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出师表》，载于三国时期吴国张俨的《默记》，一般认为是诸葛亮的作品，为《出师表》（即《前出师表》）的姊妹篇。这篇文章立论于汉贼不两立和敌强我弱的严峻现实，向蜀汉后主刘禅阐明北伐不仅是为实现先帝的遗愿，也是关系到蜀汉的生死存亡，不能因“议者”的不同看法而有所动摇。全文以议论见长，传达出一股忠贞壮烈之气。

后出师表

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1，王业不偏安2，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3？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4。宜先入南5。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6；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得偏安于蜀都7，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8。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9，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10。谨陈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11，谋臣渊深12，然涉险被创13，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14，而欲以长策取胜15，坐定天下16，此臣之未解一也17。刘繇、王朗各据州郡18，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19，遂并江东20，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计，殊绝于人21，其用兵也，仿佛孙、吴22，然困于南阳23，险于乌巢24，危于祁连25，逼于黎阳26，几败北山27，殆死潼关28，然后伪定一时耳29。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30，四越巢湖不成31，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32，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33，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汉中34，中间期年耳35，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36，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37。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38？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难平者39，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40，当此时，曹操拊手41，谓天下已定42。然后先帝东连吴越43，西取巴蜀44，举兵北征，夏侯授首45，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46，秭归蹉跌47，曹丕称帝48。凡事如是，难可逆见49。臣鞠躬尽力50，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51，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52。

1.汉：指蜀汉。贼：指曹魏。古时往往把敌方称为贼。

2.偏安：指王朝局处一地，自以为安。

3.孰与：何如，用于比较，表示抉择，倾向肯定后一种（偏指一方）。孰，哪一个。

4.惟：助词。

5.入南：指诸葛亮深入南中，平定四郡事。

6.并日：两天合作一天。

7.顾：这里有“但”的意思。蜀都：此指蜀汉之境。

8.议者：指对诸葛亮决意北伐发表不同意见的官吏。

9.“今贼”两句：指建兴六年（228）诸葛亮初出祁山（在今甘肃省礼县东）时，曹魏西部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变，牵动关中局势，以及在魏、吴边境附近的夹石（今安徽省桐城市北），东吴大将陆逊击败魏大司马曹休两事。

10.进趋：快速前进。

11.高帝：刘邦死后的谥号为“高皇帝”。并：平列。

12.渊深：指学识广博，计谋高深莫测。

13.被创：受创伤。被，同“披”。

14.良：张良，汉高祖的著名谋士，与萧何、韩信被称为“汉初三杰”。平：陈平，汉高祖的著名谋士，后位至丞相。

15.长计：长期相持的打算。

16.坐：安安稳稳。

17.未解：不能理解。胡三省认为“解”应读作“懈”，未解，即未敢懈怠之意。

18.刘繇（yóu）：字正礼，东汉末年任扬州刺史，因受淮南大军阀袁术的逼迫，南渡长江，不久被孙策攻破，退保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后为豪强笮融攻杀。《三国志·吴书》有传。王朗：字景兴，东汉末年为会稽（治所在今浙江省绍兴市）太守，孙策势力进入江浙时，兵败投降，后为曹操所征召，仕于曹魏。

19.孙策：字伯符，孙权的长兄。父孙坚死后，借用袁术的兵力，兼并江南地区，为孙吴政权的建立打下基础，不久遇刺身死。

20.江东：指长江中下游地区。

21.殊绝：极度超出的意思。

22.孙：指孙武，春秋时人，曾为吴国将领，善用兵，著有兵法十三篇。吴：指吴起，战国时兵家、法家代表人物，先后仕于鲁、魏、楚，著有《吴子兵法》。

23.困于南阳：建安二年（197），曹操在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汉时南阳郡的治所）为张绣所败，身中流矢。

24.险于乌巢：建安五年（200），曹操与袁绍在官渡相持，因乏粮难支，在荀彧等人的劝说下，坚持不退，后焚烧掉袁绍在乌巢所屯的粮草，才得险胜。

25.危于祁连：这里的“祁连”，据胡三省说，可能是指邺（在今河北省磁县东南）附近的祁山，当时（204）曹操围邺，袁绍少子袁尚败守祁山（在邺南面），操再败之，并还围邺城，险被袁将审配的伏兵所射中。

26.逼（bì）于黎阳：建安七年（202）五月，袁绍死，袁谭、袁尚固守黎阳（今河南浚县东），曹操连战不克。

27.几败北山：事不详。可能指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率军出斜谷，至阳平北山（今陕西勉县西），与刘备争夺汉中，备据险相拒，曹军心涣，遂撤还长安。

