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州，是汉籍《禹贡》所描述的汉地九州之一。《尚书·禹贡》记载，大禹分天下为九州，其中即有冀州，位列九州之一，包括现在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河南省北部及辽宁省与内蒙部分地区。

冀州是汉地九州之一，在绵长的历史中，曾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传说远在四千年之前，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轩辕氏黄帝在征服蚩尤、炎帝两个部落之后，定居晋南，依山川大势，“割地布九州”。在唐尧时，洪水为害，淹没九州。大禹又“随山浚川”“疆理天下，奠九州而正五服”。大禹死后，他的儿子启夺取了部落联盟首领的职务。据《左传》记载，夏启即位以后，将夏的统治地区划为“九州”，并铸九鼎“象征九州”。设置九州是为了管理居民；铸造九鼎是为了记载夏王朝的功德，象征夏王为九州之主。

关于九州的说法，在流传下来的古籍记载中有几种说法：

《禹贡》称九州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

《尔雅》按殷制，称九州为冀、幽、兖、营、徐、扬、荆、豫、雍，分冀为冀、幽两州；

《周礼》按周制，称九州为冀、幽、并、兖、青、扬、荆、豫、雍，分冀为冀、幽、并三州。按《尚书·尧典》的说法，虞舜在禹治水之后，又就禹指九州，分治幽、并、营三州，合为十二州。

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

——《尚书·禹贡》

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

——《史记·楚世家》

冀州一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一书。关于它为什么取名叫“冀”，按历史发展的次序，有以下多种解释：

（1）按《释名·释州国》云：“冀州亦取地以为名也。”王炎《禹贡辨》云：“晋地有冀，秦地有雍，则是冀、雍以地名州。”据史料考证，古冀州境内的晋国西南部有一个叫“冀”的国家，它的国都在河东皮氏县东北的冀亭（今山西河津县）。《水经·汾水注》曰：“汾水过冀亭南……京相璠曰：‘今河东皮氏县有冀亭，古之冀国所都也。”因而取这个国家冀的名称做为州的命名。后来冀国在春秋中期为晋国灭亡。据《左传·僖卅三年》云：“冀已为晋邑。”因此，晋国辖域又称为冀州。《吕氏春秋·有始览》云：“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尔雅·释地篇》云：“两河间曰冀；冀，近也。”所谓两河之间，指的是黄河与黄河之间的地带（济水与黄河之间为古兖州）。

（2）按《周礼·职方》云：“河内曰冀州。”所指的河内是指黄河以东、以北的地区。冀州的地域囊括到晋国以北的地方。因此，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北部》中说：“冀，北方州也，从北异声。”“北方名冀，而因其以名其州也。”在《异声玉篇》中也说：“冀，北方州也，故从北。”这时冀州所指地境已经是现山西及其以北的较大地域。

根据《尚书·禹贡》中记载的内容，禹分的九州分别是：徐州、冀州、兖州、青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和豫州。

《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始》曰：“何谓九州？...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说明秦、汉以前的冀州地区一般是指今日之山西及河北全省地区，即赵、魏、韩三国的范围。另有蔡沈《书集传》中说：“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兖河之西，雍河之东，豫河之北。

以现代的地理概念来解释，这些地方的位置是在：冀州，起自黄河壶口，涉及今山西全境、河北、河南等省部分地区，地为白壤。冀州三面距河，西与南及东南部大致以黄河为界，东北以辽河为界，北以戈壁沙漠为界。今辽宁的西境，河北北境，河南北境，山西全省及内蒙古自治区皆冀州之境，面积约一百四十余万平方公里。

汉代的冀州范围

西汉有十三州及司隶，十三州分别是并州、冀州、幽州、青州、兖州、豫州、徐州、扬州、交州、荆州、益州、朔方及凉州；幽州与并州是由冀州分割出来；而司隶分别属於冀州、雍州、豫州三州。

