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濮良汉，江苏海门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后赴苏北解放区参加革命。1949年随军至苏州工作，1957年调苏州市文化局，参加文艺管理工作，至1989年离休。先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苏州市委、中共苏州市委办公室工作，曾任苏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局长，苏州市文联主席。曾兼任江苏省曲艺家协会主席、苏州评弹研究会干事长、江浙沪评弹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曲艺志副主编、中国说唱文艺学会副会长等职。

周良 (1926—　)。原名濮良汉，江苏海门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大夏大学，后赴苏北解放区参加革命。1949年随军南下，先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苏州市委、中共苏州市委办公室工作。1957　年后曾任苏州市文化局局长、苏州市文联主席等职。自参加文艺工作后，即从事评弹理论研究工作，编著有《苏州评弹旧闻钞》（1983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评弹史话》（1983　年江苏省戏曲丛刊）、《苏州评弹艺术初探》（1988　年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论苏州评弹书目》（1989　年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等，还主编了《苏州评弹知识手册》、《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江苏卷》、《中国曲艺志·江苏卷·苏州分卷》，从事《评弹艺术》的编辑工作。此外，曾在全国报刊上发表过不少关于评弹的专论。2006年，因对苏州评弹50年的突出贡献，获第四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

现任江苏省曲艺家协会主席、江浙沪评弹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曲艺志》副主编。 与何占春、吴宗锡合称评弹三剑客。

“我这30年基本可以分为三段，一段是在文化局工作，一段到文联，一段就是离休回家了。”80多岁、头发雪白的周良精神矍铄、思路敏捷，对往事的回忆也有条有理。“上世纪70年代，评弹事业复苏，80年代到90年代，包括评弹在内的地方戏曲遭遇困境，甚至出现了听任‘自生自灭’的声音，而30年过去了，评弹等地方戏曲不仅存在且生命力旺盛。”

当工作成为最大爱好

“虽然我是海门人，可同属吴语区，我听得懂评弹，只是之前听得不多。”谈起最初与评弹的接触，周良这样说。1957年来到苏州市文化局工作，不久后周良开始分管戏曲和评弹，“文革”后重返文化局领导岗位的他更是专注于评弹事业。1983年，调到文联工作，他还是主要和评弹打交道，而在1989年离休之后，对评弹的研究也没有停止。

为什么会如此专情于评弹？“关心评弹是从工作需要开始的。”周良说。“因为分管评弹工作，自然要和评弹艺人打交道，要听书。而且上世纪50年代末，陈云经常来上海、杭州和苏州，来听书，来了解评弹情况，也就逼着我们了解本地的评弹情况，不然首长问起来一问三不知怎么办？”就这样，周良不仅开始走进书场听书，还开始了评弹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文革”期间，这样的积累也在悄悄进行着，周良在自己的第一部评弹专著《苏州评弹旧闻钞》的初版后记曾对相关资料的失而复得有这样一段生动的记录：“在‘十年浩劫’中，这些资料能保存下来，有很大的偶然性。这一袋资料，开始也遭到受审查的命运，进了‘集中营’。一次，我奉命打扫，清理‘战场’。在地上发现了这些资料，就偷偷藏起来了。那是1967年的事。”1975年，生病休息的周良开始了这些资料的整理，按年代先后，分类编排，还加了点按语，而当时只是希望相关资料能够保存下来。1983年，《苏州评弹旧闻钞》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主要是辑录的苏州评弹史料，虽然这些资料来源于几百本地方史料、笔记小说等，但我前后看过的相关书籍少说也要几千本。”“文革”后，评弹演出队伍减少，书场减少，书目荒也十分严重。1980年，江苏、浙江、上海联合成立了评弹研究会，呼吁重视评弹艺术，发动评弹演员演出，积极进行书目的整理、创作和改编。1984年，江浙沪评弹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三地文化部门领导、曲协领导都参与其中，领导小组办公室就设在苏州，周良是这个办公室的主任。“这个办公室还存在着，基本每年要开一次会，做些评弹界的交流协调工作。”

评弹的生命线在书场里

“苏州评弹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弹保护的重要性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但从评弹保护和发展的现状看还是需要付出艰苦努力的。”在周良看来，重视长篇书目、重视书场艺术的建设是保护好评弹的关键之一。“苏州评弹的演出以在书场演出长篇书目为主要形式，长篇书目及其演出是评弹艺术的生命线。”

周良说，一方面，长篇书目通过足够的篇幅和容量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复杂的历史过程以及社会、人文心态，塑造众多生动的人物形象，充分体现自己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书场演出可以深入群众，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强盛的艺术生命力。重视长篇书目建设、重视书场艺术提高从根本上说是对评弹艺术规律的尊重。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好评弹。”

