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笃义（1912年1月－2004年2月19日），安徽安庆人，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席，中国共产党党员；1912年1月出生于天津，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法律出版社社长，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届中央委员、第二届中央常委兼办公厅主任、第三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四届中央常委、第五届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第六届中央副主席，第三届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民盟中央名誉副主席。

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同年9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并担任民盟华北总支部委员兼宣传委员、民盟中央发言人、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9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是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候补代表，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叶笃义的译作有《美国外交史》《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1912年1月出生于天津。

1930年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以优异成绩免试进入燕京大学。

1934年燕京大学政治系毕业。

1936年10月与兄弟叶笃庄等在天津合办知识书店。

1944年曾加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小民革）。

1945年4月在北京筹建民盟华北总支部，任宣传委员，后任民盟中央发言人、宣传部副部长。民盟被迫解散后，在上海坚持工作，直到解放。

1949年底，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法律出版社社长。

1956年2月当选民盟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

1957年被划为右派。

1958年－1959年参加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

1960年摘掉右派帽子

1961年－1966年在政协文史办公室工作。

1968年4月－1972年8月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1978年底彻底平反。

199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6年9月患严重脑血栓而偏瘫。

2004年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坚定的爱国情怀

叶笃义生于1912年，在他成长过程中，承接了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的追求，以及反帝爱国的优良传统。他和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具有坚定的爱国情怀。

1934年，叶笃义大学毕业后，由于成绩优秀，1935年，不经意间得到了官费留学法国的一个名额。但是，当录取通知书和船票送给他后，他却毅然放弃了。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不去呢？他淡淡地说，当时国家在那样危难的时刻，日本人都到了家门口了，连学生都在为国家的命运抗争（他指我置身其间的一二·九运动），我出去干吗？还不如留在国内为国家民族做点事（叶笃义因为在燕京大学的优异成绩，深得校长司徒雷登的青睐。由于这一层关系，在有美国参与的国共两党和谈时，他作为民盟的代言人与已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多有沟通。1946年国共和谈破裂、民盟被迫解散后，司徒雷登力劝他到美国去，并表示，愿意推荐他到联合国去工作。他表示坚决拒绝）。

1936年，他与几个弟弟一起创办了宣传进步爱国思想的“知识书店”，这个书店实际上是天津中共地下党的一个掩护机关。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特务机关要对书店下手，首先得到消息的叶笃义只好停业躲避，书店被迫匆匆关门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天津先后沦陷，平津进步学生要转移南下抗日，叶笃廉是中共党员，在天津我们家里召开一次会议。“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李昌、蒋南翔等人参加了这次会议，研究天津学生转移路线问题。叶笃义担负起掩护的责任。

如果说此前是出于对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同情，那么1938年秋，叶笃义通过张东荪介绍，则与中共地下党员接上了关系，从此就成为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热心追随者和参与者。

1938年秋天，叶笃义随张东荪来到北平，同在沦陷区的中共地下党合作，开展抗日救国的工作。1943年6月，叶笃义只身秘密前往山西太行解放区，与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参谋长滕代远会晤，共同商讨抗日救国合作事宜。7月7日，叶笃义代表张东荪和彭德怀共同签署了“七七抗日协定”。随后，按照党的安排，在沦陷区开展抗日救亡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叶笃义在重庆加入民盟，并任中央委员。在这期间，他与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成员一道，参与国共和平谈判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密切合作，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反对内战。

1948年七八月间，国统区学生举行大规模反美示威运动。司徒雷登发表一个声明，威胁说学生们要“自食恶果”。叶笃义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对司徒雷登的声明表示不满——尽管司徒雷登是他的老师，但他也要提出批评。他在上海《展望》刊物上以“陈光”的笔名发表《不要打破温度计——警告司徒雷登先生》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借用司徒雷登讲过的一个比喻——学生运动是代表社会舆论的温度计，镇压学生运动如同不愿见到温度改变而打破温度计那样愚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这个比喻来批评司徒雷登的做法。同时，叶笃义代表民盟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向司徒雷登递交一封抗议的信。他同时把自己的这篇文章也交给司徒雷登，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

