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东华(1893年4月21日—1971年9月9日)，本姓黄，过继母舅，改姓傅，又名则黄，笔名伍实、郭定一、黄约斋、约斋，金华曹宅镇大黄村人。

1920年，在北京加入文学研究会。此后，在上海大学、上海中国公学任教并从事着译。一度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员。1932年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1933年7月，与郑振铎主编生活书店印行的大型月刊《文学》，同时为商务印书馆编撰《基本初中国文》、《复兴初中国文》、《复兴高中国文》3套各6册，发行全国。

1935年春，任暨南大学国文教授。1936年，发起组织文艺家协会，号召文艺家共赴国难。八一三事变后，参加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任《救亡日报》编委，参与翻译斯诺《西行漫记》。上海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后，翻译《飘》、《业障》等，编辑出版丛书《孤岛闲书》。

1942年夏，应暨南大学聘请携家眷赴福建建阳，途经金华时被日本侵略军俘虏，押至杭州日伪敌工总部。

1942年9月，由汉奸傅式说保释，主编汪伪《东南月刊》。次年，隐居上海从事着翻译及语言文字研究。

建国后，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员、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编审、《辞海》编辑委员会委员、语辞学科主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政协特邀委员。参加《资治通鉴》标点本清样校注，标点《汉书》等。

傅东华1893年4月21日出生于浙江金华，本姓黄，后因过继母舅改姓傅。黄家世代行医，常常施药于贫苦百姓，不取分文，在金华颇有好名声。傅东华的父亲黄二峰在城中坐馆课蒙童，生有二子一女，长子西华，后与堂兄黄人望一并东渡日本求学，次子便是傅东华。

傅东华自幼在私塾中受到父亲的教诲，国学底子很扎实，他家相邻有一家书商，私下里，傅东华从书商那里借了许多绣像小说看。等他稍稍长大，堂哥黄人望便成了他的偶像，他要朝着堂哥的方向走下去。年少时，傅东华的家计比以前艰难，他在《父亲的新年》一文中写道：“自从我能记忆的时候起直到童年的终了，每个新年的回忆里总是父亲的影像居于最前列。一到腊月初头，父亲的面容就变严肃了；账目要清理，年事要备办，一切都得父亲独个人担当。有时，父亲紧皱着眉头。双手互相笼在袖筒里，默不作声地在房里整日的往来踱着，我们都知道他正过着难关，于是新年将到的喜望旧不觉被给父亲的同情所销尅。”

1911年，傅东华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中学部，毕业之后，他因家中无法供其升学，于1913年考入中华书局做实习生，后因他的国文、英文都好，改任编辑。这期间，傅东华主要从事编辑、翻译外文期刊上选定的短篇小说，有《白羽冠》《美人丹》《黄金魔力》等，这些翻译小说多在《中华小说界》上发表。

1916年秋天，《中华小说界》停刊，傅东华离开中华书局，回到金华，在东阳县立中学、高等师范补习班当英语老师。1918年，经同学邵飘萍介绍，傅东华翻译的《青鸟》在《京报》连载，他和金兆梓合译的《诗之研究》随后也在《京报》陆续刊出。没多久，傅东华便到北京，先后在平民大学附中、北京高等师范教授英文，却因学力不足，旋遭辞退。1920年，傅东华加入“文学研究会”，这一时期，他著有《语体文欧化的讨论》《四十年来之英国诗坛》《西万提司评传》。

1923年，傅东华的《青鸟》和《诗之研究》出版。第二年，他转战上海，曾在上海大学、中国公学任教。此后，他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译员，《参情梦》《迂士录》便是这一时期的译作。1925年，傅东华从上海转道杭州，在杭州两浙盐务中学担任英文教师，傅东华教学严格，他不准学生在书上注写中文字，并要求学生在课上说英文。教了一年半后，他被请到复旦大学并于1929年出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在教学的同时，傅东华一边创作，一边翻译西方的古典文学与流行文学。

1933年的一天，在北京燕京大学教书的郑振铎来上海看望茅盾。两人谈起目前中国文坛的凋敝情况，郑振铎说，现在就缺少一个自己的而又能够长期办下去的刊物，“作家们苦于无发表作品的地方”。茅盾也有同感，两人决定重办一份隶属左翼文坛的大型文学刊物，遂选定了《小说月报》。

《小说月报》1910年7月在上海创刊，以发表创作和翻译小说为主，兼有文艺评论和散文。在提倡新文学和评价世界进步文学方面曾做出过贡献。常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的有鲁迅、茅盾、叶圣陶。1930年12月，上海战事爆发后，报馆被日军炸毁，《小说月报》被迫停刊。

