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557年—581年）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朝的北朝之一，由西魏权臣宇文泰奠定国基，由宇文觉在宇文护的拥立下正式建立。又称后周（五代以后鲜用，避免与郭威建立的周朝混淆）、宇文周。历五帝，共二十四年。

北周的国号为“周”，是以宇文觉的爵号命名的。宇文觉称帝后，便以“周”作为国号，“周”字前加方位“北”字。称呼“北周”，是因为地处北方之故，“北周”称呼具有专指性，以区别其他建号为“周”的政权。后周是北周的别称，因为在北周之前已经有西周、东周，所以称北周为后周。宇文周是北周的别称，因为北周的皇室姓宇文，所以称呼宇文周。

贺拔岳是北魏王朝的名将。在叛乱四起的北魏末年，贺拔岳以两千疲惫之卒，横扫了三秦之地的叛乱劲敌。在尔朱家族覆灭后，贺拔岳拥兵关陇，与高欢并为两大军事集团首领，二人互相忌惮。最终，贺拔岳被暗中投靠高欢的侯莫陈悦杀害。贺拔岳之死朝野震动。孝武帝赠他侍中、太傅、录尚书事、都督关中20州诸军事、大将军、雍州刺史。谥曰武壮。贺拔岳的部下收其尸葬于雍州北石安原，随后拥立宇文泰为统帅，击败侯莫陈悦，成为了关陇的主人。

北魏孝武帝讨伐高欢失败后逃奔关中。宇文泰收容了他。不久孝武帝被宇文泰所杀，宇文泰拥立西魏文帝，建立西魏（535年）。而东方的高欢在孝武帝逃入关中后拥立东魏孝静帝，把朝廷迁到河北邺城，建立东魏。

西魏之初，宇文泰成为大丞相，而且局势尚不稳定，而宇文泰却果断的下手毒死了魏孝武帝元修，遂立南阳王元宝炬为帝，新皇帝受制于他，独掌朝政。宇文泰在三次战役中大败东魏大军，奠定宇文氏在关中的基础。宇文泰的知人善任，用人不拘一格，使得这些名将人尽其才，作用得到了最大发挥。使西魏进一步强盛。他大力提拔王罴，杨忠，而隋朝杨氏也由此发迹。

在侯景覆灭的同年，萧绎在江陵称帝，同时，其弟萧纪也在成都称帝。次年萧纪发兵攻江陵，兵败被杀。西魏乘机攻陷成都，占有益州。

梁太清三年（549），侯景攻陷梁都建康，长江下游江北诸郡，多为东魏占领。驻守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梁宗室诸王割据自立，并借助西魏力量互相攻击，争夺帝位。据襄阳的梁雍州刺史、岳阳王萧詧进攻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兵败投靠西魏，被立为梁王。

大宝三年（552），萧绎于江陵称帝（梁元帝）。请西魏出兵攻占梁、益二州，剪除已在成都称帝的梁益州刺史、武陵王萧纪。

承圣三年（554年），梁元帝遣使向西魏索还所占之地，言辞颇为傲慢。九月，西魏大丞相宇文泰派柱国于谨总领中山公宇文护、大将军杨忠等将率兵5万进攻梁都江陵。十月，西魏军自长安（今西安西北）进至樊（今湖北襄樊）、邓（今邓州）一带，萧詧率军助战。梁元帝闻讯，下令戒严，调兵抵御西魏军。十一月，西魏军渡汉水，宇文护、杨忠奉命率精骑先据江津（今荆沙东南），切断江路，使梁守军东退无路，下游援军也无从得渡。梁元帝遣将分扼江陵要点，树木栅于外城。于谨军至，下令筑长围，隔绝内外。梁信州刺史徐世谱、晋安王司马任约等率军于江陵南岸马头筑垒，遥为声援。时梁各处所征兵马未至，西魏军多路攻城，初受挫，后猛攻，并在内应相助下入西门，克外城。梁元帝退保内城，当晚命属官焚图书14万卷，次日出降，后被杀。十二月，于谨回师，将被俘的梁王公、百姓数万人驱往长安。西魏立萧詧为梁主。此后，长江中上游的荆、雍、梁、益诸州，全为西魏所有。

