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媒体的历史，可追溯至清领时期，在日据时期奠定了报业、广播业基础。战后之初，媒体环境一度相对宽松，但在二二八事件后，言论自由高度紧缩。在解严之前，台湾新闻自由状况甚差。在1987年解严之后，台当局于1988年开放报禁，并在1993年先后完全开放广播频率和有线电视，台湾媒体业随之急速发展。虽然台湾拥有自由的媒体环境，但由于媒体数量多而导致的恶性竞争，以及政治势力从未彻底退出媒体界，使媒体乱象丛生，引发社会的不安，也提出不少反省净化的要求。

文字是人类传播文化古老的主要载体，印刷活动则促使适合大量传播资讯的报纸应运而生。清领时期前后，台湾新闻刊物的主要用途仍限于宣达政令，或是传扬宗教，形式也与近代报纸大异其趣。台湾首家印刷店松云轩刻印坊虽早出现于1821年，但业务仍以刊印佛书、诗文集为主。1885年台湾巡抚刘铭传仿北京《京报》发行台湾最早的中文报纸《邸抄》时，是以手抄或木刻制作，内容主载法令规章与官员动态，一般市井小民鲜少接触。同年7月，英国长老教会牧师巴克礼创刊台湾第一份印刷刊物《台湾府城教会报》，以白话字作为文字媒介，虽为传教而生，但是其中不乏社会百态及文艺创作，相较于《邸抄》更接近报纸型态。

在日本统治台湾之初，台湾办报标准相对较宽，当时有《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和《台南新报》三家日文报纸。中文报纸则有《台湾民报》、《台湾商业新报》。之后伴随日本对台统治日渐宽松与经济的发展，报纸数量也有所增加。日报数量增加到6家。但在二战爆发后，言论自由骤然收紧。1944年4月，台湾总督府将《台湾日日新报》、《兴南新闻》、《台湾新闻》、《台湾日报》、《高雄新报》和《东台湾新报》六家报纸合并为一家《台湾新报》，在台北发行日刊，重要职位由大阪《每日新闻》社派人充任。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迅速组织前进指挥所，作为接收台湾的先遣部队，日本人留下的新闻事业也在接管范围其中。《台湾新报》被改制为《台湾新生报》，是为台湾省政府的报纸。二二八事件发生时，《民报》、《人民导报》、《大明报》、《中外日报》等民间报纸被国民政府查封，报社负责人和许多记者也相继遇害。1945年11月到1946年11月一年间，登记新报23家，其中日、晚刊19家、3日刊3家、5日刊1家、通讯社5家。1945年11月23日，台湾省行政官署发布文件，要求报刊都要按照《出版法》采取登记许可证制度，一些无证发刊的报纸因此相继停刊。二二八事件更给台湾报业带来沉重打击。1949年，国府迁台，不少大陆文化人也来台经营报纸，推动报业复苏。1953年时，台湾共有报社30家，其中台北市有14家，其他地区16家。1950年代，国民党政府实行“限证、限张、限价、限印、限纸”五禁，是为报禁，报纸数量因此长期稳定在30家上下。

1950年代，是官营报纸强势的时期，当时属于党、政、军势力的报纸包括《台湾新生报》（台湾省政府营）、《中央日报》和《中华日报》（国民党营）、《和平日报》（台湾外事部门）、《青年报》（三青团）等。另一方面，民营报纸亦于艰难中求生，1946年创刊于台中的《民声日报》当时办的有声有色，但最后由《联合报》及《征信新闻》脱颖而出。

联合报最初形态为由王惕吾邀请《全民日报》和《经济时报》及己之《民族报》所组之《民族报、全民日报、经济时报联合版》，创刊于1951年9月16日，创刊首日发行12248份。1953年9月16日，易名为《民族报、全民日报、经济时报联合报》，1957年6月20日，又更名为今之《联合报》。1959年8月16日，联合报在康定路26号的报社大楼落成，并同时向外宣称年发行量突破7万5千份，超过《中央日报》成为第一大报。