晋代的冀州范围

按《晋书·地理志上》，冀州州域如下：

北魏的冀州范围

按《魏书·地形志》，冀州州域如：

隋代的冀州范围

按《隋书·地理中》，冀州州域如下：

明代的冀州范围

根据《大明一统志》，明朝属于冀州州域内分野的府县如下：

清代的冀州范围

根据四库全书版的《清一统志》和二十四史《清史稿》，明朝属于冀州州域内分野的府县如下：

在九州的排列次序中，冀州位列首位。相传唐尧的都城平阳（今山西临汾县南）、虞舜的都城蒲坂（今山西省永济县东南）、夏禹的都城安邑（山西省夏县）都在古冀州境内。因此《谷梁传·杨士勋疏》云：“冀州者，天下之中州，自唐虞及夏殷皆都焉，则冀州是天子之常居。”东汉涿郡人卢植的《冀州风土记》中称：“唐虞以来，冀州为圣贤之泉薮，帝王之旧地。”邹衍说：“九州之内，名曰赤县。赤县之畿，从冀州而起。”故后王虽不都冀州，也以冀州言之。冀州是古三代帝王建都的地方，“王畿所在”，自然应当列为九州之首。对于古冀州为什么排在九州之首，还有依治水先后，五行次序等不同的说法。如孔颖达《尚书正义》中解释冀州被列为九州之首的原因时说：“九州之次，以治水先后，以水性下流，当从下而泄，故治水皆从下为始。冀州帝都，于九州近北。故首从冀起。”《汉书》中也说：“冀州，尧所都，故禹治水从冀州始。”宋朝苏东坡也认为：“河患冀兖为多……故禹行自冀始。”总之，冀州由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古帝王都城所在地，从而被列为九州中的第一位。

按《淮南子·坠形篇》云：“正中冀州为中土。”为什么叫“中土”呢？书中的解释是“冀，大也，四方之主，故曰中土。”或者说冀州之地“当天下之中”，为“天下之中州”，所以叫“中土”。因为冀州是中土，有的也称“中冀”。如《逸周书·尝麦篇》云：“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陈逢衡在《逸周书·尝麦篇》的注中说：“古者指天下为冀州。”《淮南子·地形训》的高诱注中也说：“冀为天下之号。”冀州一词成了“天下”的代名词。在《淮南子·览冥训》的注中说：“冀，九州中，谓今四海之内。”楚辞《云中君》篇说的“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无穷。”把冀州同四海对举，意思是冀州即四海之内，也即天下。罗泌的《路史》称：“中国总谓之冀州。”顾炎武《日知录》中也说：“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后人因以冀州为中国之号。

在《畿辅通志》中，曾集中历代文人学士对冀州地理的描述，来说明古冀州的战略位置。“洋洋冀州，鸿原大陆（杨雄《冀州牧箴》）。界于河泽之曲（元朝王构《学校碑记》）山川襟带，原野平旷（明朝张玺《筑城浚池碑记》）。东近瀛海则资储可充，南临河济则折衡易达，川原绕衍，控带燕齐，称为都会（《方舆纪要》）。”古冀州由于“土平兵强，英杰所利”（《魏志》），是“南北之冲，戎马之场，要害之重地。”因此，“冀野纷纭战事多”。自古以来，这里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在这块土地上不知道进行过多少次波澜壮阔的战争。东汉光武帝刘秀“马带坚冰夜渡河”，自冀州开始中兴帝业。北齐神武皇帝高欢也是起兵冀州信都，才成帝业。“冀之得失，关乎国之兴亡”。“旧志”中正是从古冀州所处的战略地位，从这些历代王朝兴衰战乱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无怪乎春秋时代的一部星相书《元命包》称：“冀地有险易，帝王所都，乱则冀治，弱则冀强，荒则冀丰，故曰冀州。”许慎也说：“冀，假借为望也，幸也。”把赋予“希望、寄托”涵意的字眼，做为这个“州”的命名。传说后晋高祖石敬塘曾在太平县掘地得到一块石头，上面写着“天子，冀州人”。因此，五代李景据江表，为了想夺天下，承袭帝业，竟给自己的儿子也取名叫“冀”。综上可见古冀州在当时汉族人的心目中占有着何等重要的地位。

大禹是中国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末期的部落联盟领袖,禹最卓著的功绩就是治理了滔天洪水。因其治水有功，受舜禅让继帝位,后人称他为大禹。禹之子启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因此,后人也称他为夏禹。禹以治水著称,他从哪里开始治水,下文作大致考证。1历史典籍中关于治水所在的记载先秦古籍中多有关于大禹治水的记载：

《史记·夏本纪》云：“禹行自冀州始”，就是说大禹治水是从冀州开始的。

《史记·夏本纪》载：“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孟子·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禽兽鸟迹之道,交于中国。”说明洪水泛滥于尧和尧之前的远古时代,持续时间相当长久。“水逆行,泛滥于冀州”，大禹和他父亲鲧正是处在这样一个洪水泛滥、久治不息的时代。

《晋乘搜略》载：“洪水方割时，壅汾水不得出，震及帝都，鲧极意崇防，因汾治汾，而不计汾之不泄。”也就是说洪峰到来时，汾河之水被壅塞，泄流不出，上游洪水继续流进，有入无出，日聚成灾，位于汾河下游的帝尧之都平阳，时刻处在上游汾水的威胁之中，民心动荡，惶恐不安。鲧受尧命而治水，在汾河中游筑坝修堤，企图阻挡汾水进入平阳，以保尧都平安。却不知坝越筑越长，堤越修越高，水越聚越多，终于导致“防高而水壅、水盈则漫、风激则崩”的后果，酿成更大的灾害。