28.殆死潼关：建安十六年（211），曹操与马超、韩遂战于潼关，在黄河边与马超军遭遇，曹操避入舟中，马超骑兵沿河追射之。殆，几乎。

29.伪定：此言曹氏统一北中国，僭称国号。诸葛亮以蜀汉为正统，因斥曹魏为“伪”。

30.昌霸：又称昌豨。建安四年（199），刘备袭取徐州，东海昌霸叛曹，郡县多归附刘备。

31.四越巢湖：曹魏以合肥为军事重镇，巢湖在其南面。而孙吴在巢湖以南长江边上的濡须口设防，双方屡次在此一带作战。

32.李服：建安四年（199），车骑将军董承根据汉献帝密诏，联络将军吴子兰、王子服和刘备等谋诛曹操，事泄，董承、吴子兰、王服等被杀。据胡三省云：“李服，盖王服也。”

33.夏侯：指夏侯渊。曹操遣夏侯渊镇守汉中。刘备取得益州之后，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出兵汉中，蜀将黄忠于阳平关定军山（今陕西省沔县东南）击杀夏侯渊。

34.汉中：郡名，以汉水上流（沔水）流经而得名，治所在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

35.期（jī）年：一周年。

36.“然丧”句：赵云为蜀中名将，阳群等人事迹不详。曲长、屯将是部曲中的将领。

37.突将、无前：蜀军中的冲锋将士。賨（cóng）叟、青羌：蜀军中的少数民族部队。散骑、武骑：都是骑兵的名号。

38.图：对付。

39.夫：发语词。平：同“评”，评断。

40.败军于楚：指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大军南下，刘备在当阳长坂被击溃事。当阳属古楚地，故云。

41.拊（fǔ）手：拍手。

42.以定：已定，以，同“已”。

43.“然后”句：指刘备遣诸葛亮去江东连和，孙刘联军在赤壁大破曹军。

44.西取巴蜀：指建安十六年（211）刘备势力进入刘璋占据的益州，后来攻下成都，取得巴蜀地区。

45.授首：交出脑袋。

46.关羽毁败：关羽字云长，蜀汉大将，刘备入川时，镇守荆州。建安二十四年（219），孙权乘关羽北攻曹魏时，袭击关羽后方，取江陵，掳其家属。关羽还军南下，途遭陆逊截击，关羽父子被杀，孙吴遂独占荆州。

47.秭（zǐ）归蹉（cuō）跌（diē）：指刘备忿恨孙权袭取荆州杀害关羽，于章武元年（221）亲自领兵伐吴，破吴军于秭归（今属湖北）。次年，出夷道，为吴将陆逊所败，刘备还秭归，收合残兵，驻屯白帝。蹉跌，失坠，喻失败。

48.曹丕：字子桓，曹操子。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废汉献帝为山阳公，建立魏国，是为魏文帝。

49.逆见：预见，预测。

50.鞠躬尽力：指为国事用尽全力。一作“鞠躬尽瘁”。

51.利钝：喻顺利或困难。

52.逆睹（dǔ）：亦即“逆见”，预料的意思。

先帝考虑到蜀汉和曹贼不能并存，帝王之业不能苟且偷安于一地，所以委任臣下去讨伐曹魏。以先帝那样的明察，估量臣下的才能，本来就知道臣下要去征讨敌人，是能力微弱而敌人强大的。但是，不去讨伐敌人，王业也是要败亡的；是坐而待毙，还是主动去征伐敌人呢？因此委任臣下，一点也不犹疑。

臣下接受任命的时候，睡不安稳，食无滋味。想到要去北伐，应该先南征。所以五月里渡过泸水，深入不毛之地，两天才能吃上一餐；臣下不是不爱惜自己啊，而是看到帝王之业不可能局处在蜀地而得以保全，所以冒着危险，来执行先帝的遗愿，可是争议者说这不是上策。而敌人恰好在西面疲于对付边县的叛乱，东面又要竭力去应付孙吴的进攻，兵法要求趁敌方劳困时发动进攻，当前正是赶快进军的时机呵！现在谨将这些事陈述如下。