《征信新闻》创刊于1950年2月，由台湾省物资调节委员会出资，起初主要的内容是商情动态，负责人是物调会主任余纪忠。因亏损过大，物调会决定与该报脱离关系，余纪忠则多方筹集资金，以公司形式来组织经营该报。1951年8月1日，公司成立，余纪忠任社长，报纸走纯经济性路线，当时全社仅有成员十余人，年发行量仅2000多份。自1954年10月2日起，《征信新闻》头版开始增加政治与社会新闻，转型为综合性报纸。1955年3月，报社迁至台北市大理街132号，租台糖仓库来印刷，并开辟〈人间副刊〉，大幅增加综合新闻。1960年1月1日，征信新闻改名为《征信新闻报》，成为完全的综合性报纸。1968年9月，再易名为《中国时报》。

同一时期，晚报也有所发展。《自立晚报》创立于1947年10月10日，以敢言著称，曾多次被台当局勒令停刊。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大华晚报》以头条形式在第一时间报道最新讯息，逐渐改变过去大众对晚报的认知。1950年代初，台北晚报市场由自立、大华和民族三报占据。南台湾重要的晚报则有《成功晚报》和《中国晚报》。

1960年代，是台湾报业起飞的年代。民营报纸因为经营灵活加言论相对开放，超过公营报纸成为报业龙头。王惕吾买下《公论报》，并于1967年4月20日将其改组更名为《经济日报》，成为台湾销路最大的经济性报纸。联合报在世界各地派驻记者，采用最新设备，其年发行量在1961年突破10万份，1964年突破15万份，1964年又开设了联合报航空版，扩大其在世界的影响。

1970年代，联合报事业体进一步扩张，包括《经济日报》、中国经济通讯社、美洲《世界日报》、《民生报》、《欧洲日报》、联经出版公司。美洲《世界日报》是面向北美地区华人的报章，发行量超过30万份，是海外发行量最大的中文侨报。《欧洲日报》于1982年12月16日在巴黎创刊，发行人王效兰，是欧洲地区影响力最大的华文报纸之一。余纪忠在1975年成立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发行《中国时报》海外航空版。1978年3月在台湾发行了《时报周刊》，同年12月1日创办《工商时报》，是继《经济日报》后台湾第二份大型专业经济报纸。1982年9月1日，于蒋经国希冀下，余纪忠又创办《美洲中国时报》，然因《美洲中国时报》对江南案之来龙去脉报道甚详，故于1984年11月11日被余纪忠宣布停刊。1986年8月18日，经美国发行稽查局（ABC）审核，中国时报发行量突破120万份。

报禁解除后，台湾报业生态剧变。由于报纸数量激增，而阅报率却反呈下调趋势，广告收入不断缩水，电子媒体的持续强势，导致各报社都面临沉重的财务压力。风光一时的官营报纸，如《中央日报》、《台湾日报》等宣布停刊；其他如《台湾新生报》也转为民营。在晚报市场中，《自立晚报》、《劲报》和《中时晚报》也因财务不济而吹熄灯号。影剧娱乐类报纸《民生报》和《大成报》也未能幸免。报业格局由过去的两大报变为四大报。

1980年4月17日，林荣三的联邦集团以四千万新台币的价格买下《自强日报》，1981年1月1日将该报更名为《自由日报》。1986年9月15日，该报获准迁至台北县新庄市发行，1987年9月再度更名为《自由时报》，并开始积极往全国性报纸发展。在免费赠阅与高额赠品的营销策略下，该报迅速与《联合》、《中时》二报形成鼎立格局。2003年5月2日，香港壹传媒的《苹果日报》进入台湾，其内容八卦腥膻，大幅采用彩色图片，加上超低价的营销策略，很快对三大报的格局产生剧烈冲击，成为第一大报。

1945年9月至二二八事件前，台湾共有公、民营杂志达126家。战后最早出版的杂志是1945年9月到11月期间共发行9期的由杨逵主编的《一阳周报》。这一时期的重要刊物还有《台湾民主评论》、《前锋》、《新新》、《大同》、《现代周刊》、《自强旬刊》、《台湾通讯》等。另外，台湾人还在上海、北平等大陆的大都市出版《台湾月刊》、《新台湾》等刊物。但自1946年下半年起，由于言论自由空间紧缩、通货膨胀及政府强令报刊杂志不得刊登日文的影响，台湾杂志的销售量呈现下滑的局面。二二八事件后，众多杂志社被封，众多杂志停刊。1947年底，台湾仅剩51家杂志。1949年下半年开始，众多大陆文化人士迁往台湾兴办杂志，杂志业开始复苏。