经过细致商讨后，郑振铎和茅盾两人认为，可以在《小说月报》基础上，办个更大型的、内容以创作为主、提倡现实主义也重视评论和翻译、观点是左倾的刊物，刊名更名为《文学》。在挑选主编的问题上，两人都碰到了困难。郑振铎要茅盾当，茅盾认为自己不合适，应该找一名不让官方注意的人比较好。茅盾则要郑振铎当，郑振铎觉得自己不在上海也不合适，可以帮忙拉拉稿子做些实际的工作。两人就想起了傅东华。定下人选之后，茅盾担心起来，因为傅东华有一份较好的、比较固定的高级翻译工作，不知道他愿不愿意。

郑振铎表示，这事由他出面做工作。过了两天，郑振铎告诉茅盾，傅东华愿意辞去商务印书馆高级编辑的职务，过来做主编，就是现在手头有一套中学的国文教科书在编，一时脱不开身。茅盾说，这好办，叫刚组建的《文学》编委会的人去帮着做就是。就这样，傅东华当上《文学》月刊的主编。

《文学》月刊创刊后，一鸣惊人。鲁迅杂文《又论“第三种人”》即发表在创刊号评论栏首篇，《谈金圣叹》则载创刊号散文随笔栏。在创刊号上发表作品的还有茅盾、叶圣陶、郁达夫、巴金、张天翼、艾芜、沙汀、王统照以及朱自清、夏丐尊、丰子恺、陈望道、楼适夷、俞平伯和郑振铎等。《文学》一出版就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创刊号初版一万份，5日即销售一空。后来又再版了数次，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文学》一炮打响，令鲁迅、茅盾、郑振铎等同人非常高兴。鲁迅对《文学》倾注了很大热情。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料到，《文学》第二期上的一篇署名“伍实”的文章却令他大为失望。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休士在中国》。休士是美国黑人作家、当时被称为“哈莱姆文艺复兴中心人物”，他应苏联之邀前往拍摄反映黑人生活的纪录片。此后由苏联经日本到上海，受到左联作家的邀请来中国介绍访苏情况。左联请傅东华出来主持。一则，《文学》刚创立，二则傅东华是刊物的主编。

这本来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但傅东华用“伍实”的笔名写了《休士在中国》，开头有这么一段话：

美国黑人作家兰斯顿·休士于7月初经苏俄到中国，比之不久以前萧伯纳来华的声势，真所谓“不可同日而语”；不但码头上没有士女们的欢迎，就是日报上也不见他的名字。这里面的道理自然很简单：萧翁是名流，自配我们的名流招待，且唯其名流招待名流，这才使鲁迅先生和梅兰芳博士有千载一时的机会得聚首于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们的名流心目中的那种名流，且还加上一层肤色上的顾忌！

这段话使得鲁迅很不高兴，他愤然而起，当日即给《文学》杂志社写了措辞严厉的信：

我见了一回萧（萧伯纳），就被大小文豪一直笑骂到现在……然而那是招待者邀我去的。这回的招待休士，我并未接到通知，时间地址全不知道，怎么能到？ 即使邀而不到，也许有别种的原因，当口诛笔伐之前，似乎也须略加考察。现在并未相告，就责我不到，因这不到，就断定我看不起黑种。作者是相信的罢，读者不明事实，大概也可以相信的，但我自己还不相信我竟是这样一个势力卑劣的人！

给我以诬蔑和侮辱，是平常的事，我也并不为奇惯了。但那是小报，是敌人。略具识见的，一看就明白。而《文学》是挂着冠冕堂皇招牌的。我又是同人之一，为什么无端虚构劣迹，大加奚落，至于到这地步呢？ 莫非缺一个势力卑劣的老人，也在文学戏台上跳舞一下，以给观众开心，且催呕吐么？ 我自信还不至于是这样的脚色，我还能够从此跳下这可怕的戏台。那是就无论怎样侮辱嘲骂，彼此都没有矛盾了。

鲁迅的愤怒以及对同人刊物的寒心溢于言辞。这件事发生后，作为主编的傅东华很内疚，因为“伍实”就是他的别名。他文章的本义没有讽刺鲁迅之意，但是客观上却起到了这样的效果，他深感自责。

傅东华将鲁迅来信专门送交编委会成员传阅，并且特别请示茅盾有关处理办法。事情发生时，茅盾因祖母去世正在家乡乌镇忙丧事，突然接到傅东华来信后便匆匆返回上海，代表编委会起草给鲁迅的答复函。其中说：

