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研究是一个一个集研究、教学和实践为一体的、新兴的、应用性、交叉性社会科学学科领域，形成于20世纪40-50年代。

现代发展研究从20世纪40-50年代形成，并于60-70年代迅速成长为一个集研究、教学和实践为一体的、新兴的、应用性、交叉性社会科学。这种迅速发展的态势主要是当时的学术和政治环境造成的。大量的发展研究英文学术期刊如《发展研究学刊（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于1965出版，《发展与变迁（Development and Change）》和《世界发展（World Development）》分别于1970和1973年出版。专业化的研究机构如“英国海外发展研究院”（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ODI）和“英国发展研究院”（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IDS）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在欧美的大学中，特别是在英国的大学中纷纷建立发展研究的教育专业。

当时对于发展研究的研究和教育到底是放在发达国家还是放在发展中国家有着很大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放在发达国家，因为发展政策和援助是由发达国家制定和提供的；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放在发展国家是一种维护西方霸权的行为，应该放在发展中国家。在后一种思想的影响下，肯尼亚的内罗毕大学建立了发展研究院（Institute Development Studies），孟加拉的达卡大学建立了孟加拉发展研究院（Bangladesh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到目前为止，在发展研究学科建制最为完善的英国，境内共有16所大学设有系统的发展研究学院或发展研究系，如英国的东英吉利大学（UEA）的发展研究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的发展研究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发展研究所（现称之为国际发展系）、牛津大学的国际发展系等，全英国已有33所大学设有发展研究类的教学和研究项目，全国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共有近700多的研究人员从事发展研究。

西方的现代发展研究学科体系集中综合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专业学科知识在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方面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教学和实践框架。尽管从发展研究出现伊始，针对主流发展思潮的批判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发展理论所坚持的、将在西方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发展方面的经验普世化这一使命一直主导着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所有的争议都只不过在于如何实现这个普世化的方案而已。这个体系已经演化成了一个精细的全球化的企业，这个企业设计了发展的政策，并负责实施发展的计划和项目。它的主要使命是参照发达国家治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原则改变影响第三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系统的行政当局、激励和问责体系。因为这一事业的宗旨是消除现代社会中的压迫、不平等、贫困、社会动荡，因此很少有人对此提出质疑。

然而，发展研究作为一门学科越来越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挑战。

第一，作为任何一个学科都应有一个前后一致的知识认同，从而与其他学科相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研究很难再作为一个可以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竞争的学术领域。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发展研究一直没能在学科的关注点、分析的假设和实证的焦点等方面与经典的社会科学相区别，同时，也没能在已有的社会科学框架中发育出独立的分支领域。

第二，发展研究院里的理论家往往把在学院里学到的主流学科知识拿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事实上，无论是提出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还是依附理论的先驱们无一不强调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和发达国家不一样，需要发展出针对发展中国这些问题的政策理论。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发展研究关注发展中国家结构化的制度变迁问题，而这一问题无论从过去的研究，还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维度的考量都相当复杂，因此形成理论和政策方案都比较困难。

第三，发展研究的范式单一地追求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建立西方经历的制度，通过这个制度来控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转型，而实际上，东亚的发展，以及过去30多年中国的发展都没有遵循这个模式，发展研究面临来自实践上的挑战。

进入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对于发展的争论开始逐渐形成了某种“共识”。新的发展研究框架开始形成。

首先，20世纪50-70年代传统现代化方案失败的反思发育出了依附理论，但是依附理论依然是基于传统和现代这样一个结构，依然是在回答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取代传统现代化方案，这个方案的失败导致了对于“国家作用”的重新认识，而发展研究依然顽固地将反思归纳到一个新制度主义的框架下，将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主义联姻形成了主导新世纪以来的国际发展研究的框架。这个框架认为，市场的作用不可替代，但是需要一个有效的国家机器为市场提供服务，而这个有效的国家又是基于良好治理结构的，基于法制的民主政体。西方发展援助体系自新世纪以来实施的“良政治理”（good governance）就是基于这个理论。然而，过去10多年，西方援助的重点——非洲的状况并没有因为这一方案的实施而有所改善，相反，西方再一次陷入了经济危机之中，而并不符合西方模式的中国经济则持续增长。

第二，新兴国家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发达和不发达的结构关系，从而使得发展的结构主义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失去了舞台。新兴国家在贸易、技术、投资和对外援助等方面与贫困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关系形成了复杂的联合体。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的债权国，西方最大的市场，同时又受到西方来自高技术领域的剥削；中国同时又依赖相对落后国家原材料的供应。中国既接受西方的发展援助，同时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发展研究中的发达与不发达、援助与受援这些二元对立的概念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