1952年10月时，经核准登记的杂志刊物已达220家，其中不少都是中国大陆迁往台湾的，包括了《纽司周刊》、《中国新闻》、《周末观察》。这一时期言论相对宽松，出现了一些高谈民主自由阔论的杂志，如《自由中国》、《民主评论》、《文星》、《新闻天地》，但相继都被政府查封。政论杂志的凋零伴随的是文艺与社教杂志的兴旺，年代重要的文艺杂志有《皇冠》、《现代文学》、《中国一周》、《台湾风物》和《创世纪》。1950年，台湾省杂志协会成立，创始会员有42家，在。1961年成长到290家，占全台湾杂志数量的近六成。

1960年代，台湾杂志业继续蓬勃成长。这一时期新创办的知名杂志有卜少夫的《展望杂志》、王成圣的《中外杂志》、丁中江的《春秋》、刘绍唐的《传记文学》、诸葛志的《新女性》和中国文化大学的《中国一周》。新闻界泰斗张任飞首采企业化模式来经营杂志，他在创立《综合月刊》、《小读者》、《现代管理》等中文杂志，《台湾贸易周刊》等英文杂志之余还取得了《泰晤士报》(The Times)、《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时代》(Time)、《新闻周刊》(Newsweek)等外国杂志之在台代理权。1970年代，党外杂志开始出现，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美丽岛》，其他的知名党外杂志还有《台湾政论》、《青云》、《鼓声》。党外杂志由于政府打压和1980年代后期台湾舆论渐趋自由而逐渐消失。

中时和联合两大报系也在1970年代分别推出了《时报周刊》和《中国论坛》、《联合月刊》、《联合文学》与《历史月刊》杂志，抢攻杂志市场。各种专业化，面向特定群体的杂志日甄成熟多元，特别是财经杂志。影响力最大的财经杂志当属1981年年6月创刊的《天下》。天下杂志的创办人是王力行等三人，其上市第二年销售量即达两万份。1986年7月，《天下》的姊妹刊物《远见》创刊。除了《天下》杂志之外，台湾知名的财经杂志还有《新经济月刊》、《商业周刊》、《动脑周刊》。知名的新闻报道杂志有《新新闻》。杂志的专业化和分众化趋势成为潮流。

1986年9月，民进党刚创党。当时主流媒体中只有《自立晚报》及高雄的《民众日报》较接近党外的立场，其时一些党外杂志如《亚洲人》、《八十年代》或《自由时代》系列等比较得到党外人士的信任，对于《联合报》和《中国时报》这些主流媒体，党外人士并不信任。

无论是“台湾第一个在野党的成立”，或是“一连串的街头狂飙的场面”等，都是当时主流媒体记者从未遇上过的事情，这期间涌现了好些街头摄影家，给戒严时代留下了丰富的影像纪录，像宋隆泉，他曾在《新潮流》任职过美编，在《自由时代》担任过艺术指导与摄影采访，尔后和郑文堂成立“台湾文化影像工作室”，拍摄些纪录片。此外还有余岳叔（即“阿才”，前“立委”林正杰的妹夫）、叶清芳、侯聪慧、高重黎、黄子明、谢三泰、刘振祥、潘小侠、蔡明德、邱万兴、曾文邦及许伯鑫等人，和长期拍摄社会运动纪录片的“台湾绿色小组影像纪录永续协会”，当时这些党外杂志都无法拿到新闻记者证，在报禁解除前，根本不被承认为记者。

1987年7月，戒严令解除，台湾杂志数量一夕之间爆增。1988年，台湾杂志数量达到3,922家，2002年，台湾杂志种类创下8,140种的高记录，不过在激烈的竞争之下，2004年时台湾的杂志种类仅剩4,185种。在新时代下，台湾的杂志产业出现集团化和国际化的趋势，如华尚文化旗下有四种杂志；牛顿出版系统则拥有《牛顿》、《小牛顿》、《日本文摘》等近十种杂志。2001年时，台湾已形成PC home、财讯、商周、天下、时报周刊、空中英语教室、尖端出版、经典传讯、美人志和一手车讯十大杂志集团。2001年5月12日，香港和记黄埔先后收购PC home、城邦、商周等集团股权，2002年10月，和记黄埔以城邦文化为旗舰，整合商周、PC home、尖端出版社诸集团，这些出版社旗下的杂志总发行量达2,800万份，在台湾平面媒体市场占有率达三成以上。

