角度、人类的伦理道德角度和艺术的美学角度这三个要素。但在个人迷信时期，出现了不重视人的价值，把普通人的作用贬低为“燃料”和“螺丝钉”的现象。因此在50年代的“解冻”思潮中，重新树起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的价值这面人道主义旗帜，文学创作也随之宣扬人性的善良和仁慈本性，呼唤给人以更多的同情。70年代以后，理论界又更新了对人道主义的解释，主张把人道主义纳入美学范畴，强化辩证思想，在现实生活中，必须把尊重人的价值和权利，与弘扬人的道德观念、承认人的社会职责相结合。

（1）多种文学流派并存，竞相发展并迅速交替。

现实主义小说、现代主义诗歌、先锋派作品荟萃文坛，各种流派都以其艺术独创性显示自己存在的价值。本世纪下半叶，苏联作家艺术创新的热情更是高涨，文坛呈现出流派林立的大千景象。

（2）不同风格的艺术形式在相互影响中走向综合，现实主义作为主潮也表现出多种形态。

不同风格的艺术形式在相互影响中走向综合，现实主义仍然是强劲的主潮，但在不断地自我更新，表现出多种形态。现实主义作家遵循着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共同准则，却进行着不同风格的创作实践。大体上有三种不同的创作倾向：一是再现客观的现实主义，突出小说艺术的叙述性本质，重视人物性格与环境的关系和情节、场景的转换，以再现客观外部世界的广阔性为创作的最高追求。马雷什金、巴别尔、绥拉菲莫维奇、阿·托尔斯泰、西蒙诺夫等人的创作，这种倾向最明显。二是表现主观的现实主义，借助于人物内心世界的主观印象来反映外部世界的真实。重在描写社会生活所引起的人物心理冲突，往往运用细腻的心理分析和意识过程的投影来展现外部世界。法捷耶夫、列昂诺夫、费定、肖洛霍夫、拉斯普京、邦达列夫等人的创作为突出代表。他们的作品重在分析人物性格的历史，以研究人的心灵世界为己任。三是讽刺性的现实主义倾向，以布尔加科夫、普拉托诺夫、左琴科、伊里夫和彼得罗夫的创作为代表。他们的作品尖刻辛辣地揭露了社会弊端，并以夸张、怪诞、象征性手段来折射现实。这三种类别的区分也不是绝对的，有的作家以某一种倾向为主，兼及其它风格，有的作家前期与后期选择了不同的风格。

（3）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的审美原则和基本创作方法。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出现30年代的苏联，后被定为苏联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产生重大影响。这一概念的提出适应了文艺进程的客观需要，是对《母亲》问世以来苏联无产阶级文学创作实践的理论概括，也是对庸俗社会学观点的否定。其基本内容包括：①主张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描写现实。这种理论把现实理解为一种动态发展过程，要求表现时代的本质真实与生活的主导倾向。②这种理论不排斥浪漫主义，反而要求洋溢理想的激情；也不拒绝揭露生活中消极现象的批判性，认为这种批判精神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组成部分。③这种理论不提倡统一的风格，相反，要求作家的创作探索运用多种多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裁，扩大艺术视野。作为苏联文学基本创作原则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文学界集体探索和创造的结果。但是，这种理论在表述上也有缺陷，过分强调了社会主义文学教育人和改造人的功能，对文学的审美功能论述不深。尔后苏联文学中一度出现的公式化、概念化等教条主义创作倾向，与这一理论的表述缺陷不无关系。

（4）作家艺术思维发生重大变化，把现实形象描绘与理性思考融为一体。

要求对生活现象进行史诗性、全景性描写，并与哲理思考结合在一起，从而使现实主义呈现出综合艺术的态势。历史感与现实感在作品中相互渗透，并由此衍生出多样化的结构方式。多线索、多层次的复合网络结构小说应运而生。多时性的叙述笔调广泛被采用，象征、变形、怪诞、拟人、梦幻、神话模拟等假定性手段。

俄苏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四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90年代——20世纪20年代末

