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学派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中的一个激进派别。他们强调制度分析，以“结构改革”为研究的重点，分析科学技术进步对现代资本主义性质特征的影响及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提出改良主义的社会改革方案。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其思想渊源于旧制度学派的制度学说。主要代表人物有加尔布雷思、包尔丁、科姆、海尔布罗纳、沃德、格鲁切以及缪尔达尔等人。新制度学派并无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大体上说，他们的共同思想倾向是：更多地从制度方面或结构方面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及其矛盾，认为资本主义的弊病在于制度结构的不协调，并着重从结构变化方面去推测资本主义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出社会改革的方案。

新制度学派（neo-institutional school）是当代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之一。

该学派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以后有较大的发展，它的前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凡勃伦、康蒙斯、米切尔为代表的制度学派。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美国是加尔布雷思、博尔丁，在瑞典是缪达尔。

这个学派之所以被称为新制度学派，因为它一方面继承了制度学派的传统，以制度分析、结构分析为标榜，并主张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又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新的政治经济条件，比过去的制度学派更加注意现实问题，批判资本主义的缺陷，并提出更为具体的政策建议。它在政策目标和价值准则问题上所涉及的范围也要广泛得多。

新制度学派是在凯恩斯主义已成为经济学的新正统派，但却无法解释的多种社会经济问题的原因，并且提不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的情况下，对经济社会进行分析和提出论点的。这是新制度学派不同于过去的制度学派的新特点。

新制度学派同过去的制度学派一样，内部没有统一的观点，也没有本派的公认领袖人物或最有权威性的著作，该学派成员的学说几乎都是自成体系。

新制度学派指出，经济学正统理论惯于使用的数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这种数量分析只注意经济中的量的变动，而忽视了质的问题，忽视了社会因素、历史因素、政治因素、心理文化因素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因此，强调采取制度分析、结构分析方法，其中包括权力分析、利益集团分析、规范分析等。例如，加尔布雷思在分析当前美国经济时，就指出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模式，而是由为数不多的大公司组成的“计划体系”和由众多的小企业与个体生产者组成的“市场体系”两大部分构成的“二元体系”

新制度学派指出，必须有一个“信念的解放”，即从正统派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者)制造的“增长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增长”的错误思想下解放出来，建立新的价值准则，即以个人的“独立性”和以“公共目标”为衡量尺度的经济学的新观念。

新制度学派深刻指出，现代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改变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即限制大公司的权力，提高小企业和个体生产者在经济中的地位，使得大公司不能再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剥削小企业和个体生产者。

在这方面，加尔布雷思的分析是很有代表性的。他指出，收入不平等是权力不平等的结果，所以要实现收入均等化，必须从权力均等化开始。

所谓权力均等化是指使小企业在出售或买进产品时对价格有同等的控制权，使它们的贸易条件相同。从具体的政策措施来说，应当针对大企业和小企业的不同情况而实行不同的政策。

比如说，政府应当对大企业实行价格管制，限制它们利用市场上的价格波动来损害小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而对于小企业，则不应当采取价格管制的做法，而应当鼓励小企业联合起来，维护自己的产品价格的稳定性。一旦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在权力方面的差异缩小了，经济中的收入不均等的状况也就会减少。

新制度学派在批判现行经济制度的缺陷并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的同时，把实行改革的政治责任放在科学教育界和立法机构的肩上。新制度学派认为科学教育界可以在人才的培养目标方面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方面发挥作用，而立法机构可以通过一系列有助于限制大公司和保护小企业的法律，使经济中的改革付诸实施。

新制度学派有些观点是符合实际的。例如，它注意了当代经济学正统派所不注意或有意回避的妇女问题、家务劳动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小企业和个体生产者的困境问题等，它揭露了垄断组织与国家机构相勾结的情况，它还指出了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的错误。

制度主义的演进可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的20年代，制度主义广泛传播的阶段。这是通常所说的旧制度学派，创始者为凡勃伦，主要代表人物还有康芒斯。凡勃伦的理论指出，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物质生产，把社会生产企业经营社会问题。

