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与厦门一海之隔的金门被日寇霸占，中共厦门工委立即倡导成立并领导了多个抗日救亡团体。“厦儿团”就是其中最亮丽的一个，她隶属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的第九工作队。因为，成立初期最小的团员才7岁，最大的为17岁，由30多位小朋友组成。所以，对外称厦门儿童救亡剧团，简称“厦儿团”。

创建原因

厦门儿童救亡剧团（简称“厦儿团”），是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为适应抗日救亡的新形势，在中共厦门工委的领导下，以“鸽翼剧社”的部分小演员和中华小学的“绿苗文艺社”为基础，又吸收了部分爱国儿童，于1937年9月3日正式成立的。

全团老师有4人，团员有34人，最小的七岁，最大的十七岁，一般多在十二、三岁之间。“厦儿团”团长兼导演洪凌同志是中共厦门工委特意派去的第一位共产党员。“厦儿团”团部设在厦门市安定路的保生堂。

在厦门活动

“厦儿团”一成立，就显示了他们特有的活力，首次在鼓浪屿的鹭江戏院演出《在炮火中》时，就得到了观众的好评。接着，又在厦门的南星戏院公演了《古庙钟声》和《小英雄》、《小瘪三》、《打回老家去》、《少年先锋队歌》、《打长江》等戏剧和歌曲。不久，又走上街头，开展了为前方抗日将士募集寒衣和发动群众为抗日献金等活动，以及配合厦门其它抗日救亡团体，深入到厦门郊区的禾山、胡里山等地向驻军和参加挖战壕的市民进行了慰问演出，很快就成了厦门抗日救亡运动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厦儿团”的演出及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同胞的爱国热情，提高了厦门驻军的斗志。然而，也引起了国民党亲日派的恐惧和仇视。他们指使其喉舌《厦门大报》，以《列宁的子孙》为题发表文章，对“厦儿团”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谩骂，甚至派少数流氓学生进行破坏和捣乱，妄图扼杀这支新生的抗日宣传队。在反动势力鼓噪一时的关头，我党及时地通过《星光日报》的副刊，组织团员写文章，给予了有力的反击，刹住了国民党亲日派的反动逆流。

1938年5月，日寇从禾山登陆，向厦门展开进攻，“厦儿团”和各抗日救亡团体一道，一边募捐慰劳前方将士，一边监视汉奸，防止他们给日军放信号，小小年纪的他们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但由于战争不断失利，“厦儿团”不得不撤出市区，深入到新垵、港尾、同安、石码、漳浦、平和等地，继续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

远离家乡抗日义演

厦门失守后，为了争取海外华侨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派“厦儿团”到南洋各地开展募捐活动。

5月下旬，“厦儿团”在洪凌团长、陈轻絮队长等同志的率领下，从漳州徒步奔赴广州。他们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尽管生活十分艰苦，每到一处，稍加安顿之后，总是不顾疲劳地投入紧张的宣传活动。有的写标语，有的到街头讲演，有的到学校去教唱抗日歌曲。给许多平静的山村，带来了抗日的活力。群众都称他们是“炮火中的小英雄”。

“厦儿团”于6月中到达汕头时，正式建立了党支部，整顿了组织，设立了宣传出版、总务生活、戏剧歌咏、体育卫生等部门，并决定恢复出版团内小报——《小钢炮》。

“厦儿团”8月初到达广州。此时，广州的抗日救亡运动正如火如荼，“厦儿团”一住下，立即投入了街头宣传，团员们当天演出的《流亡三部曲》、《游击队之歌》等抗日歌曲，晚上电台就向全市人民做了广播。

“厦儿团”8月底，在出国前夕，邓颖超同志在广州方便医院接见了全体团员和老师。邓颖超同志说:“你们小小年纪，就那么热心爱国，真是我们的国宝。”她还勉励大家要好好学习、工作，并亲切嘱咐大家到海外要保重身体，临别时还和大家合影留念。

在香港义演募捐

9月下旬，“厦儿团”到达香港，港九同胞得知后立即轰动起来。为了支持“厦儿团”为抗日救亡义演，每张票价高达十元至几百港元，大家仍竞相购买，场场满座。尽管港英当局百般限制，演出结束时，台下观众总是不时的暴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出去!”等革命口号。“厦儿团”在港活动近两个月，募款达15,000余港元。