战后之初，出版业百废待兴，1947年，台湾省政府设立新闻处与编译馆来管理出版事业，一些大陆的书局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正中书局、开明书局也纷纷在台设立分部。在二二八事件中，不少文化人遇害，许多图书出版计划也停摆，筹设的联合出版社、新创造出版社都胎死腹中。1949年后，不少大陆文化人来台，为当时的台湾出版界带来生机。台湾的出版社数量由1953年的138家成长到1959年的490家；出版书籍由1952年的420余种增加到1,470余种。这一时期兴起的出版社包括重光文艺、红蓝、大叶书局、明华书局、三民书局。到1960年代，台湾岛内已形成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正中书局四大出版社。翻印西文书籍是1970年代前台湾的出版潮流，1960—1965年间，台湾翻印各类西文书籍数量达5,238种。然不少西文图书皆侵犯版权，引起美国抗议，最后政府在1964年修改《著作权法》，美国图书进入台湾注册登记。

1970年代，台湾图书出版业一度因为能源危机引发的原料价格上涨而面临挑战，但在经济景气的蓬勃发展拉抬之下很快走向成长。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开展下，翻印中国古籍进入鼎盛。大批新兴出版社竞相成立，1970年台湾出版社数字为1,858家；1979年这一数字增加到1,858家；1980年为2,011家；1987年解严后增加到3,051家；1989年为3,448家；2001年台湾出版社数量达7,810家，图书出版种数有36,546种，平均每月有3,054本新书；2004年出版社有7,437家。大型出版社除了传统的四大书局外，还增加了三民、华新、幼狮、开明、皇冠、联经、时报出版。解严后，台湾出版业注重专业化与分众化，着重社会学的有巨流；本土文化的有玉山、前卫；电脑有松岗、博硕；漫画有青文、东立；财经有商周、远流。公司化经营的出版集团如城邦出版集团。戒严时期台当局对图书内容进行严格审查管制，在解严后如同志、环保、“统独”等题材的书籍纷纷涌现。简体字书也在台湾大量出现。出版商与销售商的区隔日益明显，大型连锁书店有金石堂、诚品、新学友、敦煌。网络购书因方便省时，也颇受欢迎。

台湾广播业起始于1925年6月17日，当时为纪念日本统治台湾30周年而在总督府旧厅内设置播音室，在庆典之日进行临时播音。1930年正式设立10千瓦电力的广播电台。1931年总督府在台北成立财团法人台湾放送协会。其后陆续成立台湾电台、板桥台、台南台、台中台、嘉义台和花莲台六家电台。日本战败后，1945年10月25日，国民政府派林忠接收台湾放送协会，并改组其为台湾广播协会，隶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下辖台湾台、台中、台南、嘉义、高雄和花莲六个电台与九座发射台。1961年7月1日，台湾广播电台合并到中国广播公司。

1949年，中广随国民政府迁至台湾。中广在台湾广播电台的基础上，又增建10个地方性电台与7座调频电台。同时迁台的还有军中广播电台、空军之声、益世、民本、凤鸣、正声等电台。1954年，台湾省政府成立警察广播电台，并开放少量地方广播电台。次年，正声广播电台改组为公司形态，并更名为正声广播公司。1959年，台当局冻结民营广播电台的开放。据台湾“交通部”邮电司在1961年底的统计，台湾广播电台数量共计有33家。当时，广播也是国民党政府“反攻大陆”的重要工具。蒋中正曾说“在任何情况下，对大陆广播不容中断”。中广、复兴、正声、汉声等广播电台都有对大陆的广播，节目有《自由中国报道》、《祖国的召唤》等。1949年10月10日，中广以“自由中国之声”台呼复播，使用普通话、日语及英语向国际播音；1979年，中广成立“亚洲之声”，对中国大陆和东南亚播音。

