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洋义赈会的全称是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缩写为CIFRC)，是民国最大的民间慈善组织。

华洋义赈会可溯源至1906年，但当时是一个由中外慈善人士设立的临时性公益机构，赈灾结束后即自动解散。1920年北方大旱，灾民高达2000余万，以“华洋义赈会”为名称的中外合办的慈善赈灾组织再次出现，一度达九个之多，彼此各自为政。至1922年11月，各界慈善人士以华北赈灾的余款，成立了统一的“华洋义赈会”。义赈会最初是由上海华洋义赈会、天津华北华洋义赈会、山东华洋义赈会、河南灾区救济会、山西华洋义赈会、汉口救灾会华洋联合委办会、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7个中外合办赈团联合组成，各会派中西各一人为总会会员。在北京设总事务所，统筹全国救灾防灾事宜，并协调与政府专设机关的关系。总会统一支配赈款的使用。

义赈会成立后，发展很快，会员不断增加。到1935年，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下属会员达到十几个，即山东、河南、湖北、陕西、江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绥远华洋义赈会和扬子顾问委员会。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慈善赈灾团体。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洋义赈会被日军视作敌对组织，活动被迫全部终止，人员及资料陆续内迁，服务于其他公益社团，至1945年复会。1949年9月1日，章元善在上海登报宣布华洋义赈会解散。这个民国时期最大的民间慈善机构就此进入历史，被层层尘埃掩埋。

裴义理（Joseph Bailie，1860年7月11日－1935年），是一名美国美北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North）传教士。他是加拿大人，出生在英国的爱尔兰。1890年受美北长老会派遣来到中国，在苏州传教，在阊门外上津桥租房布道，又在城内郡庙讲授英语。1891年结婚。1899年任京师大学堂教习。1911年发起成立中国义农会。1912年在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任教授。1914年创办金陵大学农科，为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开始。他在南京紫金山开始大规模垦荒造林，奠定了该山良好植被的基础。1915年，又在中国倡导成立植树节。1935年逝世

裴义理创办华洋义赈会影响巨大，孙中山、黎元洪、张謇、刘冠雄、袁世凯、段祺瑞、宋教仁、赵秉钧、黄兴、蔡元培等社会各界名流纷纷为华洋义赈会书名。

图1现存于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内。

华洋义赈会的成立与1920年华北五省旱灾存在直接关联，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1920年前后华北五省旱灾的深重影响，这是华洋义赈会成立的外在客观前提。这次旱灾遍及华北五省317个县，受灾民众近 2000万人，死亡 50万人。灾害所造成的人员与财产损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怜悯之情。其二，面对如此巨灾，当时的政府忙于战争竟无暇顾及、消极应对，这为华洋义赈会的成立及介入灾害治理提供了一定社会空间与现实基础。其三，协调分散多样的救灾组织以提高救灾效率，这是华洋义赈会成立的现实迫切需求，充分体现了其一定的社会功能与现实价值。面对巨灾与政府的消极态度，很多民众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社会救助力量身上。“政府既无望矣，吾不得不希望商民努力！”（杨端六：《饥馑之根本救济法》，《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号，第15页）这向人们透露了这样一个信号：当成千上万的人们在漫长的死亡线上苦苦挣扎而又无望地沦为饿殍时，确实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力量来代替传统的荒政。于是，基于当时的社会情势，各种义赈组织纷纷成立。但各种救助团体因灾临时成立，小而杂，多且散，分头行动，缺乏必要的沟通协调机制，救灾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当时很多社会公益界人士深刻认识到建立协调型、整合型组织的必要性。1920年 11月，由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牵头组织的各地义赈团体联席会议在南京召开。

主要以国内外捐款为主，其中国外捐款占绝大部分，以美国为最多。

义赈会的工作范围，在其成立之初偏重于北方，主要在河北农村开展合作运动，发展合作组织。1931年受国民政府委托，在安徽、江西施放农赈，此后，相继在南京、上海、安庆、南昌设立事务所，由总会直接领导。此时，国民政府也开始在农村大力倡导合作运动，顺应形势的发展，华洋义赈会的工作重心也逐渐南移。

义赈会的赈款，从成立到1939年，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政府拨款、国内外捐款及银行贷款。义赈会与政府有密切合作关系，因其办赈经验丰富，社会声誉很高，经常受政府委托直接从事赈灾工作，仅1920年华北旱灾和1931年江淮水灾救济，政府部门提供的赈灾款项就达到570余万元，成为其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捐款是华洋义赈会基金的主要来源，其中国外捐款又占了绝大部分，且以美国居多。