高祖皇帝的明智，可以和日月相比，他的谋臣见识广博，谋略深远，但还是要经历艰险，身受创伤，遭遇危难然后才得安定。现在，陛下比不上高祖皇帝，谋臣也不如张良、陈平，而想用长期相持的战略来取胜，安安稳稳地平定天下，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第一点。刘繇、王朗，各自占据州郡；在议论安守策略时，动辄引用古代圣贤的话，大家疑虑满腹，胸中充斥着惧难；今年不去伐战，明年不去征讨，让孙策安然强大，终于并吞了江东，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二点。曹操的智能谋略，远远超过别人，他用兵像孙武、吴起那样，但是在南阳受到窘困，在乌巢遇上危险，在祁山遭到厄难，在黎阳被敌困逼，几乎惨败在北山，差一点死在潼关，然后才得僭称国号于一时。何况臣下才能低下，而竟想不冒艰险来平定天下，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三点。曹操五次攻打昌霸而攻不下；四次想跨越巢湖而未成功，任用李服，而李服密谋对付他；委用夏侯渊，而夏侯渊却败死了。先帝常常称赞曹操有能耐，可还是有这些挫败，何况臣下才能低劣，怎能保证一定得胜呢？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四点。自从臣下进驻汉中，不过一周年而已，期间就丧失了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将领及部曲将官、屯兵将官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等士卒一千余人。这些都是几十年内从各处积集起来的精锐力量，不是一州一郡所能拥有的；如果再过几年，就会损失原有兵力的三分之二，那时拿什么去对付敌人呢？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五点。如今百姓贫穷兵士疲乏，但战争不可能停息；战争不能停息，那么耽在那里等待敌人来进攻和出去攻击敌人，其劳力费用正是相等的。不趁此时去出击敌人，却想拿益州一地来和敌人长久相持，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六点。

难于判断的，是战事。当初先帝兵败于楚地，这时曹操拍手称快，以为天下局势已定。但是，后来先帝东面与孙吴联合，西面取得了巴蜀之地，出兵北伐，夏侯渊掉了脑袋，这是曹操的失策。看来复兴汉室的大业快要成功了。但是，后来孙吴改变立场违背盟约，关羽战败被杀，先帝在秭归遭到挫败，而曹丕就此称帝。凡事都是这样，难以预料。臣下只有竭尽全力，到死方休罢了。至于伐魏兴汉究竟是成功是失败，是顺利还是困难，那不是臣下的智力所能预见的。

这篇文章载于三国时期吴人张俨的《默记》，一般认为是诸葛亮的作品，当作于蜀汉建兴六年（228），比《前出师表》晚了一年。此时正值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中原未取得预期成果之时。为消除各方阻碍，在第二次北伐临行之际，诸葛亮向后主刘禅献上了这篇《后出师表》。

刘备临终前将刘禅托付给诸葛亮。诸葛亮加紧从政治、外交、经济、军事上全面进行北伐准备。在外交上，派使者联吴；韬光养晦，对魏国劝降书不作答复，以低姿态麻痹敌国。政治上，高度集中军政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励精图治，笼络土著地主，缓和主客矛盾，革除刘璋法令不行的弊政，以身作则，虚心纳谏，调动全国力量投入战争。经济上，坚决与民休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多产粮食，增加储备，保护水利工程，发展煮盐、织锦等手工业，扩大财政来源。军事上，伺机平定南中叛乱，治戎讲武，训练部队。诸葛亮南征后，北伐魏国提上日程。北伐魏国是刘备集团一贯的方针。刘备以夺取天下为最终目的。诸葛亮鉴于魏国经济必将逐渐恢复，时间拖长对蜀国不利，而及早北伐可发挥自己治国治军优势，何况身死之后，蜀国无人能够蹈涉中原，抗衡大国，因此认为唯有及身而用，才有希望蚕食并最终打败魏国，也可报答刘备知遇之恩，为此决心展开北伐，并且”用兵不戢，屡耀其武“，坚持到底。

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在向刘禅呈上《前出师表》以后，迅即率师进驻汉中。建兴六年（228）春，诸葛亮出师北伐祁山。魏国西部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纷纷叛魏归汉。蜀军在占有陇右三郡后，以街亭、箕谷的失利而结束了第一次北伐。同年冬十一月，魏国大举进军东吴，魏将曹休为吴将陆逊所败，张郃东下，关中极为虚弱。诸葛亮认为进攻时机已到，准备全师出兵伐魏。但是，蜀中不少大臣，安于逸乐，对进军一事心怀疑虑，并且产生了不少非议。为此，诸葛亮再次上表，苦心孤诣，申明讨伐的决心；义正辞严，批驳非议的错误。因为这次上表后于第一次出师时的一表，故而后世称之为《后出师表》。

诸葛亮在《后出师表》立论于汉贼不两立和敌强我弱的严峻事实，向后主阐明北伐不仅是为实现先帝的遗愿，也是关系到蜀汉的生死存亡，不能因“议者”的不同看法而有所动摇。正因为此表涉及军事态势的分析，事关蜀汉的安危，其忠贞壮烈之气，似又超过《前出师表》。表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句，正是作者在当时形势下所表露的坚贞誓言，令人读来肃然起敬。