文艺思潮极其活跃、文学团体和流派不断涌现。

与俄国历史处于新旧交替时期一样，新旧文学观念的嬗变也十分迅捷，文坛出现了多种文学流派、多种文学形态共存的局面。这一阶段是苏联文学史上文艺思潮极其活跃的时期，文学团体和流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派、“锻冶场”派、“拉普”派、“左翼艺术阵线”，主张否定文化遗产，以建设新文化为主要艺术宗旨；而“谢拉皮翁兄弟会”、“山隘”派、“构成”派、“诗歌语言研究会”，在不同程度上崇尚艺术形式，提倡纯艺术。

小说创作

（1）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在进行着自我革新，拓展新的领域。

新一代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善于把其它流派的艺术因素注入现实主义，俄国小说的现代意识正在觉醒。高尔基是20世纪俄苏文学的杰出代表。他善于把浪漫主义的幻想、抒情、象征等艺术手法，融进现实主义小说之中，使本世纪初的俄国文坛耳目一新。库普林（1870—1938）的现实主义小说以简洁清晰的文体突出点染对生活的印象，具有印象主义的某些色彩。他在长、中、短篇小说等多种文体上，均有建树，代表作是长篇小说《亚玛》（1909—1914）和《决斗》（1905）。布宁（1870—1953）的创作则融汇了表现主义的某些技巧，擅长于借助自然界的声、光、色、影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主要作品有中篇《乡村》（1910）和自传体作品《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1927—1933）。他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作家。从现实主义走向象征主义的典型代表是安德列耶夫（1871—1919）和别雷（1880—1934）。前者的《七个被绞死的人》（1908），后者的《彼得堡》（1914），均是凭借“艺术感觉”创造的小说，运用了一系列象征性形象，来构筑“幻象表演”。

（2）讽刺文学传统悠久。

本世纪初，女作家苔非（1872—1952）及其传人左琴科（1895—1958）的幽默讽刺小说，十分辛辣尖刻。伊里夫（1897—1937）和彼得罗夫（1903—1942）合作的长篇小说《十二把椅子》（1928）讽刺了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社会不良风气。札米亚金（1884—1937）是讽刺幻想型作家，他的社会讽刺作品《我们》（1921）被评论界称为“反乌托邦小说”。

（3）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小说题材。

在20年代，就出现了反映这一历史变迁的三部史诗式长篇小说，即富尔曼诺夫（1891—1926）的《恰巴耶夫》（1923）、绥拉菲莫维奇（1863—1949）的《铁流》（1924）和法捷耶夫（1901—1956）的《毁灭》（19217）。这三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克雷奇科夫、郭如鹤、莱奋生，是苏联早期文学中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逐步展开人物性格，揭示他们的心理历程，对他们的行为和激情作准确而细致的刻画。与这三部小说相近似的作品还有拉甫列尼约夫（1891—1959）的《第四十一》（1926）。小说以抒情浪漫的笔调，描写出身渔家的女游击队员玛柳特卡在爱情与义务之间所作的抉择，从主人公感情世界的最深处，反映出国内战争的严酷性。肖洛霍夫（1905—1984）的《静静的顿河》（1928—1940），生动地描绘了十月革命前后顿河地区哥萨克社会的动荡与人物关系的变化。20年代还出现了歌颂劳动热情、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描绘城乡面貌变迁的作品，以革拉特科夫（1883—1958）的长篇小说《水泥》（1925）最著名。其主人公楚马罗夫也是苏联早期文学中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典型。