《史记·夏本纪》载：“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清康熙《霍州志》载：“洪水肆患，鲧拜帝命，治汾为首，禹嗣父绩，至于岳阳。”鲧因不得治水之法，导致水患益盛，最终被帝舜治罪处死，帝舜任命鲧子禹为司空，赋以治水之重任。大禹子承父业，受命于危难之际，从冀州开始治理，“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终使洪波安息，水患大治。《太平寰宇记》载：“河道开，斯汾水可受，禹急河之大而汾治，鲧急汾水小而不治。”大禹总结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采用“先疏而后防”的方法，在汾河中游凿山通谷，开沟挖洫，因其水势，利其导之，“猝引洪流就下”，使汾河之水通畅于黄河，终于获得成功。

冀州的概念，不仅有其民族及地理上的含义，也有行政区划上的含义，两者都随时代的更迭而有所变化。

公元前十一世纪西周成王戏封他的弟弟叔虞唐侯于并州的鲜虞国，后改国号为晋。

公元前770年，我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时期，并州地区鲜虞国辖区。鲜虞国姬姓为狄部落，因爱穿白衣服，又称白狄。

周敬王三十一年（公元前489年）鲜虞国为晋所灭。冀县辖境又属晋国的东阳地区（今太行山以东的广大地区）。

公元前475年，进入历史上的战国时期。

鲜虞人于公元前414年又建立中山国，势力很强，中山国在冀县始设扶柳邑。

公元前296年，即周赧王二十年，赵王文偃以燕齐之师灭中山国后，冀县之地又属赵国管辖。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封建、置郡县，划天下为三十六郡。冀州属巨鹿郡（辖冀、邢、恒、贝四州，治所在今平乡县）。并于今邢台置信都县。信都之名，据史料载起源于赵成侯，赵成侯据邢，颇具雄心，为了表示他“言必信，行必果，布信于天下”的决心和信心，改邢为“信都”。

西汉全国各郡辖治范围基本上是沿袭秦制。但刘邦为了屏卫王室也曾将少量的同姓子侄等分封各地，西汉初析秦巨鹿郡为信都、常山、清河三郡。

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始置信都县。（因张耳为常山王，王赵地，将都城邢台改称襄国，信都之名遂从此移于冀县。）县境西部置扶柳县。信都、扶柳皆属信都郡，隶冀州，郡外领县十六，即辟阳、扶柳、下博、桃、昌城、观津、东乡、蓚、历、高堤、平堤、武邑、广川、南宫、东昌、西梁，郡治信都。

汉高后吕雉六年（公元前182年）封赵王张耳之孙（刘邦长女鲁元公主之子）张侈为信都侯，改信都郡为信都国。后张侈因受诸吕之乱，有罪，国除。

公元前155年（汉景帝二年），封他的八太子彭祖于冀，为广川王，改信都国为广川国。

前元二年（公元前153年），又改为信都郡。

中元元年（公元前149年），封刘越为广川王，复为广川国。

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鉴于秦代中央直辖四十郡，多有不便。于是在“郡”上又加了一级行政机构，除都城附近的司隶部外，分天下为十三个刺史部。因以《禹贡》《周礼》所载之州为名，故又称十三州。其中冀州辖四郡六国，冀县属广川国。冀州刺史部包括今河北省邯郸、邢台、石家庄三个地区的全部，衡水地区的大部，保定地区的西南部，沧州地区的一小部，河南省北端三、四个县，山东省西端三、四个县。刺史部设刺史一人，“传车周流，非有定镇”。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封刘齐为广川王。

汉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还为信都郡，隶冀州刺史部。

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复封广川国。

甘露四年（公元前50年）复为信都郡。

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封三太子刘兴为信都王，遂改广川国为信都国。

汉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复为信都郡。

汉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又封刘景为信都王，复信都国。

前汉在郡（国）之上又加刺史部一级行政单位。冀州刺史部领郡（国）十一、县一百五十五，刺史部巡行无常治。西汉时的冀州无论从所辖范围、州的治所都与今天的冀县无关。

王莽新朝时（9年），改信都县为新博亭，信都国为新博。

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25年）改信都郡为长安国，治信都。

明帝永平15年（72年）封他的六太子刘党为乐成王，改长安国为乐成国。

安帝延光元年（122年）封章帝之孙刘得为安平王。改乐成国为安平国兼置冀州治此，领县十三（信都、阜城、扶柳、南宫、经、武邑、观津、堂阳、武遂、下博、饶阳、安平、深泽）。城内有汉冀州从事安平赵征碑。

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国除，改为安平郡，郡治信都。这时巨鹿人张角的黄巾起义军攻破冀州城。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董卓举韩馥为冀州牧。按“旧志”载，谢介庵说（引《汉书》），袁绍值汉乱，起兵，逐韩馥，自领冀州牧。