全文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审时度势出发，高屋建瓴地指出讨伐曹魏是巩固蜀汉政权、兴复汉室江山的当务之急。文章的立论，由先帝刘备伐魏的决策开始，坐实到刘备托付诸葛亮伐魏这一重大任务之上。作者用了“惟坐待亡，孰与伐之”这一无可选择的反问句，说明了这次出师，乃是非伐不可的大事，决不能有所怀疑。

第二部分综论蜀中非议的错误。文章从两个方面立论：一是先帝遗意的决心，一是当前形势的有利，指明此刻出师，是为最佳时机，决不能宴然自惜，偏安蜀郡，得出了“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的结论。

第三部分是全文的主要部分，诸葛亮从六个方面具体驳斥了蜀中非议的错误：（一）从汉代开国之主刘邦“涉险被创，危然后安”的历史教训出发，说明决不能坐定待胜；（二）从刘繇、王朗不思进取，坐待东吴强大的历史教训出发，说明决不能不战而使敌人壮大；（三）从足智多谋的曹操屡遭困厄的历史教训出发，说明难以不危而定；（四）从才能过人的曹操一再失误的历史教训出发，说明难以庸才取胜；（五）从老兵老将逐渐衰亡的现状出发，说明愈迟进军则愈少兵将，今后更是难以图敌；（六）从当前蜀国的人力财力现状出发，说明拖延愈久则因难愈多，以小战大，难以与敌持久，必须及早图敌，先发制人，才能克敌制胜。这一部分是全文最精彩的段落，论证凿凿有据，论点鲜明，无可反驳，行文层层叠叠，用语激昂慷慨，气势充沛，文情深沉，堪为大手笔，大文章。

第四部分论述世事多变，难以预料，必须尽力而为。文中“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八个大字，铮铮有声，充分体现了诸葛亮对蜀汉政权的忠肝义胆，是全文高潮之所在，也是诸葛亮人格璀璨光辉之所在。

前后两表，全面地表达了诸葛亮伐魏兴汉的决心和信心，但两表的重点有所不同，《前出师表》以开导后主刘禅的昏庸为主，《后出师表》以审时度势坚定出师的决心为主。较之前表而言，后表的重点放在了表达军事方略以及对此次北伐持有反对意见人的驳难上。因为重点是驳斥反对北伐的人，所以文章以议论见长。既是议论，就免不了论点、论据和论证三部分，而文章就是围绕着这三要素进行的。

文章的中心论点集中在第二次北伐该不该进行，该如何进行上。为此，作者通过三方面的陈述来论证这个中心论点。首先，“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此乃先皇“临崩寄臣以大事”，这一论据是文章的前提，抬出先帝的遗命来证明此次北伐的必要，极具权威性。况且在当时那个才弱敌强的情况下，“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将论据与当时蜀汉所面临的形势紧密结合起来，避免了空洞的说教，更见政治家之本色。为安定国内人心，使之支持北伐，诸葛亮一再重申自己为之复出的努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说明国家已做好充分准备，有足够力量“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时，曹魏政权“适疲于西，又务于东”，腹背受敌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这就为北伐胜利再添胜算。

以上是诸葛亮就第二次北伐该不该进行的论断，为了取得朝臣支持，他必须就此次北伐的可行性作出回应。针对朝中可能出现的疑虑，文中举了六个未解来辩驳。首先列举了汉高帝刘邦，他虽能“啸命豪杰，奋发材雄”（司马贞《史记索隐》），在打天下过程中仍不免“涉险被创，危然后安”。然后是汉末割据一方的刘繇和王朗，只知“论安言计，动引圣人”，不敢奋起反抗，结果被吞并。这一正一反揭示了战则生，不战则死的道理。由远及近，曹操虽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但也同样经历了无数次的磨难才获得了片刻安定局面。以曹操的才华尚且如此，自己怎能“不危而定”，又“何能必胜”。再从两国实力上作比较：军事上打天下的老臣逐渐凋零，经济上迁延不决必将导致“民穷兵疲”，攻守之间“劳费正等”的局面。《孙子兵法》中强调用兵“宜速不宜久”，这是亟须北伐的重要根据。清余诚读至此，曾喟然有感：“顿挫抑扬，反复辩论，似是平列，而文义实由浅入深，一气贯注”，这就是说文中的六个“不解”是按严谨的逻辑顺序来的，是一个逐层深入的系列。