20世纪30年代以后至战后初期的制度主义。这一时期的制度经济学家有贝利、米音斯、艾尔斯等人。他们的理论特点是具有从凡勃伦思想到新制度学派的加尔布雷思理论的承上启下的作用。例如，贝利和米音斯所著的《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1932年）、艾尔斯所著的《经济进步理论两个阶段经济学的基本特点，特别是受凡勃伦制度因素分析的影响，又从米音斯等人的学说吸取了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开的观点。提出了整治滞胀病症的具体方案。

旧制度学派的一个重要特点：其一，是从心理、习惯方面批判资本主义。例如，凡勃伦对经济理论进行过许多批判。他对现代资本主义，大公司和金融寡头统治的批判，是敏锐的、中肯的，具有进步意义。其二，具有一定的历史主义。在凡勃伦的著作中，研究了制度的演变，包含着经济周期和危机史的实际材料。但是，旧制度学派是以自然科学中的进化论方法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用风俗和习惯来说明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形成。

旧制度学派虽然在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比较盛行于美国，但是从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后，凯恩斯主义的盛极一时而显得制度学派备受冷落。但是时过境迁，20世纪60--70年代以后，新制度学派迥然不同。这主要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的扩大与生产过剩危机，社会矛盾尖锐并存的发展。这使改革制度的呼声甚嚣尘上。但是，以往的美国理论经济学技术进步对制度演进的作用。很明显，这已经不能适应由于科学技术革命而产生的新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学派又活跃起来，继承早期制度学派的传统，以新制度学派出现，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有影响的流派。

缪尔达尔在许多方面持有与新制度学派相似的论点，所以也被列入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之内。他们的基本特点是，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都采用制度分析或结构分析说明社会经济现实及其发展趋向，而且，他们都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与矛盾进行了客观的揭露，提出要从结构方面来改革的设想或方案。这其中，加尔布雷思的理论代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趋向，因此在此着重介绍加尔布雷思。

加尔布雷思是当代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是新制度学派的最主要代表。他1931年毕业于安大略农学院，毕业后去美国。历任哈佛大学讲师、普林斯顿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教授。1972年当选为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

加尔布雷思著述很多，主要有《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一种价格管制理论》、《大崩溃：1929年》等。他的许多著作至今在经济学界和政府决策中都有着较强的影响力。

新制度学派对旧制度学派的发展突出的表现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其具体表现如下：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结构研究

经济制度的变迁过程是制度主义的主要研究对象。但在对此问题的理解上，新旧制度学派有其明显的差异性。凡勃伦把制度归结为思想和习惯，并用受这种心理和精神支配的一般制度来代替社会经济制度。思想和习惯是逐渐形成的，因而制度也有一个历史进化过程，但制度本质是不变的，改变的只是制度的具体形式；社会经济的发展只有演进，而无突变。可见，凡勃伦制度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点是：①研究由现有社会动机决定的社会集团的行为和思想；②揭露资本主义演变的原因，考察社会发展条件的更替、经济技术和社会组织形式（制度）的演变。

新制度学派承袭了凡勃伦的基本思想，但他们不是像旧制度学派那样仅仅研究由人们的心理活动和社会习惯所决定的制度的演进过程，而是更多的去剖析单一制度结构本身的功能。对比而言，我们觉得，旧制度学派注意从纵向的角度，去研究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过程，而新制度学派则是从横的断面去剖析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并通过对经济中的弊端的揭露，指出制度结构变革的重要性。加尔布雷思深刻地洞察到，对结构本质的研究比对增长率数量的研究更为符合实际。制度方面的目标比经济增长的目标更为重要心理现象（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的反映和体现，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律关系、人们的心理，以及其他非经济因素。

由此可知，加尔布雷思的新制度学派的研究对象，就其基本思想看，没有摆脱旧制度经济学的心理因素、法律因素对经济生活起决定作用的思想，但是就研究对象本身的解释超出了传统经济理论的范围，接近于社会学。从现象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把研究的重心从量的增减转移到质的方面分析，这里值得注意的，近年来，注重经济学中的质的问题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学家普遍流行的问题。1993年诺贝尔奖金的得主、制度学派的道格拉斯·诺思就是以其卓越的制度变迁理论而占了经济学的上风。当然，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还是有一定缺陷的，它在一定程度上过高估计了心理因素和法律因素等的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的结构分析方法