由于电视的兴起，台湾广播业一度面临危机，后来台当局大量开放频道，使得广播业生机再现。1988年底，台澎金马共有33家广播电台186个频道（非完全数字），其中民营20家56频道（非完全统计）、军公营12家85频道外加中广及其的45个频道。在这一时期，一方面军公营广播电台仍独占调频广播，占有绝对的优势；另一方面，各种专业性电台纷纷涌现。1993年1月，台当局“新闻局”和“交通部”共同宣布开放频道，准许民间申请成立广播电台。截至2006年8月止，台湾有178家有注册的广播电台。

台湾调频广播电台分为大功率、中功率和小功率三类。其中中功率涵盖范围有20公里，小功率仅有5公里。由于政府没有释出可全台联播的大功率电台，因此一些中小功率电台走上联播之路，以扩大影响。知名的民营联播网如大众Kiss联播网、飞碟联播网、台北之音、NEWS98等。不过，中广在台湾广播界仍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中广有五个全台广播网：调频（FM）有流行网、宝岛网和音乐网；调幅（AM）有新闻网、乡亲网。台北、桃园另有i go 531。

另外，地下电台也是另一股势力。地下电台多以卖药或其他“工商服务”（广告）为生。部分具有政治立场，且多倾向泛绿阵营。地下电台最早出现于1980年代末期。1989年张俊宏当选“立委”后，设立“地下民主全民广播电台”；1993年民进党人士许荣棋于1993年11月23日成立台湾之声；同年12月10日，“立委”黄昭晖在高雄建立南台湾之声。199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地下电台已经遍布全台，仅台北县就有12家之多。在1996年台湾地区第一次公民直选台湾当局领导人时，全台湾已有60家地下电台。

1951年，台湾行政部门决定电视事业“由台当局倡导推动”，并“采取企业化经营的制度”。早期台湾的三家电视台都是政府控制的商业电视台。解严之后，台湾电视频道数量剧增，有线电视取代无线电视成为电视产业的生力军。

1959年1月，台湾“中日合作策进委员会”决议成立“中日电视事业研究小组”。1962年2月14日，教育电视广播实验电台开播，这是台湾电视事业的开端。1961年，台当局成立“台湾电视事业筹备委员会”，邀请民间资金与日本资金共同创办台视。1962年4月28日，台湾电视公司成立。同年10月10日，台湾电视公司正式开播。这是台湾的第一家电视台。1969年9月25日，台视在中视开播之前试播彩色节目成功，开创台湾电视事业的新纪元。台视成立后，蒋中正指示以中广为中心，筹资开办中国电视公司。1968年9月3日，中视公司在台北中山堂正式成立，并于次年10月31日正式开播。1970年代，当时的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蒋经国与教育部门负责人阎振兴决定投资新台币一亿元，扩建教育电视台，易名为“中华电视台”。1971年1月31日：中华电视台正式成立，1971年10月31日：华视正式开播，同时完成中、南部联播网。

早期台湾的三家电视台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分别代表了党、政、军三股势力。台视在过去是属于台当局的电视台，在1992年，官股占台视总股本的48.95%；日资占19.98%；民股占26.94%；个人持股占4.13%。。中视起初虽是民营媒体，后因不堪亏损，一些民股撤出，国民党营事业占总股本提高。在1992年，国民党营的华夏投资公司占中视总股本的68.23%；其他民股则占31.77%。华视具有浓厚的军方色彩。1992年，台湾防务部门持有29.76的华视股份；台湾“教育部”有10.39%。具有浓厚军方色彩的三家机构：台湾防务部门同胞储蓄委员会、黎明文化公司和华视文教基金会分别有10.26%、30.66%和5.38%的股权。真正的民股仅有总股本的13.55%。三台的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务也沦为国民党的政治酬庸，成为当时退休军政要员的好去处。也由于政治的干预，引发社会不满，要求党政军退出三台与成了公共电视台的呼声从未停止。2007年4月11日11时，非凡国际科技以新台币17亿4262万元标得台视72,308,263份公股，占台视已发行股份总数25.77%。1999年8月9日，中视股票公开上市，开台湾电视业之先河。2005年12月24日，中国国民党将华夏投资公司掌控的中视股权售予一财团，该财团由“荣丽投资公司”（《中国时报》董事长余建新等持有）持有两成权益。党政军已退出中视经营。中视成为民营媒体。