西魏恭帝三年（556年）宇文泰死，由嫡长子宇文觉承袭为安定郡公、太师、大冢宰。诸子幼小，宇文护掌管国家大政。宇文护是内蒙古武川人，宇文泰之侄。宇文护是西魏、北周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是宇文氏政权由西魏过渡到北周至关重要的一环。宇文护在旧日与宇文泰并肩的大将于谨的支持下统理军国大事，为大司马，封晋国公。

557年，他以宇文泰嗣子宇文觉幼弱，想乘宇文泰的权势和影响尚存时早日夺取政权，因迫使西魏恭帝禅位于周。不久，就杀了元廓。同年，宇文觉称周天王，建立北周。护为大司马，封晋国公。宇文觉也是少年坚毅刚决，不满宇文护的专权。赵贵、独孤信对宇文护也是相当的不服。他们一起鼓励宇文觉除掉宇文护。于是宇文觉招了一批武士，经常在皇宫后园演习如何擒拿宇文护；他又与大臣商量，决定于某一天开宫廷宴会时，抓住宇文护杀掉。谁知他们的阴谋还来不及实施，就有人向宇文护告密了，反被其先发制人，杀赵贵（满门抄斩），罢了独孤信的官，后来孤独信也被赐死。武成元年（559年），宇文觉被废黜（后被毒死）。

事后，宇文护迁大冢宰（当时的宰相），并拥立宇文泰另一个儿子宇文毓，是为周明帝。宇文护看来，宇文毓温文儒雅，就立他为帝。而宇文毓却并不如宇文护所想象的那般懦弱无能，他在处理事务中逐渐显露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才干。他周围逐渐集聚起一批老臣元勋。他致力于发展经济，在百姓中也威望日高。为了试探一下，宇文护假惺惺地搞了一次“归政于帝”的举动，把除了军权以外的所有权力都交还给皇帝。谁知宇文毓毫不客气地照单全收，并把自己的名号正式改为皇帝（在此以前，北周的最高统治者不称皇帝而叫天王）。所有这些，都引起宇文护的疑惧和不安。于是，武成二年（560年）指使一个御厨在明帝的食物里下了毒药，毒死了明帝。

尔后，又立宇文泰四子宇文邕为帝，是为周武帝，实际大权仍由他掌握。宇文护虽性宽和而不识大体，委任非人而久专权柄，又素无戎略，两次伐齐都大败而归。诸子贪残，僚属恣纵，蠢政害民。宇文邕与弟卫王宇文直策划，于建德元年（572年）诛杀宇文护，重夺政权。

北齐后主高纬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他对理政全无兴致，日常生活却十分奢侈。高纬整日里和一些宠臣、美姬鬼混，自弹琵琶，唱无愁之曲，近侍和之者以百数。齐朝的老百姓给他送了个雅号，称为无愁天子。高纬还随意封官，连他宠爱的狗、马、鹰、鸡都被封为仪同、郡官、开府。北齐的政治一团漆黑。

北周武帝看清了北齐混乱的局势，决定出兵伐齐。建德四年（575年）七月，周武帝命宇文纯、司马消难，达奚震为前三军总管，宇文盛、侯莫陈琼、宇文招为后三军总管。杨坚、薛迥、李穆等率军分道并进。周武帝自率大军六万，直指河阴（参见河阴之战）。周军进入北齐境内，纪律严明，“禁伐树践稼，犯者皆斩”。颇得民心。不久，周武帝所部顺利攻下了河阴城（今孟津县东）。齐王宪部拔武济，进围洛口，攻下了东、西二城。周军包围中城（今孟县西南）达二十天，久攻不下。周武帝自率所部攻金墉城不克。九月，齐右丞相高阿那肱从晋阳率大军援救河阳，周武帝得了急病，只得退兵。

