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希腊城邦制度是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直接因素等原因而产生的一个制度。城邦或称城市国家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由原始公社演化而来的一种公民集体。公元前8～前4世纪古代希腊历史的显著特点是各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数百个城邦并存，出现过许多城邦联盟。一般情况下，一个城邦包括城市和乡村两部分。这里所说的城市，系指易于防守、往往筑有城墙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很大一批城邦是由原有城邦派出的移民建立的。

城邦源于希腊文polis，译为城邦，有城市国家之意。通常是以城或市镇为中心，结合周边农村形成的经济政治共同体。

1、长期分立，各自为政。虽然希腊古典时代的这些城邦在制度、风俗、语言、经济、宗教、文化上有相当大的一致性。但由于希腊属于丘陵地形，各城邦相对独立。

2、实行公民政治，定期选举管理者。（只有斯巴达的国王为终生制）

3、经济上以小私有经济为主，商业较发达，无神庙经济。

4、军事上，实行公民兵制，无固定军队。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古代希腊城邦制度开始形成。在氏族社会组织逐渐解体的基础上，希腊各地相继形成了200多个城邦。

古代希腊城邦一般是以一座城市为中心、连带周边乡村地区而形成的独立国家，以小国寡民为基本特征。它们的国土面积一般只有百余平方公里、人口数万，最大的城邦8000多平方公里国土、数十万人口。

古代希腊城邦在形成之初，政权一般都由原来的氏族贵族把持。原由氏族贵族成员组成的长老议事会转化为城邦的贵族会议，掌握着决定城邦事务的大权。部落军事首领演变为城邦的执政官，负责处理城邦的行政事务。部落民众大会则转变为城邦的公民大会，在形式上保留了对贵族会议的提议进行表决的权力。这样的城邦政权组成形式被称为贵族政治。

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和各自力量对比的差异，后来各个城邦的政权形式发生了不同的变化。有的城邦从贵族政治演化为民主政治，有的城邦则长期维持着贵族政治。

古代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当时希腊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的结果，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城邦制度与希腊当时的社会发展相辅相成。

1、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是一个涉及诸多侧面的复杂问题，也是希腊史研究中最被关注的问题之一，多年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而又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希腊考古学家斯诺德格拉斯教授独辟新径，运用丰富的考古学资料来研究城邦的形成。他认为，城市中如神庙和议政厅等公共建筑的出现是城邦形成的重要标志，而由考古材料所反映的、古风时代早期人口的急剧增长则推动了城邦的形成；法国学者波里尼阿从宗教崇拜的演变来探讨城邦制度的形成，提出古风时代早期希腊各邦保护神及其宗教崇拜的确立象征着古典城邦的形成；英国学者古迪和瓦特则从文字的使用与推广这一侧面进行探讨，提出在迈锡尼的希腊文消失约四个世纪之后，以腓尼基字母为基础的希腊文字的出现，及其在社会中的广泛应用是促使希腊城邦形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他们认为，和其他传统社会不同，在古代希腊，文字一经出现，即得到十分普遍的推广与广泛的使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把城邦的出现归结于文字的出现及其应用的后果。综合看来，上述这一系列研究使我们对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这一历史问题有了更新更深刻的认识：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是由一系列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这里姑且不论上述研究各自的缺陷，但它们的共同缺点是，片面强调了某一个因素的作用，而忽视了其它因素的重要性，因而，如果分开来看，它们都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更为严重的是，虽然西方学者对城邦制度形成的诸多侧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是他们都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即土地私有制的形成问题。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有意的。在西方学术界里，土地私有制问题历来被看成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因而绝大多数的学者都极力回避触及这一问题。但实际上，如此一来，他们正好成了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牺牲品。撇开意识形态的因素，对土地私有制的形成这一问题作历史的研究，仍然是十分有益的。

在展开讨论之前，还必须注意到，古代希腊所有权的观念同古罗马亚里士多德试图定义牢固的占有时，他实际上是在定义所有权：

牢固占有的定义是对财产的如此占有，即对它的使用完全取决于自己－－对自己财产的检验标准是，自己是否有权转让它；这里我用转让来表示赠送和买卖。亚氏的这个定义为当今的古代经济和法律史家所普遍接受，在古代希腊，土地所有权的首要标志是占有者对土地的转让权，即赠送与买卖的权利。

2、古风时代社会下层为争取政治与经济权利而同贵族统治阶层的斗争，是理解希腊城邦形成之关键，同时也是理解土地私有制确立的钥匙。可以肯定的是，在古风时代以前，土地私有制尚未确立。在迈锡尼时代，线文B的泥板文书荷马史诗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所用的一个比喻则明确说明，个人所耕种的份地是由集体分配的。在描述希腊盟军和特洛伊人激烈的战斗时，荷马比喻道：两军就象两个人在一块公有地里为田界而争斗，他们手持测量杆，在一小块地里为划分不均而争吵，但一堵篱笆将他们分开。虽然有的学者对这条材料提出种种疑问，但它所提及的公有土地的存在是无可否认的。