1949年5月，叶笃义到香港后，为了得知被羁押在上海的张澜和罗隆基的消息，经常与美国一位副领事联系，打探消息。当得知张、罗二人脱险后，叶笃义想立刻返回上海。为此，他找这位副领事帮忙买船票。不料，这位副领事竟向叶打探中共内部事务，他拒绝回答。临走时，这位美国副领事居然想到要用钱来收买他，被他一口回绝。

这些事情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虽然叶笃义说起来都是很平淡的，但我能理解他的内心情怀。一个人在决定政治走向的紧要关头，何去何从总是他的最基本的感情。叶笃义从来没有空唱爱国的高调。但是，在几个重要政治关头，他总是恪守一个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的良心。这良心，就是他坚定的爱国情怀的体现。

虽九死其犹未悔

1993年，年过八十的叶笃义经过几度请求，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选择，不为一些人所理解，但我能理解他。叶笃义一生命运坎坷，但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信念却从未改变过，用他自己的话说“虽九死其犹未悔”。

1957年，党中央开始整风运动。整风开始后，确有个别人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散布了某些煽动性的言论，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5月15日毛泽东在写给党内的指示中（这一点是后来才知道的）提出了“引蛇出洞”的策略，使报纸版面上一时全是反面意见，在群众中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这反过来又引起中共领导人的不安，对形势发展和阶级斗争作了错误的估计。

当时，担任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的叶笃义，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他不但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会议上做过多次发言，而且参加了著名的“六教授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他都坦诚地对党的各项工作提出了有益的批评和建议。当整风转为反右时，这些都成为他的罪状了。理所当然地他被错划成右派了。

叶笃义被划为右派后，处分很重，从行政八级降到十三级，职务也全被撤销了。我去看他，他自己虽然思想不通，但他并没有埋怨党，而老是自责，说自己不该那样讲话。我也是想不通的，这样一个忠诚的爱国者为何被打成反党的右派呢！？我那时已是有近20年党龄的老党员，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劝慰他。

1960年叶笃义摘掉右派帽子，虽然仍保留了民盟中央候补委员的头衔，但基本上无事可做。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翻译工作上。那几年我常常见他捧着厚厚的外文书看。后来，才知道，他把一套四本的《美国外交史》和《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的有名著作都翻译出来了。我想，做这样的工作也是他心中的一种解脱吧。

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叶笃义的命运又一次陷入了悲惨境地。

叶笃义与张东荪关系密切，而那时张东荪已经被定为里通外国的“特务”了，他又是司徒雷登所赏识的学生，而那时司徒雷登则被视为美国在中国的“特务头子”。这样复杂的关系，使他在1968年4月就被民盟中央的造反派实行“革命专政”，被拘留审查，要他交代与这些特务的关系，硬要他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

在拘留期间，审完了他以后，又要他交代同别人的“特务关系”。后来得知，当时审查重点，是要他交代同徐冰（文革前，徐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的“特务关系”。他也因此被关进秦城监狱。

“文革”期间，中央统战部为什么把徐冰打成“美国特务”？徐冰案件的情况，我不清楚，但这个案件却牵连到我的两个哥哥，一个是三哥叶笃义，一个是五哥叶笃庄。这里先说说叶笃庄的情况。

叶笃庄是搞农业的专家，他很早就参加了民盟，曾被选为中央委员，1957年也被划为右派。随后又被抓进了北京的一所监狱。我当时很不解，因为右派一般是不关进监狱的。1962年6月，他被从监狱放出来，我就去看他，问抓他的原因，他不敢讲。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看望他，他才说：“抓我的原因是说我是美国特务。我被放出来时，监管人员对我讲，你出去不向别人说你的案情，就没有事了。所以我不敢说。”他告诉我，他被定为“美特”主要是两件事：一是1945年他在民盟时曾受周新民（当时是民盟的一位负责人，是一个老的地下党员，解放后曾任长春市长）的指示，到美国驻中国的军队中当翻译。再一件事是，1946年，叶笃庄到北平，国民党高树勋部在晋冀鲁豫地区起义了，民盟就想在这支部队里建立支部。正好有一个美国进步记者要到晋冀鲁豫采访，民盟就让他以给这个记者做翻译的名义，到那里去建立民盟支部。当时徐冰在北平军调部任我方代表。叶笃庄在北平与徐冰相识，经请示徐冰，徐冰同意，并给刘伯承、邓小平发了电报，刘邓接见了叶笃庄和这位美国记者。