义赈会的救灾理念是“提倡防灾事业”，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民众防灾能力方面。

1920年赈济华北灾区的经验和教训，对华洋义赈会的发展理念有重要的影响。赈会同仁认为，当年赈灾成绩虽大，但治标不治本，赈款很快发放完毕，而灾民处境并无根本改善，故而只有防灾，才是救灾的关键：“农民穷困，乃是灾荒之根本原因，若农民富裕，纵有凶岁，亦不致成灾。在美国等处，绝未闻农田歉收而农民流离死亡之事”，“凡是可以帮助农民增加生产力的一切设施，都有防灾的效能；兴办这些事业就是防灾”。赈济会因之提出“筹办赈济天灾，提倡防灾事业”的办赈方针，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防灾上面，其具体措施主要有二：

(1)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兴办水利工程，兴修道路，改善排灌并便利交通。(2)建立一种互助性的组织，壮大农民的经济力量，使他们摆脱高利贷的残酷剥削。前者属于救济防灾，后者更侧重农村建设。二者均具有治本的性质。

修整道路4000英里；

修整河、塘、堤岸780英里；

掘井6000余口；

筑渠500余英里；

成立农村合作社6000余个。

修筑公路。此乃义赈会防灾建设的重点。公路在平时，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帮助当地民众脱贫，提高抗灾能力；在灾时，可以迅速调入赈灾物资或移民就食。1923年，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在湖南修筑湘潭公路，是为湖南省的第一条公路，建成后，赈会负责养路10年。该路成为湖南省的“样板路”，其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的示范作用，曾一度引发湖南省内的筑路潮。许多地方政府在制定修路计划时，通常都会与华洋义赈会取得联系，希望得到技术与资金上的支持。贵州省安顺一贵阳一赤水公路，全长350英里，是华洋义赈会兴办的又一项大型以工代赈工程。贵州省政府十分重视，责令各县招募工人，限期完成。工程于1927年动工，参加筑路的工人仅1928年1月即达20万人，修筑桥梁涵洞者2000余人。该路的修通，使贵州省的公路交通与长江的水路联运成为可能，并使云贵公路联网，便利了云贵高原地区与外界的联系。此后，贵州又修通了至湖南宝庆的公路。1928年西北旱灾，华洋义赈会仍采用以工代赈的方式救灾，在关中修筑了多条公路，其中包括沟通陕西、甘肃两省省会城市的西安至兰州的“西兰公路”。原来两地间交通十分不便，单程需要18天，公路建成后，只要3天就可到达。

修渠。自晚清至民国，西北、华北屡遭大旱。1928～1930年持续三年的西北大旱灾造成赤地千里，饿殍载道。华洋义赈会在考察灾情后，认为当务之急是兴修水利，救济灾民，兼顾当前与长远。陕西的泾惠渠和绥远的民生渠，就是在这时靠以工代赈修筑的两项大型水利工程。泾惠渠是与陕西当局合作修复汉代的古渠来灌溉关中的麦田。工程历时5年，耗资百万元，建成后，灌溉面积达到59万亩。后又经过整修，工程效益不断提高。民生渠是与绥远省政府合作兴修的大型灌渠，引黄河水灌溉阴山南坡的大平原。渠口位于包头县磴口镇东南2．5公里，干渠长60公里，向东注入黑河，设计灌溉面积250万亩。于1929年夏动工，1931年6月22日完工放水。时人评价这一工程为“晚近赈灾事业中之最堪称述者也。”该渠可灌田60万亩以上。为减缓河北的旱情，义赈会从1924年就开始筹划在京城永定河上设计修建一座较大型水利工程，建成后可实现防洪抗旱的功效。因工程难度较大，直到1927年3月才正式开工，渠干长达17公里，加上支渠共长52公里，于1929年建成放水，灌溉面积达7万亩，耗资13万元。完工后，义赈会用全新模式管理，组织当地农民成立水利公会，负责管理和回收贷款。

掘井。据义赈会估算，“每一水井能灌溉地亩25亩至35亩，可以永久防止旱荒”，故而在华北大力发放凿井贷款，倡导和支持农村掘井抗旱。1929年冀、鲁大旱，华洋义赈会拨款10万美金作为两省掘井资金，共掘井1936口，防旱成效显著。此外，还在河北邯郸及定县一带打井3000口，在正定筑蓄水池100口。1930年，又专门设立了“孟井贷”，作为冀、鲁两省掘井抗旱的专项资金。义赈会的掘井抗旱，主要是在冀、鲁两省进行。

