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一世（拉丁文：Constantinus I，272年或274年2月27日－337年5月22日），全名盖乌斯·弗拉维乌斯·瓦勒里乌斯·康斯坦丁乌斯（拉丁文：Gaius 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罗马帝国奥古斯都（即皇帝，306年－337年在位），罗马帝国西部奥古斯都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的长子。

君士坦丁出生于罗马帝国上默西亚行省的奈苏斯（一译内索斯，今塞尔维亚东部的尼什），后世研究者能够确认他的生日是在2月27日，但无法确定他的生年（为此出现了272年、273年、274年、282年诸说，其中274年说较为通行）。

君士坦丁的全名是盖乌斯·弗拉维乌斯·瓦勒里乌斯·康斯坦丁乌斯（拉丁文：Gaius 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是帝国的西部奥古斯都（即皇帝，参见词条四帝共治制）、绰号为“Chlorus”（“苍白者”）的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克罗尔的长子。君士坦提乌斯与3世纪末期的奥古斯都克劳狄二世有血缘关系。

据说，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是一家小旅店的女仆，君士坦丁是她与君士坦提乌斯的私生子。但英国历史学者爱德华·吉本认为，海伦娜是这家小旅店的主人，她与君士坦提乌斯的婚姻是合法的。不论如何，当293年君士坦提乌斯被西部帝国的奥古斯都马克西米安任命为恺撒后，他就离弃了海伦娜，而与马克西米安之女狄奥多拉结婚。

君士坦丁自少年时便随父征战，锻炼出了坚强的意志和健壮的体魄。在君士坦提乌斯成为恺撒后，他一度作为人质被扣押在东部帝国奥古斯都戴克里先手下，成为戴克里先宫廷中的一名保民官。

在此期间，君士坦丁曾陪同戴克里先参与295年至296年的埃及远征，返程时他穿过凯撒利亚（Caesarea），给当地年轻的基督徒学者尤西比乌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多年后尤西比乌斯为君士坦丁作传时，他描写了自己初见皇帝的感受：

（君士坦丁）拥有一种气度，所有见到他的人都会为之折服，那时的他已经展现出皇帝的伟大。因为没有人拥有堪与他相比的风度与俊美，也没有他健壮的体格；此时他在体能方面已经远超同时代的所有人，让他们恐惧不已。

埃及远征后两年，君士坦丁在另一次对波斯的远征中，成为了戴克里先麾下的得力干将。302年，他在东部帝国出任军事保民官。

305年，戴克里先与马克西米安双双退位，戴克里先的继承者、东部奥古斯都伽列里乌斯更加猜忌新任西部奥古斯都君士坦提乌斯，极力阻止君士坦丁回到其父身边。担心性命不保的君士坦丁趁夜逃出了伽列里乌斯在尼科米底亚（今土耳其伊兹密尔）的宫殿，并为逃避追击而割断路上驿马的腿筋，一路来到高卢行省的布洛涅（Boulogne）与父亲会合。随后，父子二人一同渡过英吉利海峡，登陆不列颠，与四处劫掠的皮克特人作战，数周内便成功将其逐出哈德良长城以北。

306年7月25日，君士坦提乌斯去世。同日，不列颠军团在不列颠的伊博拉库姆（今英国约克）宣布君士坦丁为奥古斯都。但伽列里乌斯只授予他恺撒之衔。在此后的数年间，他对高卢及不列颠进行了睿智且高效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奴隶以及其他受压迫者的境遇。当然，君士坦丁也曾在镇压某个法兰克部落的叛乱，将上千名俘虏驱逐于大竞技场中，使其丧生于猛兽之口。据同时代人的记载称，连这些猛兽都因猎杀如此多的猎物而精疲力竭。

此时，在由君士坦提乌斯死后由伽列里乌斯指派接任的李锡尼，受部分军队拥护的马克西米安之子马克森提乌斯，曾被伽列里乌斯指派为两个恺撒的塞维鲁斯和代亚，已退位的马克西米安，加上君士坦丁为争夺奥古斯都之位，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为在斗争中争取盟友，君士坦丁在307年抛弃自己的结发妻子米涅尔维娜（Minervina），转而与马克西米安的女儿法乌斯塔（Fausta）成婚。

307年，驻节于米兰的塞维鲁斯因军队哗变被杀。310年，马克西米安趁君士坦丁在外时于南高卢起兵与他对抗，被君士坦丁率军在马赛围歼，结果战败被处决（一说被迫自裁）。

主词条：都灵之战

311年4月，伽列里乌斯颁布了一份容忍基督徒的敕令，就此在理论上终结了对基督徒大规模的迫害，几天之后就在萨瓦河畔的西尔米乌姆（Sirmium，今塞尔维亚斯雷姆斯卡-米特罗维察）病逝。伽列里乌斯之死，使局面发生了变化，君士坦丁、李锡尼（管理伊利里亚、色雷斯和多瑙河各省的共治奥古斯都）以及代亚（东部凯撒）得以分享帝国的最高权力，加之自称“罗马皇子”、与君士坦丁有“杀父之仇”的马克森提乌斯，战争一触即发。