我听后说：这两件事都有党内高级干部作证明人，不会成什么问题的。我当时就想通过新华社的党组织去找周新民和徐冰来作证明。但是，八届十中全会开过后，阶级斗争这根弦又绷紧了，叶笃庄在出狱一个月后，又被法院收监，而且立即开庭，以“美特”罪名判处10年徒刑。“文革”前他被安置在安徽的一个劳改农场作渔工，不料想1968年又被押解到北京，关进秦城监狱，主要是要他交代和徐冰的特务关系。

在叶笃庄被抓回去之前，叶笃义就在秦城监狱中为这个问题没完没了地交代。在严刑逼供下，他被迫捏造说，自己和徐冰是特务关系，徐冰通过他给司徒雷登送情报。但是，每次审讯完毕后，毫无根据地捏造别人的罪行又使他感觉良心不安，他就又翻供。接着又是一轮严厉的逼供，他只好又被迫承认。如此反复，他在秦城监狱里一直关了4年半。

他曾经给我看过在秦城监狱中所写的几首诗，既描述了所受到的非人待遇，也抒发了自己的信念。他在狱中度过六十周岁生日时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已矣六十载，往事如云烟。

投入囹圄后，倏忽近四年。

追昔时似煎，抚今日如年。

日进嗟来食，衣寝灯光前。

日日受煎熬，时时如倒悬。

不堪逼供信，被迫作假言。

居易以艾命，一年复一年。

梦与家人会，醒来泪满颜。

影与形相吊，苦楚有谁怜。

荣辱何足论，功过盖棺言。

自古谁无死，不愧对青天。

1978年，中央统战部给叶笃义彻底平反。

平反以后，叶笃义以“俱往矣”的心态看待所受过的磨难，把全部精力又投入到党的统战工作中去。1981年，他得了结肠癌后，预感到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又一次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但统战部考虑到他在民盟担任中央副主席，批准入党有诸多不便。此后，他又奇迹般地活下来了。直到他80岁时，再一次强烈提出了这一要求，最后获得了党组织的批准，在他耄耋之年，终于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应该说，不管遭受多少磨难，历尽多少坎坷，叶笃义对党对革命的信念始终未曾改变。晚年他写下了发行量很大的《虽九死其犹未悔》一书，简略地讲述了自己一生的经历。在“前言”中他写道：将一个爱国善良的灵魂扭曲到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的反动，这里有社会的悲剧，也有自身的脆弱。在良知复苏的今天，我们该如何写下这一段历史呢？拂去历史的尘埃重新追忆个人的一生，我已没有精力；将过去的自我批判来个反批判？我缺乏这种水平。我以为最简单又最安心的办法倒是将自己后半生最多的作品——检查稿，搜集起来，整理成书，较完整地奉献给读者。

这寥寥数语，透出叶笃义对历史的洞察力，也使我们能看到他“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心态。