时为初平二年（191年），据有青、幽、并、冀四州之地。与其子袁尚，二世皆镇邺（今临漳县邺镇一带，现临漳西有故邺城，袁绍墓即在此）。冀州刺史部领有安平、常山、中山、河间、清河、赵国、巨鹿、渤海、魏九个郡，约百余个侯国（县），州的治所在鄗（今河北省邢台市柏乡县）。

东汉时冀州刺史部比西汉时更为广大，增加了今沧州、廊坊地区，天津市地区一小部分。

到了魏晋，取消两汉时“部”而设置“州”的建制，成为州、郡、县三级行政单位。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打败袁绍的儿子袁谭、袁尚，占领冀州，自领冀州牧。

建安十八年（213年）封曹操为魏公，领有冀州，河东等十郡。

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载，220年10月东汉献帝退位，曹丕称帝，年号由延康改黄初，因曹操封魏公，国号魏。从这一年起，我国进入三国时期。三国时魏冀州所辖范围与东汉时大体相同。

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因为邺城为五都之一（长安、谯、许昌、邺、洛阳），冀州州治移至信都，安平郡亦治信都。信都为三级治所，从此冀州与冀县开始联系起来。

西晋武帝司马炎泰始元年（265年），封司马孚为安平王，安平郡改为安平国，仍以汉制，州治信都。冀州领安平、巨鹿、赵国、平原、乐陵、渤海、章武、河间、高阳、博陵、清河、常山、中山十三个郡国。安平国领信都、扶柳、下博、广宗、经、观津、武邑、武遂八县。阜城县并入信都（据《大清县一统志》）。

“范志”载，晋武帝太康五年（284年），立原安平王孚之曾孙祜为长乐王，遂改安平国为长乐国。

怀帝永嘉三年（309年）夏，羯族首领后赵石勒攻陷冀州，杀信都刺史王斌，将都城自冀州信都徙理襄国，下设三个州，冀州治信都。

317—420年，进入东晋十六国时期。活动于冀州地区的先后有后赵、前燕、前秦、后燕，行政区划基本沿袭西晋。至季龙，冀州治长乐郡。前燕，鲜卑族慕容儁平冉闵。冀州又徙理信都。前秦氐族苻坚克慕容暐，州徙于邺。后燕慕容垂自称燕帝，据中山（今河北完县），复移冀州于信都。

439年，北魏统一了北方，改为北朝，与南朝形成对峙局面，史称“南北朝”。

北魏拓跋圭皇始元年（396年），置冀州，治信都，辖长乐、武邑、勃海三郡；长乐郡领信都、扶柳、堂阳、枣强、索卢、广川、南宫、下博八县。

515年，北魏宣武帝延昌四年六月，道人法庆聚众造反于冀州。

531年，高欢率众至信都，并自此起兵，平定河北。高欢专权东魏朝政十六年，死后被尊为齐神武皇帝。

到了北齐（560年），扶柳并入信都，郡治信都，州治邺。于是，冀县辖域此时主要是信都县地（《河北省各县沿革治略》《晋书》《畿辅通志》）。

隋文帝灭陈之后，中国又由割据转为统一。由于幅员的广阔，实行州县两级制。

炀帝时，改州为郡，行郡、县两级制。当时全国共有郡190个，县1255个。

自隋以后，冀州做为一级行政区之名消失于史籍。隋一级行政区是郡。冀州辖境愈后愈狭，两汉时冀州辖境为河北省中南部，隋唐辖境相当于汉时一个郡，文帝开皇三年（583年），罢郡为冀州，州治信都。六年分信都县，置长乐县；十六年分长乐县，置泽城县（扶柳县故治）。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将信都改名长乐县，同年废州，复为信都郡，领长乐、堂阳、衡水、枣强、武邑、蓚、南宫、武强、鹿城、下博、阜城十一个县。十二年复名信都县（见《冀县志》《冀州志》《隋书》）。

据“范志”《唐书》载：唐高祖武德初年，改郡为州，由州刺史代替了郡太守。

四年（621年），改信都郡为冀州，领信都、堂阳、南宫、枣强、武邑、衡水、阜城、蓚、武强九县，治信都，是年十二月刘黑闼陷冀州。西晋以后，冀州所辖范围缩小，到唐时只包括这九个县。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以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设道、州（郡、府）、县地方三级。冀州属河北道（辖州二十九个）。当时“信都为望，盖上县也”（《元和郡县志》）。“冀为上州”（《唐书》）。

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改冀州为魏州。咸亨三年（672年），复名冀州。

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罢州为信都郡，领县九。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罢郡复为冀州，属河北道，领县六：信都（户16023，人口72673人）、南宫、堂阳、枣强、武邑、衡水。唐哀帝天祜二年（905年），改信都为尧都县（望），隶冀州。据《新选汉和辞典》昭和56年版《避讳一览表》称，五代梁太祖朱晃因讳其祖名信，改信都为尧都。天平四年取冀州。

