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
孔子之前二百多年，有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不为常人所知。其人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故学者在系统的专著中无不提及。但是，评价尚嫌不足。
此人是西周末年的王朝太
史伯阳父，亦称史伯。西周太史，掌管起草文告、策命诸侯、记录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
天文历法等，为朝廷重臣。
史伯的言论见于《
国语》，主要是《周语上·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论周将亡》《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两篇文字。《史记·周本纪》《史记·郑世家》亦有所载，显然是参考《国语》而记。文献资料简略，是后人对史伯重视不够的主要原因。
上引史伯
哲理性的话译成
现代汉语，大意是：“和”确能生成万物，“同”就不能增益，而只能止步不前。用一物匀适地融入另一物叫作“和”，因此而能丰富、发展，并使万物不脱离“和”的统一。如果用相同的东西补充相同的东西，那么这种东西完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种声音，单调得没办法听；只有一种物品，单调得没办法看（没有文彩）；只有一种口味，单调得令人生厌；只有一种事物，单调得无话可说。
史伯已经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和根本法则就是“和”，即二元乃至多元的对立统一。事物的不断生成，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也就是“和”的不断展现，矛盾
对立统一规律的不断展现。这既是
客观世界的自在过程，又是人的
主观世界的能动过程。
从人的认识和实践来说，一方面要尊重客观世界自然的“和”，不能从根本上加以人为的破坏，一方面要创造各种各样、方方面面的“和”。最简单的事例，土加土，还是土，水加水，还是水，只有量的增加，没有质的变化；土加水，则成泥，便可垒墙筑屋，再加火烧，则成各种陶器及砖瓦，便可方便生活、美化生活。总之，人要认识“和”的本质，运用“和”的法则。
史伯正是以“和”的思想为指导，给
郑伯友分析王朝之弊的，指出周幽王的要害是“去和而取同”。史伯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周幽王抛弃光明正大，喜好鬼鬼祟祟和邪恶的谗言；讨厌贤明正直的忠臣，而亲近愚顽智昏和无知鄙陋的小人。断言不出三年周必亡。
二百多年后，
齐国思想家、政治家
晏婴对
齐景公讲的和同之别（《左传·昭公二十年》），与史伯所言完全一致。可以想见，晏婴是在看到相关记载之后接受了史伯的思想和观点。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路》），也是这一思想的延续。而孔子之孙子思，糅合了孔子的中庸思想，作了更高的理论阐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今之众多学者认为，“和”是
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非虚言也。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实现和谐则万物生长繁衍，如果完全一致，则无法发展延续。强调“和而不同”这是对“和”最好的诠释。和，是不同事物的相承相继，是多样性的统一，它承认矛盾，是矛盾发展的协调统一；同，是相同事物的叠加，它回避矛盾，掩盖事物之间的差异。表现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同”是唯唯诺诺，无原则的苟合或同流合污；“和”则是有原则的和谐相处，就是说，凡无关原则的小事，要理解忍让，不要小题大做、闹不团结；凡事关
原则性的大事，则要坚持原则，一丝不苟。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同”是是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和
死气沉沉、紧张压抑的
一言堂；“和”则是上下级的互相尊重和坦诚议政、集思广益的“众言堂”。