赈会的合作运动以河北为起点。1922年8月，在香河县基督教福音堂诞生了中国史上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1924年，因合作社被认定为合格，义赈会开始正式向其放款。在义赈会的推动下，河北有合作社的县数从1923年的8个，增加到1935年的97个，合作社社数从8个增加到2613个，社员从256人增加到54567人。12年中，县数增加了11倍，合作社增加了325倍，社员数增加了208倍多。到1935年12月，成立了40所县联合社，其中14所得到义赈会的承认；区联合社60所，有19所得到义赈会的承认。由信用合作社到区信用联合社，再到县信用联合社，合作事业逐步发展起来。1931年后，国民政府为救济江淮水灾灾民，把部分救济工作委托给华洋义赈会，华洋义赈会把创办合作社救济农村这一在北方行之有效的方式与救助江淮水灾灾民结合起来，创造了赈灾的新模式，也把合作运动从河北扩展到长江流域的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省。农赈结束后，华洋义赈会保留了设在皖、赣两省的事务所，用于回收贷款；同时将在农赈中建立的互助社改进成合作社，并逐步把合作社扩展到其他地方。截止到1935年底，合作社，安徽省共有3826个，已承认者949个，未承认的2877个。江西省940个，已承认者791个，未承认的149个。湖南省794个，已承认者543个，未承认251个。湖北省766个，已承认380个，未承认386个。四省共计6326个。区联合社，计安徽省有23个、江西省有13个、湖南省有2个、湖北省有4个，四省共计有42个。

形成一套完善的管理体制，让赈款涓滴归民，办理赈务的经常费不及全部赈费的4.5%

防灾之外，义赈会还频繁参与直接救济，如1927年华北西北旱灾，义赈会紧急拨款5万元用于急赈，在山东分会派专员视察灾区后，鉴于灾情严重，又决定向国内外募捐100万元用于赈灾。次年，从东北采购第一批1000吨粮食运往西北赈济灾民，……同时还形成了一套完善的体制。

譬如，在赈款流向的严格控制方面，义赈会可谓做到了款不虚靡，涓滴归民。为管好用好赈款，华洋义赈会坚持两个原则：其一，严格成灾标准。义赈会希望有限的赈款用到最急需的地方，故在直接赈灾中，往往选择灾重之区和极贫之民，其成灾标准相当严苛：“水旱天灾而五谷不登，以致人民十分之七咸感乏粮之苦，且其中十之三已陷于饥寒交迫之惨境”、“民间盖藏将尽而一时土质民情二者俱使农事难施者”，才是成灾，但是否赈济还有限制：“同时发现于互相毗连之十县或不相毗连之县份占该省县区总数之三分之一者本会始能为之筹赈。其他成灾程度不及此项标准者，悉为局部偏灾，应由当地筹赈”。如此制定标准，看似冷酷，实也无奈，民国之灾，往往规模甚大，动辄受灾人数高达百万千万，义赈会之能力终究有限。全面救济实无可能，义赈会只能选择重点，救人救彻，对灾重之区的极食之民，“与以充分接济，直到他们能获得一次收获，或利用别的方法恢复自给能力为止”。其二，以经济的方法办赈。所谓经济方式，用义赈会的解释就是：“堤路沟渠之建筑，既足以保障农田又足以增加税收，能生财而非消耗，故本会开支赈款，既以举办此等工程为范围，而收回赈款周转应付之意，遂从兹而起。于是定出办法，所放之款，均作借款论，庶几孳生不竭，常备不虞”，华洋义赈会的工程建设多采用这一办法，如河北的石卢工程，陕西的泾惠渠、民生渠工程，以及在各地所修公路，掘井等。举办的合作放款也是如此，贷款利息比较低，农民乐于借贷，回收效果也比较好。

最难能可贵的是，义赈会很珍惜来之不易的赈款，所募赈款几乎全部用于赈灾。办理赈务的经常费不及全部赈费的4.5%。这要归功于义赈会所建立的严格的财务制度，其财务收支当时由北京汤生洋行负责审计，结果在各年度的赈务报告中公布，以昭诚信。

义赈会当年开创的事业空前绝后，非三言两语所能详尽

前文所述，其实只是描述了义赈会当年事业的一个大致轮廓。事实上，义赈会的事业，远非一期专题三言两语所能详尽，譬如出版《科学方法之防灾述略》、《用耐旱籽种来防灾》、《灭蝗手册》等小册子，出版刊物《合作讯》，用通俗的语言讲述科学防灾知识；再如，清华举办“农事讲习所”，培养学生用“科学的农业常识，为将来实地改良农业”，义赈会闻讯后，即与学校订立合同，由农利股代为招生，学生费用亦由赈会负担，以减轻学校和学生的负担，培养更多的农业人才；再如，举办农事实验场，购入外国先进农具和生产器具，如玉米脱粒器、播种器、孵卵器等，向农民实地试验示范，让农民自由租赁或借用；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及山东乡村建设研究会合作，对小麦、谷子、大豆、高粱等进行高产优良品种培育试验……

对义赈会的历史评价，《大公报》当年的一段报道可谓中肯：“（义赈会的事业）不仅是慈善的救济事业，而是有建设性的社会事业，……其事业皆科学化，主持人都是专家，更能本一贯的精神，有组织，有步骤，继续努力。这种组织与精神，应看做对于我国社会之最大贡献，各种社会事业都应该以此为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