建德五年（576年）十月，北周再次出兵伐齐。此次伐齐，周武帝集中了十四万五千兵力，改变了前次进军路线，亲自率部直攻晋州。他对群臣解释此举意图时说：“前出河外，直为拊背，未扼其喉。晋州本高欢所起之地，镇摄要重，今往攻之，彼必来援；吾严军以待，击之必克。然后乘破竹之势，鼓行而东，足以穷其巢穴，混同文轨”。周军以越王盛、杞公亮、随公杨坚为右三军，谯王俭、大将军宝泰、广化公丘崇为左三军，齐王宪、陈王纯为前军。十月下旬，周军主力进抵平阳城下，北齐晋州刺史崔景暠等投降。平阳为晋阳门户，在军事上具有重大意义。周武帝接受了上次伐齐失败的教训，派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安定梁士彦为晋州刺史，留精兵一万镇守平阳城。

北齐后主高纬在周军进攻平阳的时候，正带领妃子冯淑妃在天池（今山西宁武县西南管涔山上）打猎，晋州告急的文书，从早晨到中午飞马传送了三次，右丞相高阿那肱居然不去报告高纬，理由是：“大家正为乐，边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闻！”一直到晚上，信使来说：“平阳已陷。”高阿那肱才上奏高纬战事情况，冯淑妃却要求高纬“更杀一围”。高纬竟然置如此紧急的战局而不顾，又和冯淑妃尽兴打起猎来。唐诗人李商隐《北齐二首》诗云：“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著戎衣。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回。”就是讽刺此事的。

建德五年（576年）十一月初，北齐后主率齐军主力十万到达平阳，开始将平阳城包围，昼夜不停地攻打。城中情况危急，城堞皆尽，城墙完好处不过数仞而已。齐周双方短兵相接，或交马出入。周外援不至，守城将士有些惊慌，梁士彦慷慨自若，对将士们说：“死在今朝，吾为尔先。”于是周军奋勇争先，无不一以当百。齐军稍退，梁士彦立即命令城中军民乃至妇女，昼夜修城，三日就把城墙修好了。齐军挖地道攻城，城坍陷了一处，将士乘虚而入，可就在这紧急关头，高纬突然命令将士暂停攻城。原来传说晋州城西石上，有圣人遗迹，高纬要和冯淑妃同去观看，冯淑妃涂脂抹粉，耽误了很长时间才姗姗而来，这期间，周军早已抢时间用木板把缺口挡住了。高纬又恐城中射出的弩矢伤了冯淑妃，特抽出攻城的木料，筑造远桥。这样一折腾，齐军失去了攻城的有利时机。

建德五年（576年）十二月，周武帝从长安赶赴平阳，周军其他各路也聚集平阳，约有八万兵力，周军临城而阵，东西长达二十余里。起先，齐军怕周军猝然而至，曾想出一个办法，在城南穿堑，从乔山至于汾水，齐王高纬见周军到来，便下令齐兵在堑北布阵。周武帝命齐王宪前去探看虚实，齐王宪回来很有信心地对周武帝说：“请破之而后食。”周武帝听了十分高兴说：“如汝言，吾无忧矣！”周武帝乘着马，巡视周军，一边走，一边高声读出各军主帅姓名以示慰勉，将士喜于被知，精神更加振奋。

两军交战，实力不相上下，后来齐军略略后退，冯淑妃就惊慌失措地大声喊道：“齐军败啦！齐军败啦！”齐录尚书城阳王穆提婆急忙对高纬说：“赶快走，赶快走呀！”高纬带着冯淑妃慌忙向高梁桥逃去。齐师君主一逃，顿时军心大乱，连战皆溃，死者万余人。“军资甲仗，数百里间，委弃山积。”

平阳之战，北齐主力实际已被打垮。高纬逃回晋阳，想逃往北朔州（今山西朔县），进而投奔突厥。他一出晋阳城，群百纷纷逃离，连穆提婆见大势已去，也转而投奔周武帝去了。

齐后主高纬逃到邺城，企图重整军容，斛律孝卿请他接见将士，并为他事先准备好讲稿，告诉他要“忼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高纬走到将士面前，突然记不起该要讲的话，于是大笑起来。见高纬笑，左右随从也禁不住跟着大笑。将士们见此情景，都非常气愤，纷纷说：“你皇帝都不着急，我们还急什么！”于是皆无战心。

高纬在邺，还搞了一个禅位的把戏，将皇帝位子让给了八岁的儿子高恒，自己当起太上皇来。577年正月，周武帝率军攻破邺城，高纬于先一日逃往济州，又从济州逃往青州，准备投奔陈朝，为北周追兵所俘，送往长安，第二年被杀。

