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名，日语的表音文字。“假”即“借”，“名”即“字”。意即只借用汉字的音和形，而不用它的意义，所以叫假名（かな），而称汉字为真名（まな）。

论及假名之起源，则不得不提万叶假名之形成。远古之时，日本人虽有自身的语言，却没有记录的方法，利用口耳相传来传述古事。

汉字传入之后，日本以汉字为用，兴起了“文言二途”之制。（即口语使用本民族语言，书写时则只能使用汉文）“然上古之时，言意并朴，敷文构句，于字即难。已因训述者，词不逮心。”“是以今或一句之中，交用音训”，以补足用汉文纪录日语之不足。

万叶假名者，是将汉字视作单纯表音符号的一种表记法。例如“与”→“よ、ヨ（yo）”、“乃” →“の、ノ（no）”之类。众人抄写万叶假名之时，因作为万叶假名之表音汉字并不需要如表意汉字般严谨，各种简化方法遂渐渐出现。如“与”→“よ、ヨ”之俦。在约定俗成的简化之后，渐渐成为现代所见之假名。不过，一直到近代统一假名之前，假名仍有多种体系，正是上述假名非一时一地一人之作的佐证。

日本属于汉字文化圈，其古籍或古代（甚或近代）公文，皆以汉字写成。但由于古代汉文经典的文言文极为难解，汉字笔画又多，对当时的日本人来说，非常难学，便间接造成只限一小部分耐得住十载寒窗的书生，或有钱有势、能雇家庭教师让子女进修的贵族阶层，得以识字书写外，其余大部分民众均是汉文文盲的结果。此外，更衍生“精通汉文的文人”掌握政治的弊害。于是，“脱汉”风潮也就油然而生。

日本“脱汉”成果是“假名”（かな，kana），分为“平假名”（ひらがな，hiragana）与“片假名”。二者的造字目的不同。

“平假名”是为了书写和歌、物语而诞生；“片假名”则为了解读汉文而出世。前者的创始人是女性，后者的主要书写者是男性。

由于宫廷女人长年抄写《万叶集》，而“万叶假名”的汉字，都有固定字音，写着写着，无形中便简略了汉字，变成类似草书的字体，积年累月，就成为“平假名”。

另一方，要学汉文的宫廷子弟或考上大学的精英，为了将汉文念成日本固有语音，只好在汉文旁加上种种拆解汉字而成的助词与记号，这些助词与记号，正是“片假名”。例如，“百闻不如一见”，日语念法是“百闻见如''。有趣的是，当时的精英“作弊”方式跟现代学生学外语时的“作弊”方式大同小异。现代学生有铅笔，可以在“Good morning”旁暗自写下“古的毛宁”，事后再用橡皮毁灭证据。而古代日本学生，虽然没有铅笔，却懂得用竹签在汉文旁加上补助记号，算是一种“隐形文字”，不仔细看的话，还真看不出“作弊”痕迹。

因此，九世纪中旬以后的日本，有“平假名”文。《竹取物语》、《古今和歌集》、《伊势物语》、《土佐日记》、《蜻蛉日记》、《枕草子》、《源氏物语》等，均是无标点符号亦无汉字的“平假名”文。而这个时期，也是男、女文字势不两立的时期。

《伊势物语》中，和歌非常多，可以说是用和歌编纂成的故事，全篇以“平假名”书写也是理所当然。然而，《土佐日记》却是和歌名人纪贯之假冒女人身份所写的游记。可是，游记、日记、随笔等，是一种随意自由抒发日常生活、个人内心感情的散文体裁，用汉文来写，未免太碍手碍脚了。因此，纪贯之只好假冒女人身份用当时的口语文字（平假名）纪录下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没想到，正因为纪贯之首开纪录写下了《土佐日记》，宫廷女人们才创下王朝女流文学。

既然如此，男人所发明的“片假名”呢？难道“片假名”只能屈就于“隐形文字”的地位？当然不是。只是，“片假名”堂皇正大在书中出现的时期，比“平假名”晚了二百年左右。首先出现于《今昔物语集》，再过百年后，才又在鸭长明的《方丈记》中露脸。

现如今，“平假名”用于日语汉字的标音和标准日语中，“片假名”大多用在外来语的音译和专门用途中（如广告、公共标志等）。平假名来源于中文汉字的草书，看上去圆溜溜的；片假名来源于中文汉字的楷书，看上去有棱有角。

注：括号里是相应的日语罗马字。

此项为曾经存在或现今仍在使用的假名、日本国字汉字以及日文符号。

A

K

S

T

N

H

M

Y

R

W

n

*注：上表中的“ヰ（ゐ）”和 “ヱ（ゑ）”以及“𛀁(𛀀)”在现代日语中很少使用，只存在于古代典籍、影视作品、人名地名之中。如，新EVA日文就写作ヱヴァンゲリヲ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