早在得知伽列里乌斯的死讯之后，君士坦丁立即开始备战。然而在出兵进攻马克森提乌斯之前，他利用李锡尼忙于与代亚对抗、无力收复意大利的时机，同他达成联合的协议。为保障这份协议有效，君士坦丁将异母妹君士坦提娅（Constantia）嫁给了李锡尼。

在稳固了外交基础后，君士坦丁于311年秋出发前往科尔马（Colmar），在该地过冬并制定计划、准备给养。据称君士坦丁的部队由八千名骑兵和约九万名步兵组成，由他亲自指挥大军，在312年夏初率部出征。他从塞尼山口（Mont-Cenis）翻越阿尔卑斯山之后袭取了苏萨（Susa），并拒绝部下进行掠夺的要求。君士坦丁声称他们不是征服者，而是解放者。在都灵城外，君士坦丁的精锐部队击退了马克森提乌斯麾下的重骑兵，在市民的接应下顺利夺取了该城。随后米兰、布雷西亚（Brescia）与维罗纳（Verona）相继被占领。

主词条：米尔维安大桥战役

君士坦丁继续向东，抵达了阿奎莱亚（Aquileia），之后转向南方，经拉文纳（Revenna）与摩德纳（Modena）向罗马进军。312年10月28日，君士坦丁率军与马克森提乌斯交战于罗马城东北方向七、八英里处的萨克萨卢布拉（Saxa Rubra，即“红岩石”）。

传说在这一战之前或者这一战之中，君士坦丁经历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一次神迹。他声称大约在正午时分，太阳开始西沉时，他亲眼见到天空之上出现光芒四射的十字符号，位于太阳之上，上面还写着铭文“以此征服”（Hoc Vince）。见到这一景象的君士坦丁，和他所有的士兵一同呆立。这个地方后来被称为Grotta Rossa。据说在这明白无误的上帝指引之下，君士坦丁击溃了马克森提乌斯的部队，将其一路赶向南方，赶到台伯河向西急转弯的地方以及位于此处的旧米尔维安桥。

在这座格外狭窄的桥边，马克森提乌斯建造了一架浮桥，他可以通过浮桥有序撤退，并迅速将其拆毁以避免追击。当溃兵蜂拥而上时，桥梁的建筑工匠过早地撤走了桥上的加固件，使浮桥突然崩塌，数百人落入湍急的水流。没能过桥的人只能逃向旧米尔维安桥，却因桥身太窄而被撞死或践踏而死，更多的人则被同伴挤落河中。马克森提乌斯本人也落水溺亡。他的尸体之后被冲到了岸上，首级被挑在长枪上，在君士坦丁于次日胜利进入罗马时被挑在队伍的前方。此后，马克森提乌斯的首级被送到北非，以警告他的支持者。

米尔维安大桥战役的胜利，使君士坦丁成了自大西洋到亚得里亚海，从哈德良长城到阿特拉斯山的欧洲土地的统治者。

312年底，罗马元老院宣称君士坦丁是“至高奥古斯都”。

313年1月，君士坦丁约李锡尼在米兰相会。两位奥古斯都要讨论三个主要问题：（1）意大利的未来。理论上帝国的这一部分应当归属李锡尼统治，但君士坦丁收复这一地区时，李锡尼没有出一兵一卒援助，而他也不太可能期待自己的这位同僚会将这里拱手让与他；（2）宗教宽容问题，特别是基督徒此后在帝国中的地位。帝国应当实施同一种政策，但更年长的李锡尼不太可能和君士坦丁一样支持基督教，双方应当达成了一定的谅解；（3）讨论处置第三位奥古斯都代亚的方法。代亚自称奥古斯都，统治帝国东部直到赫勒斯滂海峡（即达达尼尔海峡）的土地，并在与李锡尼议和前不断对他发难。同时，代亚还迫害基督徒。

在友善的氛围中，二人的会谈结束了。李锡尼接受了君士坦丁控制其征服地域的要求，并适时和君士坦提娅成婚。随后，两位奥古斯都同时发布了“米兰声明”（参见词条米兰敕令），确认伽列里乌斯承认基督教在帝国全境内的法律地位。但在敕令颁布之前，代亚毁约越过赫勒斯滂海峡攻占拜占庭的消息传来，使这场会议仓促地无果而终。

会后，李锡尼迅速率军讨伐代亚，并在313年4月的特兹拉卢姆之战中将其彻底击败。李锡尼则顺利进入东方的都城尼科米底亚，在拖延了一段时间之后，于6月13日颁布了他和君士坦丁在米兰达成一致的敕令：

奥古斯都君士坦丁，以及我，奥古斯都李锡尼，在欢乐之中来到米兰，共同商讨与公共利益福祉有关的各种事务……我们决定发布如下法令，保证尊重崇敬神。即赐予基督徒和所有其他信徒自由选择自己崇拜的神灵的权利，让所有天国的神灵都能庇护我们，以及我们统治之下的所有臣民。