周武帝灭齐，统一北方，在历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结束了自东西魏分裂以来近半个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使人民免受战争苦难，得以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从而促进了整个北方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广泛交流和发展，为隋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没有北周北齐的统一，就没有后来南北朝的统一。

北周宣帝宇文赟即位后，欲迁都洛阳，故开始对备受战争破坏的洛阳城进行修复重建。

大象元年（公元579年）春正月，宇文赟行幸洛阳，二月下诏修复旧都，原则是不奢不俭，而且把先前其他工程统统停下，专心营建洛阳宫。

为加快洛阳宫的建设速度，周宣帝命令征发太行山以东诸州兵，将原来他们每年一个月时间的徭役，增加为45日，同时参加劳动的工人常常是四万人左右，直至宣帝驾崩。

也就是在周宣帝下诏营建洛阳的这个月，他又下诏传皇位于其子宇文阐，自为太上皇。十二月，他带着大队人马来到洛阳视察督促建设进度。为赶速度，他连轿子都不坐，亲御驿马，日行三百里。文武侍卫数百人，也都乘马随从。并让四个皇后同时跟随，哪个落后了，便受谴责。

为了新都洛阳的繁荣，宣帝下令将相州六府迁移于洛阳，称东京六府，还诏令将当年高欢迁都邺城时从洛阳运走的石经，一并运回洛阳。他还诏令：凡是原来迁走之户，皆可以返回洛州；此外其他人若想迁往洛阳，也任其意。这些措施，在短时间内促进了洛阳的繁荣。

大象二年（公元580年）五月，年仅22岁的周宣帝驾崩，静帝大赦天下，并下诏停止洛阳建设工程。史载，北周所修建洛阳宫，虽未完毕，但其规模及奢华程度已远超汉魏。

大象二年（580年）五月十一日，北周宣帝宇文赟病死。周静帝宇文衍年幼，左丞相杨坚专政。杨坚为预防北周宗室生变，稳固其统治权力，以千金公主将嫁于突厥为辞，诏赵、陈、越、代、滕五王入朝；因尉迟迥（北周文帝宇文泰外甥）位望素重，恐有异图，遂以会葬宣帝为名，诏使其子尉迟惇召尉迟迥入朝；并以韦孝宽为相州总管赴邺取代尉迟迥。六月，尉迟迥恐杨坚专权对北周不利，公开起兵反对杨坚。七月，青州总管尉迟勤（迥弟之子）从迥反杨。迥所统相、卫、黎、沼等地；同时质其子于江南陈朝，以请援；并派人出使并州（治晋阳，今太原西南），欲招降上柱国、总管李穆，遭到拒绝。

时杨坚挟幼帝以号令中外。结好并州李穆，送千金公主与突厥和亲，以消除北方之患；加强洛阳守御，作为进讨尉迟迥的战略基地；并令计部中大夫杨尚希先发精兵3000人镇守潼关，防其偷袭。同月十日，杨坚调发关中兵，令韦孝宽为行军元帅，陇西公李询为元帅长史，郕公梁士彦、乐安公元谐、化政公宇文忻、濮阳公宇文述、武乡公崔弘度、清河公杨素等为总管，率军讨伐尉迟迥。随后，韦孝宽分兵进击关东各地降附尉迟迥的势力，彻底平定了尉迟迥之乱。战中，郧州（治安陆，今属湖北）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治蜀郡，今成都市）总管王谦先后举兵响应尉迟迥，反对杨坚。杨坚适时命柱国王谊、梁睿各为行军元帅，分别率军攻讨，均获胜利。同时，北周宗室诸王数次伺机欲除杨坚，杨坚均予果断处置，粉碎其夺权图谋。

此战，杨坚在控制北周诸王、加强中央统治的同时，和亲北方突厥，争取并州李穆，以巩固其左翼，并威胁敌军侧背，又乘叛军初起，相互配合尚不密切之机，以一部兵力东击梁、曹、城、金各地，解除右翼威胁，并掩护主力行动，造成战略上有利态势，掌握了战争主动权。主力进攻时，置途中敌之坚固据点于不顾，急寻敌军主力决战；沁水战胜后，又直趋邺城，消灭叛乱中心，终于迅速平定叛乱，在军事上为其代周建隋奠定了基础。