《虽九死其犹未悔》

图书简介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由叶笃义著的《虽九死其犹未悔》一书，这是一位在民盟中曾任要职的老人的八十回忆。他曾参与了民盟创立与发展的许多重要活动，与司徒雷登、张东荪、张君劢、罗隆基等现代史上的关键人物过从甚密。他的经历是以报国、兴国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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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一段段原汁原味的生活构成，间或闪现着作者对生活的真诚感悟，平实而感人。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一个实实在在的、十分不容易的残疾母亲，你会更积极地去面对人生。本书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非常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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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记得很清楚，六十年前，当我完成被燕京大学列为优秀毕业生论文的《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试论国际组织的发展》）时，曾兴奋地舒了口气，少年心胜，踌躇满志；三十年前，在我译完《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时，也舒了口气，摘掉右派帽子不久的我产生了某种立功赎罪的安慰；以后“文革”中每每写完检查交代后，更不时长吁一声，期望幸免过关。现在当我写完手稿时，又不觉舒了口气，似乎人生与我着实可以画上个句号了。不料，手稿很快受到儿女们的批评，他们抱怨道：“你这十几万字的回忆倒像是反右和‘文革’时的检查，现在写出来是让今天的读者同情你违心的低头认罪，还是批判你的软弱可欺？”家人的非议，特别是“违心”二字引起我的深思。

我自幼聪慧好学，一直受到长辈和老师的钟爱，以后进大学，入社会，参加反日反蒋直到解放初期，尽管也经受了不少艰难困苦，却总以自己是社会的革新者而自豪。然而自反右后，一次次政治运动，大会揭、小会攻、同志批、亲友帮，我开始将以前引以为荣的自己打得粉碎：你，叶笃义，生在反动家庭，受的反动教育，交的反动朋友，追求的反动路线，你不反动，更有何人？说来可笑，反右、“文革”时，自己写过的检查千千万，绝大多数被批为假的、违心的，今天，当“文革”被彻底否定时，我倒要开诚布公地说，当时我确实从“灵魂深处”认识到了自己的“反动”。

将一个爱国善良的灵魂扭曲到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的反动，这里有社会的悲剧，也有自身的脆弱。在良知复苏的今天，我们该如何写下这一段历史呢？拂去历史的尘埃，重新追忆个人的一生，我已没有这番精力；将过去的自我批判来个反批判？我缺乏这种水平。我以为最简单又最心安的办法倒是将自己后半生最多的作品——检查稿，搜集起来，整理成篇，较完整地奉献给读者。也就是说，透过历史风云，希望我的回忆录是立体的，力求做到不溢美，不隐恶，向人们讲述个人坎坷的生涯，解剖自己曲折的心路。是成功的，供人家借鉴；是缺点，任别人批判。使读者，特别是年轻人了解一点我们这些耄耋老人走过的路、膛过的河、爬过的坡、跌过的跟头。倘真能如此，也就够了。

目录

一 我的出身

二 开办天津知识书店

三 我同张东荪的关系

1．我同张东荪一道去汉口

2．我代表张东荪同中共签订的一个局面协定

3．我同张东荪见过一个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

四 我参加了民盟

——筹组民盟华北总支部

五 我参加民盟中央工作

1．我在执行民盟任务中所经历的一桩险事

2．南京“下关惨案”

3．我开始和司徒雷登建立关系

4．张君劢约我到上海去疗养

六 我担任民盟政协代表团秘书

1．“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2．梁漱溟的调解失败

3．国民大会召开，张君劢脱离民盟

七 国民大会召开之后至民盟被迫解散之前

八 民盟被迫解散的前前后后

九 民盟被迫解散之后至全国解放之前

1．同美国的关系

2．对中共的态度

十 全国解放之后

十一 关于罗隆基小集团

十二 我在1957年当上了右派

十三 1957年～1966年

十四 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

十五 我的四个朋友和老师

1．费孝通

2．潘光旦

3．梁漱溟

4．楚图南

十六 我最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代跋

部分书摘

自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从国民党统治区撤退之后，民盟便成为国民党的主要压迫对象。当年7月1日，蒋介石发布《动员戡乱令》。国统区的宣传机构就动员起来向民盟进攻，谩骂民盟为“奸盟”，盟员为“奸匪”，“为中共操纵指使之工具”。孙科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民盟进行恫吓，说“反内战就是反政府，反政府就按照处置共产党办法处置”。民盟在重庆、西安、昆明等地的机关报纸和刊物先后在几个月内被封闭。