“现在不少的评弹演出是唱开篇，把评弹当作了歌曲，其实离开了说表，评弹怎么唱得过流行歌曲？”周良说，一部评弹长篇要在书场里演上10天、20天，要让听客今天听了，明天还能再来，对演员是个考验，但同时也有利于艺术积累。“评弹以说为主，唱为说服务，如果只是唱就会显得单调，作为曲艺的一种，一曲百唱很重要，而不是像歌曲那样一曲一唱的。”周良说，评弹的叙事与众不同，叙事中有第一、第二、第三三种人称，视角变化很多，与一般小说等只有第一、第三两种人称有很大不同，说书人的语言、角色的语言自由变化。此外，评弹叙事中还存在着过去、现在、将来三个时空，与一般戏曲只有一个时空也很不同。“如此的叙事特色在开篇演唱中是没法体现的。”周良感慨颇深。

研究评弹的人太少太少

采访中，陈云的点滴往事，周良常常提及，其中，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首长对于评弹的研究态度，“一部书群众喜欢不等于好，要对人有益才是好”，“评弹要像评弹”等至理名言让周良一直铭记着。打开收藏在书柜深处的一个牛皮纸信封，周良向我们展示了他细心收藏着的一些首长来信，其中一张白纸上用铅笔写着“苏州评弹学校”六字，那是陈云1979年为苏州评弹学校复校题写的校名。“苏州评弹发展的历史很长，但作为曲种的研究还在起始阶段，后续队伍有待培养。”风趣的周良告诉记者，如今曲艺界搞研究的大多是像他一样的“老头子”，苏州评弹研究也一直希望有年轻的大学生、研究生加入。

上世纪60年代，为加速评弹资料的收集并开展研究工作，周良牵头成立了市曲联艺术组资料室，开始了资料、史料收集和长篇书目的记录整理，也陆续形成了一些评弹史料和老艺人回忆录等。在他去年2月出版的《苏州评弹艺术论》中，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附表：一张是建国后出版的评弹研究资料和工具书目录，一张是建国后出版的评弹研究著作目录，两张附表共列出评弹专著41部，其中由周良编、写的有17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50年评弹研究的成果。“搞评弹研究比搞评弹还要难。”周良告诉记者，这些年专门上门拜访他，寻求指点的人有不少，一些研究生围绕评弹来写论文，有的甚至来自国外。但这些研究者最终并没有像周良这样坐下来，成为评弹研究者。

周良告诉记者，评弹的研究工作包括史料收集和整理，脚本的收集和整理，评弹的工具书的编写，评弹史的撰写，评弹艺术的研究等。像去年他担当主编的《苏州评弹书目库》就属于评弹脚本的收集和整理，目前，第一辑进入了校对阶段，收入了《西厢记》等4部共9本传统书目。“今年准备编好第二辑，工程很大，书编好了可以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文本资料。”

2006年，周良以曲艺理论家的身份获得了第四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的终身成就奖，这个代表业界肯定的奖项并没有让周良放慢评弹研究的前行步伐，除了主编《苏州评弹书目库》外，担当的《中国曲艺志》审稿工作也已基本结束，《苏州评话弹词史》等新作也在赶写中。有人说，苏州评弹这门艺术，因为有了周良，才有了在学术层面的分析、总结和提升。

2012年10月著名评弹理论家、文化部江浙沪评弹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周良近日做客上海师范大学，在该校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评弹研究室“评弹与江南社会”系列讲座上主讲《陈云文艺观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并纵论苏州评弹经验教训。87岁高龄的周良1957年后先后任苏州市文化局局长、苏州市文联主席、江苏省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曲艺志》副主编，是苏州乃至江苏省曲艺界的老领导，曾与陈云有过多次交往。这次讲座上，周良系统概括了陈云的文艺思想，尤其是对评弹艺术的具体指导思想，如认为文艺要有市场观念，接受市场检阅，但又不能唯市场的论述；长篇是苏州评弹的承载，中、短篇作为百花齐放可以同时存在；　强调对传统书目的保存和发展；等等。在报告的第二部分，周根据自己的体会谈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评弹工作经验教训的看法。他认为，过去所片面强调的艺术为政治服务、经济上平均主义等等，是导致评弹危机的重要因素；又高屋建瓴地谈了苏州评弹的现状与未来。上师大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唐力行教授总结时指出，周良的讲座具有很强烈的指导意义。据悉，该中心评弹研究室今后还将邀请其他评弹理论工作者和老艺术家前往授课，以加深工作人员对苏州评弹的认识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