581年，杨坚代北周，改国号隋，北周亡。

北魏分裂成东、西魏后，双方大体沿着陕西、山西两省边界的黄河从北往南为界线，北周承接西魏政权，大体控制黄河以西，秦岭以北的土地。也就是所谓的关陇地区。

宇文泰注意听取臣下的不同意见，早在大统五年（539年），他就下令置纸笔于京城阳武门外，以访求得失。当丞相府记室柳虬提出纳忠谠之言的建议时，宇文泰欣然采纳，并要求史官记事，须得失无隐。宇文泰的这种做法，有助于西魏吏治的清明。

在政治上北周奉行以德治教化为主，法治为辅的统治原则。要求各级官吏用儒家学说修身，躬行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等，恪守这些儒家道德规范。同时又向人民灌输孝悌、仁顺、礼义，用这些儒家伦理纲常观念束缚人们思想，以心和志静，邪僻之念不生，稳定统治秩序。

在用人上北周奉行唯贤是举，不限资荫，只要德才兼备，那怕出身微贱，亦可身居卿相。这一选官思想体现了打破门阀传统的新精神，保证了西魏吏治较为清明，也为大批汉族士人进入西魏政权开辟了道路。

宇文泰将来自不同方面的人聚拢在自己周围，如李弼原是侯莫陈悦帐下大都督，且互为姻亲，后倒戈归附，宇文泰毫无戒备之心，予以重用，成为统率府兵的八柱国大将军之一。柳敏原是东魏河东郡丞，宇文泰克河东后得之，当即拜为丞相府参军事，后来成为帮助宇文泰制定国策的核心人物。再如武功大姓苏绰，宇文泰对之推心委任而无闲言，如有外出，常常预署空纸授绰，若须有处分，苏绰可以随事施行，事后启告一下即可。正因为宇文泰能唯贤是举，用人不疑，因此西魏政府上下协力，内部团结，保证了各项政策措施的顺利执行。

为了整治吏治，宇文泰将贪赃者，放宽到满三十匹才处大辟死罪。这比《梁律》的满十匹处死和北魏北齐的“赃满一匹者死”都要宽松，但是这是为了更好地执行法律。他赫然公告：“杀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史书记载北周“用法颇严”，一旦发现贪赃枉法的官吏，即给予惩治。

对于以前的贪官，北周还制定了“征备之法”，就是以前犯的事赦免，但只要有线索可以追查到的，一定要追查到底，记录在案，贪赃所得一定要追索回来。

在法律上，宇文泰主张不苛不暴，既要“法不阿贵”，官吏犯法一视同仁，如宇文泰的内兄王世超，任秦州刺史时，骄横州县，结果被赐死。位至大将军的郑伟不遵法度，结果被免职。另一方面又要求断案者慎罚，力戒楚毒之下，自痛自诬，尽量减少冤假错案。大统十三年（552年），宇文泰又下令废止流传了二千余年的宫刑。

宇文泰改革官制也和建立府兵制度一样，具有浓郁的复古色彩，只不过前者是从汉族古代社会寻找依据，后者是从鲜卑族的部落时代得到启发。宇文泰通过这种托古改制，给自己的统治披上一件正统的外衣，以向人们显示，宇文氏政权并非僭伪，取消民族间的心理隔阂。而在府兵制中，则通过鲜卑化，照顾鲜卑民族的感情，泯灭府兵中的民族界限。宇文泰通过这些改革，巩固了统治基础。

西魏立国后，形势极为险峻，其时，天下三分，东有高欢大军压境，南有萧梁不时构衅。尤其是高欢，视西魏为劲敌，急欲将其扼杀于襁褓之中，而东西魏力量对比又十分悬殊，东魏地广国富，人口逾二千万，兵强马壮，高欢能调动的军队不下二十万；西魏地狭国贫，人口不满千万，宇文泰直接掌握的军队不过三万余人。同时，西魏立国之初，关中即遭大饥，人心浮动。宇文泰也看到了这种形势，大统元年（535年）三月，他命各衙署斟酌古今以来的治国经验，且可以用于现实者，制订颁行了二十四条新制。并提拔了武功大姓苏绰为大行台左丞，参与机密，拟订治国大纲，革新政治。