诗歌创作

（1）象征派、阿克梅派、未来派的成就最高。

俄国象征派诗歌滥觞于19世纪90年代初，其前期代表有勃留索夫（1873—1924）等，后期代表有勃洛克（1880—1921）、别雷（1880—1934）等。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1918）以象征手法歌颂十月革命，代表着俄国象征派诗歌的最高成就。这个流派的理论代言人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俄国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已经具备了向象征主义转化的条件，强调探索内心世界的最高真实；在技巧上广泛地运用了隐喻、暗示、移情、音响机制等手段，具有强烈的本土文化色彩。成立于1912年的阿克梅派，致力于象征派诗歌的革新。他们不追随象征派诗人迷恋彼岸世界，宣布返回尘世；主张放弃象征主义的朦胧暗示，坚持恢复语言的准确意义，诗风明丽。主要代表有古米廖夫（1886—1921）、阿赫玛托娃（1889—1966）、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等。未来派从1911年起在俄国风行。这个诗派以同传统的旧文化决裂相标榜，追求文艺的内容和形式的革新。赫列勃尼科夫（1885—1922）和早年的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为主要代表。这些诗派共同开创了被称为俄国诗歌史上的“白银时代”的繁荣局面。

（2）现实主义诗歌也很活跃。

马雅可夫斯基在十月革命之后的创作，渐渐地从未来主义转向现实主义。长诗《列宁》（1924）和《好》（1927）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前者讴歌列宁的雄才胆略和对历史的科学预见，后者赞美十月革命。马雅可夫斯基对诗歌的语言和形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革新。他运用了阶梯式的新格式，根据语言特点和思想情感的需要，将一个诗句按音步、音节分成若干行排列，形似阶梯，在空间上给人一种立体感，又能发挥停顿的音乐性能，以收到语言更明确，节奏更有力的效果。如果说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以直抒胸臆、高亢雄浑见长，而叶赛宁（1895—1925）的诗则以意境隽永、陶冶性灵取胜。叶赛宁晚年完成的《安娜·斯涅金娜》（1925）和《大地船长》（1925），是他最重要的作品。

第二阶段：20世纪30年代初——50年代初

确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审美原则。

这一阶段是苏联历史上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1934年8月召开了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成立苏联作家协会，选举高尔基为作协主席，确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审美原则。苏联文学出现了一个被称为“红色的30年代”的空前繁荣的局面。

小说创作

歌颂社会主义建设，讴歌一代新人的成长，弘扬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

是这一阶段小说创作的主导思想。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1932）等作品表现人与现实的关系的改变。许多作品描写一代新人的成长和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提出以人的社会积极性作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最高准则。尼·奥斯特罗夫斯基（1904—1936）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4），塑造了一位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忘我奉献的红军战士保尔·柯察金形象。阿·托尔斯泰（1883—1945）的长篇三部曲《苦难的历程》（1921—1941），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十月革命到国内战争期间俄国的社会现实为背景，刻画了捷列金与达莎、罗欣与卡佳这4位知识分子形象。他们探索人生道路的“苦难历程”表明，知识分子只有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才是精神更新的正确的道路。

诗歌和戏剧

诗歌以叙事长诗和抒情诗的成就最为丰硕。

伊萨科夫斯基（1900—1973）是当时苏联著名的抒情诗人，他的作品充分表达了苏维埃时代俄罗斯人民朝气蓬勃的乐观情绪；他的爱情诗写得特别纯朴动人，表现了苏维埃时代青年男女高尚的情操和美好的内心世界；许多作品被作曲家谱上乐曲后广为传唱，长盛不衰，如《喀秋莎》、《有谁知道他》等。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1971）写农业集体化的长诗《春草国》（1936）曾在全俄罗斯引起巨大反响。

戏剧以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为题材的居多。

涌现出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包戈廷（1900—1962）和维什涅夫斯基（1900—1951）以描写革命和领袖列宁的剧作而享誉苏联。施瓦尔茨（1896—1958）以写童话剧见长，表现真善美对假恶丑的胜利，富于哲理色彩和隐含的讽刺。

卫国战争文学

基本思想倾向是塑造为保卫祖国而浴血奋战的英雄战士形象，歌颂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既描写战争的残酷，又充满乐观主义精神。小说的成就最高。

