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理论起源于拉丁语，原意有三层含义：更新；创造新的东西；改变。创新就是利用已存在的自然资源创造新事物的一种手段。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首先提出的用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周期的理论。熊彼特把创新定义为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企业家实行对生产要素的新结合。它包括：1、引入一种新产品；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获得原料或半成品的新供给来源；5、建立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当然随着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对创新的认识也是在不断演进的。特别是知识社会的到来，对创新模式的变化进一步被研究、被认识。

创新作为一种理论，可追溯到1912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熊彼特的《经济发展概论》。熊彼特在其著作中提出：“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7]”熊彼特独具特色的创新理论奠定了其在经济思想发展史研究领域的独特地位，也成为他经济思想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成就。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打破旧的均衡而又实现新的均衡主要来自内部力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创新，正是创新引起经济增长和发展。熊彼特在由创新波动引起的繁荣和衰退交替出现的“纯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二次浪潮”的概念，即创新浪潮的后续反应，其特点是需求、物价和投资膨胀，投机行为急剧增加，并导致失误和过度投资。由此说明了“纯模式”和资本主义实际经济周期的“四阶段模式”（繁荣、衰退、萧条、复苏）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还认为，由于经济领域中存在多种创新活动，而不同的创新活动所需的时间长短不一，对经济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也各不相同，从而出现多种周期。

熊彼特关于创新的基本观点中，最基础的一点即创新是生产过程中内生的[7]。他认为经济生活中的创新和发展并非从外部强加而来的，而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这实际上强调了创新中应用的本源驱动和核心地位。然而，20世纪60年代，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提出了“起飞”六阶段理论，“技术创新”在创新活动的地位日益重要。但随着技术创新的迅猛发展，其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的知识依赖性。创新由易变难，逐渐成为高知识积累群体才能完成的工作，这也无形中造成了创新与应用间壁垒的形成。

创新在研究领域产生，随后在经过一个时间过程后在应用领域得到接受和采纳，这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更熟悉的创新扩散模式。在创新扩散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罗杰斯的研究工作，他所提出的创新扩散理论从20世纪60年代起一直在领域内居于主导地位。罗杰斯认为创新扩散受创新本身特性、传播渠道、时间和社会系统的影响，并深入分析了影响创新采纳率和扩散网络形成的诸多因素。进入21世纪，信息技术推动下知识社会的形成及其对创新的影响进一步被认识，科学界进一步反思对技术创新的认识，创新被认为是各创新主体、创新要素交互复杂作用下的一种复杂涌现现象，是创新生态下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的创新双螺旋结构共同演进的产物，关注价值实现、关注用户参与的以人为本的创新2.0模式也成为新世纪对创新重新认识的探索和实践。

四长波

信息通信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无疑强化了创新扩散理论中的扩散环境，加快了扩散速度。但当外部条件突破一定极限后，仅用扩散的视角来看待创新就显示了其局限性。熊彼特曾根据创新浪潮的起伏，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分为三个长波：（1）1787—1842年是产业革命发生和发展时；（2）1842—1897年为蒸汽和钢铁时代；（3）1898年以后为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时代。我们有理由相信，进入21世纪，信息通信技术融合与发展推动下知识社会的形成及其对创新的影响进一步被认识使创新进入了第四个长波。科学界进一步反思对技术创新的认识，创新绝不再是从研究到应用的线性链条，从小众到大众的传播过程。2007年，葛霆等人在研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近几年相关报告的基础上，总结了国际创新理论的七大进展。文中着重强调了价值实现在创新活动中的本源地位，认为这是衡量创新成败的基本判据。以此为基点，替代线形模式的动态非线性交互创新模式突出了创新的多层次、多环节和多主体参与。而非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创新中非技术要素作用的强化也成为创新理论发展中的关注要点。

创新之所以能突破扩散理论，进入创新2.0时代，首先取决于知识社会下形成的新环境。首先，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网络的形成突破了知识传播传统上的物理瓶颈，人类可以利用知识网络更快捷和方便的共享和传播知识和信息；其次，知识网络的环境最大限度的消除了信息不对称性，使人为构建的知识壁垒和信息壁垒在如今的知识网络下越来越难以为继；而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时间者开始关注知识社会的信息爆炸问题，信息可以传播不等于信息有效传播，利于知识被快速检索、理解和运用的众多知识封装技术使得知识也得以构件化和模块化，从而便于更多人利用。上述知识社会的外部环境有助于更广泛的创新群体在一个开放自由的平台上从事科技创新活动。