宇文泰首先进行的是改革军制，建立府兵制度。

大统三年（537年），宇文泰开始整军。先是，东魏连年入侵，永熙三年（534年）八月，高欢帅师攻克潼关，进逼华阴（今陕西华阴西南）；大统元年（535年）春正月，东魏大行台尚书司马子如率军再攻潼关，见宇文泰已有准备，遂挥师攻华州（治华山，今陕西华县），赖着刺史王罴的拚力死战，才打退了东魏进攻；大统二年（536年）三月，高欢又亲率万骑袭取夏州，徙五千户而归。不久，又袭取灵州，徙五千户而归；大统三年（537年）正月，高欢又领军屯蒲阪（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于黄河上架设浮桥，准备渡河攻潼关。高欢恃戎马之强，年年进攻西魏，虽然未曾得手，但宇文泰知道，长此下去，实力处于劣势的西魏必然难以支持，当务之急，是要提高士气，增强战斗力，开拓兵源，扩充军队。

大统三年（537年）七月，宇文泰集诸军于咸阳，八月，率之于潼关整军，宣布军法军规，不得贪财轻敌，不得作威于百姓，与敌作战，用命则赏之，逃脱皆戮之。通过这次整顿，西魏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不久，高欢率二十万大军入侵，西魏以少胜多，在沙苑（今陕西华阴县境内）大败高欢，俘敌八万余人。

随著军队素质的提高，宇文泰又进一步扩充军队，壮大军事力量。初，宇文泰在接受贺拔岳的以武川兵户为骨干的军团时，这一军团人数不过数千人，击败侯莫陈悦后，其大将李弼拥众万人来归，以后，跟随孝武帝元修入关的由鲜卑族人组成的北魏宿卫禁旅也有近万人，合起来，宇文泰掌握的军队约有近三万人，分别由十二个将军率领。沙苑之役后，又通过收编降军等不断补充，人数渐渐增多，到大统八年（542年）三月，正式建立六军，时已有兵约十万人。

大统九年（543年）二月，高欢将兵十万，渡过黄河，据邙山（今洛阳西北）列阵，宇文泰领军击之，战于邙山，大败，士卒损失六万余人，经过数年经营建立起来的一支军队损失大半。而当时关陇地区的鲜卑族人数有限，不可能再大量补充军队，因此，邙山之战后，宇文泰开始从汉族中间吸收兵员，三月，宣布征募关陇地区的豪强地主武装。在北魏末年的关陇起义中，豪强地主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组织乡兵，东西魏分立后，这些地主武装并没有解散，仍然控制在豪强手中。宇文泰通过广募豪强以充军旅这一措施，把这些分散的乡兵武装变成中央军队的一部分，由政府选择关陇地区有名望的人物来统领，从而，既加强了中央对军队的控制，削弱了北魏末年以来的地方势力，又促进了武川军人集团与关陇地主的联合。此后，到大统十六年（550年），又进一步把征兵对象扩大为所有的均田户，这样，西魏军队中汉族士兵的比重进一步增加。

宇文泰又对军队统辖系统进行改革，形式上采取鲜卑旧日的八部之制，立八柱国。除宇文泰自己在大统三年（537年）由西魏文帝任命为柱国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为西魏军队的实际统帅外，又在大统十四年（548年）任命西魏宗室广陵王元欣为柱国大将军，但仅挂虚名，并无实权，另任命赵贵、李虎、李弼、于谨、独孤信、侯莫陈崇六人为柱国大将军，实际统率六军。每个柱国大将军下有两个大将军，共十二大将军；每个大将军下有两个开府，共二十四开府；每个开府下有两个仪同，共四十八仪同；一个仪同领兵约千人，一个开府领兵两千，一个大将军领兵四千，一个柱国大将军领兵八千，六柱国合计有兵四万八千人左右，这支军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府兵。