五代十国时期，仍依唐制，为尧都县，不久复为信都县，隶属冀州，州治信都（据《河北通志》）。

960年宋王朝建国后，宋太宗赵光义于至道二年（997年），以“路”代替了唐代的“道”，分天下为十五路，冀州属河北东路。河北东路治大名，领三个府、十一个州。

熙宁元年（1068年）枣强省入信都县为镇。十年复析置，信都县仍属冀州，州治信都。冀州领信都、南宫、枣强、武邑、蓚、衡水、阜城七个县。

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升团练为安武军节度。

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冀州归属金国。

金太宗天会七年（1129年），仍为冀州，治信都，置安武军节度，属河间府，隶河北东路。

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年），蒙古军攻陷冀州。

金宣宗兴定三年（1219年），蒙古张柔率兵南下，元太祖八年取冀州（见《冀县志》《宋书》）。

元灭宋后，于1271年建立元帝国，把全国行政区划改为路、府、州、县四级。

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省信都县并入冀州。冀州属真定路，隶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司，辖冀、深、晋、蠡四州。冀州领信都、南宫、枣强、武邑、新河五县，州治信都。二年复治信都县（见《冀县志》《元史》）。

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明朝攻取冀州。

1368年，朱元璋建国后，于明初废道设府，行府、州、县制。冀州领南宫、新河、枣强、武邑四县。

洪武二年（1369年），州治信都，废信都县，归冀州直辖。这一年开始，从山西洪洞、榆次和山东等地开始向冀州移民。据“旧志”载，自明以来，冀州由于陪辅京都，成为“畿内巨州。冀州城池是京师附近相当大的一个城池，被誉为“冀九州第一雄都”“古所称一大都会也”。

清初，仍沿明制。雍正二年（1724年）六月冀州改为直隶州，归布政司直辖，外领南宫、新河、枣强、武邑、衡水五县，州治信都。这是历史上冀州辖区最小的时期。

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内务部规定全国地方行政区划为省、道、县三级。废府州制，始改冀州为冀县，属大名道。民国十七年（1928年），冀县属河北省（见《冀县志》《冀州志》《河北通志》）。

冀州行政区划范围随着历史朝代的兴废更替，经历了一个由大到小的发展演变过程。两汉时，河北的中南部为冀州。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短命的王朝，没来得及在政治上进行重大的变革，只是改州为郡，仍依汉制。唐朝时冀州属河北道，其管辖区约等于两汉时的一个郡。宋朝时，冀州属河北东路。唐宋两代的“道”和“路”性质一致，只是名目不同。其下唐为郡，宋为州。州郡之名互易的事屡见于史书。其辖县之多少，亦略有不同而已。元、明、清三代，河北地区直隶中央政府管辖，是京畿重地。清朝，冀州是直隶省辖下的直隶州。

1913年，降州为县，“冀州”一词便被冀县所代替。从此，它再也没有做为行政区划而使用了。

冀州霸气未全收，漳水潆洄抱远楼。

地隐青莲晴欲见，天空白雪冷还浮。

千家桑柘余前代，万古风流是此州。

刺史开言问饯客，可知佳句便题留。

——明·石九奏：《古佛阁和程试》

《隋史》称，冀州人民“性多敦厚,务农桑”。“范志”中说，“冀州肥硗相半，男力稼穑，女勤耕织”。它说明种养业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史料称，冀州信都地势平坦，土田饶衍，在历史上种养业都很发达。如棉花的种植在冀州信都就有较长的历史。棉花“种出南蕃”，从唐代开始传入我国。“宋代始入江南，明遍及江北与中州”，明清时，深、冀两州的植棉户几乎占农户的百分之八十，当时还掌握了“一岁数收”的耕作技术，因此有“冀南棉海”之称。冀州信都的林业以杨、柳、榆居多。果树以苹果、梨、杏、枣居多。据说冀州信都之枣，形大如梨，紫色细纹，核小味甘，枣的质量在历史上是很著名的。“旧志”载：州城西南三十里，其地多枣，因名为“枣山”（即今日之枣园村）。由于信都的枣质量很好，常做为献给皇帝的贡品。晋左太冲《魏都赋》曾把信都之枣称为“御枣”。传说北齐时仙人仲思曾得信都之枣，因而叫“仲思枣”。隋炀帝大业初年，“仲思枣”作为贡品，曾献给皇帝杨广。