反对古典经济学的抽象演绎法，主张制度演进的、整体的方法是制度主义的方法论特征。但是在这种方法的具体运用上新制度学派比旧制度学派要更为明显、更为彻底。

新古典经济学把孤立的个人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这是不科学的。因为，这种方法以其均衡的、静止的分析去研究社会关系的外表，丢掉了各个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不能正确反映现实。加尔布雷思指出，如果追究其原因，就在于新古典理论脱离了实际的生活，把经济现实看成是静止的、不变的。因此，新制度学派主张从根本上刷新现代经济理论的方法论的基础。他们指出，由于技术不断变革，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处于不断演变的过程中。制度是一个因果动态过程，所以经济学必须研究变化，研究过程，而不是研究静止的横断面。这就是说，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要用演进的方法。

我们应当注意，旧制度经济学同样也曾用这种演进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但是他们的特点是把注意力放在考察制度的起因，试图通过对大量的历史资料的分析说明制度的合理性。但是，新制度学派在运用这种演进的方法时，他们着重注意研究60年代后某些具体制度的剖析，寻求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改革结构的措施，代替新古典模式的均衡的概念。

由与结构概念本身包含着整体的含义，所以，在对结构演进的分析中，必然会使用整体的方法。所以，新制度学派在经济研究中，应该把注意力从作为选择者的个人和企业，转移到作为演进过程的整个社会。他们强调说，经济学所讲的整体，要大于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总和，所以研究问题不能循着相反的道路。即先研究各个组成部分然后再来加总。例如，加尔布雷思的观点就是强调把现代经济生活当作一个整体考察，这样，人们才能更清楚地了解经济运行的规律。

旧制度学派也是反对古典学派的孤立个人行为的分析方法，但是他们并没有从整体概念去阐述制度运行中各个相关因素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注意分析整体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这样，怎么理解新制度经济学的整体概念就成为了解新制度经济学的起点。

主流经济学忽视了的问题，认识到现实中所发生的问题不是仅用宏观经济分析或微观经济分析等方法就能说明的。宏观经济学只注意总需求水平的调节，微观经济学只注意成本和价格的形成，都忽视了社会的制度结构问题，即恰恰遗漏了权力分配问题。新制度学派的这种分析方法，人们通常把它概括为结构分析法或制度分析法。

新制度学派的规范经济学研究方法

旧制度学派主张扩大经济学的研究范围，采用整体性的方法，这是同他们采用的以规范经济学为特征的研究方法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就是说，他们的整体研究是与价值判断有密切关系的，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一切正统派往往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小或增长快慢作为判断标准。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就是好事，否则就是不好的。而国民生产总值只是一种经济价值，它只是各种社会价值中的一种，除了经济价值以外，价值还应该包括社会的平等、生态的平衡、人们对闲暇时间的追求等等。所以，经济增长只是实现社会价值目标之一，并且实现这一目标是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例如，增加国民生产总值是以牺牲人们的闲暇时间为代价的。加尔布雷思要实现的整体制度目标不仅包括经济价值以内的目标，而且要实现经济价值以外的目标，也就是加尔布雷思所说的文化价值生活质量

新制度学派提出的价值判断标准，事实上也反映了从凡勃伦以来的制度主义的一贯想法。尤其是当20世纪60年代，制度下的各种矛盾更加尖锐和复杂了，社会价值判断又是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所不可回避的问题，更何况价值判断是经济理论研究中不可忽视的方法。所以制度经济学中包含着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就显得更加突出了。

新制度学派的研究方法有其独特之处。他们制度结构的整体分析和价值分析表明了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各制度因素是相互作用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这种研究方法不仅在西方世界而且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加尔布雷思的技术发展的必然性理论

从亚当·斯密为首的古典经济学，一直到凯恩斯主义的兴起，经济学者往往将社会科学技术不变，作为分析经济变量发生变动的前提条件，但是，20世纪以来，世界经历了三次新技术革命的浪潮，这使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分析中不可漠视的一个重要因素，于是，某些经济学者开始关注科学技术进步，用纯技术观点看待社会的变化，提出医治经济病症的改良方案，在20世纪初，最典型的代表是凡勃伦，现在，新制度学派在这方面是比较突出的。