宇文泰借用氏族部落的血缘纽带来组织府兵，使官兵之间蒙上了一层宗族的亲密色彩，以搞好将领和士兵间的结合，提高府兵的战斗力。事实上，府兵的组成，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倒退到氏族关系中去，但由于这种兵制多少带有一些过去部落兵制的色彩，因此从那些曾经沦落为兵户的六镇鲜卑来看，身份提高了，地位改善了，从而使府兵的战斗力也增强了。

大统七年（541年）九月，宇文泰颁行了由苏绰起草的六条诏书，“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十一月，又颁布了十二条新制，和大统元年（535年）三月颁布的二十四条新制合在一起，共三十六条。六条诏书和这些新制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并据此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宇文泰在经济上根据儒家先富后教的传统观念，积极劝课农桑，奖励耕植，并相应地制定采取了一些措施。首先就是将被破坏了的均田制恢复起来，使那些由于土地兼并、战乱、天灾而丧失土地，流落他乡的农民和土地重新结合在一起，从而为农民的生产活动提供了条件。西魏均田制的授田、租调和北魏虽有差异，但变化不大，在役制上却变动较多，对服役年龄、时间、人数都作了重新规定。服役年龄从北魏时的十五岁改为十八岁；服役时间则根据年成丰歉而定，丰年不超过一月，中年不超过二旬，下年不超过十天，使役期大为缩短；人数上则规定每户农家服役者限于一人，避免过多地动用民力，妨碍农业生产。同时，宇文泰还颁行了户籍制度和计帐制度，即预定次年徭役概数的计帐之法，以求赋役的征发较为合理，还对绢的长度作了统一规定，以四十尺为一匹。

宇文泰除了制定颁行上述经济政策外，还明确规定了地方官吏在发展生产方面的职责。每到岁首，州县长官必须督促百姓，无论少长，但能操持农器者，皆令就田，务必不失农时。对于那些游手怠惰，好逸恶劳，不事生产者给以处罚。由于宇文泰衡量牧守政绩的标准之一就是劝课农桑，因此地方官吏大都重视农桑生产，经济逐渐发展，到宇文泰死之前，已经出现了一个仓廪充实的小康局面。

在思想文化上宇文泰雅好儒术，以儒家学说作为思想武器，去除鲜卑族的一些落后习俗和摒弃当时思想领域中风靡一时的空谈玄理、崇佛论道一类的腐朽风习。在京师长安设立国子学，拜儒学大师卢诞为国子祭酒，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大批具有儒家思想观念的人士，作为政权的支柱。还根据先秦典籍《尚书》中的《大诰》一文的格式，制定《大诰》一篇，作为文章的样式，于大统十一年（545年）宣示群臣，明令自今后文章须皆依此体，力图以此矫正浮华文风。

六条诏书颁行后，宇文泰令各级官吏学习背诵，规定凡不通六条及计帐之法者，都不能为官，保证了这些措施的实施，刷新了西魏一代政治。

572年，周武帝诛杀宇文护，把大权收归己有之后，于次年十二月，又召集道士、僧侣、百官再次讨论佛、道、儒三教的问题。这一次，“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把佛教抑为最末，事实上已是灭佛的前奏。当时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还一个劲地争辩不休，说明佛教当在道教之上，心里很不服气。而另一些明眼人却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异国，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他们认为周武帝这样做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因为“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

僧侣的讥讽、反抗都无济于事，反而更增添了周武帝对灭佛的决心。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建德六年（577年）正月，周武帝率军攻入齐邺城。当时齐地佛风最盛，周武帝决心将尊儒灭佛的政策在齐地推行。齐国有一个叫熊安生的国子博士，博通五经，听说周武帝入邺城，连忙叫家人扫门准备迎接周武帝前来拜访，他的家人都感到奇怪，熊安生说：“周帝重道尊儒，必将见我。”果然不久，周武帝就亲自来拜见他了。周武帝给了这个儒生很高规格的礼遇，“不听拜，亲执其手，引与同坐，赏赐甚厚，给安车驷马以自随”。在尊儒的同时，周武帝又召集北齐僧人，讲叙废佛的理由。僧人慧远以地狱来威胁周武帝，他警告周武帝说：“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邪见入。阿鼻地狱不简贵贱，陛下何得不怖。”周武帝没有惧怕所谓死后下地狱的警告，下令禁断齐境佛教。

