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论》是最早的文艺理论批评专著。三国时代曹丕所著，写于曹丕做魏太子时期，原有22篇，后大都亡佚，只存《自叙》《论文》《论方术》三篇。

曹丕的《典论》是一部有关政治、文化的论著，全书大概在宋代亡佚，今仅存《自叙》、《论文》两篇较为完整。《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早出现的一篇文学专论，也是汉魏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它论述了文学批评的态度、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文体的区分、文学的价值等颇为重要的问题。所论的“文”是广义上的文章，也包括文学作品在内，涉及了文学批评中几个很重要的问题，虽不免有些粗略，但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开风气的作用。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它对文学的价值的重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儒家古有“三不朽”之说，其一为“立言”（见《左传》）。但这主要指政治与伦理方面的论著，与文学并无多少关系。曹丕所说“文章”，则包括诗、赋在内。其实，文学——特别是偏重抒情的文学，很难说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但曹丕这样说，就把文学提高到与传统经典相等的地位，这对文学的兴盛，当然是有意义的。

根据史料记载，曹丕与父亲曹操及卞太后关系不及弟弟曹植，杨修等人又不断称赞曹植之文采，皆不利曹丕争嗣。因此曹丕借此书使曹操另眼相看。建安以前，文学地位并不独立。当时，扬雄竟斥汉赋为“童子雕虫篆刻”（见《法言·吾子》），曹植也认为“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曹丕在典论呼吁作家要以古代圣贤“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为榜样，努力改变那时这种“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的精神状态，培养自己具有一种脱离功名的心态。曹丕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称颂诗赋，使文学趋向自觉的深刻表现。

《典论》的篇目都是以二字命题的，如《奸谗》《内诫》《酒诲》《自叙》《论文》等等。这是两汉以来的通则，如扬雄的《问神》、王充的《对作》。曹丕在典论中对“建安七子”进行评论，指出各的长处与短处。曹丕提出作家的气质不同会导致作品的风格有异，亦即“文气”的概念。原文为“文以气（指才气，即个性）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有本质根据），不可以力而致（努力勉强求得一致）”。他指出有两种错误态度要不得：“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就是尊古卑今的观点。他重新提出东汉桓谭的意见。“文人相轻”，是他自己的创见。曹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文人互相贬损的弊习，分析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且为文人之间的相处指明了正确道路。

初平之元，董卓杀主鸩后，荡覆王室。是时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山东牧守，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卓遂迁大驾，西都长安。而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并。会黄巾盛于海岳，山寇暴于并冀。乘胜转攻，席卷而南。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余时年五岁。上以四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知骑射矣。以时之多难，故每征，余常从。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张绣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从兄安民遇害。时余年十岁，乘马得脱。夫文武之道，各随时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是以少好弓马，于今不衰，逐禽辄十里，驰射常百步。日多体健，心每不厌。建安十年， 始定冀州，濊貊贡良弓，燕代献名马。时岁之暮春，句芒司节，和风扇物，弓燥手柔，草浅兽肥，与族兄子丹，猎于邺西终日，手获獐鹿九，雉兔三十。后军南征，次曲蠡，尚书令荀彧奉使犒军，见余，谈论之末，彧言：“闻君善左右射，此实难能。”余言执事未睹夫项发口纵，俯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尔。”余曰：“埒有常径，的有常所，虽每发辄中，非至妙也。若夫驰平原，赴丰草，要狡兽，截轻禽，使弓不虚弯，所中必洞，斯则妙矣。”时军祭酒张京在坐，顾彧拊手曰：“善。”予又学击剑，阅师多矣。四方之法各异， 唯京师为善。桓灵之间，有虎贲王越，善斯术，称于京师。河南史阿，言昔与越游具得其法。余从阿学之，精熟。尝与平虏将军刘勋、奋威将军邓展等共饮。宿闻展善有手臂，晓五兵；又称其能空手入白刃。余与论剑良久，谓言将军法非也，余顾尝好之，又得善术。固求与余对。时酒酣耳热，方食芋蔗，便以为杖，下殿数交， 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为之。余言吾法急属，难相中面，故齐臂耳。展言愿复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伪深进，展果寻前，余却脚剿，正截其颡。坐中惊视。余还坐，笑曰：“昔阳庆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术。”今余亦愿邓将军捐弃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尽欢。夫事不可自谓己长。余少晓持复，自谓无对。俗名双戟为坐铁室，镶楯为蔽木户。后从陈国袁敏学，以单攻复，每为若神。对家不知所出。先日，若逢敏于狭路，直决耳。余于他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巧，少为之赋。昔京师先工有马合乡侯、东方安世、张公子，常恨不得与彼数子者对。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难吾与袁伯业耳。”余是以少涌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所著书论诗赋，凡六十篇。至若智而能愚，勇而能怯，仁以接物，恕以及下，以付后之良史。