伍实就是傅东华，使用这笔名不是放冷箭。他在《文学》第二期发稿期截止的前夕匆匆写了此稿，以至开场白这几句闲文未能说得明白，疏忽则诚有之，然而决不是对先生有恶意，这一层编委会同人是确信的，希望先生了解。

茅盾特别强调：“傅文中的疏忽，编委会同人也不曾看出来，编委会同人共同负有失检之罪。请先生释然于怀。时时赐以批评，使大众园地的《文学》能够一天天进步起来。”

《文学》编委会除了茅盾登门解释外，当时还托周建人先生向鲁迅致歉解释，并且又专函请与鲁迅关系较密的郁达夫由杭州来沪劝说。《文学》态度诚恳，而且这是一场误会，鲁迅以后并未再究。

当《文学》月刊受到反动势力围剿时，多年未向《文学》撰稿的鲁迅，重新为该刊撰稿，他将其译文《山中笛韵》交《文学》发表，之后又有《忆韦素园君》《病后杂谈》《“题未定”草》《文人相轻》等杂文先后在《文学》发表，以示支持。

后来，傅东华辞去了《文学》杂志的主编一职，转任暨南大学国文教授，教学之余继续从事创作和翻译。

1938年春天，由美国作家玛格丽特· 米切尔创作的Gone withthe Wind一经出版，受到读者热捧。1939年夏初，据此改编的电影《乱世佳人》上映，一举夺得10项奥斯卡大奖，并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名片。

当《乱世佳人》在上海上映四十余日，开了外国影片映演以来未有的纪录，同时该书的翻印本也成了轰动一时的读物，甚至有人采用它做英文教科书。

电影开映的前几日，就有朋友怂恿傅东华译这本书，当时，傅东华认为一部时髦的书未必一定就是好书，所以迟疑不决，停顿了近一个月。当他看过书的内容和电影后，他觉得《飘》断不是那种低级趣味的时髦小说——它的风行不是没有理由的，确实值得一译。

巧的是，当时国华编译社刚刚组织起来，听到傅东华有意要译这部书，立即派代表跟他接洽，由于彼此至诚相见，三言两语就把事情商妥了。

就这样，傅东华开始了翻译，他首先解决的是书名问题，Gonewiththe Wind原意是主人公的故乡已经“随风飘去”了。电影起初的译名就是“随风飘去”，傅东华觉得这样翻译虽然切合但有些不像书名，后来改为《乱世佳人》，那只好让电影专用。因此，他把书名译为《飘》，他觉得这一个字已经足够表达原名的蕴义。

在翻译过程中，傅东华又很好地处理了用什么文化传统和语言风格翻译的问题。有人说，傅东华先生的译文，无疑以另一种文字演绎了同样流畅与自然。还有人评论，傅东华翻译的《飘》，既有原文在文字上的优美，又有风格上的神似，具有引人入胜的魅力，读起来完全没有译作的生涩感。合乎中国人的习惯，且发自他内心对汉语言文字、文学的热爱，极具感染力。也因此，《飘》被认为仍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随着战争的爆发，暨南大学不断迁移，傅东华也在流离中奔波逃难，1942年5月，浙赣战役爆发后不久，傅东华被日军抓走，同年9月，经傅式悦（章太炎侄婿，曾任伪浙江省省长）保释。不到半年，傅东华隐居上海继续从事翻译，并且开展语言文字研究。

解放以后，傅东华任上海市政协特邀委员、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编审，语词学科主编等职，他也参与标点《资治通鉴》《汉书》的工作，此时，傅东华多用黄约斋的笔名。

译有西班牙塞万提斯《唐·吉诃德》，英约翰·弥尔顿《失乐园》，美德来塞《珍妮姑娘》，古希腊荷马《伊利亚特》等。

傅东华的译本《飘》在第一代中国读者中影响十分深远。在今天看来，他的译本用语灵活多变，行文自然，清楚明了。不过，傅东华随意删除原本中大段的景物自然描写，也让译本失色不少。尽管如此，傅氏译本仍然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傅东华译《飘》中的归化翻译包括对人名、地名、机构名的归化处理，也包括对定语、状语等句子成分摆放位置的归化和对某些介词短语、-ing分词短语等结构的归化。傅译中的归化翻译可以从社会符号学、图式理论、和德国功能主义中得到理论支持。

专著《李白与杜甫》、《李清照》、《字源》、《汉学》、《现代汉语的演变》；散文集《山胡桃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