德国法西斯的入侵，不仅破坏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也中断了苏联文学的正常发展，文学迅速转入战时轨道，战时和战后初期的卫国战争文学，基本思想倾向是塑造为保卫祖国而浴血奋战的英雄战士形象，歌颂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作品的基调是既描写战争的残酷，又充满乐观主义精神。文学创作以小说的成就最高。在小说的结构上有局部性和全景性两种类型同时并存。主要作品有：西蒙诺夫（1915—1979）描写前方战事活动的《日日夜夜》（1942），描写敌后斗争的有瓦西列夫斯卡雅（1905—1964）的《虹》（1942）。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1971）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1941—1945），是由30首能独立成篇的诗章组成的情节连贯的抒情叙事诗，塑造了一位积极进取、勇敢乐观的普通一兵形象。战后初期的卫国战争文学仍很活跃，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1941—1945）显示了苏联人民不可战胜的意志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波列沃依（1908—1981）的《真正的人》（1946）着力表现苏维埃人的英雄性格和坚毅的力量。

战后文学

战后时期，描写人民重建家园、反映社会矛盾的问题小说有：柯切托夫（1912—1973）的《茹尔宾一家》（1952）、列昂诺夫（1899—1994）的《俄罗斯森林》（1953）。历史题材小说有费定（1892—1977）的《初欢》（1945）和《不平凡的夏天》（1954）。

战后初期，联共（布）中央从1946—1948年对文学艺术问题连续作出过4项决议。这些决议在提出文艺界的存在问题，要求文学艺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同时，又不适当地干涉了文学创作。特别是日丹诺夫对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的指责，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对待文艺事业，造成了严重后果，导致“无冲突论”得以流行，出现了公式化、概念化和粉饰现实的作品。

第三阶段：20世纪50—80年代中期

进入精神更新时期，文学界思想活跃。作家们在排除了“无冲突论”的干扰之后，致力于艺术形式的创新。不同的艺术流派和理论主张竞相发展，给当代苏联文学留下了诸多成功的经验。

1、“解冻”文学思潮

50年代初期以来，文学界对写真实、自我表现、人民性、形象思维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展开了争论。在这种舆论准备的基础上，爱伦堡（1891—1967）发表了《解冻》（1954—1956）。小说通过描写伏尔加河沿岸一家工厂的厂长茹拉夫廖夫这个“官僚主义者”典型，反映了苏联社会的不正常现象。小说以写冰雪消融、解冻时节来临结束。于是“解冻”成了这个时期文学界的象征，由此发端的干预生活、写阴暗面、表现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关注人物命运的创作倾向，被称为“解冻文学”思潮。“解冻”思潮的性质极其复杂，其积极方面是对“无冲突论”的反拨，促进了文学对人物命运和重大社会问题的关注。中篇小说是“解冻文学”的主要体裁。“解冻文学”的重要作品还有：奥维奇金（1904—1969）的农村问题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1952—1956），并由此形成了奥维奇金流派。杜金采夫的长篇小说《不是单靠面包》（1956）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1956）推动了军事文学创作的转折。

“解冻思潮”中问世的两部小说引起了轰动效应：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的《日瓦戈医生》（1957）和索尔仁尼琴（1918—）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日瓦戈医生》以日瓦戈医生和拉莉萨各自的经历及其在战乱中的爱情为主要线索，以红军将领斯特列尔尼科夫的故事、游击队员帕雷赫的故事、知识分子戈尔顿和杜多罗夫的故事为次要线索，在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上再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05年的俄国革命、1917年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革命战争、新经济政策时期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倾注了作家对历史和个人命运的深刻而沉重的思考，表达了作家对祖国前途和人的命运的关注。整个作品显示出博大精深的特点。《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以作者自己的劳改营生活为素材写成，是苏联文学史上第一次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作品。小说的主人公伊凡·杰尼索维奇原是集体农庄庄员，卫国战争中上前线作战，后被德军俘虏，又趁机逃回部队，但被逮捕审查，为了活命他招认自己是德国间谍，以叛国罪判刑十年，送入特别劳改营。小说集中描写了主人公在劳改营中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熄灯所度过的普通而又难熬的一天。作品充分揭露了人的权利遭践踏的冷酷现实，显示出深刻的批判意义。