然而，公有土地并不是荷马社会唯一的土地占有形式。诗人笔下的英雄同时也都是大土地的占有者，他们一般拥有大量的果园、牧场和耕地，并且使用奴隶为他们劳动。有时候贵族也将一部分土地赏赐给忠诚的仆人，奥德修斯阿基里斯

综合看来，在荷马社会，贵族家庭（oikos）控制了大部分的土地，但这并不是其土地制度的全貌，还存在着土地公有制的因素。最为合理的解释是，荷马社会的土地制度处在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的过渡阶段，而只是到了古风时代，土地私有制才逐渐确立起来。

随时服兵役的义务。这种公民军事化的制度同平等份地制度密不可分，由于公民不能从事任何追求财富的活动，很显然，城邦必须为他们的生计提供一定的保障，使所有公民有相对平等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重装步兵的作战方式必然影响到公民的社会与政治意识。所有公民，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都成为重装步兵的一员，都在同一个方阵里，肩并肩地作战或训练。这种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群体生活，无疑孕育了一种平等的观念。虽然有的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但是重装步兵的作战方式无疑增强了平民同贵族斗争的自信心。尽管这种自信心可能还不足以形成一种强烈的政治意识，以致于提出平等政治权利的要求，但他们在经济上、尤其是土地上的平等要求却是为历史资料所证实的。公元前七世纪早期斯巴达诗人提尔泰俄斯的诗歌即记载了下层公民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的呼声，这种呼声在时间上同重装步兵改革的吻合也许并不仅仅是巧合，而是有其因果关系的。

斯巴达社会生活的另一个独特性是其公民的共餐制，按照这个制度，包括国王在内的所有男性公民都要集体就餐。为了维持这种集体就餐的制度，每个公民每年必须向城邦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如果无法交纳规定量的粮食，他就会丧失公民权。很显然，这种共餐制的基本前提是，从一开始，所有公民都必须拥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即占有的土地足以生产他所必须交纳的粮食，而这个基础只能通过平等份地的分配来实现。没有这样一个基础，集体就餐的制度是根本无法实行的，因为斯巴达共餐制的目的不是从一开始就把一部分公民排除在外，而是培养公民的集体观念和城邦观念。

在雅典，下层农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则更为直接地导致了土地私有制的确立。梭伦改革的直接原因是贵族统治阶层对土地的垄断，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下层农民的不满。在改革以前，下层农民没有直接的土地所有权，亚里士多德说，直到梭伦改革，雅典的债务只能以人身作为抵押，也就是说，个人无权以自己耕种的土地作为债务的抵押。所有的土地都控制在称作Eupatridai的统治集团手中，而下层农民则成为他们的依附民。亚氏在论及梭论改革前雅典的社会状况时说：

……这以后发生了贵族与大众之间的冲突。从各方面来看，他们的政治体制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尤其是穷人，他们的妻子和儿女都为富人所奴役，他们被称作附庸和六一汉。因为他们正是按照这样的地租（misthosis）耕种富人的土地。所有的土地都控制在少数人手中；如果他们无力支付地租，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都将失去自由。

在古代希腊人建立的众多城邦中，影响最大而又最具典型意义的是雅典。雅典城邦以其民主政治、经济发达和文化繁荣而著称。 雅典城邦位于希腊中部的阿提卡半岛，主要居民是爱奥尼亚人和阿卡亚人。境内多山，矿产丰富，海岸线曲折，多良港，却缺乏良田，适于发展航海业和工商业，而不利于农业发展。公元前8世纪，阿提卡全境开始形成以雅典城为中心的统一的城邦。

雅典城邦的公民由贵族和平民两部分组成。建邦之初，实行贵族政治，原来的氏族贵族掌握着政治和经济特权。随着新兴工商业者阶层经济实力的日益壮大，要求打破氏族贵族独揽政权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他们联合其他平民，一起展开了向氏族贵族的夺权斗争，而斗争的结果则使雅典城邦走上了古代民主政治的道路。

以伯里克利时代为代表的雅典民主政治,是古代希腊城邦社会中先进的政治制度：它有利于调动城邦公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推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进步。然而它毕竟只是城邦公民内部的民主，而且只有成年男性公民才真正享有民主权利，妇女、外邦人和奴隶则都被排除在外。

1、政治因素:小国寡民，各邦长期独立自治是古希腊民主政治产生的重要条件。贵族制取代君主制为民主政体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2、经济因素:雅典近海，海上交通便利，海外贸易和工商业比较发达，新兴工商业者阶层渴望追求民主权利。

3、直接因素:雅典平民与贵族的长期斗争。

1、（打破血缘门第·首开先河）：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革”

2、（消除财产限制·最终确立）：公元前508年的“克里斯提尼改革”。

3、全盛时期：公元前5世纪以后，尤其是经过希波战争之后，雅典的民主政治迎来了全盛时

期。公元前443年至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连续当选为雅典十将军委员会的首席将军，开创了“伯里克利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