1994年1月28日，台当局新闻局开放第四家无线电视频道。其中，蔡同荣所属之“民间传播公司”及张俊宏所属之“全民电通公司”于1994年6月26日合并成立“民间全民联合无线电视公司筹备处”，向台当局新闻局提出申请。在1995年6月16日，台湾第一家民营无线电视台由民视雀屏中选，是为台湾第一家完全民营的无线电视台。民视建台之初即有综合台和新闻台两个频道。民视成立之初，亏损严重。后来民视开八点档播出闽南语连续剧的先河，收视超过老三台，财政收支也转为盈余。

1983年3月，台当局新闻局提出“公共电视节目制作中心”计划草案。1984年2月16日，设立公共电视制播小组。1984年5月1日，第一个公共电视节目《大家来读三字经》在台视播出。之后制播小组纳入财团法人广电基金，易名为“公共电视节目制播组”，征用老三台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时至9时30分等联播时段播出公共电视节目，每周播出15小时的公共电视节目，但播出的成效不彰。直到1997年5月31日，“立法院”三读通过《公共电视法》；1997年7月1日，公视正式开播，台湾第一个公共媒体才真正诞生。公视的节目较注重人文关怀与弱势群体，曾经制播过《人间四月天》、《孽子》、《再见，忠贞二村》、《世纪宋美龄》、《孙立人三部曲》等知名节目。党政军退出媒体后，华视亦公共化。2006年7月1日，台湾公共广播电视集团正式成立，这是台湾第一个集团性的公共媒体机构。其成员除了以公视和公共化后的华视为中心外，还包括服务海外华人的宏观电视、面向少数族群的客家电视台与“原住民电视台”。

有线电视媒体在台湾俗称“第四台”，意指无线老三台之外的电视媒体。第四台出现的原因是由于台湾地形多山，电视讯号由于山峦阻隔，导致部分低洼地区收视品质不良。因此在部分地区，民间自行搭天线来传送电视讯号。后来业者不以三台节目为满足，开始播放各类录像带作为节目，也就是早期的第四台。有的第四台带有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对国民党予以抨击，也无形突破了台当局对广电频率控制的藩篱。早期台当局并未开放合法经营第四台，因此当1969年第四台出现于石牌一带时，业者是处于地下经营的状态。由于取缔成效不彰，第四台逐渐在台湾民间开枝散叶，蓬勃发展，“行政院”终于在1983年成立“建立有线电视系统工作小组”，参考各地经验进行规画，最后在1993年8月11日，由台当局新闻局发布《有线电视法》规范运作，并于同年11月开放第四台登记为过渡性质的有线电视节目播送系统业者，当时共有610家取得临时登记证。之后将有线电视经营区域划分为51区，每区至多存在5家业者，迫使第四台系统业者进行整合淘汰，1994年10月1日正式受理有线电视系统申设登记时，只剩209件申请案。几经审核，直到2001年年底，共计有66家有线电视业者正式营运。

有线电视法通过后，ESPN抢先登陆台湾。之后CNN等频道纷纷登台。而各企业纷纷成立卫星电视公司，提供电视节目给有线电视频道业者播放。台湾的有线电视频道数量直线上涨。电视频道合计超过一百个。台湾主要的有线电视频道业者包括了香港TVB控股的TVBS、东森媒体集团旗下的东森电视、中国时报集团所属的中天电视、邱复生的年代电视台、三立电视台等。而媒体业者也出现跨领域经营的趋势，较为典型的是东森集团与中国时报集团。

1962年台视开播时，用幻灯机投射新闻内容，一日播放三节（一节三小时）的新闻。1968年8月25日，台视用卫星转播台湾红叶少棒队与日本少棒的比赛实况。1969年12月9日，中视开始播出彩色新闻，让台湾成为亚洲继日本后第二个开播的地区，也是世界第八个彩色电视新闻。1971年，台视社教新闻节目占总节目时数的49.63%。1971年9月10日后，台视、中视和华视先后开始播放彩色电视新闻。在威权时期，台湾的新闻业笼罩在强烈的意识形态阴影下，但仍产生一些如《华视新闻杂志》等知名新闻节目。1991年时，台视每周播出新闻节目30时57分，占总节目的23.74%；中视为25时17分，占总节目的21.06%；华视为30时4分，占总节目的21.06%。