第三，快速转型变迁的国家，虽然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但都出现了新的问题。传统意义的发展问题集中在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而新兴国家出现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引发了剧烈的不平等，社会保障的缺失和环境等问题为发展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由于新兴国家的人口占到世界人口的大多数，这就迫使发展研究将关注多数人口的贫困问题转向多数人口的不平等和社会转型，这在已有的发展研究框架中是缺失的。

第四，传统发展研究无论从其视角还是研究主题都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的范式、知识的基础、资助和研究人员都是西方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只是协助者。然而，从新兴国家对其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和本土社会科学家的迅速成长的趋势可以看出，这一局面正在得到改变。这些研究将会补充，甚至改变我们对发展的认知。

第五，新世纪以来大量新的发展话语，如“经济特区”、“渐进式发展”、“发展学习”等不同于传统的“治理”，“制度”等的话语开始出现在发展研究的讨论中。针对“制度变迁”为条件的西方发展路径出现了东亚发展、特别是中国发展路径的“要素”发展路径开始受到重视。这些都需要新的发展理论的归纳和总结。

第六，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造成了城乡不平等的扩大和小农的生计困惑，马克思结构主义、农民研究重新回归发展研究的讨论。Harris对印度农民小生产的讨论展示了全球化下小农生产的复杂性。这将使得现代发展研究认为农民终结的路径必须重新审视农村发展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式发展研究范式正在孕育之中。这一新的理论主要是基于对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和传统主义的批判和对单一实践方案的否定。这些反思正在发展研究界形成一种新的、综合的框架：“自由制度的多元主义”。新的理论范式的发展需要传统发展研究学院的教学体系进行改革，否则将无法创新出新的发展知识。位于英国萨塞克大学的发展研究院（IDS）正在开始所谓的新的发展知识教学体系的改革。而位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研究和教学机构应该跟多地总结自身发展经验，并在与历史和西方理论的对话中成为新的发展研究的组成部分。

当代发展方式之所以不能有效地运用于发展中国家，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发展知识构建的路径问题。主流发展知识是西方知识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知识的形成是西方与非西方之间长期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性建构的结果，这个建构的主要问题是“想象”的生产，以及将“想象”转变成“现实”的路径。

西方对于非西方的系统性认识始于17世纪，早期的航海者、传教士、海盗，以及探险者通过他们的眼睛记录了大量关于非西方的信息，这些人通过他们的日记和游记等形式将非西方世界介绍到了西方。那个时期西方关于非西方的认知基本上是按照西方自身的文化来解读的。由于这个阶段西方还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物质生产方式与非西方的差异并不是很大，所以他们往往把非西方看作是“尊贵的野蛮人”。西方视角的“尊贵”意味着西方与非西方在物质文明方面的相对平行性，甚至很多非西方世界，如中国和印度等无论在物质还是文化等方面都有着西方当时无法比拟的文明。西方对于非西方这种相对平等的认知在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殖民时期，西方眼里的非西方变成了“未开化的野蛮人”，这主要是从物质文明和宗教角度认知的产物。在非西方世界输入西方的教育、宗教和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政治制度就成了殖民时期改造非西方的主要手段，殖民也就成了西方拯救非西方的神圣使命。

西方殖民当局为了治理殖民地雇佣了大量的知识分子，部分知识分子深切感受到了西方殖民对于非西方的破坏性，开始反思殖民主义。这个反思的核心思想是认识到了西方在殖民地实施强制性干预的危害。反思思潮导致了其后的去殖民化运动，应该说这个反思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然而，反思西方强制干预直接导致了新的对非西方的认知和构建。这个过程第一次以科学的形式重构了西方对于非西方的认识，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非西方”的知识建构：发展中国家。这个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建构的“想象”，只是这个建构的“想象”不是直接的印象，而是经过科学加工的结果。基于科学研究本身的伦理具有很大的合理性。这个过程的本意在于矫正直接的政治社会制度转移的缺陷。通过系统的方法认知非西方世界的复杂性，从而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这本身比基于直接印象的认知显得更为科学，去殖民化运动基本上否定了西方在其殖民地所实施的一系列基于殖民需要的政治社会工程的合法性，取而代之的是，通过西方社会科学如比较政治学、发展经济学、发展人类学和发展社会学等一系列社会科学在非西方社会所进行的系统研究，以及由此而得出的一系列改造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方案，这一技术方案在二战后主要以国际发展援助的形态呈现。