在越南义演募捐

11月中旬，“厦儿团”团员们带着简单的行李，登上“大中华”号客轮，经过4天的海上生活，抵达越南的西贡。客轮未靠码头，许多迎接“厦儿团”的爱国侨胞早已等候在那里。一上岸，他们就用小汽车把“厦儿团”团员们送到与西贡毗连的西堤，住进了华侨创办的暨南中学。此间，在越侨共产党的领导下，募捐活动开展得十分顺利。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越南分会”举行的十多场筹赈义演中，场场座无虚席。演出之余，他们还天天深入西堤各华侨学校、工厂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和教唱革命歌曲。不久，侨胞中也组织起“旅越华侨儿童歌咏团”和“铁的剧社”等宣传团体，和“厦儿团”并肩战斗。他们还配合华侨学生上街卖花，广大爱国侨胞无不踊跃购买，慷慨捐献。不少华侨学生都把父母给的零用钱献出来，做成慰劳袋，里面装上毛币、香皂、牙刷、牙膏等日用品，绣着“向中国抗日将士致敬!”等字样，请“厦儿团”带回祖国。一位年轻的华侨妇女会会长，竟把自己准备结婚用的大部分贵重嫁妆、首饰捐献出来，支援祖国抗战。

在柬埔寨义演募捐

1939年元旦前后，“厦儿团”又前往柬埔寨的金边，做了十几天的巡回演出，同样受到了当地侨胞的盛情接待，并募得了不少捐款和物质。离开越南西堤前夕，不少华侨家长亲自送子女要求参加“厦儿团”，并提出生活费由家长逐月邮寄。但因种种原因，只好婉言谢绝。

凯旋回国

因为抗战前线急需药品，于1939年6月，“厦儿团”改变巡演募捐计划，带着爱国华侨的深情厚意，和他们捐献的五卡车药品、慰劳袋、慰问信、慰问金等，挥泪离开越南西堤，乘火车抵岘港，后经顺化、南定到达河内。在越南河内市活动几天后，又经谅山回到了祖国的广西南宁。下旬来到广西省（当时省称）的临时省会——桂林市。

在桂林抗战

到达桂林后，“厦儿团”领导人及时向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汇报了在国外募捐活动情况。李克农同志和徐特立同志，还在李家村接见了全体团员。

之后，剧团就以桂林为中心，先后到机场、医院、学校去开展慰问、演出活动。组织“伤兵之友队”，帮助伤兵写信，缝洗衣服，教他们唱抗日歌曲，读书识字，座谈时事等，使伤兵们很受感动。许多人都当场表示，伤愈后一定马上回到前线去打日寇。日军从广西钦州登陆直逼柳州时，剧团又组成西路工作队，深入前沿阵地，和战士们用日语向日军喊话，瓦解敌人士气。昆仑关战役后，他们又和新安旅行团、抗宣七队等到武鸣、宾阳等收复区，动员群众回城重建家园。

解散原因

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国统区内的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厦儿团”根据党的白区工作精神，为了隐蔽，决定与福建同乡会会长、第四战区参谋长吴石将军，合办黄花岗纪念学校，大部分团员送进学校读书。“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形势更加紧张，“厦儿团”的安全已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厦儿团”开始分散，几位领导人，有的送到了海外，有的进了工厂，大部分团员由大龄团员带领小团员入了学，或转到了其它戏剧团体。“厦儿团”活动也就完全停止了，这是1941年的往事了。

“厦儿团”的团员们，在中国革命的烘炉中受到了锻炼和考验，迅速地成长为一代新人，解放后“厦儿团”团员分布在北京、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地，不少团员成为我国电影、戏剧、音乐界的著名演员和导演，有的还成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的领导岗位上的骨干人员了。

张兆汉书记（后期的书记）、林云涛副书记（林环岛、林东山）洪凌组织委员（成立初期时的书记，洪学禹）、陈轻絮宣传委员（陈敬思）

洪凌（洪学禹）

林云涛副书记（林环岛、林东山）、洪凌（洪学禹）、陈轻絮（陈敬思）

许岱君（许谫）、林平风、沈永时、林莹聪、林硕（林炎）、颜萌（颜锦英）、宋英华、宋哲杰、宋哲仁、陈秀英（陈之坚）、陈惠英、陈友志、陈天福、陈天送（陈田颂）、陈衷（罗太）、何妨（何送金）、赖雪清（何送银）、施明显、施明新、吴南山、梁开明、洪志民（洪志明、洪宗芬）、洪宗溪（洪风）、洪宗泼（洪宗波）、洪宗思、洪绍堡、洪文敏、许英淮（肖林）、冯毓祺、胡碧华、叶耀来（叶芃）、王憨生、周定南、徐宏志。

许文辛、胡 冰（胡镜冰）、黄祖荫、张善青、陈焯媛、曾谷风、陈玉燕、林仪贞、曹聪明、李美玉、林铿、郑竟辉（没有出国的团员）。

洪智民、宋哲仁

宋哲杰

洪绍堡

林平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