文中没有提及耶稣基督，只是提及了教派之一的“基督徒”。尽管基督教是唯一一个被明确指出的宗教，但“所有其他信徒”（比如摩尼教教徒）明显意味着这一敕令是对宗教的整体容忍。这一法令仅在一个方面格外偏袒基督徒：仅有他们可以拿回在大迫害期间被没收的财产，包括土地、教堂和动产。但其他的教派在大迫害期间都没有遭受过可与基督教相比的损失。

除掉代亚之后，帝国再度只剩下两位奥古斯都，即西部的君士坦丁和东部的李锡尼。李锡尼在东部开始了恐怖统治，处死了前任的主要官员，对代亚的家族斩草除根，并使戴克里先和伽列里乌斯的家族也被牵连其中。与此同时，他还参与了企图谋害君士坦丁的密谋。314年夏初，李锡尼下令将存于意大利行省边境城镇埃莫纳（Aemona，今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的所有君士坦丁的雕像和画像撤除。

这时，君士坦丁也在返回高卢后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在完成统一大业的最后斗争中，他充分展示了一个政治家的谋略和才能。他强化对军队的控制，完善军事建设，在其统治的区域内轻徭薄赋，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从而极大地加强了自身的实力。

面对李锡尼敌对的举动，君士坦丁迅速率领约三万人的部队向东南方向进军，进入潘诺尼亚平原，在萨瓦河河谷的西巴莱（Cibalae，今克罗地亚温科夫齐）遭遇对手。两军在314年10月8日凌晨展开激战，李锡尼不敌君士坦丁，被迫撤退，并在君士坦丁的追击下一路穿越巴尔干半岛抵达拜占庭。316年，君士坦丁和李锡尼在拜占庭达成了一致：李锡尼同意放弃他在东欧的所有领土，包括潘诺尼亚和今巴尔干地区，但不包括色雷斯；君士坦丁则承认他对亚洲领土、利比亚和埃及的主权。双方迎来了短暂的和平期。

317年，君士坦丁指定他的两个儿子，即与前妻米涅尔维娜法所生的时年十四岁的克里斯普斯，和与皇后乌斯塔所生的、尚在摇篮之中的君士坦丁（即后来的君士坦丁二世）为西部的共治恺撒；李锡尼也将自己的儿子李锡尼安努斯（Licinianus）推举为恺撒。这些举措都是双方经过商议达成的结果。然而就在318年，君士坦丁将宫廷从西尔米乌姆搬到了巴尔干半岛的塞尔迪卡（Serdica，今索菲亚），这体现了他对东部帝国的野心。同时，君士坦丁的支持者们竭力抨击李锡尼，指责他虚伪、不忠，迫害基督徒。

主词条：亚德里亚堡战役、赫勒斯滂海峡战役

此时，君士坦丁已经明显决意终结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政策并独自统治帝国。自320年起，他蔑视近期定下的传统，甚至没有提名任何帝国东部的人作为每年选举的两名执政官候选人，而是推举了他自己和他的次子，到321年，他又推举了自己的两个儿子为执政官。同年，君士坦丁还开始集结大规模的舰队，并在帖撒罗尼迦（今希腊塞萨洛尼基）拓宽深挖港口，以供舰队使用；李锡尼也在准备战争。两位奥古斯都选择静观其变，等待对方行动。

322年秋，在反击居于多瑙河下游以北的蛮族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的进攻时，君士坦丁突然率部进入李锡尼的势力范围色雷斯。李锡尼对此强烈抗议，宣称这是蓄意侵入他的领土进行侦察，明显是全面入侵的预备行动。随后，他率约十七万人的大军抵达亚得里亚堡（Adrianople，今土耳其埃迪尔内），静待君士坦丁的到来。

在323年6月最后一周，君士坦丁率军越过色雷斯边境，于7月3日在亚得里亚堡城外倾斜的宽大平原上，与李锡尼部交战。君士坦丁的部队数量略逊于李锡尼，但这支部队主要由久经沙场的老兵组成，他们轻易地击败了李锡尼部。在承受了约三万四千人的损失后，李锡尼不得不下令撤退到拜占庭。这时，他宣称废除君士坦丁的奥古斯都之位，推举他麾下的政务大臣马库斯·马提尼亚努斯（Marcus Martianus）接任，并在拜占庭准备抵御围攻。

君士坦丁在亚得里亚堡按兵不动，以等待克里斯普斯指挥的舰队前来。这支舰队包括约二百艘配三十支桨的桨帆战舰，此外据说还有两千艘运输船随行。为了防守赫勒斯滂海峡，李锡尼集结了由约三百五十艘舰船组成的舰队，由阿班图斯（Abantus）担任指挥官。但阿班图斯没有在海峡的爱琴海一侧利用其数量优势展开战斗，却在海峡通往马尔马拉海的东北角攻击克里斯普斯。在持续两天的海战中，克里斯普斯击沉了一百五十艘守军的舰船，并突破海峡驶向拜占庭。