同时，知识社会也迸发了更广泛的创新需求。外部环境造就了创新主体实施创新活动的可能，也造就了更多知识与应用场合需求碰撞的机会。这样的碰撞就是创新活动最大的源动力，同时也印证了熊彼特创新来源于生产活动的基本观点。因此，知识社会环境和需求两方面的因素催生了创新2.0实践活动的蓬勃发展。

在多主体参与、多要素互动的过程中，作为推动力的技术进步与作为拉动力的应用创新之间的互动推动了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和应用创新两个方向可以被看作既分立又统一、共同演进的一对双螺旋结构，或者说是并行齐驱的双轮——技术进步为应用创新创造了新的技术，而应用创新往往很快就会触到技术的极限，进而鞭策技术的进一步演进。只有当技术和应用的激烈碰撞达到一定的融合程度时，才会诞生出引人入胜的模式创新和行业发展的新热点。正是这创新双螺旋的互补与互动，带动创新多主体、多要素交互作用，形成了有利于创新涌现的创新生态。

在科技创新体系还更多的注重技术进步，对面向用户的应用创新较少给予关注。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低、实用性和推广性差等很多科技管理体系的弊病都与此相关，技术发展与用户需求对接出现了问题，造成技术进步与实际应用之间的脱节。制度设计对于技术发展、产品转化十分重要。当我们通过高新技术园区这类制度设计实现了产业的集聚、技术的集聚、人才的集聚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很好的在制度层面上解决技术的应用、转化以及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应用创新的机制，没能形成创新双螺旋动态作用下的创新生态。

在知识社会的条件下，随着草根创新、创新民主化逐步成为常态，如何通过创新2.0模式的探索，通过应用创新方面的以用户为中心的开放创新、共同创新平台搭建，以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制度设计的高度互补与互动，形成有利于创新涌现的创新生态，对于健全和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创新2.0研究的出发点并不是纯粹的概念创新和理论探讨，而是从产生之初就与实际应用和实践价值紧密结合的。创新2.0概念的实践价值即能将国内外诸多崭新的科技创新体系规划、平台建设以及制度完善方面的尝试纳入到一套科学体系下进行探讨，把握相关实践思路的共性优势和思想火花，有助于在不同的条件和环境下实践民主化的科技创新，应属于科技政策科学的研究范畴。

科技政策科学（Science of Science Policy, SoSP）源自美国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是近一两年兴起的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作为一个交叉学科，相关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决策者和研究者制定科学严谨的科技政策体系，理解其运行机制，并应用推动其创新成果。进行SoSP研究的基础是正确的理解科技创新，涉及的科学问题包括：何创新的行为基础？如何理解技术研发、采纳与扩散？科技创新群体是如何发展和演变的？创新2.0的相关研究和探讨的恰恰是围绕上述科学问题展开的。

《创新2.0：知识社会环境下的创新民主化》一文从理论沿革和模式探索的角度入手，对创新2.0概念的由来、含义及潜在影响进行了简要的阐述和分析。并结合国内外相关案例探讨了创新2.0实践活动的模式和制度设计。由于创新2.0是一个新生概念，其外延和内涵在学术领域尚未达成共识。在此背景下，该文试图将与创新2.0相关的理论和实践纳入到一个开放的体系内进行讨论，从而引发学术界和实践领域从多个角度对创新2.0相关问题展开研究和探索。

基于创新2.0的研究和实践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有大量未知领域亟待探索。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三个方向：

复杂性科学视野下创新2.0所倡导的用户创新、大众创新、开放创新、共同创新有利于实现创新双螺旋驱动下的创新涌现并形成全新的创新生态和扩散环境，在突破了传统创新扩散理论后，如何用社会科学领域以及复杂性科学的相关理论描述和解释这种创新生态是一个极具挑战的问题。小世界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等相关理论成果在创新研究领域的应用，将有助我们深刻理解这一创新生态环境；

创新2.0的探索必然引发对传统科技管理体系的冲击，必然带动科技管理模式、科研组织方式、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创新生态环境培育方面的变革。同时，创新2.0得以实现和长效发展的知识检索、知识封装和知识构件化技术尚有极大的发展空间，甚至已经突破了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传统界限，成为一个普适性的科学问题。

国内外不同角度的创新2.0模式及其创新协作分享网络的实践探索发挥了应用创新理念的优越性和前瞻性，但仍均处在探索阶段，需要更多的实践探索和实证研究来不断补充和完善。

综上所述，创新理论发展及创新2.0本身的研究和发展与它自身的理念不谋而合，同样需要不同角度、不同领域的知识聚集，依靠多研究主体的共同智慧探索其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在价值。

自由式创新学说提倡创新的平民化，系统地提倡一切有利于创新的方法，最大化激活整个人类社会的创新潜力。比如，随着自由式创新学说、协同创新理论的逐渐发展，最近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一般系统模块论”，值得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