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若虚（1918年2月28日—1983年7月22日），名宝玺，字尊一。戏曲教育家。山东阳信人。1938年赴延安。先后入陕北公学、延安抗大学习。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抗大总校文艺工作团艺术指导。后在八路军政治部前线剧团工作。建国后，历任中国戏曲学校教务长、副校长，中国戏曲学院院长，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剧协第二、三届理事。著有《戏曲教育论集》。

1918年2月28日出生于阳信县洋湖乡洋湖村。

1924年在本村小学学习，1936年考入济南师范学校。

1938年夏，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并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次年1月入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6月入抗日军政大学文艺工作团，随抗大总校活动于晋察冀边区与晋东南地区。

1941年8月出任文艺工作团旧剧指导。

1942年11月任八路军政治部前线剧团宣传股长，从事戏剧、曲艺创作和演出，并工程派青衣，戏曲艺术造诣颇深，曾参加京剧《贺后骂殿》《孔雀东南飞》《打渔杀家》《四郎探母》的演出。在为庆祝抗战胜利演出全本《法门寺》中，成功地饰演贾桂。他演唱的京韵大鼓《大西厢》与吕班的白圈大鼓、苗培时的西河大鼓齐名。抗日战争期间，他还创作了京剧现代戏《荡家恨》、京剧历史剧《亡宋鉴》、歌剧《参军曲》、快板剧《放哨》、鼓词《三勇士推船渡江》《飞夺泸定桥》《南京狗打架》等。在纪念抗日军政大学建校5周年活动中，《亡宋鉴》获优秀奖，他被评为“模范干事”，获得校长林彪的奖励。

1946年任晋冀鲁豫边区邯郸剧院剧务主任，翌年到邯郸民众教育馆任股长、副馆长。

194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4月任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旧剧处干事，负责接管四维戏剧学校和筹建中国戏曲学校。

1950年1月，任中国戏曲学校教务长，10月任支部书记，1953年任副校长。在校长田汉支持下，着手建立新的戏曲艺术教育体制和教学体系，废除封建师徒制、包身制和打骂体罚制度。先后聘请王瑶卿、萧长华、刘喜奎、侯喜瑞、姜妙香、谭小培、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郝寿臣等名角到戏校任教，制定了“以政治为基础，以艺术教育为主体”和“普遍培养，因材施教，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学方针。他对老一辈艺术家谦虚尊重，事师礼，委重任，对各流派的教师，一视同仁，无门户之见，新老教师称他“既是领导又是同志，还是朋友”。同时，他非常关心学生的思想和学习，经常教育他们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凡学生考试、排练、实习、演出，他必亲临现场督导，且对全校数百名学生的姓名及所学的戏种和派别与成绩都了如指掌。因而，学生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咱们的老校长！”史若虚不但勤于育才，而且还善于选才、辩才。如刘长瑜还在顽童时，一次他突然把他和几个低年级的学生叫到跟前，要每人念一遍《打渔杀家》中萧桂英那句“女儿舍不得爹爹”。他从小长瑜的念白和神情中，发现了她的艺术天才，发现了他的璞玉般的光彩。从此，他对刘长瑜精心培育，煞费苦心地为她安排《杨门女将》等教学剧目，并督促她苦练武功，从而在唱念做打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他和戏校干部、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培养出了刘秀荣、杨秋玲、孙岳、张春孝、刘长瑜、李长春、叶少兰、李维康、耿其昌等一大批优秀毕业生。此间，他还与别人合作改编过京剧《碧波潭》《四川白毛女》《卖水》等剧本，并参与《新白兔记》《白蛇传》《卖水》等剧目的唱腔设计。

“文革”期间，戏校被江青一伙侮辱为“封资修的大染缸”，他为此遭到迫害。1970年5月至1973年10月，他被迫离开戏校去天津警备区农场劳动，而仍坚持在劳动之余拟定戏校未来的招生计划。他1978年1月恢复工作，出任中共戏校领导小组组长；同年戏校扩大建制为中国戏曲学院。1980年1月他被正式任命为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此间，他主持学院大专班的招生工作，选调了张君秋、尚长春、张正芳、钮骠、叶莲、艾美君、万风妹、万汝泉等到学院任教。又以七二级戏校学生为基础成立了学院实验剧团并兼任团长。