冀州信都辖境河渠纵横，舟车辐集，水陆交通都很便利，商业十分发达。据“旧志”载，南北朝的后魏时，征兵集粮，筹饷迁民，都以这里为中心地。冀州信都境内不仅有傅水店、曾家庄、陆村、土路口等八个铺，分别通向南宫、枣强、深州等地，而且还有商旅聚集、比较繁荣的四个大堡子城。“旧志”载，“堡隶冀者四，居积贸易比于州”。这四个商旅云集的大堡寨是：田村、韩村、谢家庄和码头李。码头李“阴要滏冲，北贾天津，南邢磁洛，舟楫上下，收其委输，又桥村西门，以通西北陆路。深、赵、束鹿、宁晋四州县，人民贸易有无隙。货物之往来，车马驮载，负贩襁担，颇行及远，远至元氏，获鹿山中，又连山西至太原。水陆辐凑，四至并会，号为码头李镇。”其他还有今天的漳淮村为元朝的章、华两镇，南接南河，北通天津，也曾繁荣一时。恩关村，则为古交通要道，秦朝时即曾在这里设交通关卡，管理贸易。“旧志”载：“恩关者，乃古信都讥察地也，界在燕齐之间，至今以为乡名云。”冀州信都境内，许多村落是由经商贸易发展起来的，如中、东、西安店，就是汉朝时在河堤上开办的客店，由于生意兴隆发展成村的。前店杨村、傅水店、沧头等不少村庄，也是由于当时地处沿水要道，商业发达，人丁兴旺，逐渐发展成为村落。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与我国的古代文化发生了联系。南北朝时崇尚佛法，大兴庙宇，古冀州信都做为北魏时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境内寺庙众多，“旧志”载，州治东有宋太祖赵匡胤憩游下的泰宁寺，西有隋朝兴建的开元寺，南有南禅寺，北有称为“紫薇夕照”、风光优美的竹林寺，城内的大道庵曾留有宋徽宗的墨迹。北边家庄明朝建的关帝庙占地四十余亩，每年二、十月两次庙会，方园百余里的群众纷纷前往，规模相当庞大。还有明朝建的庙上村的哪吒庙，北褚宜村的石佛寺，双庙村的玉皇、三仙女庙，大庙周村的奶奶庙等地的庙会。人群熙攘，游客纷至，以寺庙为中心的商业交易，相当热闹繁华。不少地方，因此逐渐形成集镇。

冀州信都有很多遐迩闻名的文化胜迹。如宋知州鲁有开建的“养正堂”，宋朝著名学者黄庭坚为之作记。他修建的避暑堂在州治西。按明《一统志》载，“汉袁绍为冀州刺史，光录刘松镇此，袁绍盛夏与松饮，避一时之暑，故河朔有避暑饮。”鲁有开正是根据这个历史传说，起名“避暑堂”的。

大道庵位于州治北，宋朝熙宁时建，徽宗曾在此留有墨迹。

“百花楼”位于州治东北，宋朝时建。“旧志”载，“楼高百余尺，上置钟鼓莲漏，壁绘百花”。明东征将军《咏百花楼诗》叹道：

赵王坟上含烟淡，袁绍城边落叶疏。

千里关山非故国，百花楼阁为荒墟。

八角井，宋朝时建，据说井水清冽，常年不干，深二丈，径九尺五寸。

明隐士张凤翱筑“清隐轩”，在州治东。轩前迭石为山，花木敷畅。

明州牧林文《清隐轩》诗云：

紫薇山下结茅庐，陋巷箪瓢遂隐居。

避世躬耕新畎亩，传家惟业旧诗书。

红瓢几砚花慵扫，翠蔼阶庭草不除。

世事无关心似水，由来此乐许如谁？

柯潜《咏清隐轩》诗云：

茅居近接紫薇峰，碧树苍苔路几重。

花院只容明月到，柴门常倩白云封。

远怀清绝陶宏景，不学疏狂阮嗣宗。

闻说循良林太守，时时五马访人龙。

可惜这些文化遗址已在兵荒马乱之际，全部被毁。现尚存的文化遗址有汉赵王张耳之墓，据说，即距城南十余里的双冢古墓。《周书》载，“齐炀王宪傅高祖，诏宪伐齐王湝等于信都湝阵城南，宪登张耳冢以望之。”按文中所提的地理方位，推断双冢古墓可能是汉赵王张耳之墓。现已列入县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原在州城南门旁侧还有张耳祠和刻有“汉赵王张耳之墓”字样的石碑。

明进士翟汝俭有《题张耳墓》诗，诗云：

一剑风云起，龙麟取次攀。

帝图临渭水，封土入恒山。

断碣空壕外，荒坟古堞间。

芳草余草树，啼鸟自关关。

清枣强知县赵杲题《张耳祠诗》云：

名士原无愧，交情觉太疏。

临门能小隐，巨鹿竟何如？

王座红云捧，灵旗紫气舒。

谁怜泜水上，呜咽怨陈余！

“旧志”载，冀州境内土阜垒垒。据考察分析多属汉朝古墓。城北七里有张家古冢村，古冢村有南北二冢。南冢上有瘟神庙，北冢上有小庙，冢土曾受大雨冲击，发现砖砌墓室。规模宏伟，或云是汉广川王墓，深不可测，无人敢入，遂拥土堵塞。南、北冢即今日前、后冢。前冢和孙郑李的古墓中曾发掘出银缕玉衣残片及御用熨斗等，据考证属于东汉时墓葬品；现后冢古墓已列入省级重点保护文物。