李锡尼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留下马提尼亚努斯继续坚守，自己立即渡海，撤退到克里索波利斯。君士坦丁也迅速出发追击，9月18日在克里索波利斯（Chrysopolis，今土耳其于斯屈达尔）再度取得大胜。李锡尼仓促返回他的都城尼科米底亚，在君士坦提娅的劝说下，决定投降。君士坦提娅亲自出城来到自己异母兄弟的军营中，恳求君士坦丁宽恕自己的丈夫。君士坦丁同意了她的请求，在宴请李锡尼共进晚餐后将其流放到帖撒罗尼迦，派人严密监视，但让他享受优渥的生活；同时将马提尼亚努斯逐到了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但就在几个月之后（325年），君士坦丁便以阴谋叛变和私通蛮族的罪名将李锡尼、马提尼亚努斯以及李锡尼的儿子李锡尼二世一并处决。从此，君士坦丁成为罗马世界唯一的统治者，即君士坦丁一世。

325年5月20日，君士坦丁命令尼西亚的康瑟尔同异教徒作战。

326年，君士坦丁出访西部，抵达罗马举行庆祝活动。但此次对罗马的访问没有成功，因为他拒绝参加异教游行，冒犯了罗马民众。这是君士坦丁有生之年最后一次抵达罗马。

330年5月11日，君士坦丁将罗马帝国的首都从罗马迁到拜占庭，并将此城命名为新罗马，但该城普遍被以建立者之名称作君士坦丁堡。

332年至334年间，君士坦丁帮助萨尔马特人抵抗哥特人，并亲自指挥作战。

为了维持王朝的延续，君士坦丁于317年3月1日确定其长子克里斯普斯和次子君士坦丁二世为皇帝继承人，任命他们为恺撒。但是，战功卓著、能力超群的克里斯普斯却因被怀疑与其年龄相近的后母法乌斯塔有染，或因涉嫌某件无从考证的重大罪案而于326年2月被突然处决；法乌斯塔则横死于热水浴室中。随后，君士坦丁处死了与此事有关联的许多亲随。后世对君士坦丁的这一行为多有猜测，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可能是克里斯普斯意识到君士坦丁对自己心怀不满，因而企图推翻奥古斯都的统治。

克里斯普斯之事对君士坦丁打击很大，为保证王朝统治持续不断，他先于324年任命第三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为恺撒，后于333年任命第四子君士坦斯一世为恺撒，这样，在其统治晚年，他的三个儿子均被确定为皇位继承人。

后来，君士坦丁在筹备对抗波斯的战役时病倒，被迫返回君士坦丁堡。为了防止在他死后几个兄弟之间发生争夺皇权的冲突，君士坦丁为诸子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即由君士坦丁二世控制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地区，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控制色雷斯、西亚和黑海地区，由君士坦斯控制意大利、非洲、达吉亚和马其顿等地区。

337年5月22日中午，君士坦丁在尼科米底亚安齐罗纳的行宫逝世。临终时，他受洗为基督徒。死后葬于君士坦丁堡的圣使徒大教堂的皇家墓地中。

君士坦丁在社会改革和财政政策等方面的措施，只是继承并发展了由戴克里先奠定了基础的改革体系。他进一步强化官僚机构，实行文武分治。君士坦丁继续提倡戴克里先引入的东方专制君主的礼节（戴皇冠，臣民须向皇帝行跪拜礼等）。总而言之，君士坦丁完善了戴克里先的专制君主制度（参见词条多米那特制），这种制度的目的是以公开的强制手段，克服罗马的经济危机。但也使得臃肿的官僚系统更加庞大。

君士坦丁保持了由戴克里先实行的新的帝国划分，并贯彻执行了使地方民政权与军权分离的政策。君士坦丁试图取消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制，但帝国局势的混乱迫使他任命自己的亲信为共治者。当第一位恺撒、长子克里斯普斯死后，君士坦丁相继任命法乌斯塔所生的三个儿子为恺撒：君士坦丁二世统治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统治亚洲和埃及；君士坦斯一世统治意大利和北非。他实际上是继承了戴克里先的做法。

君士坦丁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改变了晚期罗马奥古斯都任命皇位继承人的拟制血亲制度，抛弃了在位奥古斯都收养“义子”的传统习俗。可以被看作是罗马奥古斯都继承制度的重要改革。在此之前，虽然个别罗马的奥古斯都曾经将皇位传给其直系亲属，但具体过程仍然没有超越传统做法。换言之，罗马帝国传统的继承制度并没有发生变化。君士坦丁的做法是将皇权当作奥古斯都个人的私有权利，奥古斯都不再是帝国公民的公仆，因此，皇权可以也必须像私人财产一样传给具有血缘关系的后代。

这种制度安排维系了王朝内部的延续，增强了拜占庭帝国的凝聚力，但不能根除政治动荡的问题。等到君士坦丁去世后，罗马统治阶级内部即爆发了兄弟间的厮杀。皇家内讧最终导致君士坦丁一世直系血亲继承人和家族男性继承人大部被杀。

鉴于帝国经济、文化重心东移，330年，迁都拜占庭，并进行了重建和扩建。扩建后的该城被称为“新罗马”，俗称君士坦丁堡。这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东罗马帝国的开始。

而在新都的建设中，君士坦丁首先关注城防建设。他将拜占庭古城的旧城墙改建为高大的皇城城墙，并重新在新城市的最西侧修建了长约3000米的君士坦丁城墙。君士坦丁城墙、皇城城墙，加之后来因人口扩张、防务需要而建设的狄奥多西城墙的修建，构成了君士坦丁堡自西向东的城防体系，保证了帝国长期的统治稳定。