现代发展知识及政策方案的形成具有很大的欺骗性。首先，现代发展知识和发展方案的形成都是基于所谓多学科的认知而系统化生产的。这一生产过程基于严格的数据搜集、数据分析之上，具有高度的科学性；第二，现代发展知识和发展方案的生产过程严格要求对发展中国家情况进行系统分析，强调充分了解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特别强调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获得发展中国家的基本需求，因此，这样的发展知识和发展方案完全不同于殖民时代直接性的强制性干预。最后，现代发展知识、发展方案的生产在战后逐步系统化、制度化和专业化，这使得现代发展知识和发展方案很难受到根本性的挑战。

然而，现代发展知识和方案的生产过程根本性缺陷在于：首先，西方发展知识和发展方案的生产系统将发展中国家作为认知的对象，而不是一个具有生命活力的政治、社会、经济有机体，其科学的方法都建立在将发展中国家看作是一个如同植物、动物一样的物体来认识，很多在发展中国家所从事的社会对比性试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发展知识生产系统强调其数据的代表性、强调干预措施有对照等等一系列来源于“生物统计学”原理的社会试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这种基于“主客体”关系构建出来的知识，无论其方法是否科学，都会偏离发展中国家的真实世界，其结果往往是一个对发展中国家的“想象”，并不是真实的存在。其次，现代发展知识和方案的生产过程是在一个无论是从政治权力、社会价值，还是经济，以及知识基础等方面都是在一个不平等的结构中生产出来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无法提供足够的能平衡西方知识认知的投入，只能变成西方发展知识系统形成发展知识的所谓“助手”和数据搜集器。最后，现代发展知识生产系统发育出了一整套同化非西方知识系统的制度性框架和工具，这个系统通常有能力建设、购买服务等强有力的手段吸收、同化和收买发展中国家乡土知识的力量，使其成为服务于现代知识生产的工具。总之，现代发展知识和发展方案的形成过程表面上看，有很强的科学性，本质上却存在着很大的不合法性。西方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构建出一个所谓的“发展中国家”，这个所谓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生产过程存在诸多问题，从而成为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问题的障碍。

西方发展援助的核心问题就在于按照这个知识生产系统所得出的结论来帮助发展中国家，这实际上也是西方发展援助长期不能够很好发挥作用的主要原因之一。近年来，国际社会对南南合作的兴趣日益增长，不同的人对于南南合作有不同的认识，这里不做太多的讨论。南南合作中的一个重要要素是，这个过程不太多涉及到不平等的知识生产过程，也不涉及过多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构建，比较多涉及到礼物的流动和经济利益的互换，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直接经验的分享。西方国家在非西方国家在前殖民时代和殖民时代曾经进行大量的、直接的经济社会制度和技术转移，但是，这个转移是自我的延伸，存在一致性，没有涉及到和当地系统的互动和融合，而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在后殖民时代大量的互动是在现代知识构建出的“想象”中发生的。因此，西方和非西方国家之间一直没有产生过有效的发展经验的直接分享，当西方世界进入到后现代化以后，这样的分享差距就更大了，这就如同把西方的福利制度、劳工标准、劳工权利、环境标准等许多后现代制度直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所遇到的问题一样。南南合作的核心是在差距相对较小情况下的经验分享，这个经验分享的有效前提是分享的一方能够产生样板作用，同时其社会经济方面所遇到问题与分享另一方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其次，分享的人和一方都具有主导自身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力和相对独立的知识生产系统。

中国在过去十多年中，国际发展社会已经认识到了平行经验分享的重要性，很多国际组织和世界银行等都把与中国发展经验的分享作为其工作的重要内容，但是，这一分享过程不自觉地产生了新的发展想象建构过程，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官员、技术人员通过发展学习的出国考察来到中国，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然而，中国今天所呈现的发展状态已经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差距，在“差距性学习”的条件下，一定会产生通过所谓的科学研究构建新的认知过程，而这个过程恰恰是我们应该从西方发展实践中吸收经验和教训。实际上，对于非洲国家来讲，真正有参考价值的要素并非是今天他们所看到的发展成绩，而是那些与非洲现在所处条件相似阶段的发展实践，实际上中国和非洲各国无论是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存在诸多差异，因此，直接的经验分享并不是一个系统的、科学化的过程，而是一个启发性的学习过程，对非洲来讲，在工业化程度比较低、以农业为主导的阶段，如何使农业成为经济增长和减贫的驱动力，是非洲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而中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通过发展农业，以及与农业相关的乡镇企业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发展和减贫等方面的经验对于今天的非洲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而今天中国在农村实行的低保、养老，以及知识创新产业等方面的做法可能对非洲的参考意义不如前者那么大，因此，所谓的“平行经验的分享”意味着分享双方在政治权力上的对等性、发展问题的相似性，以及解决方案所要求条件的相似性。平行发展经验的分享为构建新的发展知识提供了有效的路径，同时，也成为了与传统发展知识的分野。