周武帝灭佛一事，被佛教徒视为佛教浩劫，竭力攻击。但从当时历史来看，周武帝的灭佛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利大于弊的。周武帝不顾世俗偏见，从574年到578年，他下令“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第宅。三方释子，灭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周武帝灭佛，时间较长，涉及面广，触动深，成绩很可观，这一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此当时有人称赞说：“帝独运远略罢之（指灭佛），强国富民之上策”。灭佛事实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的作用。正因为北周成功的灭佛运动，才使它国力大大增强，为灭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朝末期，北齐，北周政权相继建立，与南方的陈朝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北齐的统治中心在山东之地，北周位于关陇地区，因此北朝后期的北方形成了东西两大文化区域。北周灭北齐之后，从山东之地征召大量有识之士，其中最主要的是以卢思道，薛道衡，李德林为代表的十八文士。出于政治稳定和安抚人心的需要，随驾入周的十八文士受到了一定的礼遇，但亡国之余的身份又使他们饱受猜忌打压，心态逐渐由北齐时期的积极向上转为消沉低迷，其文风也随之而变。北齐时期热衷于歌功颂德，伤春悲秋的风气一扫而空，十八文士开始借物咏怀，反思生命，总结得失，其文学创作的思想性和抒情性有了很大提高。另一方面，十八文士入周也带来了东西两大地域之间各民族文化，政治理念和社会观念之间的融合与碰撞。十八文士入周使东西之间的文学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文学创作逐渐摆脱了政治的束缚，开始注重审美诉求与情感表达。

北周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王朝，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是应该受到重视的。北周时期西域地区各种文化密切交融，音乐作为其中的重要代表呈现出来源广泛，数量繁多，成分复杂的特点。这些风格独特而又共存共融的西域音乐与北周音乐关系极为密切，经持续与大量东传进入北周后对北周乃至后世音乐影响甚巨。

北周乐府具有多重文化元素。以宇文泰为首的北周建立者，力图从儒家经典中探求治国方略，北周的礼仪制度主要效法周礼进行建置。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已不可能恢复周礼制度。宇文泰集团审时度势，一方面提倡儒学，一方面大力推行有别于东魏和南朝萧梁的关陇本位文化政策。关陇一带自古多是胡汉杂居之地，河陇一带自汉武置河西四郡，也多有儒学世家。经汉末魏晋十六国数百年的民族迁徙，政权更迭，宗教文化的传播，关陇地域已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与礼仪制度密切相关的北周乐府建制及乐府文化特色，也不可能完全承袭周礼，所以北周的礼仪制度无法全部模仿周礼，其结果不但没有将传统五礼全部恢复，而且在礼仪建设中不得不自创改造，以适应时代文化的需求。所以建立起来的礼仪制度实际上属于多民族文化交流特色的乐府体系，即汉礼为主杂以胡风的礼仪制度。音乐体制方面依托南朝雅乐融入胡声，旧曲，建立起宫廷音乐，并仿效周制，以乐配礼，同时沿袭魏制建立了乐署乐官。为礼乐制度服务，乐府诗多宫廷诗，尤其多郊庙歌辞，少文人言志诗，缺乏乐府民歌。礼乐制度建设带动了文人乐府诗创作。由于民族交流频繁促进了各地域，各民族音乐的传播和相互融合。北周统一北方期间，北狄乐，西域音乐，外国音乐，中原旧乐，南朝音乐，鼓吹曲，杂曲音乐等实现了初步融合，为隋代七部乐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北魏神龟年间（518年—520年）全国有500万户约有三千余万人，北魏末年因政治腐败先后爆发六镇起义、莫折大提起义、杜洛周起义等，境内户口锐减至3375368户。自周齐鼎立年间户口得到恢复，至577年北齐境内有3302528户、20006886人，大象二年（580年）北周原境户口统计有359万户、9009604人，因该户数与隋大业五年（609年）北周旧境的298万户相互矛盾，每户2.5口的户均口数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故学者王育民认为该户数是传抄笔误，即“一百五十九万”误植为“三百五十九万”，并认为北周平齐后户数达600万户，学者路遇则认为北周原境算上军户及少数民族人口应有1250多万人，平齐后则有325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