1947年10月初，国民党捏造了一个“贩卖毒品”的罪名，把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逮捕起来。民盟总部一直通过合法手续向蒋介石请求释放，被置之不理。到10月7日，蒋介石突然以“中共关中地委负责人”“勾结匪军，密谋暴动，贩卖烟毒”等等莫须有的诬陷罪名，把杜斌丞公开枪决了。一年以前蒋介石杀害了民盟负责人李公朴、闻一多，采取的是暗杀手段，事后还假装一下追查惩凶。这次对杜斌丞则以“通共匪”的罪名公开杀害。这件事给民盟一个很大震动。民盟当时仍然以合法手续向蒋介石提出书面严重抗议，同时张澜以主席的名义在报上登了一个公开声明，“将案情诉诸全国及全世界之公道与正义”。蒋介石均置之不理。民盟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搞到如此僵化的地步了，这时却仍然沉溺于对美国的幻想。于是，派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和我到南京找司徒雷登，请他出面调解民盟和蒋介石政府的关系。我记得司徒雷登对这次谈话看得非常郑重。平时他同民盟不会讲英语的领导人谈话的时候，多半用中国话交谈。这次他完全说的是英语，旁边还坐着一个名字叫拉登（Ludden）的美国参赞做记录。司徒雷登当时以“不便干涉中国内政”为辞，给民盟碰了一个软钉子。

10月中旬以后，山雨欲来风满楼，国民党动员各地的御用团体开始在报上叫嚣要求解散民盟。陶希圣甚至辱骂民盟是“张邦昌、石敬瑭、郑孝胥、赵欣伯”。10月20日，民盟南京梅园新村总部突然被包围，民盟人员的行动被跟踪监视，对罗隆基的监视尤其厉害。当时民盟领导人都住在上海，罗隆基一人坐镇南京，代表民盟同各方交涉，他一连从南京打来几次电话到上海，向张澜告急，请示办法。10月26日张澜在寓所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付。参加者为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史良和我。在开会过程中，黄炎培写了一个小纸条给张澜，纸条上写的是“自动解散”四个字。当时大家不同意这个意见。最后决定推黄炎培和我即日由上海到南京，会同罗隆基找国民党和司徒雷登办交涉。

我当日夜车去南京。黄迟了一天，27日夜车动身去南京。我28日到南京下关车站去接他。当天报上用特大标题登出“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消息。黄到达南京后，立即同我到邵力子家中。邵先生平日待人接物一向是和颜悦色的，这次却表现得非常严肃。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事情发展到现在这步田地，一切都无能为力了，“民盟不成仁，便成义”（这是他当时的原话。他并没有加以引申解释。我们当时认为这句话的含义是非常严厉的：民盟或者牺牲，或者投降）。邵先生还责怪民盟对杜斌丞被杀害这件事，一方面向蒋提抗议，另方面又在报上发表表明“要诉诸全国及全世界之公道与正义”。从邵先生的口气看来，国民党方面对这个问题已没有交涉和谈判的余地了。

因为梅园新村民盟总部已被军警特务包围，我和黄炎培只好分头各找自己的亲友家借住。这个时候接待民盟的人居住，是要担很大风险的。在罗隆基的提议下，我们三个人当天在司徒雷登的寓所碰了头。从10月28日起到11月4日我们离开南京止，黄、罗和我三个人的会面，前三天都是在司徒雷登处，后几天邵力子在国民参政会让出一间屋子来给我们碰头。司徒雷登当时的态度同国民党是一致的，他一方面推说这是中国的内政，他无法干涉，但同时又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民盟光荣解散”的建议。我们每天上午先在司徒雷登那里碰头，下午去找国民党办交涉。我们会见了吴铁城和张群。他们的说法同邵力子完全一致。