行文至最后，又起波澜。“夫难平者，事也”，意思是事情的结果很难判断，平同“评”，这里是作者的反思。建安十三年，刘备为曹操所溃于当阳，奔走夏口。当时曹操额手相庆，认为天下一统指日可待。但后来刘备联合东吴，在赤壁与曹军决战，大获全胜。进而西取巴蜀，举兵北上，消灭夏侯渊，夺取汉中，使兴复汉室变为了可能，这些都是曹操所始料未及的。然而，就在蜀汉国力蒸蒸日上之时，东吴却背信弃义，攻取荆州，致使关羽败死麦城。刘备为替关羽报仇，同时欲借机一举吞并东吴，却在秭归大败而归。世事无常，于此可见一斑。由此作者得出一结论：凡事如此，难可逆见。这段话，是让蜀国上下有失败亡国的准备，同时也要有统一全国的信心。在成败利钝还难以预知之时，作者唯有“鞠躬尽力，死而后已”。

这份表章作于汉室三分之际，表现了作者兴邦建业，忠贞不二的品格，展示了一位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的思想境界和坚毅的敬业精神。此文善于表达，通过举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毫无呆板说教之嫌。作者为国为君鞠躬尽瘁的精神令后人景仰，一句“死而后已”将那颗赤诚之心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此文是第一次北伐失败后所作，为提升士气，稳定朝局，作者在议论上气势宏伟，感情上慷慨豪迈。六个“臣之未解”将文章之气逐层提拔以至巅峰。与此同时，说理上义正词严，间接地将苟安之心驳斥地体无完肤。气生于理，理又借助气则更见立论之高远，虽无惊人之笔，但仍很具说服力和震撼效果。

从全文来看，此表不管是诸葛亮本人所作，还是后人的伪托，总体思想是基本上符合诸葛亮为人的；至于“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衍化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一成语，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千百年来激励过无数有为之士。因此，不论此文是否出于诸葛亮之手，都是中华历史文化中的重要篇章，值得后人品读。

清代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出师大意，首段数语已尽。然此表特为众议纷纭而上。故次段既揭出议者谓为非计，作全表发端语。入后六段，每段但作诘问，绝不用一煞笔，而段末均以未解束住，局势整练中气自疏越，盖逐段皆以发明首段之意，亦即逐段皆以辨难议者之所谓非。或借端发议，或直抒己见。顿挫抑扬，反复辩论。似是平列，而文义实由浅入深，一气贯注。末段以但知尽忠而不能逆料成败利钝作结，结得理足，众议可以毕息矣。‘鞠躬’八字，且能暗顾次段受命以下数语，章法笔力，结得两绝。”

清代黄式三《儆季居集》：“《前表》悲壮，《后表》衰飒；《前表》意周而辞简，《后表》意窘而辞繁。”

此表一般认为是诸葛亮的作品。然而，由于《三国志》本传中不载，《文选》里也不见选录，而是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在注文中引自张俨《默记》，所以，有人认为此表是伪作。但也有人认为，从体例文风和表中的言辞恳切来看，《后出师表》与《前出师表》并无二致；而且《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中，诸葛恪说：“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所指可能即系后表。但具体是否为诸葛亮所作，仍有异议。

（一）《后出师表》没被《三国志》收录。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后出师表》与《前出师表》的立意完全不同。《前出师表》表示了诸葛亮对北伐必胜的信心：“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又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后出师表》却语气沮丧：“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虽然此时已有街亭一败，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诸葛亮怎会雄心全挫呢？而且，如果是诸葛亮自己所写，此文应该畅所欲言，没有必要故意贬低自己。

（三）《后出师表》写作的目的不明确。根据历史记载，当时蜀汉并没有人反对北伐，《后出师表》谈到“议者谓为非计”，不符合当时的情况。因此诸葛亮根本无需上此表以说服别人。表中又有许多可能起涣散人心作用的话，以诸葛亮的明智，不能为此。

（四）《后出师表》和《前出师表》文辞风格迥然不同。《前出师表》是忠臣志士无意为文，故风格至为高迈。《后出师表》是作伪者有意为文，因而辞意不免庸陋，如“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四句，均一句四字，两句对偶，意思完全雷同，《前出师表》就没有这样的句子。《后出师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五）《后出师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赵云卒于建兴七年（229），而六年（228）十一月的《后出师表》却说“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命、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而且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合、邓铜等人，均不见史书记载，显系作伪者故意捏造，以混淆视听。

（一） 陈寿《诸葛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诸葛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诸葛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曹魏景元五年（264）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诸葛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诸葛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表》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228）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

今但知建兴六年（228）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229）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228）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229）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