君士坦丁的迁都决定，使帝国摆脱了罗马帝国晚期混乱腐朽的局面，借助于东部地区优越的经济资源，经济和军事实力得到增强，使之保持发展长达千余年之久，避免陷于蛮族人之手。迁都后以基督教文化为主导，帝国的宗教和文化得到较大发展，形成了东正教文化圈，对其周围相对落后的各民族起到了文化普及和文化教导的作用，尤其是对斯拉夫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西欧中古晚期的文艺复兴运动更是在拜占庭文明直接影响下发生和进行的。在与阿拉伯文明相互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拜占庭文明不断发展，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成果。

为了获得稳定的税收，君士坦丁强制实施了自己的财政政策，导致社会各个阶层被奴役。316年和325年颁布的敕令禁止城市居民的高级阶层（库里亚）离开他们的出生地。他们不能以任何理由被免除城市的义务，也不能免任民政或军事的职务。库里亚的义务还成了一种世代相承的负担。

对待劳动者，君士坦丁的态度比库里亚借此更严厉。在332年的敕令中，禁止隶农从一个庄园逃到另一个庄园；收容别人隶农的人，应将他交还原来的主人，此外，还应支付逃亡隶农在其庄园上居留的全部时间所应交的赋税。敕令公然说：“对这些逃跑的隶农，应给他们带上镣铐，就像对待奴隶一样，为的是用惩罚奴隶的方式迫使他们对有特权的自由人履行义务。”君士坦丁也将手工业者进一步固定在他们所属的公会里，强制他们共同负担国家向公会分摊征课的赋税和徭役。317年发布的一项命令说：“造币厂的工匠要一辈子处于其现有的地位。”有些被固定在那些为供应宫廷和军队所需的皇帝作坊里的手工业者还被打上烙印，以防逃跑。

（图册参考资料）

至于奴隶本身的处境，则更加悲惨。按照君士坦丁的法令，奴隶的生命是毫无保障的：主人如果为了“纠正”不驯顺的奴隶的不规矩行为而将这个奴隶鞭挞致死，可不受起诉。这在实际上就是恢复了早在2世纪已经禁止的奴隶主任意杀害奴隶的权力。以前对企图投奔蛮族的奴隶，捕获后只是将他们交还原主，现在的法令则规定要把他们放逐到矿山去，有的甚至要被砍腿。君士坦丁还正式宣布，允许贫民出卖自己的子女为奴隶。这是违背罗马传统的基本准则的。在此之前，塞维鲁王朝末代奥古斯都亚历山大·塞维鲁曾准许二十岁以上的自由民卖身为奴，但到戴克里先执政时，又下令禁止这种行为。现在君士坦丁却比塞维鲁在背离罗马传统准则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他的法令还确认奴隶主有权把所谓“无礼的”被释奴隶连同其子女一起重新变为奴隶。

总的来说，在君士坦丁的统治下，劳动群众和普通自由民的生活状况急剧恶化了，甚至中等阶层的人的自由权利也被剥夺了。虽然他颁布过一些保护贫民的法令，但由于普遍的目无法纪而很少得以实行。

因而，有观点认为：“罗马奴隶制危机和古典文明危机的最后结果就是如此：以对全体劳动人民实行普遍奴役的形式表明了这个社会的不可避免的灭亡。”

主词条：米兰敕令

君士坦丁政治生涯中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他正式皈依基督教。

在君士坦丁战胜其对手的斗争中，宗教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君士坦丁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在其统治区内（高卢、西班牙、不列颠）对基督教一向采取宽容态度，君士坦丁从父亲手上承接过来的军队中又有许多基督教徒。君士坦丁被军队立为皇帝后，随即投入一连串情势险恶、错综复杂的内战。在这一时期，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继续维护罗马旧教的地位，至少在324年之前，仍然声称自己是“不败的太阳”的同伴，不肯受洗；另一方面积极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如他在312年占领罗马后的两个半月间，不仅自己出资补贴二十五座名义上的教堂，还建立了几座新教堂，更要求属下的各行省管理者在他们的领土上也如此行事。这位识时务的统治者当时虽然还不是基督教徒，但已显示出自己是基督教教会的最高庇护者。313年，他同据有东方行省的李锡尼在米兰会面，同意一项共同的宗教政策，几个月后的一道敕令中载明了这项内容，一般人称这道敕令为“米兰敕令”（关于“敕令”的质疑，参见“人物争议-宗教政策”部分）。米兰敕令的主要内容：

“米兰敕令”是自基督教产生以来，罗马帝国对基督教政策经过长期动摇不定地探索和统治集团内部两派政治势力长期斗争发展的结果。它不仅仅承认基督教与其它异教一样是帝国的合法宗教，而且承认了“绝对信仰自由”，承认基督教受法律保护，并肯定了早在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时期就已经得到承认的基督教徒的财产权。