1982年他把自己从1958年至1962年在报刊上发表过的论述戏曲教育的二十一篇文章，编成《史若虚戏曲教育论文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后获中国戏曲学院著作一等奖。正当他打算离休之后，撰写自己从事戏曲教育四十年回忆录，为后人留点什么时，谁知，1983年7月22日下午4时40分，他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六十五岁。

八月三十日下午，国家文化部在八宝山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李先念、彭真、宋任穷、秦基伟、周扬、黄镇、刘复之、贺敬之、曹禺等送了花圈。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和他的生前好友及学院的师生共八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曾任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剧协第二、三届理事及文化部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国家文化部艺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

1949年7月28日，农历己丑年七月初三日，中国戏曲改进会发起人大会在北京饭店举行。会场悬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题词：“推陈出新”、“开展平剧改革运动”，指示了戏曲界当前的任务。到会者发起人百余人。由欧阳予倩主席，他说明召开这个大会是接受了文代大会的指示，来完成改革戏曲的任务。接着由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讲话，他说：在中国，旧戏曲的改进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戏曲在群众中有广泛的影响，它是土生土长的民族形式，一种综合的艺术，是很重要的社会教育工具之一。在今天这个崭新的人民自己的时代，不仅旧戏曲要改进，一切旧文艺都要改进，连同我们自己也要改造，应该坚决走向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改进戏曲，不仅是改进戏曲本身，而是为了改进社会，改造人民的旧思想。戏曲工作者首先要努力进行自我教育，从思想上改造自己，才能帮助教育别人，完成戏曲改革的任务。最后，他并就《霸王别姬》《三岔口》两戏提出改进的意见。

1954年6月25日，农历甲午年五月廿五日，参加王瑶卿追悼会的有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文艺界人士和王瑶卿生前友好欧阳予倩、程砚秋、张庚、罗合如、马少波、马彦祥、蔡楚生、尚和玉、萧长华、姜妙香、叶盛兰、杜近芳、曹宝禄等，和中国京剧团演员、中国戏曲研究院戏曲学校师生以及王瑶卿家属等六百多人。中国戏曲研究院戏曲学校副校长史若虚在会上介绍了王瑶卿的生平事迹。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在会上讲话，他指出：戏剧家王瑶卿一生从事艺术工作的勇于创造革新和勤恳热心地教育后一代的精神，以及他在艺术上的成就，都是中国戏曲界要继承要学习的优良的传统。

1959年3月14日，农历己亥年二月初六日，艺术局局长周巍峙主持召开——关于遵照周总理的指示，研究成立程派剧团的会议。提议主张成立程派剧团，一是继承，一是教学，还要有研究任务，但不要把全国各地的程派演员都集中到这个团来，否则无异于缩小程派艺术阵地，不利于程派艺术的发展。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马彦祥、马少波、李超、张梦庚、栗金池、张治、史若虚、晏甬等。

1980年11月30日，复刊不久的《北京晚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样一条轰动性的消息：《应广大读者和观众的要求〈四郎探母〉即将公演由中国戏曲学院大专班和实验京剧团联合演出一批新秀登台献艺》，宣布“京剧《四郎探母》将于12月3日至9日在天桥剧场连演七场。”本次演出先由大专班和实验京剧团分别各演两场，然后选部分演员组成最佳阵容连演3场，共7场。在12月3日至12月9日正式演出的7天里，《北京晚报》不仅报道了演出的盛况，并且在第一版先后发表了《百花盛开凭春风》《京剧有危机吗？》《让京剧舞台绚丽多彩》《京剧需要八十年代的新星》《如何对待掌声》等五篇署名“本报编辑部”的评论文章，多为当时编委所撰；还刊登了记者过士行所采写的中国戏曲学院院长史若虚的专访《从事戏曲四十春》等。这次演出，轰动京城，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一万多张戏票被抢购一空，很多人为买不到票而遗憾。《四郎探母》的上演也受到了一些非难，说这场戏宣扬的是“叛徒哲学”，《北京晚报》不应该搞这样的演出。事后也有人称这是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的一个典型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