解严后，台湾媒体业高速发展。台湾有年代新闻台、东森新闻台、中天新闻台、民视新闻台、三立新闻台、TVBS、东森财经新闻台、非凡新闻台、中视新闻台、华视新闻频道、壹电视新闻台共12个新闻台，密度居全球之冠。人均拥有SNG转播车数量也是世界第一。而著名的政论节目有《2100全民开讲》、《新闻夜总会》、《大话新闻》、《头家来开讲》等。另一方面，由于恶性竞争而导致出现众多膻色腥的社会新闻及低俗综艺等，引发媒体乱象。

第一部在台湾拍摄的电影是1907年2月日人高松丰次郎率领日本摄影师等一行人在全台湾北、中、南一百多处地点取镜的《台湾实况绍介》。第一部台湾人制作的剧情片《谁之过》于1925年由刘喜阳、李松峰等人组成的台湾映画研究会制作。1955年，麦寮拱乐社歌仔戏团团主陈澄三与何基明导演合作，拍摄该团的《薛平贵与王宝钏》，成为战后第一部闽南语片，引发台语电影的风潮。1960年代起，健康写实电影开始发展。同时，伴随香港武打片的传入而影响到台湾本地的电影制作，功夫片、武侠片风行一时。1970年代，由于退出联合国，台湾面临空前的困境，中影因此制作了一批政宣片，如《英烈千秋》、《八百壮士》、《梅花》、《笕桥英烈传》、《黄埔军魂》、《辛亥双十》等，不过这类影片普遍票房欠佳。

1980年代后，李行、宋存寿、屠忠训等导演拍了一些如《小城故事》、《早安台北》等清新小品，开启学生电影的时代。不久，台湾新电影兴起，《儿子的大玩偶》等是为其代表作。不过在岛外电影的冲击下，台湾新电影的潮流在1980年代末期结束。之后，台湾电影业持续萧条，1998年，台湾电影生产不到20部，2001年1－10月间，仅余11部；2006年，台湾电影于台湾市占率仅1.62%。

1949年，柯逸鹏兄弟成立蕾克广告公司，台湾广告业的雏形诞生。早期台湾广告业受日本影响大，公司的组织与管理都仿效日本。1940年代，广告公司主要经营政府公告看板、招牌之类业务，1949年报纸广告其中商业广告仅占一成。1950年代，台湾广告业实行“业务员制度”，各报社与电台聘用若干人员担任广告业务员，依靠他们向企业主招揽广告。当时，报纸广告就占全台广告量的65%，广播占两成。这一时期有多家广告公司成立，如高登贵的艺文广告社、王斌贤的兴业广告公司、史习牧的联合广告公司。1960年代，是台湾广告业生态改变的关键期。众多广告公司成立，广告业由业务员制度逐渐转变为代理制，由各广告公司取代广告业务员，扮演广告主与媒体间的中介角色。1960年代起，电视走入台湾人的生活，对其他媒体的广告收入产生影响。自1972年起，电视即成为台湾第二大广告媒体。不少有规模的广告公司纷纷出现，包括格兰广告公司、清华广告公司、欣欣传播、台湾广告公司（即后来的台湾电通）等。

1980年代，是台湾广告业急剧国际化的时期，众多跨国广告公司大举进入台湾，如上奇、李奥贝纳、奥美、麦肯、葛瑞等。本土广告公司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不少走上合并之路。解严后媒体数量暴增，媒体生态剧变，台湾的广告市场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伴随选举的增加，竞选广告也成为一道奇观，在2004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和“立委”选举中，竞选广告量总计达近8亿元。台湾广告业发展数十年来，已形成东方、台湾电通、国华、华商、英泰和太一六大广告公司。2004年时，台湾总广告量为618.87亿元新台币，占GDP的0.606%，其中有线电视在媒体广告总占有率为41.02%，广告总量为253.81亿元；报纸以26.7%的占有率居次；无线电视第三，占有率为13.94%；第四位的杂志占13.03；广播占5.28%；网络则占2.5%，但网络广告量正以年均50%以上的速度大幅成长，比重不断增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