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进士”是指两宋时期眉州（今眉山市）文化教育空前繁荣，整个宋朝共有886人考取进士的一个“宋代眉山进士群体现象”，史称“八百进士”。宋仁宗因此感叹，“天下好学之士皆出眉州”。即便当时南宋京城所在地的浙江亦难以望其项背。眉山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进士之乡”，被誉为“千载诗书城”、“人文第一州”。

两宋时期的眉州，所辖二十乡、六镇，大约二万多户。在宋朝文官政治、科举完善、文风转变等大环境和当时眉山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出版繁荣、教育兴盛等小环境共同作用。同时，宋代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与实践和眉州文人的发愤好学。使在两宋期间，眉州共出了886名进士，出现了科举文化史上不可企及的巅峰，史称“八百进士”，与“三苏”一起成为眉山文化鼎盛的符号。整个两宋眉州的进士群体呈现出向上趋势、巅峰状态和一流个体的显著特征。

2000年建市的眉山市辖一区五县，即东坡区（原眉山县）、彭山区、丹棱县、青神县、洪雅县和仁寿县。宋时眉州建制，据《元丰九域志》载，除仁寿县之外，其他五县均隶属眉州，其中洪雅县在宋太宗淳化四年（993）隶嘉州。只限于宋时的眉山县，所辖区域只不过二十乡、六镇，大约二万多户。

“八百进士”，两宋眉山进士群体，是指两宋时期具有眉山籍贯、进士出身的个体组成的整体。其个体特点有：其一，眉山籍贯。应出生眉山、祖籍眉山（上溯至三代）或者落籍眉山（移民至眉山）。其二，进士身份。考取了进士或者朝廷赐予了进士出身，从相关典籍可以佐证而得来的总人数。

另有说法，按照《雁塔碑》（进士题名碑）、《眉山县志》和《眉山市人物志》的统计，眉山不止800进士，而是909进士。

北宋眉山的科举喷发肇始于宋仁宗嘉祐年间。苏轼在《谢范舍人书》中云：“且蜀之郡数十，轼不敢远引其他，盖通义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县，去岁举于礼部者，凡四五十人，而执事与梅公亲执权衡而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眉山县参加礼部考试的人有四五十人，考中者包括苏轼兄弟在内共有13人，占当年全国进士总数388人的3.4%，宋仁宗皇帝当时就惊叹：“天下好学之士多在眉州”。北宋眉山考中进士的人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宋仁宗在位的41年共考中进士80人（其中嘉祐年间有23人），平均2人/年；宋哲宗在位的15年共考中进士63人（其中元祐年间24人、绍圣年间28人），平均4.2人/年；宋徽宗在位的25年共考中进士135人（其中政和年间58人、宣和年间37人），平均5.4人/年。

南宋眉山的科举盛况可谓空前绝后，从进士人数上看，眉州进士619人，而眉山县进士582人。即便是南宋京城所在地的浙江亦难以望其项背。在《略论南宋浙江进士文化》一文中作者惊叹：“在区区六府五州六十七县的土地上，南宋王朝短短的一个世纪半中，所出之进士可谓前所未有。这种科举盛况反映最清楚，体现最明显的首先是进士总数上，它总共向国家培养了6100名进士。”若以此为依据来推算，平均每州仅约555人、平均每县仅约91人，仅是眉山县的进士人数的约16%。南宋眉山，一个小小的县，进士人数居然占全国进士总人数的3%。

南宋眉山考中进士的人数亦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宋高宗在位的35年共考中进士186人（其中绍兴年间177人），平均5.3人/年；宋孝宗在位的27年共考中进士132人（其中乾道年间42人、淳熙年间79人），平均4.9人/年；宋理宗在位的40年共考中进士215人（其中绍定年间73人、淳祐年间44人），平均5.4人/年，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宝庆二年（1226）朝廷共取士989人，而眉山县就有71人，占总数7.2%，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宋代眉山进士群体的形成，既与全国的大环境密切相关，又与眉山的小环境密切相关。下边从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两方面论述。

1.宋朝大环境

（1）文官政治

由于历史原因，宋朝一直推行“重文抑武”的国策，其核心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利用文人治理国家。“重文抑武”国策有效地调动了文人的积极性，文人的地位和价值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科举完善