10月29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所谓民盟参加叛乱的经过的报道。国统区各地军警机关陆续公布取缔民盟活动的办法，限令民盟成员登记自首。我们在南京办交涉的三个人，下一步棋怎么走呢？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张群最后说：同民盟办交涉的责任蒋介石已委托给陈立夫了。陈立夫表示只愿同黄炎培一人接头，而不接见罗隆基和我。黄同罗和我的碰头以后不在美国使馆，而由邵力子在国民参政会为我们提供一个房间。这个时候我们三个人也只好俯仰由人，没有一点独立自由的余地了。我们的活动已经不是争人权争自由的合法斗争，而只是在答应停止活动和解散的前提下如何做文章了。

黄炎培同陈立夫单独办交涉，每天上午我们三个人在国民参政会碰头，由黄炎培介绍交涉情况。交涉结果最后搞成一个书面文件，那就是11月6日民盟在蒋管区各报上发表的解散公告。据黄炎培说，陈立夫向他表示，文件上的文字一个字也不许更动，发表的时候如有只字变动即全部作废。当时国民党对罗隆基的监视比其他人都更严，罗一出门，特务军警便紧紧跟在后面盯梢。罗在讨论时希望在文件上提出免除对他的监视。黄炎培对这点也未能办到，而文件上却把某几处的房产移交和借用等琐碎问题规定得仔仔细细。罗一度非常愤怒，打长途电话给在上海的张澜，表示反对黄的做法。后来黄得到陈立夫的口头应许，答应罗隆基可以离开南京，到上海住进医院，费用由国民党包下来，可以免予监视。这样罗隆基才同意了。

我们三个人11月4日乘夜车由南京返回上海。在黄炎培同陈立夫办交涉的过程中，司徒雷登要求我把交涉的最后结果告诉他。在我们离开南京之前，取得黄、罗的同意后，我把所拟的民盟解散文件抄了一份送给司徒雷登。我们三个人5日早晨回到上海，立刻同到集益里张澜寓所开紧急会议。这时沈钧儒、史良已经等在那里。章伯钧躲起来了，后来听说他已经或正在准备去香港。张云川适于此时到达上海，也参加了会议。张澜的卧室在二楼，我们挤在那个小房间里开会。楼下客厅这时已经挤满了军警和等候在那里准备发表新闻的各报社记者。集益里8号门前的小弄堂里挤满了军警特务的汽车。

民盟参加这次决定命运的会议的人是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罗隆基、史良、张云川和我。首先由黄炎培报告交涉经过，随后宣读我们三人由南京带回的那份宣布解散的书面文件。会上沈钧儒、史良和张云川最初表示不同意，提出是不是还有讨论其他办法的余地。张澜最初也表示犹豫。最后经黄炎培陈说利害，罗隆基和我自然也加以附和。无论怎样说，文件是由我们三个人共同负责的。当时集益里8号内外军警特务云集的气氛，确实也证明了邵力子“不成仁便成义”的说法。最后大家勉强同意下来。我含着眼泪下楼，把这个痛心的文件交给等候在那里的大批记者。我当时的心情有如战败国的代表手捧着投降书递交给战胜国代表。第二天（11月6日）全国见了报。

解散文件是张澜以主席的名义发布的。他感到非常沉痛，当晚一夜未眠。第二天清早便叫我根据他口述的大意，替他拟了一个以个人名义发表的书面谈话。全文是这样的：

余迫不得已，忍痛于11月6日通告全体民主同盟盟员，停止政治活动，并宣告民盟总部解散。但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我希望以往之全体盟员，站在忠诚国民之立场，谨守法律范围，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以求达到其目的。

我把这个谈话稿发至上海各个报社。张澜希望通过这个书面谈话，使全国盟员了解到，他在头一天以民盟主席名义发布的解散公告，在形势上是“迫不得已”的，在心情上是“忍痛”的。即使这样一个照顾到客观形势号召盟员“谨守法律范围”的书面谈话，除了当时苏联在上海所办的中文《时代日报》于11月7日全文发表而外，其余所有中文报纸都拒绝或不敢登载。张澜沉痛地对我说：“杀头我是不怕的。我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照顾到全体盟员的安全。至于我的一切早已置之度外了。”他的这番话道出了他当时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