2、小说创作

小说创作经过“解冻”之后，一直到80年代中期，苏联文学进入又一个繁荣时期，作家艺术探索的热情空前高涨。首先，作品的史诗化倾向明显，产生了规模宏大能够包容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的作品。其次，作品的道德哲理性加强，艺术对现实的形象描绘与理性思考如影随形。许多作家的创作视线从重大社会事件转向人们的精神世界，着重探讨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革新在人的精神领域引起的变化，发掘生活现象本身具有的道德涵义。第三，人物性格深化，重视表现人的命运和心灵世界，展示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精神境界和意志品行，塑造新型主人公形象。最后，艺术手法和风格体裁多样化。在叙述手法上，不仅有对生活原貌的忠实描绘，也有多种假定性手段。小说的结构方式日趋多样，心理结构、系列框架结构、复合网络结构的作品日渐增多。结构方式多样化，小型史诗、政治小说、抒情散文、心理印象短篇等新的文学体裁在借鉴中产生，有别于传统的长、中、短篇小说。

作品主题包括：农村题材作品；军事题材作品；道德探索作品。

（1）农村题材作品

农村题材作品在经历了集体农庄散文、奥维奇金流派特写之后，又发展为大规模的史诗性长篇。阿勃拉莫夫（1920—1983）的四部曲《普里亚斯林一家》（1958—1970）对俄罗斯农民的命运作了深沉的思考。阿纳尼耶夫（1925—）的《没有战争的年代》（1975—1984）则把农业问题与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结合在一起探讨。继之而起的农村小说，又以抒情的笔调描写农村的古老风情和泥土的芳香，挖掘千百年来形成的人民精神道德财富的根，揭示人民性格的本源。别洛夫（1932—）的《凡人琐事》（1966），拉斯普京（1937—）的《最后的期限》（1970）和《告别马焦拉》（1976），阿斯塔菲耶夫（1924—）的《最后的问候》（1957—1978），以及舒克申（1929—1974）的许多中短篇，是这种风格的代表。

（2）军事题材作品

军事题材方面，“前线一代”作家以真实地描写战地生活著称，人称“战壕真实派”。代表作有邦达列夫（1924—）的《营请求炮火支援》（1957）和《最后的炮轰》（1959），巴克拉诺夫（1923—）的《一寸土》（1959），白俄罗斯作家贝科夫（1924—）的《第三颗信号弹》（1962）等。对战争过程进行广阔描写的全景性军事小说有：恰科夫斯基（1913—）的《围困》（1968—1975），斯塔德纽克（1920—）的《战争》（1970—1980）等。西蒙诺夫的战争三部曲《生者与死者》（1959）、《军人不是天生的》（1964）和《最后一个夏天》（1971）。还有一类军事题材作品，致力于开掘军事文学的“人学”深度。鲍·瓦西里耶夫（1924—）的《这里黎明静悄悄》（1969）是把战争悲剧与英雄主义气概相结合的经典之作，五位女兵的前赴后继英勇就义，显示了生命的价值。贝科夫的《方尖碑》（1973）以挖掘英雄主义的道德根源为创作宗旨，揭示军人准备建立功勋的思想基础。康德拉季耶夫（1923—）描写战争的视角更为独特，他的《萨什卡》（1979）着眼于战争中的日常生活，寻找战士心灵中闪闪发光的时刻，来表现人的勇敢行为，苏联的卫国战争文学汇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大潮，显示了人民力量的伟大。拉斯普京的中篇《活着，并且要记住》（1974）没有描写战场上的连天炮火和红军战士的浴血奋战，他将战争作为背景，通过安德烈和纳斯焦娜两个男女主人公的悲剧展示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谴责并诅咒了残酷的战争，但作品的重心是探讨男女主人公悲剧所包含的伦理道德和哲理意义。