宋代的科举有长足发展。在考试原则上，宋代“取士不问家世”的限制呈逐渐放宽趋势；在考试规则上，宋代强化了对于举子与考官的行为规范。确立了三级考试制度，地方主持的选拔初试称之为乡试；全国性的选拔考试，曾经由尚书省的吏部、礼部主持，称之为省试；皇帝亲自主持的殿庭复试，称之为殿试。这些制度性的安排，一是把读书中举就可以做官变成了现实；二是让读书人做官形成了规模效应；三是朝廷临时性的科举考试措施，变成了有正式机构（贡院）常规管理，并且各种规章制度严密，极大地保障了科举考试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从而增强了天下知识分子对于新政权的向心力。

（3）文风转变先秦、两汉的文章质朴自由，不受形式拘束，有利于表达思想和反映社会生活。但自南北朝以后，盛行骈文。唐代中叶，韩愈提倡古文、反对骈文，后人称之为古文运动。宋初，盛行浮艳文风，宋朝皇帝十分厌恶，欧阳修接过古文运动的大旗，在主持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的科举考试时，反对柔靡浮艳、提倡平易自然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青年才俊，由于他们的加盟，才逐步使文风发生转。文风的转变，直接影响着科举考试的内容。宋代初期，其它地方的士子学习的是柔靡浮艳的骈文，只有眉州的士子学习的是质朴自由的古文。这是眉山学子得天独厚的长处，亦是眉山进士群体能够出现的原因之一。

2.眉山的小环境

（1）社会稳定

为了躲避关中、中原地区的战乱，唐、五代时期，向蜀中移民，前后持续了一两个世纪。这些移民惊魂未定，以为作为巴蜀首府的成都及其附近仍不安全，于是顺岷江而下，来到风景秀丽、物产富饶的眉山一带定居。自北宋取得四川，至南宋灭亡，共有314年。在这漫长的300多年间，四川发生过王小波、李顺起义，历时3年，稍稍波及眉山；而宋与契丹、西夏、金之战，则没有波及眉山。眉山在宋代，基本上有300年的安宁稳定。由唐代至五代至宋代的600多年间，四川基本上是稳定的，而眉山则更为稳定安宁。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眉山人民生活安定，才有时间、精力和心思从事于农业生产和读书学习，文人才有生长和发展的机遇，进士群体的出现也才有可能。

（2）经济发展

前蜀王建颁《劝农桑诏》，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后蜀孟知祥、孟昶父子也注重兴修水利，广泛耕垦。前、后蜀时期，西蜀十分富庶，眉山自然也不例外。

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在位期间，施行植树种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减免赋役等政策，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眉州也不例外。黎希声知眉州时，减少赋役，发展生产，百姓非常喜欢他，请求朝廷让他留任眉州。魏了翁知眉州时，亦“课农桑，薄赋税，兴水利……是故政通而民和”。

古人云：“衣食足而礼义兴。”吃饭穿衣的问题基本解决了，富庶之家的子弟才有条件读书学习，参加科举考试。眉山进士群体的形成，与眉山经济的发展有直接关系。

（3）出版繁荣

宋代，眉山刻印书籍已自成体系，有官刻、家刻、坊刻。其中，著名刻匠王朝刻的《册府元龟》（1000卷）、《太平寰宇记》（200卷）、《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30卷）等 “蜀大字本”闻名全国。“万卷堂”刊刻的《新编近时十便良方》（40卷）有中国最早的刊记。程舍人宅刊刻史学家眉州人王偁著《东都事略》一书，有中国最早的版权标志。陈先行《国宝大观》说：“宋代的刻书地点相当多，除首都汴梁外，浙江杭州、福建建阳与四川眉山是主要刻书中心。”眉山成为全国著名的三大刻书中心之一，极大地满足了社会对书籍的大量需求，并进而促进了眉山耕读的氛围和学校的教育。

（4）教育兴盛

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文教。北宋就有三次兴学，即庆历兴学、熙宁兴学”和崇宁兴学。

两宋时期，眉山地方官员都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如董储、黎希声、魏了翁等。熙宁九年（1076）苏轼知密州时，特意去安丘拜访曾任眉州知州的董储故居，写诗悼念他。熙宁八年（1075）黎希声知眉州，受到百姓爱戴，任职期满，民众请求朝廷让他留任。嘉定年间（1208～1224）魏了翁知眉州，他热衷教育，每月初一、十五亲自去学校讲学，指导士子学习。

