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久（1891年5月—1975年3月），原名光城，号饮湖，天津人，人民美术教育家、博物学家。初学测量，继嗜国画。1920年在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学山水、花卉。1927年参加湖社画会，任导师。1937年以来任天津市美术馆秘书，创办国画研究班，从事国画创作和教学20余年。曾任天津市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作品有《支援前线》《长城放牧》等。

1920年毕业于北京陆军测量学校高等班，随即参加北京中国画学研究会。在金城指导下，刘子久系统临摹了明清以来许多名家名作，在山水画和花鸟画的传统技法方面打下了坚实基础。学成后担任中国画学研究会导师，开始了卖画授徒的艺术生涯。1926年金城病逝，刘子久在北京画界渐觉举步维艰，于是在1931年返回津门故里，先后在天津美术馆、博物馆工作，并创立天津国画研究会，被推举为主任委员。1956年出任天津美术家协会副主席，1960年被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刘子久在从事山水画创作的同时，热心中国画教学及艺术设计工作。现代驰誉画坛的王颂余、孙克纲、刘继卣等人都是当年学生的优秀代表。

当年的天津中山公园，二门内假山观音石像右侧有一条小路，沿小路前行不远，尽头便是天津美术馆。该馆筹建于民国十八年(1929)冬，翌年10月馆舍落成。这是一座颇具艺术性的白色西式建筑，为两层楼房，下有地下室，楼上是展览室，有曲折回旋的楼梯，给人以幽渺之感。美术馆内分建筑陈列室、石刻陈列室、国画陈列室、雕塑陈列室、西画陈列室、画室和课堂等。该馆首任馆长为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的严智开教授(严修之子)。美术馆开馆后，除定期展览古今美术作品外，还办有绘画传习班，招收青年美术爱好者学画。国画名家刘子久曾应邀到馆任国画教师，并创建了国画研究会，为天津的美术事业作出了贡献。

1934年，44岁的刘子久经历了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转折。此时的他，已鲜少再做不切实际的梦，然而有一个梦却紧绕着他，那就是画画儿。促成刘子久这一段夙世缘力的人，是在近代美术教育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严智开。早在中学时代，他就与刘子久相熟，两人都同时就读于南开中学，都喜欢美术。后严智开到国外留学学油画，刘子久则到北京学习传统国画。1930年，严智开先生利用严氏家族兴办新学的强大影响力，自己在东洋和西方学习绘画和美术教育的资历，以及其兄严智怡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省教育厅厅长的有利条件，倡导成立天津市立美术馆，在天津市市长崔廷献的支持下得到批准，并被委任为第一任馆长。美术馆酝酿创立期间，严智开在考虑专业设置和导师人选时首先想到了刘子久，并向刘子久透露了这个意向。但当时刘子久正在京崭露头角，舍不得离开，所以迟迟拿不定主意。津门有一些画家想谋这个职位，但都未被严智开相中。在严智开先生心目中，此位置非刘子久先生莫属。

美术馆建立之初，便征集古今名作，筹设陈列室。1930年初冬，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发生严重被盗事件，遗失珍贵石刻作品近百件。是年12月，这批文物被偷运到塘沽，准备走私出境，被海关截获，“当即扣留充公，拨归本馆保存，以资陈列。此项石刻，旋经专家鉴定，谓系汉代、六朝及唐时之物，颇具价值，不多观也”。数年间，陈列室又征集了大量的古今绘画原迹。古画如王石谷、蒋廷锡、董诰、郑板桥、焦秉贞、黄慎、吴宏、龚贤、陈青立、张兆祥、任薰等；今画如吴观岱、金城、胡佩衡、齐白石、徐燕荪、周元亮、祁井西、邱石冥、惠孝同、冯谆湖、徐石雪、刘子久、陈少梅、刘奎龄、方若、溥儒、萧谦中等，其中大部分是湖社画家的作品。

1934年四五月间，严智开接到了教育部所发聘书，将到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校长。他要将美术馆的办学事项进一步落实，为此再一次向刘子久发出邀请。