在这以后，君士坦丁又赐给基督教会许多重要特权：313年，君士坦丁致信给一些省督，要求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内保护基督教。317年后，他将国内钱币上异教徒的雕像逐个的除去，直到323年，货币上只剩下一些无关宗教的铭刻了。319年，君士坦丁下令非洲行省长官豁免神职人员赋税， 同时授予主教释奴权。321年，他又规定教会可以接受人们所捐赠的遗产和遗物，同年发布礼拜日停工的命令，并规定城市居民在礼拜日不得照常工作，必须到教堂做礼拜。基督教很快就从原来是受迫害的宗教变为占优势地位的宗教。这个宗教已习惯于罗马国家的秩序，并乐意为皇帝政权的权威辩护。

324年，当君士坦丁战胜李锡尼从而统一罗马全境后，更大力扶植基督教，政府官员大部被改为由基督徒担任，同时规定凡信奉其他宗教的官员不得参加神庙活动，并且禁止强迫基督徒参加异教祭祀。他不再保持宗教中立，不再掩饰他的宗教倾向，强调基督教是真理，异教是错误的。他写道，上帝的力量使他获得胜利，终止异端邪说者的暴政。他下令释放所有强制劳动的基督徒，让所有被流放的基督徒重返家园，归还所有基督徒被没收的财产，不论是个人的，或是团体的财产。他鼓励主教整修损坏的教堂，有必要的话，就建造新教堂。后来他更进一步禁止向异教诸神献祭，询问神谕，或供奉新的异教神像。

不过，南斯拉夫拜占廷学专家奥斯特洛戈尔斯基指出：君士坦丁一世“仍然允许异教举行礼拜仪式，甚至亲自参加异教的，特别是对太阳神的某些礼拜活动”。由此可见，君士坦丁对于多神教仍是持宽容态度的。通过这一政策，他向多神教徒显示了自己的善意，并获得了厌弃迫害政策带来的争端的大多数多神教徒的支持，有助于其巩固自身统治、维护帝国稳定的政治目标。

主词条：尼西亚会议

另一方面，君士坦丁也积极参预教会事务，竭力帮助教会建立统一组织。他认识到统一的帝国必须有同它相适应的统一的教会；在这个教会中不容有教义上的分歧。但当时，就各种教义问题和教会纪律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辩是经常发生的。这种争辩是社会斗争的反映，它发生在教会内部，而教会是联合了各种成分的。在基督教成为受官方庇护的宗教以后，它的各派主教们就希望借助皇帝权力来解决内部的纷争。从君士坦丁时代起，教会事务和教义问题已被认为是国务问题。

君士坦丁在313年就参预了关于非洲的多拉图斯教派的正统性的争端。非洲基督教的代表人物向君士坦丁提出申诉，请求他裁决，究竟是凯基里亚努斯还是多拉图斯有权作为正统的主教。君士坦丁将此事交给主教会议去处理。这次会议起先在罗马开会，后来转往阿尔列。会议承认凯基里亚努斯享有正统主教的权利，并获君士坦丁批准。多拉图斯及其拥护者乃宣称只有他们是真正的基督教徒，并着手建立自己的教会。后来，在正统教会的拥护者与多拉图斯分子之间的争论具有了更激烈的社会斗争。

君士坦丁对教会事务的最大干预是在如何对待阿里乌斯教派的问题上。早在2世纪末和3世纪前半期，亚历山大里亚教会的一些神学家就对正统教义提出了异议。其中特别有影响的是奥里根（约185-254）。他以柏拉图的理念观为依据，力图把基督教义与希腊哲学原理结合起来。在他的神学理论体系中，“逻各斯”（英文：Logos）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与上帝之子耶稣基督被视为同一事物。奥里根对基督教神学基础所作的这种哲学解释的理论，很快就在亚历山大里亚获得广泛的传播。4世纪初，一位以禁欲主义著名的教会长老阿里乌斯发展了这种理论，而主张这样的学说：在圣父、圣子、圣灵三者中，只有圣父才是永恒的。圣父首先创造圣子或逻各斯，而后逻各斯创造圣灵。因此，圣子不能与圣父同等，而只是与圣父相似。这是对基督教基本教义提出理性主义的解释，在逻辑上是符合思维法则的。但作为神学体系的基督教义应是人们的理性所不能理解的（否则它就失去了奥秘），因此，这种学说受到了那些服务于上层社会利益的埃及地区主教们的谴责。但阿里乌斯的思想却在亚历山大里亚的普通居民、手工业者和水手中受到普遍欢迎。在街头上、市场上和其他公共场所，常常发生激烈的辩论，有时还变成了公开的冲突。辩论不仅在埃及教会，而且也在其他地方的教会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君士坦丁显然是在教会人士的要求下进行干预的。

325年，君士坦丁在尼西亚召集了全罗马帝国基督教主教会议，讨论阿里乌斯提出的教义问题。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反对阿里乌斯学说，承认圣子与圣父是同一的。会议据此制定了所有基督教徒都必须遵奉的正统教义《尼西亚信条》，确认基督与圣父、圣灵是同体的，因而也是永恒的。此时还不是基督教徒的君士坦丁担任了会议主席，并批准了会议的决议。阿里乌斯被放逐到伊利里库姆，他的一些拥护者被放逐到高卢。