《宾退录》记载，眉州有学校13所：“嘉、眉多士之乡，凡一成之聚，必相与合力建夫子庙，春秋释奠，士子私讲《礼》焉，名之曰乡校。亦有养士者，谓之小学。眉州四县，凡十有三所。嘉定府五县，凡十有八所。他郡惟遂宁四所，普州二所，余未之闻。”当时，官办的有州学、县学，民办的有私学、书院等。据《四川书院史》统计，宋代四川各地建有书院29所，其中眉州有5所，眉山有2所：云庄书院、北园书院。

眉山不仅学校众多，而且学子众多。苏轼《道士张易简》说：“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童子几百人，师独称吾与陈太初者。”苏轼《众妙堂记》说：“眉山道士张易简，教小学，常百人，予幼时亦与焉。”一所蒙学学校，学生竟有百人。后来，苏轼兄弟到眉山城西的寿昌院上学，那里的学生人数更多。南宋晁公溯《今岁试士竟置酒起文堂延主司且作诗送之》诗云：“饮食犹俎豆，佣贩皆诗书……白袍五千人，崛起塞路衙。入门坐试席，正冠曳长裾”一州四县就有五千人应试，教育规模之大，真是不可想象。

另外，众多优秀的教师，为眉山士子的培养作出了贡献。如张易简、刘微之等。

尽管眉山学校不少，但是仍然难以满足学子的需求，所以不少人是在家中接受有文化的父母的教育。《方舆胜览·修桥楼记》说：“其民以诗书为业，以故家文献为重，夜燃灯，诵声琅琅相闻。”这几句话描述了众多眉山学子在家中挑灯夜读的情景。他们不仅用科举及第的理想来激励子弟，而且身体力行，教育指导子弟读书作文。如苏轼兄弟除了在学校上学外，在家中则是由父亲苏洵教他们读书作文，父亲在外游学时，母亲程夫人又担起教育两个儿子的责任。

1.先天下之忧而忧

宋代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与实践，继承着先秦两汉以来“士不可不弘毅”的精神。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种深沉而难以化解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不同于斤斤于个人得失的怅惘郁懑，反映着宋代士人对于天下国家以及人的生存价值的深切关怀。

眉山学子“通经学古”，一直延续着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加之“三苏”等人的榜样作用，眉山学子普遍具有“以天下为己任”、“致君尧舜”的文化心态，这是他们勤奋学习、博取功名的内在动力。苏辙《栾城集·墓志铭》云：“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由此可知，苏轼兄弟从小就“奋厉有当世志”，这是他们发愤学习的原因之一。

2.书山有路勤为径

眉州文人发愤好学，是眉山进士群体产生的主观原因。

据《宋史》记载，淳化年间进士朱台符，“台符好学，敏于属辞”。宝元年间进士石扬休，“少孤力学”。嘉祐年间进士苏轼、苏辙兄弟，自幼就“奋厉有当世志”，他们从小就勤奋地读书作文。元丰年间进士任伯雨，“伯雨自幼，已矫然不群，邃经术，文力雄健”。元祐年间进士王当，“幼好学，博览古今，所取惟王佐大略”。绍圣年间进士任谅，“力学自奋，年十四，即冠乡书”。淳熙年间进士任希夷，“希夷少刻意问学，为文精苦”。正是因为有众多学子的勤奋学习，所以才出现了眉山进士群体。

两宋时期，眉山学子为参加科举考试，一般都有刻苦攻读的过程。南宋魏了翁《孙氏书楼记》说：“余尝闻长老言，书之未有印本也，士得一书，则口诵而手抄，惟恐失之，其传之艰盖若此。惟传之艰，故诵之精、思之切、辨之审、信之笃、行之果。”以苏涣为例，苏辙谈他“其勤至手书司马氏《史记》、班氏《汉书》”。（见《伯父墓表》）聪明绝顶的苏轼自称班固《汉书》他读了三遍（《高斋漫录》），手抄三次（见《耆旧续闻》）。这种扎实的童子功夫为他们参加科考增添了底气和筹码。

眉山的科举文化现象是科举文化史上不可企及的颠峰，与“三苏”一起成为眉山文化鼎盛的符号。对后来的眉山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清嘉庆十九年《四川通志》记载眉山宋代进士总计1132人；清康熙五十五年官衙藏版《眉山属志》记载眉山有姓名的两宋进士846人。当然，也有人说眉山进士在800人以下的。涂文涛主编《四川教育史》说，两宋眉州有进士599人。在此，我们假设此书的数据是正确的，那么，潼川府路（即梓州路）49县，平均39人/县；成都府9县，平均约77人/县；眉州4县，平均150人/县。而眉州其它三县进士及第仅61人，眉山县尚有538人，在全国的排位亦是名列前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