2015年9月26日，习主席在联合国大会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做了题为《谋共同永续发展做合作共赢伙伴》的报告，报告全文2000字不到，“发展”两字就出现了73次，其中，不仅提到了发展机会、发展成果、发展基础、发展目的、发展潜力、发展能力、发展环境、发展资源、发展伙伴关系，以及发展的协调机制等专业性话语，还提到公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全面的发展和创新的发展等政策性话语。这些表述通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这样一个高规格大会向世界传达，恰是时候！它首次亮明了中国视角的国际发展观，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国内学界和大众对此意义的了解却仍然非常有限。

事实上，2015年本是国际发展年，既是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收官之年，也是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开启之年，尤其最近，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发展金融机构的设立，作为迄今为止发展最快，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逐日增大。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点上，世界各国都很关注中国在“发展”方面的表述、政策，以及相关的实践。

“发展”与“发展研究”在国际上具有特定的含义，它往往与援助、全球治理等概念紧密相连。在西方，发展研究已经发育成为一个集研究、教学与实践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在此链条中，研究机构和智库等负责设计发展政策，发展机构负责实施发展计划和项目，大学及培训机构负责培育人才，整个链条通过源源不断的知识生产，顽强地维系着二战后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治理架构，其主要使命是参照发达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运行的治理理念来影响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运行规则。可以说，在西方，发展研究和国际发展实践是与国际经济和贸易、国际政治和安全并驾齐驱的三驾马车中的重要一匹。

而反观我国，尽管发展研究和教学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萌芽，但直到最近才开始引起教育部、商务部和外交部等相关部委的关注，其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大大滞后。目前，我们既没有统一的发展研究学会，也没有统一的一级学科，人员零散，认知杂乱，专业基础薄弱。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方面，目前高校盛行的以一级学科为主导的管理体制也大大压缩了发展研究成长的空间，因为其跨学科的性质，很难找到完全对应的一级学科，而公众对此专业的低认知度又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发展研究优秀人才的吸纳和推广应用。可以说，迄今为止，尽管我国在政策话语和实践、大众话语和实践中广泛使用“发展”这样的字眼，但西方专业意义上的“发展”研究和教学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难以对当前国内不断深化的改革路径和日新月异的国际发展态势提供有力的指导。

在此背景下，我国急需大力推动发展研究以迎接2030年后的国际发展态势，这一创新将在以下三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发展研究的推动有利于我国发展历程的总结和国内改革的深化。中国的发展实践为发展理论的生长铺垫了丰饶的土壤，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在“引进来”的过程中非常注重自我经验的积累和主导性，因而国际发展理论与实践借助“发展援助”这个载体在中国形成的影响是相对有限的，这导致中国产生了一系列内生性的发展理念与实践，比如改革开放初“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指导方针，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特区、乡镇企业、国有企业改革等，它们都是中国按照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面临的发展问题来确定的发展优先次序和路径选择的结果，很难用现成的西方发展理论加以解释，因而具有很大的理论构建空间。同时，我国在环境污染、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养老保障、教育公平、土地分配、权利表达等方面的社会问题不断凸显，人们对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快速发展进程产生了各种反思，发展研究既可以通过对实践的总结不断丰富发展理论，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也可以借助研究的力量来指导国内不断深化的改革，维持发展的原动力，提高发展的质量。

我国发展研究的成熟可以提升南南合作的品质，构建新型国际发展合作伙伴关系。此次发展峰会后，中国将新设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等机制来进一步推动各国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知识的生产和分享。作为一个正在经历巨大的资本、劳动力、思想、产品内向和外向流动的国家，我国拥有独一无二的契机来引领、推动与传播当前与西方现有的国际发展理论不一致的新型发展理论和实践，从而进一步丰富人类的发展知识，并通过中非合作论坛、G20、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亚投行等平台进行分享和应用。其中，最值得期待的是对于南南合作的理念、内容、实践方式等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为国际发展的替代路径提供思路，提升南南合作的品质，以利于构建我国新型国际发展合作伙伴关系。

我国发展研究工作的推行还有利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作出独特的贡献。作为我国“走出去”的升级版，中国“一带一路”的建设将面临着如何与沿线国家实现互利共赢、共同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问题，正如习主席在9月28日联合国一般性辩论中所称，“大家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发展研究的推动有利于我们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状况，科学细致地把握他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而恰当地将“一带一路”倡议项目与沿线国家和地方的发展议程紧密结合起来，并贡献于当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