技术决定论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1919年）、《工程师和价格制度》（1921年）等著作中论述了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性作用，凡勃伦把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归结为两种主要制度，一个是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技术制度，一个是私有财产制度。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两种制度表现形式不同，或者说由上述两种基本制度决定并制约着其他两种制度的表现形式。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企业主计划经济制度结构技术条件看成是决定社会其他制度因素的根本因子，并依据不同的技术条件水平说明社会制度结构调整的必然性。

演进过程中，科学技术进步起决定性作用。他认为，制度的演进和权力的转移都与生产要素重要性的更迭有关，而生产要素重要性的更迭归根到底是由于技术发展造成的。在不同历史阶段，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不一样，不同的生产要素成为最难得或最难代替的，从而也是最重要的，谁掌握了这种生产要素的供给，谁就拥有权力。他举例说，在封建时代，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地主是这一生产要素的供给者，所以地主当时是掌权的。后来，资本主义兴起了，资本代替土地而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本家是这一生产要素的供给者，从而权力由地主手中转到资本家手中，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的供给日益充裕，于是出现了储蓄过多的倾向，资本不再是稀缺的生产要素了；另一方面，工业和技术发展所需要的专门知识越来越复杂，专门知识成了企业成功的决定性生产要素。但这种专门知识日益感到不足。因此，拥有专门知识的人便大受重视，他们因自己的重要地位而获得了权力，即权力转到了高级经理人员、科学技术人员和其他管理人员等专家组合企业目标已不是追求最大限度利润，实行计划原则，阶级差别已经消失，等等。

决定论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有五大特征：①经济上从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②社会的领导阶层由企业主变为科学研究人员；③理论知识成为社会的核心，是社会革新和决策的根据；④未来的技术发展是有计划、有节制的，技术评价占有重要地位；⑤制定各项政策都需要通过智能技术，与此同时，贝尔指出，技术决定论是与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某些概念有严格界限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体系中一系列连贯的概念图式，这些图式是围绕所有制这个中枢旋转的。前工业化社会、工业化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是围绕着生产和利用知识的形式这个中枢而旋转的一系列的概念。贝尔的结论是，后工业社会的根基，应在科学对生产的影响中去寻找。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正在使资本主义消失。后工业社会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在这个社会中，私有制逐渐丧失作用，异化和非人格化的倾向正在克服，社会矛盾已经消除。因为现代社会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以后，科技进步将决定一切领域的活动。第一，在产业结构上已从制造业转向包括商业。金融、交通运输在内的服务业为主；第二，科学研究人员和具有专门知识的管理人员取代了企业主，在企业中掌权；第三，技术、经济发展规划及技术评估更加受到重视；第四，理论知识成为社会核心，是社会革新决策的依据；第五，在制定决策上，依靠新的智能技术。后工业化社会的经济运行完全由中轴结构（即科学知识）来组织和协调，具体说，就是由掌据科学知识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来组成的科技阶层操纵社会各经济组织的活动。

显然，新制度学派的技术决定论正确反映了战后经济的现实。科技革命对战后经济一度出现的较快增长的确起了很大作用。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使得企业和国民经济的管理日益复杂，因此管理知识日益专门化，管理专家在经济管理中也日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这些是我们研究当代经济时应给予重视的。

加尔布雷思的“两个系统”理论

不平衡，即在现代社会里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大系统。

资本主义经济权力转移生产者主权代替消费者主权技术结构计划管理经济模式

加尔布雷思根据他对计划系统和市场系统的分析，及其对这两种系统之间的关系的考察，得出以下四个重要论点：

基本矛盾冲突，他认为这一冲突是组成计划系统的1000家大公司和组成市场系统的1200万家小企业和个体生产者，包括3000万个农场，将近3000万个小服务性企业、200万个小商店、90万个小建筑行业、几十万个小工厂、以及其他许多个体经营者购买者第三世界政治权力融合在一起只能是造成两种系统交换的不平等。

比计划系统低得多，虽然这里的企业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