从1934年5月开始，刘子久先生在天津美术馆任秘书兼国画导师。按照馆内的章程，馆内共分三股，秘书兼第二股主任，除教学之外，主管鉴定、征集、调查等事项。对于美术馆的工作，子久先生感情投入，积极热情，对职责分内之事一丝不苟。就拿子久先生为馆里征集书画藏品这项工作来说，便充满艰辛。美术馆不同于博物馆，有其职能的约束、经费的限制，不可能古今中外一应俱全，必须按照客观条件和实际需要来进行操作，又要顾及藏品的质量，为此子久先生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他主动将自己的一些藏品和个人作品无偿捐给美术馆，又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友朋关系，得到了不少湖社同仁的作品，除了将“琉璃厂内十大湖”的作品搜集齐全之外，还陆续征集了北京、上海等地许多画家的作品。同时也注重收藏本地画家的作品，往往不以名气大小为主要原则，除了像陈靖、张兆祥、陆文郁、马家桐、刘奎龄、陈少梅等大家之外，还包括李霞山、谈月色、周铁珊、黄逸儒等津地小名家的作品。凭其敏锐的眼光、超群的知识、公允的心怀和敬业精神，使美术馆的收藏和陈列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值得一提的是，美术馆对艺术品征集的宗旨非常明确，绝不是为了收藏而收藏，明确提出要发挥藏品的社会作用，使之长期对外，公诸同好。天津美术馆《馆志》这样写道：“美术馆之目的，主要在供研究者之参考。所藏美术品，必须公开陈列，功始有效。然年来限于经费，不全不备，无待讳言。所望于当代名流及社会人士，热心赞助，惠赠珍奇，以供陈列。同时本馆亦尽力搜罗现代中外名家杰作，及古今雕刻模型，与所能购置之副本、原照片或精美印刷品等实诸馆中，则数年后，当有可观，足为民众观摩欣赏，而美术馆之基业，将于此为之嚆矢。区区之希望，固不敢妄自期许，亦维努力行之而已。”至1940年，刘子久任秘书兼二部主任6年，美术馆各种藏品总数已达三千六百余件，其规模已相当可观。

在国画教学上，刘子久先生也非常认真。当时美术馆有两个国画班，一个是正班，又称为研究班；另一个是星期班。采取非学历教育的形式，从学者都是为了学真本事而来，不是为了求取文凭。因天津没有研习国画的官办机构，所以学员很多。教学采取堂上授课的方式，有专门的教室。上课时子久先生边讲边做示范，一招一式的来龙去脉，都在现场的演示中一一交代。包括如何蘸墨，如何用水，如何落笔，运行步骤，笔墨特点及各种技法要领和达到的效果，都在流变的过程中加以耐心的解释。平时画了大量的教学画稿，每次上课都能保证学生人手一张，每周换一次画稿，学生自始至终有画稿临摹。作业则给予修改和讲评，使学生受益良多。十余年间，培养了大批艺术人才，得意者20余位，他们是：刘继卣、王为（颂余）、刘维良、孙克纲、黄士俊、崔金刚、严六符、张鹤鸣、王宝铭、刘元方、梁仲英、商彝、李叔宏、赵文生、刘宏昌、邵洁、俞嘉禾、李文渊、李鸿樾、刘燕年等。子久先生的师表风范，更给后学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王颂余先生曾深有感触地说：“老师不仅教我以艺，更养我以德。

代表性作品有《支援前线》《给军属拜年》《长城放牧》《为祖国寻找宝藏》《冒雨铺轨》等。

德高望重的刘子久先生是国画大师、卓越的人民美术教育家、博物学家、天津美术事业及博物馆事业的奠基人。在天津美术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天津当年的老画家中刘奎龄和刘子久并称为“天津二刘”，刘奎龄的工笔花鸟走兽称誉当年画坛，而刘子久的北宗山水则开创了当年天津国画山水的新时代，称雄于天下。刘子久的国画作品六法兼备，注重写生；章法谨严，笔墨苍劲；赋色沉静，借古开今。传统功力极为深厚，又具浓郁的生活气息。其用笔雄强稳重，源出郭熙、李唐、马远、夏圭、戴进诸家。所画山石林木茂盛苍古，盖得力于盛懋、王时敏、王石谷等人。在墨法上，刘子久兼用积墨、破墨、泼墨，浓淡干湿相得益彰，融南北二宗于一炉。其花卉画面貌不一，有的属于重彩勾染一派，有的属于水墨淡彩，有的全以水墨写出，既有古人传统，又有个人风貌。就其总体绘画风格而言，侧重于布局谨严、用笔苍劲的“北宗”一路。其在建国初期的山水画与花卉画，破除了传统技法不能反映现实生活的陈规陋习的传统观念，一改变昔日片面崇尚古人的观念，大胆探索山水画的创新问题，借古开今。他带头走出画室，到祖国的各地写生，“收尽奇峰打草稿”，率先创作出一系列具有时代精神风貌的新山水画，被誉为新中国新山水画的开路先锋。

2023年5月，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颁布1911年后已故书画等8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的通知》，其代表作不准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