然而，尼西亚“全基督教大会”与其说是排除了，倒不如说是正式开创了阿里乌斯教派。阿里乌斯在宫廷官员中有不少拥护者，君士坦丁本人对他也有好感，因为阿里乌斯并不要求有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教会组织。因此，不久之后，阿里乌斯戏剧性地从流放地被召了回来，而他的主要反对者、亚历山大里亚主教阿诺那修斯却被放逐了。在阿里乌斯于336年死后，他的追随者继续得到宫廷的保护。争论长期进行着。在宫廷中，时而是《尼西亚信条》的拥护者取胜，时而是阿里乌斯的支持者占上风。君士坦丁本人又于337年病重时在阿里乌斯教派的教士手上接受洗礼。直至381年，阿里乌斯学说在新的一次宗教会议上再次被谴责，尼西亚教派（正统教派）才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阿里乌斯教派却又在日耳曼部落中得到传播。

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始终是为其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服务的，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始终从政治和战略的高度去分析和利用宗教。但他把宗教与政治并列起来，给基督教以“国教”的地位，甚至让教会掌握司法大权。虽然这些措施为基督教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使其真正发展成为历史性的宗教，但从政治上讲，这不仅是导致他不得不皈依宗教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欧洲中世纪陷入长期宗教黑暗统治的重要原因。

总的来说，君士坦丁作为一个基督教徒和作为一个政治家是统一的，他的政治动机与宗教动机二者并不矛盾。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既不是单纯出自宗教动机，也不是纯粹出自政治动机，而是宗教信仰和政治动机的有机统一。

罗马帝国后期，面对漫长的边界线和周边各蛮族的侵略，戴克里先尝试以四帝共治的方式来使每位君王各自负责一段边境，以维持阻绝性防御战略的继续实行。君士坦丁即位后，则改用纵深防御战略。

纵深防御战略要求主力野战军和边防军之间有明确的分工与合作，也要求边疆地区有广大的纵深地段能够用来削弱敌军的锐气，使野战军得以集中，为野战军围歼来犯之敌提供条件。为此，君士坦丁展开了他对军队的改革。他彻底完成了把军队分为边防部队和内地机动部队的军事改革。在继承戴克里先削弱近卫军、架空元老院方针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散了这些骄横不逊的近卫军，转而使用重新组织的特殊的宫廷亲卫部队来代替。军事权力从此完全集中到皇帝手里。近卫军长官失去了对宫廷各个部门的管辖权，被剥夺了统领军队的指挥权，最后变成帝国四大辖区的行政长官。

但帝国社会关系的日趋腐朽使军队的素质败坏。此前那种将土地授予退伍士兵的办法曾具有复兴小土地所有者阶层的社会意义，已变成了单纯用来强制土地领受者的儿子世袭当兵的奴役手段。不过强制征召老兵的子嗣服兵役，也只能获得新兵来源的一部分，还远远不能满足兵员补充的扩大军队的需要，因而帝国开始大量吸纳蛮族人加入军队（包括边防军团、内地机动军团和宫廷亲卫部队）中，使军队蛮族化的过程大大加速。许多蛮族出身的人还在军队中担任了高级职位。

君士坦丁改革并重组了军队，建立起一支直接隶属于皇帝的帝国卫队，并将边防部队改为民兵形式，组成了由能够抵抗内部威胁和野蛮入侵的战地部队和驻军。

君士坦丁在罗马边境的法兰克人成功开展了反对部落的运动，阿拉曼尼、哥特人和萨尔玛提亚人在公元三世纪的危机中被他的前任遗弃的重新安置领土。313年，君士坦丁在西部边境击退了法兰克人的入侵。332年至334年间，君士坦丁帮助萨尔马特人抵抗哥特人，并亲自指挥作战。332年在默西亚（保加利亚北部地区）击溃了阿拉里克的哥特军队。后被萨尔马特人的入侵激怒，转而纵容哥特国王格里米尔摧垮萨尔马特。最后又允许幸存的萨尔马特人在罗马帝国内避难。

4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尤西比乌斯把君士坦丁塑造成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皇帝形象。例如他时常称颂君士坦丁是“上帝的朋友和被保护者”，是“最伟大的胜利者、在各方面都拥有虔诚的美德”等。

稍晚于尤西比乌斯的历史学家左西莫斯在《新历史》中则称君士坦丁的军事改革“无论在和平还是战争时期都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害”，“简而言之，帝国现在衰败如此，君士坦丁是始作俑者”。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认为，君士坦丁是“一个残忍放纵的君王”，“可以为了个人的行动和利益，肆无忌惮地牺牲正义的法律，泯灭天然的人性”。