[夫]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话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于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作“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时有]所善，扬、班[之]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遗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摄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亦志士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颍川郄俭能辟谷，饵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气，老有少容。庐江左慈，知补导之术，并为军吏。初，俭之至，市伏苓价暴数倍。议郎安平李覃学其辟谷，餐伏苓，饮寒水，中泄利。殆至陨命。后始来，众人无不鸱视狼顾，呼吸吐纳。军谋祭酒弘农董芬为之过差，气闭不通，良久乃苏。左慈到，又竞受其补导之术，至寺人严峻，往从问受。阉竖真无事于斯术也，人之逐声，乃至于是，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术，自以当仙。济南孙邕少事之，从至京师。会和平病死，邕因葬之东陶。有书百馀卷，药数囊，悉以送之。后弟子夏荣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宝书仙药。刘向惑于鸿宝之说，君游眩于子政之言，古今愚谬，岂惟一人哉！

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优游案衍，屈原之尚也；穷侈极妙，相如之长也。然原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馀度。长卿子云，意未能及已。

余观贾谊《过秦论》，发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制义。洽以三代之风，润以各人之化。斯可谓作者矣。

李尤字伯宗，年少有文章，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拜兰台令史，与刘珍等共撰《汉记》。(点校按，此条与“建安诸序”重复)

议郎马融，以永兴中帝猎广成，融从。是时北州遭水潦蝗虫。融撰《上林颂》以讽。

根据《三国志》及《魏书》记载，曹丕写成《典论》以后，“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5]胡冲《吴历》亦夫提到曹丕“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 《魏志》又记载，后来魏明帝太和四年二月戊子，“以文帝《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及大学，共有六碑”。表明曹丕自己及其后人都很重视这部《典论》。

一是对“建安七子”进行评论，指出各的长处与短处；

二是在论述文学和评论作家时，提出了“文气”的概念，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又谓：“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他所说的气，大体是指作家的气质。作家的气质不同，所以作品的风格有异；

三是关于文体的区别：“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说诗赋的特点是“丽”，既反映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也预示了此后文学的大趋势。

这几方面的内容，即作家评论、作家的气质与作品风格的关系、文体的区分，都是以后文学批评中重要的课题。

《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较早的一篇专论。《典论》是曹丕做太子时候写的一部专著。据《三国志》注引《魏书》说，曹丕写成《典 论》后，“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又引胡冲《吴 历》云，曹丕“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据《魏志》载，魏明帝太和四年二月戊子，曾“以文帝《典 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及大学，共有六碑。说明曹丕本人及其后人都很重视这部《典论》。《典论》全书大概到宋代已经亡佚，今存完篇只有一篇《自叙》和这篇《论文》。 曹丕在本文中，批评了两汉以来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了文学应享有独立地位，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其中涉及到：文学 的价值问题，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问题，文体问题以及文学批评的态度问题，等等。曹丕将文学的价值，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指出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学摆到了与事功并立的地位。这是对儒家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传统思想的补充、完善和发展，把“立言”的内容丰富了，从而突出强调了文学的“经国”作用和“不朽”意义。在作家个性问题上，曹丕提出了著名的“文以气为主’的论断，并且作了具体论述。“文气”说遂由此发端，逐渐发展成中国古典文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对后代影响很大。对于文体问题，曹丕提出了“夫文本同而末异”的观点，说明各种文体既有共同的原则、共通的东西，又有具体的规则、不同的要求，所以既要研究其一般的规律，也要注意其不同的特 征。曹丕抓住了“本”与“末’的关系来谈文体问题，有辩证的观 点，同时也纠正了前人只限于本而不及其末的片面认识，是很有创见的。后世之文体研究，如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刘勰《文心雕龙》等，大略从此肇端。关于文学批评 的态度，田是立足于实际，批评了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贵远贱 近，向声背实”，二是“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都具有针砭现实的作用，同时还具有相当的概括性．所以一千多年来常被人们引《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它对文学全面提出了崭新的观点，标志着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到来。其中论述到有关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虽是提纲挚领式的，未及全面展开，但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刘勰在评论曹丕的才情时说，“乐府清越，《典论》辨要”(《文心雕龙.才略篇》)，以“辨要”二字概括《典论·论文》的特点，是非常准确的。它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吴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