（3）道德探索作品

道德探索的作品突破了题材的界限，往往从人的价值与生存的意义、人类的前途与命运等哲学命题入手，思考世界面临的紧迫问题。吉尔吉斯作家艾特玛托夫（1928—）的《白轮船》（1970）、《一日长于百年》（1980）和《断头台》（1986），邦达列夫的社会问题三部曲《岸》（1975）、《选择》（1980）和《人生舞台》（1985），拉斯普京的《火灾》（1985），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1972—1975）等作品，表现了道德探索的深度和广度。

3、诗歌和戏剧

诗歌和戏剧诗歌和戏剧在这一时期也获得了新的生机。诗坛人才辈出，流派迭起，风格纷呈。有以叶甫图申科（1933—）、罗日杰斯特文斯基（1932—）等诗人为代表的“大声疾呼”派；有以鲁勃佐夫（1936—）、弗·索科洛夫（1928—）、日古林（1930—）等诗人为代表的“悄声细语”派；有以尼·阿谢耶夫（1889—1963）、马尔蒂诺夫（1905—1980）、维诺库罗夫（1925—）、德鲁尼娜（1924—1991）等诗人为代表的哲理抒情派。长诗的创作亦方兴未艾。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山外青山天外天》（1950—1960），伊萨耶夫（1926—）的《记忆的审判》（1962）和《记忆的远方》（1977），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210步》（1978），加姆扎托夫的《女人岛》（1981），叶甫图申科的《妈妈与中子弹》（1982）等作品，体现了审视历史和人生、忧患人类命运的思想导向。

随着创作思想的活跃，戏剧作品的主题不断得到拓展，体裁和风格也日益多样，形式不拘一格。阿尔布卓夫（1908—1986）的抒情喜剧，万比洛夫（1937—1972）的道德心理剧，罗佐夫（1913—）的道德哲理剧，沙特罗夫（1932—）的政治剧，都十分兴旺。特别是万比洛夫的创作，运用了许多新的戏剧手段，推动了心理剧的发展。“万比洛夫流派”也由此形成，对70-80年代的戏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4、理论建设

从70年代以来，文艺界特别重视理论体系的建设。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探讨有两个重大变化，一是德·马尔科夫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开放体系”的观念，从内涵的延伸方面来加大这个创作方法的容量。二是梅特钦科和奥甫恰连科等人倡导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创作方法多样性相统一的主张。与此同时，文艺学方法论的研究也受到极大的重视。俄国文艺批评史上传统的历史比较研究、文艺社会学研究、文艺心理学研究、形式主义批评、巴赫金的叙事理论等研究方法得到了复兴。

第四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期——20世纪末

“回归文学”

1986年召开的苏联作家第八次代表大会，要求文学密切配合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运动，从而改变了苏联文学的发展轨道。当时文坛出现了发表作家遗著和解禁作品的热潮。这些作品，有的是苏联作家在国内写成，由于暴露性非常明显，成书时未能获准出版；有的是十月革命后三次移民浪潮中移居国外的俄侨作家在域外创作并首先在国外发表的作品，因为对苏联国情作了否定性描写，无法进入苏联读书界。自1986年以来，这些作品大量回归苏联文坛，评论界称之为“回归文学”。较有影响的作品有普拉托诺夫的《初生海》和《基坑》，布尔加科夫的《狗心》，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格罗斯曼的《人生与命运》，札米亚金的《我们》，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等，“回归文学”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其作者对十月革命后苏联的一系列重大历史性变革采取怀疑甚至敌视的态度，这使得他们的作品难以反映当时的时代精神。这些作品的艺术水准也参差不齐，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回归文学”在俄苏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一个尚待解决的新课题。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俄罗斯处于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急剧转变之中。社会政治和经济在激烈地动荡，历史和文化都面临着价值重构。这时的文学，一方面经受着市场经济和以凶杀、色情、宗教宣传为特征的大众文化的冲击；另一方面又受到以反思过去、否定历史为主导倾向的“回归文学”的干扰，一直处于不景气的状态。解体后的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别悬殊，普通人的生存权利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对社会充满新的批判精神的作品又大量涌现。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无主导思潮，呈现出多变性和不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