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在《君士坦丁大帝时代》（1825年版）中写道，君士坦丁实质上并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这个人满脑子都是野心和追求权利的欲望；更糟糕的是，他是一个“为了自己利益，不惜牺牲他人性命的人”，一个习惯违背誓言的人。而且，据布尔克哈特的说法，君士坦丁不但在宗教方面言行举止不一致，还“刻意毫无理性”。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朱利叶斯·诺里奇（John Julius Norwich）歌颂君士坦丁道：“历史上所有的‘伟大’统治者——无论是亚历山大还是阿尔弗雷德，无论是查理还是叶卡捷琳娜，或者腓特烈甚至格里高利——都不及君士坦丁一世更配得上‘伟大’的称号，因为在约十五年里他做出了两个决定，而其中任何一个决定都足以改变文明世界的未来。第一个决定是皈依基督教——在一代人之前基督徒依然是官方迫害的对象，对其迫害的残忍程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将它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第二个决定是将帝国的都城从罗马迁到一座新城市，即他在古拜占庭城的旧址上建立的新城，而接下来的十六个世纪中，那座城市都将冠以他的名字：君士坦丁的城市，君士坦丁堡。这两个决定及其引发的后续事件，意味着他很可能是世界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人——仅次于耶稣基督、佛祖和先知穆罕默德。”

美国世界军事史作家T.N.杜派在《哈珀-柯林斯世界军事人物全书》中评价道：“君士坦丁是一位出类拔萃、能力超群的军人，也是罗马帝国后期最伟大的皇帝之一。”

美国学者汉斯·A. 波尔桑德尔在其著作《君士坦丁大帝》中说：“君士坦丁一直被视为上古晚期最重要的一个皇帝。他坚强有力的个性奠定了欧洲后古典文明的基石；在他统治期间，适逢多事之秋，极富戏剧性。他在米尔维桥的胜利是世界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之一。”

君士坦丁晚年处死长子克里斯普斯一事，被认为是一桩历史谜案。有一些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克里斯普斯意识到君士坦丁对自己心怀不满，因而企图推翻奥古斯都的统治，反被君士坦丁发现而遭处死。左西莫斯记载此事时，怀疑克里斯普斯因与继母法乌斯塔偷情而被君士坦丁秘密处决，其根据是法乌斯塔在克里斯普斯死后表现异常，不久即被君士坦丁下令淹死在浴池中。还有说法认为，法乌斯塔勾引克里斯普斯未成，向君士坦丁诬告他，而君士坦丁直到儿子被杀之后才发现自己上当受骗（据奥勒留·维克多的说法，是海伦娜向君士坦丁告密的），遂将法乌斯塔以通奸罪处死。

后世有人声称晚年的君士坦丁在性取向上愈发倾向于同性恋，但这种说法被一些研究者斥为无稽之谈。

在基督教史和西方古代中世纪史的研究中，通常把313年君士坦丁、李锡尼在米兰会晤时联合颁布的一个对基督教实行宽容政策的法令称为“米兰敕令”，并将其视为基督教获得合法地位的标志性事件。但自19世纪末以来，随着德国学者西克否认“米兰敕令”存在说的提出，引发了20世纪以来关于该敕令是否真实存在这一问题的争论。在当时的一些著作中，对“米兰敕令”多采取谨慎的态度，视之为一则“声明”“协议”而非“敕令”，甚至避而不谈“米兰敕令”的存在与否。研究者根据最早记录“米兰敕令”的拉克坦提乌斯的拉丁文著作《迫害者之死》中所登载的“敕令”内容指出：当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乌斯会晤于米兰时，并未颁布敕令，而仅是就宗教问题达成一定协议。而这则所谓的“米兰敕令”的文本，可能是几个月后由李锡尼乌斯在尼科米底颁布的，适用范围只限于其治下的东部帝国。从其口吻来看，它更可能只是李锡尼乌斯写给其行省长官的一则书信指示。而且，在这个文本中，也没有提到二人是否发表了“敕令”，此书信是否依据“敕令”文本的原则所写。在“米兰敕令”文本之前，可能有一个敕令，但没有流传下来。因此，该文件可视为“尼科米底敕答”，而非敕令。

君士坦丁死后葬于君士坦丁堡圣使徒教堂。1024年，他的墓被十字军毁坏。

君士坦丁的两尊头部雕塑（创作于4世纪）现藏于罗马卡比托利欧博物馆。

君士坦丁凯旋门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的罗马角斗场西侧，是一座三个拱门的凯旋门，高21米，面阔25.7米，进深7.4米。建于315年，是城市现存的3座凯旋门中年代最晚的，是为庆祝君士坦丁彻底战胜马克森提乌斯而建的。

凯旋门上方的浮雕板是当时从罗马其它建筑上直接取来的，主要内容为历代皇帝的生平业绩，下面则是君士坦丁的战斗场景。凯旋门的里里外外装饰了各种浮雕，这些保存着罗马帝国各个重要时期的雕刻，形成了一部生动的罗马雕刻史。

君士坦丁纪念柱又名被烧之柱，由君士坦丁于330年为纪念拜占庭改名新罗马，作为罗马帝国的新首都，而下令修建的。位于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老城中心的亲兵街，沿着帝国议会路，介于苏丹艾哈迈德广场和巴耶济德广场之间。纪念柱最初柱高50米，分为9段，用斑岩砌筑，顶部是君士坦丁雕像，采用阿波罗形象。后经战争、地震、火灾等灾祸损毁。1955年开始得到修复，已被列为世界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