城内的大石磨相传在袁绍坐冀州的时候，冀州城里出了一个叫李三娘的仙女，她逢双日在城外海子里用这个石磨磨面。逢单日趁着夜色，骑着神牛给老百姓送面粉。磨径四尺八寸，周一丈六尺八寸，厚一尺四寸。

冀州，用它自己的风貌，吸引着不少诗人文士为它留下美妙、壮丽的诗章。汉班固写过《冀州赋》、杨雄写了《冀州牧箴》。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崔湜、高适，宋代的文天祥、苏轼，元代的王冕，等等，都用他们生花妙笔写下了咏怀古冀州的不朽诗篇。

《隋史》称冀州“好儒学”。“旧志”称冀州居民“勤耕读”“稼穑无遗力，子女皆送之师，读书修业，不限贫富。”

晋韦逞的母亲宋氏，流寓冀州。幼年由于跟随她的父亲读过很多书，很有学识，后来韦逞在前秦苻坚处任太学。由于当时缺少礼乐博士，朝官就请八十多岁的韦母宋氏在自己家里设讲堂，招收生员百余人，隔纱帐讲课。

隋朝刘焯、唐朝孔颖达都在家乡聚徒讲学，对当时和后世颇有影响。“冀为古名邦，旧有学，冠于他所。”

冀州办学的历史，在宋朝以前已经无文可征。宋时的州学设在州城内西南，后来毁于兵火之乱。

金太宗天会八年在州城文庙创设州学。金虞部郎中张忆撰写有《冀州特兴学记碑》。

元、明、清各朝对办学建学都十分重视。

明洪武八年开始乡、社办社学。据“范志”云，在明洪武九年知州王子章创州治学校，至万历四年知州赵杲开始创建书院。院址在城内马神庙西。

清时又规定在大乡巨镇办社学，以生员为社学的老师，凡近乡子弟年十二以上，二十以下，有志学文者，都令入学。除了社学以外，还有不少私人捐资办起的义学，如清代堤北村、吴家寨、西午村、南内漳村等的社学，南漳淮、东午村办的义学。按“旧志”的说法，当时三学（州、社、义）鼎立，学风甚盛。州人赵衡、李谐韺（即备六）等，尤以诗、古文、词，斐声于世，论者为书院人才最为一时之盛。”

清乾隆四年知州杨芊开始建信都书院。当时聘请浙江孝廉韩承节为师。在书院就学的，“试列前茅而食饩者五人，由童子而采芹者六人”（食饩者相当于享受公费待遇的学生，采芹者指可以入学的生员）。

光绪八年吴汝纶任知州时，请新城王树楠、武强贺涛为师，萃一州五县弟子来学，“连岁登甲乙榜者数十人”（取士条件曰科，明清时进士为甲科，举人为乙科）。

李谐韺在光绪二十年曾都讲冀州翘材书院。西野庄头村人张存义在本村办起滏阳书院，五世讲学，培养了不少人才，受到知州吴克明的嘉奖。这里让我们用赵杲在冀州《建立义学偶题》一诗中的两句“大义于今人通晓，满林尽是读书声”来说明这个素有文化传统的古冀州信都兴学、就学的风气。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办“洋务”“兴西学”，于是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将信都书院改为中学堂（五县合立，归省直辖），即直隶省立第十四中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设县立师范讲习所一所。

民国二年开始成立县高级小学。

从光绪末年到民国十七年，冀县452个村乡办初级小学达三百二十一处。

“旧志”载：“名卿士大夫出于是州，载于传记，斑斑可考。”“豪杰挺秀如孔巢父、赵涓辈代不乏人，流风遗俗，至今传焉。”东汉时的信都人邳彤、刘植在信都曾协助汉光武帝刘秀击败王郎，安定天下。后邳彤官封灵寿侯，刘植官封昌成侯。

东晋十六国时，长乐冯氏是南北朝时期的“高门望族”。北魏到隋唐二百多年的时间，在朝居官为皇戚者，见于史传者达一、二百人，其中冯跋、冯弘做过北燕的国君；北魏的冯太后曾多次临朝执政并协助孝文帝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孝文帝改革”，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其他如冯熙、冯子琮、冯素弗、冯慈明、冯元常、冯诞、冯穆、冯冏等，都官高禄厚，地位显赫，并通过婚姻关系与当权的鲜卑贵族紧密结合，名重一时。

唐朝时，孔子三十七代孙同李白为友的“竹溪六逸”之一的孔巢父，与韩愈为友的孔畿（礼部尚书），还有孔如圭（工部尚书）、孔纬（吏部尚书）等，都是信都人。以他们的文采和政绩，被誉于世。

