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宣统元年），继
张之洞之后的
湖广总督陈夔龙又在
武昌文昌门组织了“武汉劝业奖进会”，分为天产部、工艺部、美术部、教育部、古物参考部陈列展销，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古物参考部中陈列金类、石类、陶瓷、书画、杂物等五项。晚清
武汉博览业的兴起正是武汉城市崛起的某种象征。
津沽劝业场，以其“海纳百川”的经营理念，甫一开业，即融购物、娱乐、休闲于一体，大受欢迎。不仅繁荣了市场、促进了消费，还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培养出诸多戏曲、曲艺界的大师和金石、书画界的名家。久居
杭州，已寿高93岁的京剧老艺术家
宋宝罗，便是其中的一位。熟悉宋老的人都知道，他有三绝：京剧、书画、篆刻，样样精通。说起来，他的艺术经历，还与劝业场息息相关。
宋宝罗，号季生，1916年出生于京城梨园世家，父亲
宋永珍艺名“毛毛旦”，是久负盛名的梆子刀马、花旦演员；母亲
宋凤云，是京剧史上第一位女丑。在如此艺术氛围浓郁的家庭中成长，宋宝罗学戏是必然的。他天资聪颖，学戏极快，老生、老旦、花脸甚至青衣戏，无所不精。宝罗7岁登台即获“平剧神童”美誉，9岁时父亲就为他和哥哥们建立班社，由他挂头牌巡演于京、津、冀、鲁、豫、晋各地，走到哪里红到哪里。他10岁那年巡演至天津劝业场天华景戏院，打炮戏《定军山》，赢得津门观众如潮好评，过几天贴花脸戏《草桥关》，由于给他勾脸的化妆人员没有油彩，使用了黑锅烟，结果致使他右眼中毒，先是红肿，后来竟完全失明。这场飞来横祸使全家人焦急万分，急返京延医求治，经一年多治疗，眼病才略有好转。休养期间，他经
故宫博物院理事、著名画家马湛汀引领，对书画产生浓厚兴趣，后又有缘结识
齐白石、
徐悲鸿、
张大千、
徐燕荪、
李苦禅、陈半丁等诸多画界方家，最终拜
于非闇为师，专习工笔花鸟及篆刻。
1935年，
宋宝罗之母宋凤云领衔到津门北洋戏院演出，宝罗跟随前来，又有幸经友人介绍加入天津美专松声画社学画。松声社社长赵松声为津门名流，交际广阔，见宝罗痴迷作画与治印，又刻苦勤奋有天赋，对他极为喜爱，逢艺术活动就将他带在身边。由此，宝罗拜识了许多名家，如前清遗老、
太子少保、钟鼎文专家金锡侯，溥仪的老师、书法家
陈宝琛，国民党元老、草书名家
于右任，南开大学第一任校长张伯苓等。这些前辈名家经常派家里的小伙计将印石送到宝罗这里请他治印，久而久之，宝罗在篆刻方面声名鹊起。
后经这些名流安排和介绍，他开始在劝业场二楼南侧的梦花室协记湖笔南纸局正式挂牌治印，老先生们喜爱宝罗，还为他订下较高的润格：每个字大洋一块，字过大、过小都要加费，边款每五字按一字计算，而且还规定仿样不刻、劣石不刻。经这些名家的介绍和推广，宋宝罗名声越来越大，还有人给他送来“刻字大王”牌匾。宝罗每月至少治印二十至三十方，收入颇丰。他刻字讲究品德，凡名画家、名演员、社会名流要刻的，一律免费，有时连石头也奉送。当时的名流、政要，如 “
四大家族”之一的
孔祥熙，民初总统、书画家
徐世昌，大书法家华世奎，京剧名旦程砚秋、
尚小云、荀慧生，电影界名演员王元龙的哥哥王伯龙等，均曾找他治过印。
宋宝罗曾把他为诸多名流所刻的印钤在印谱上留念，众名家纷纷题词。
徐世昌题的是“铁划银钩”，金锡侯题写“直追秦汉”，
张伯苓则为印谱作序，序云：吾友宋宝罗季生氏，天赋奇才，于艺术无所不能，书画之外，尤精刻石，运刀成风，一丝不走，堪与郢匠同其技，每一作品告成，见者无不叫绝……
宋宝罗在津治印两年多，“
七七事变”后，他视力恢复，重返舞台，解放后在杭州参加国营剧团。极具戏剧性的是，“文革”期间，杭州造反派赴津调查“四开人物”(即军阀、敌伪、国民党、解放后四个时代宋在舞台上都很红，吃得开)和“漏网右派”宋宝罗“罪证”，还曾在已改称“人民商场”的劝业场仓库找到他当年挂牌治印的“刻字大王”招牌及印谱，见证了他在津门金石生涯的辉煌岁月。
岁月如流，转眼间七十余个年头过去了，当宋老得知劝业场将庆祝建成80年时，感慨万端：“我对劝业场太有感情了!我10岁在那儿演出时，稽古社还没成立呢。那会儿我初出茅庐就受到挫折，眼睛坏掉了，可是也算坏事儿变了好事儿，我在那里受到许多老师们培养，在篆刻上成熟起来，也不知梦花室还在不在？有机会，我还要再到天津看看，看看梦中常常回去的劝业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