隋朝的天文学家刘焯，晋朝高僧佛学家释道安，唐朝的画家程仪、程修已父子及赵博文（他们都是大画家周昉的弟子），后魏曾集成《四序堪舆》的殷绍，幼有文名的唐德宗户部尚书赵涓，宋金时的田况、路仲显、路铎、张存（司马光的岳丈），元朝时著《百中歌》的王白，明朝的石九奏、汪元范等都是古信都（今冀州）名列史册、显于当时的文人学士。《汉书》称冀州士风慷慨，《宋史》称冀州人民“大率气勇尚义，号为强忮”，五代时的马震、荆罕儒，北宋时的张廷翰、傅思让、耿全斌，都是抵御外侮，身有战功的著名将吏。在“冀野纷纭战事多”的兵荒战乱的岁月里，信都还出现了不少抑强抗暴的武林豪杰。如明清间出现的创三皇炮捶拳术的宋迈伦，八卦掌鼻祖董海川著名弟子尹福和梁振圃，以及可与燕子李三相媲美的雷三群等。他们传奇纷呈，保持和发扬了燕赵慷慨遗风。

据清朝一些史料记载，由于冀州“褊隘，田不足以养，而多商业。其人类能远出求富于他郡邑，自京师、行省，北至塞上。富商巨贾往往多冀衡之民，訾产殷盛，还而润泽乡里。”如清末黄村人王汝鸿“大营商业，设肆京津、张家口各地凡十所。”又如在辛集、南宫、高阳、济南、天津等处经营商业的贾氏大户（贾维善、贾殿三）等，他们经商门路比较广泛。值得一提的是信都人经营的古旧书业，他们的足迹遍及北方各大城市。如在北京琉璃厂这个文化业街道上，在清光绪年间，就有魏占良兄弟开设的文友堂，谭锡庆开设的正文斋，张庆霞开设的宏京堂等。他们在经营中不仅为保存祖国的文化遗产做出不小的贡献，而且还培育出不少如孙殿起等目录学家和整理古籍的工作者。

在冀州工作过、彪炳于史册的外籍知名人士更是难以胜数。如汉“京兆画眉”的张敞，苏章的“二天”廉绩，唐朝被称为”铛脚刺史”的冀州刺史贾敦颐，宋朝被誉为“河朔三令”的信都令李冲。还有被誉为“冀州神童”的晋崔宏和元朝的元好问，为苏轼赏识的李格非，与李贺、孟郊为友的刘言史（其诗文被誉为“自贺外，世莫能比”），善写楷书的明朝太卜侍卫张信，以及清朝桐城派后期学者被称为“曾门四弟子”的吴汝纶等，都以他们显赫的事迹，渊博的学问，在冀州历史上，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篇章。

汉光武帝刘秀，唐名将尉迟恭、罗成，明朝的刘墉，这些名垂史册的人物都在我冀州信都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不少动人的传说。

据“旧志”，“夫冀地当北朝五代之交，兵革相寻殆无虚日。”其实不仅是北朝五代，据史书记载，我国历史上的几次重大战乱，几乎都涉及到这里。在古信都的原野上，汉更始元年王郎下冀州，光武击王郎，东汉的三国之争，晋十六国时更是兵灾频仍、战事纷纭；唐朝安史之乱的一个祸首史思明于天宝十五年曾陷冀州；到宋代以来契丹等外强不断侵犯，曾几次攻陷冀州；元朝的蒙古军进攻中原，都使这里的人民蒙受了惨重的兵灾战祸之苦，使人民生活几遭涂炭。

历代的农民起义军也都在这里点燃过反抗斗争的燎原星火。东汉更始年间的铜马、赤眉起义，汉灵帝时的黄巾起义，以及南北朝时的葛荣、大乘道人法庆的起义军，隋唐时刘黑闼与明朝刘六、刘七的起义军，还有明朝李自成手下著名将领刘芳亮率领的起义军，都在冀州信都这块田野上高唱过威武雄壮的战歌。

明朝布政使朱一蜚在《冀州怀古》诗中写道：

恒山南下扶嵯峨，冀野纷纭战事多。

贺六几曾忠拓跋，朱三犹幸畏沙沱。

鹰盘哀草秋横野，马带坚冰夜渡河。

割据休夸人礌落，时清惟听枣花歌。

夕阳废垒几荒村，故老遗闻与细论。

祸起黄巾延巨鹿，祟有白骨兆平原。

馌耕人去空传冀，避暑亭荒漫说袁。

独有苏章遗轨在，二天未许戴私恩。

古冀州历史风云变幻的画卷，将给人们有益的借鉴，散发着历史幽香的古冀州，也必将启迪着人们在未来的征途上取得新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